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取头为“药”说起
2009年10月？日，“文摘-参考”报第9版，转载了“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一条新闻：“救女心切，人头成了‘药引子’”。
全文内容十分荒唐，在此仅简略介绍梗概：父、母干涉女儿自由婚姻，致女儿得了精神病；其母听信传言，说人的脑袋做“药引子”能治好女儿的病；随后被游“医”骗奸，并长期同居，最后游“医”杀害了一个醉老汉，割下人头，交给疯女母亲做了“药引子”，疯女吃下毫无效果。于2009年6月22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了发生在四川绵阳市杨家镇的这起荒唐事：(游医)张贵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女孩的父、母分别判刑2年，缓刑3年和3年徒刑。发生在“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的这起荒唐案件，随着法院的宣判，此案虽基本落定了，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为什么“科学”叫喊的很高的近30年，不仅沒有出大的科学成果，反而很愚昧了？而且愚昧到了创了古今中外奇迹，这既是被鼓吹的 “科学”的悲哀，也是复辟、倒退、腐败的必然！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的名著《药》，描写的是用人血馒头治肺痨。这篇文章写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寓意了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烈秋瑾烈士们牺牲时流淌的鲜血，被愚昧无知者用作人血馒头治肺痨病；说明革命者没有广为宣传民众、动员民众；因此，革命没有成为民众自觉的行动，一些愚昧的人反而对腐败透了的满清皇朝抱有幻想，导至革命失败。当然，鲁迅先生写的《药》，其全部寓意本人没有这个水平理解清楚。
但热火朝天地宣扬了30年的“改革开放”，竟发生了杀人取头作“药引子”“治病”的极端荒唐事。鲁迅先生的《药》，揭露的是满清皇朝时期的事，那时是封建社会，科学极不发达，菩萨成了一些人的依托，封建迷信猖獗，宿命论盛行，总之比较愚昧。然而，在整天把“科学”放在嘴上喊了30年、更是资改派把其“创造”的“科学成果”一堆堆展示而尽情歌颂的时光，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未见有记载的杀人取头为“药”，为庆祝近30年“改革开放”树了一面伪科学大“新闻”。还是上述“书报-参考”同一版，转载了《半月刊》的文章：“六旬老翁遭刑讯逼供致死调查”一文，介绍了今年2月，安徽定远县公安局“把点燃的香烟插入受害人鼻孔，再往其头部套上纸箱，总计耗掉约90支香烟，让受害人连续数小时饱受烟熏之苦，再辅以打耳光、揪耳朵、敲脑门、用裤腰带吊起受害人单臂并猛压裤腰带，致其骨折，此外，还将受害人双手反铐，鞋袜脱尽，赤脚着地，不让吃喝睡觉，……”，至不治死亡，是人们闻所未闻致人死亡的酷刑。最近，安徽光明市法院对6名涉案刑警分别判处3至12不等有期徒刑。这是庆祝“改革开放”30年树起的反动司法的另一大“新闻”。加上这次60华诞国庆首都禁止商店卖切莱刀，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结冤甚多，己到了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的地步，是当今世界上最羞辱的又一大“新闻”。这三大“新闻”，虽然发生在个别省、市，但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阴暗、腐败暴露得淋漓尽致。这说明，这30年砍掉了社会主义红旗后，资本主义黑旗就象臭粪坑的蛆爬得到处都是。把好端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挺直腰杆做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糟蹋成腐败到了不能再腐败的修正主义、铜臭熏天的被任人宰割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为了同本文标题一致，我在此就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1、也谈这次60周年国庆庆典
