今天读了张文木先生以“中印缘何成了两条道上的车”一文，可以说百感交集，因为，放在全球视野上说，中国的发展有中国制度性逻辑，印度的发展亦是制度逻辑的必然，也就是说，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各异，其发展结果也不同。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印两国有趋同之势，比如说两极分化，私有制下的经济殖民化。现在看，不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其改制速度都在加快，如果没有通钢、林钢等工人阶级的护宪行动，私有化的狂潮才有所减弱（但并未退潮），为经济全面殖民化创造了比较成熟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社会主义的经济主体是公有制。我这样说，中国的高官层或高级智囊层，一定说我不懂社会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私有制。但是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类自从脱离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建立前，之后的全部历史都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我想，就没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了，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均富，也就是共同发展。而均富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公有制，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重构社会主义的要义在于重新规制公有经济。
二，公有制的制度保障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因为，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就会合谋掠夺国有资产，比如，近几年的企业改制，就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合谋掠夺国有资产的产物。而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完成掠夺国有资产的目标，一是破坏了社会主义价值判断体系，使人民大众误以为精英的话是对的：掠夺是世界上最合理也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权力精英取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由过去的权力、知识、民众三者共同说了算，变成权力与知识精英说了算，而且，前面是知识精英的理论开道，后边有权力精英的强力助推。当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成功完成了掠夺目标后（改制），下一个目标就是政治改制了。
三，也就是说，由前两个，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保障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保障，才有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经济机制，其目标就是激活全民创造潜力。
四，如果说前两次飞跃虽然艰难更还基本顺利的话，中国的第三次飞跃尚未起步，飞跃的基本条件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中国失去了飞跃的制度保障。因为，制度是民众平等分享资源的高效配置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前提条件。人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一在于能否激活民众共同的创造潜力，二在于资源的占有和高效利用，而拥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才可能谈飞跃。
五，从张文木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读到，其实张先生重点想说的，就是中国别重蹈印度覆辙。或许，张先生警告为政者，尽快摆脱私有化导致的经济殖民化危局，重新规制中国第三次飞跃的制度保障。有人认为，劳动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已经做好了流血的精神准备，或许，这也是全国民众共同的精神准备。
六，本文写好几天，一直没发，因为国庆就要到了，不想给国家和民众添堵。但是，今天读了潘维先生“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我就沉不住气了。以前，我对潘先生的观点是赞同的，因为，他一直把中国六十年放到平面上看，经验教训一目了然，为此，我赞叹潘先生的过人智慧。但今天读了潘先生在“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后，倍感沉重，因为，我发现潘先生对中国经济殖民化倾向，缺少应有的警觉，相反，还沉醉于后三十年的成就中。后三十年财富放量增长，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就绝对不会有后三十年的放量，中国古人都懂得这么个简单道理，几千后的后人怎么就不懂了呢？这是一。其二，如果光看到成绩而看不到存在问题，看不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个得到的也会失去的问题，更是个失去发展能力的问题，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发展能力，这个国家就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存在意义。而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其本源来自有益于社会、有益人民、有益于世界的思想，因为，思想是价值秩序、制度秩序的萌芽，而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其三，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上，而创新能力、发展能力源自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中国后三十年在财富放量增长的同时，却拆除了激活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这才是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根源。
20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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