在国庆节前，我发表了一篇“忆庆祝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文章，招待会规模不小，但很简朴大方，我重点详细介绍一些外宾对我们党、政府以及主持招待会的周总理热情奔放的尊敬之情，同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成就。写这篇文章，我预料今年60周年庆典，不管你如何开足马力宣传、不惜花多大巨资装点，再不可能达到全国上下共庆、同世界各国朋友共庆建国25周年的盛况，因为民心是靠金钱买不来的。今年的实际情况是全民恐慌，外地谨防人民进京上访，为此采取了种种恐怖措施；北京市场禁止销售切莱刀，调动百万军、警“保驾”；这还叫人民“喜庆节日”吗？坦率讲，我连电视都没有看一眼，也就少个烦恼去议论……
2、关于科、教领域的腐败
杀人取头为“药”，只能说是这30年伪科学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不是唯一的例子。什么“水变油”、“永动机”、以及说不尽的假冒伪劣，例如三鹿奶粉之类，有那一样不是宣传“用最新、最科学的工艺”之类生产的。用科学的名词包装伪科学的假冒伪劣，诈取暴利，已是很普遍的问题。国庆期间，我发表了“致北京市长的一封公开信：建议果断整顿中关村某些骗子电子商城” ，揭露了由中央到地方宣传了30年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样板”的北京中关村行骗黑幕，竟不仅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组装厂(极少数项目除外)，而且是行骗、卖假冒伪劣废货的一个典型的“骗子一条街”；这还在“皇帝的眼皮下”，竟是如此一个打着“高科技”旗号的缺德、缺才的反动资本家横行、非法掠夺暴利的场所，别的地方就可想而知。
国庆前后官办报纸揭露的武汉大学付校长、付书记两位腐败的高等学府的官员，加上近年揭露的其它省市高等学府的腐败官员，高等学府出这么多腐败校长、副校长、书记、博导、教授、院士、专家，这还是“学府”吗？是培养“人才”还是教唆犯罪？然而，某些反动官僚和无耻文人还在拼命造谣攻击文革如何“迫害知识分子”、“不尊重人才”、…。可历史雄辩地证明，30年前(尤其文革10年)，竟没有听说有校长、教授、……腐败进了监狱的。为什么近30年，倍受尊重、吹捧的“大知识分子”校长、教授、……，反倒频频进了监狱？而且至今没进监狱的就都不够格进监狱？进了监狱的可能还是少数，腐败分子肯定还大有人在。一些高等“学府”，成了名符其实的祸国殃民、误人子弟的场所。因此，出现了报纸上称“大学白读了”，武汉54名大学毕业生，“回炉”学中技校。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史是闻所未闻的奇闻，也是世界奇闻。这30年的“尊惜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原来是唆使犯罪、腐败、造假、…；“大学白读了”，大学毕业了反到中技校去“深造”，有的宁愿不要工资而求职工作，甚至有的只得公开卖淫求生，还有走头无路的就干脆卖了命，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
科研机构同样腐败，一些学者、媒体有大量文章揭露这方面的问题。一些染了一身铜臭味的科研人员，为了捞个院士、博士、2-3级研究员之类，可以说是洋相出尽；什么权力换文凭、文凭换更高权力，甚至卖春换文凭；抄袭、请人写论文，为骗取职称和高官等等，一切花招应有尽有，可以说是招招出“状元”。到了院士、教授泛滥，部队是高级技术职称的将军泛滥。结果，唯独科技创新不多，不仅远少于30年前，而且把30年前建成的完整的科、教、工业、经济体系也拖垮、搞乱了，尤其农村起码倒退了50至60年(同顶住了“改革开放”的社、队比)。
正写到此，看了媒体一篇文章，借此作为例证：“一个利用‘专利技术’行骗涉案十数亿元的惊人案例 ”，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个骗子的情况，这里仅摘其要“天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超导及电子材料研究中心电子材料研究室》副主任，在职博士生；1996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评为研究员”；行骗 过程及后果“ 1994.2.18日，XXX从澳大利亚回国。1995.1.4日以伪造的‘澳洲．伍伦贡大学超导及电子材料研究中心．研究员’身份、资金10万元人民币在天津注册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天津市豪升新能源技术研究所》，自为法人、自任所长。从此他便以这个《豪升研究所》为平台、用‘教授、研究员’的身份、打着‘专利技术、高科技’、‘技术合作办厂’的旗号，在蓄电池行业开始了长达14年的诈骗活动。14年里，XXX的活动遍及辽宁、天津、北京、内蒙、河北、山东、江苏、宁夏、福建、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横扫大半个中国；直接涉及民营企业20多家、资本10多亿元、土地至少在3,000亩以上、超过千名工人下岗。这些企业，至今无一家能按他制定的计划正常投产，大多处于停顿状态、陷入绝境；少数勉强投产的，最终也都没能逃脱停产厄运；投资者无不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令人痛心！地方和区域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都因此遭到破坏和质疑，埋下诸多社会隐患。这14年，XXX除了骗，什么都没干！”“无论投资者的损失多么惨重、受骗企业的结局如何悲惨，这个 ‘教授’却总能从中渔利，毫无例外、绝少失手。他恶意侵占各受骗企业的资金至少在几千万元以上。同时还骗取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政协委员’等社会头衔和称号，名利双收！”
穿着军装的科技队伍，同样腐败不堪。社会上科、教领域的各类腐败，在军队这些有关部门，毫不逊色。报纸上披露了一些校长之类考试作弊，我认为考试抄书作弊，尽管我不赞同，但对抄书者过多指责，我也不同意。因为抄一下，抄者会从中学到点东西，甚至原来不懂，抄一下抄懂了。平心而论，考试不抄书作弊，所不同的是把书“抄在大脑里”了，甚至是“暂时寄存在大胶脑里”了，考试时从大脑里翻出来用一下，而不用抄书作弊而已。考试作弊，仅是大脑没有存住，而再抄一遍书本。而彻头、彻尾作弊的，是利用权势，在旁人编写的材料、书本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而成了自己的“科学论文”、“科技著作”，“名扬天下”。 在此，仅举一例,原国防科委被人们戏称为某老帅后代的“夫妻店”的那位上将、院士，据我所知，他的所谓的“微电子”、“纳米材料”之类的“论文”、“著作”就属此例。这类例子，说明不管是学术腐败还是其它腐败，都是从顶层腐败起，逐步漫延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加上现在只要腐败成功，就立杆见影地名、利双丰收，可见学术等类腐败吸引力之大。而现在某些“学者”，一见腐败，就鼓噪“法律不完全”、要“立法”，结果是新法典一本本造出来，腐败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反愈腐败，反到了腐败渗透到了各行各业、腐败“后继有人”、腐败同国家安全捆绑到了“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地步、……。事实已充分证明：如果不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纠正和彻底肃清修正主义路线，而继续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下去，反腐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毛主席很重视“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辩证关系。当前，不狠破资产价级腐朽而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就立不起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腐败，就反不掉。
3、司法腐败
我曾发表了一篇揭露司法腐败的文章，文中我建议整顿司法系统，文章发表后，有同志著文说：一些人自身就腐败，谁来整顿？这个意见，从全局看符合事实，但就某个局部，也并非不能整顿，重庆市的反腐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本文开头介绍的安徽定远县公安部门对受害人动用的酷刑；湖北省巴东女英雄邓玉娇案，司法竟不顾国内外强烈的舆论谴责，反纵容“御用文人” 诬陷媒体搞“媒体审判”，最后荒唐地判邓玉娇“防卫过当”伤人“罪”，而不追究有后台保护的地方恶势力邓贵大等三人的刑事责任；以及杨佳在上海杀警，对杨佳判了死刑，而不追究造成这起事件的原凶有关公安部门的刑事责任。正因为这类明目张胆地利用掌控的执法权，随便滥判、滥杀，而极力保护包括隐藏在司法系统的坏人。因此在处理这类案件的同时或之后，司法的腐败却更疯狂地漫延下去，像上述安徽定远县公安部门那类“与时俱进的创造性”酷刑，层出不穷，安徽对这起施行酷刑的刑警人员，判几年徒刑了之，这究竟是对罪犯的惩处、还是纵容？按照这个案例的判决，那对杨佳判死刑，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今年以来，对控告腐败反动官员的上访人员的迫害，许多案例在此不废笔墨列举了，用四个字可以概括：触目惊心！
重庆市下大力揭露出来的司法腐败，更证明了司法腐败“触目惊心”的结论正确。但有几个省、市能像重庆市那样，唱红、创廉、打黑、反腐动真格的？尤其是中央，敢脚踏实地带这个头吗？
4、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始终是一些官员、学者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八十年代发生的两次学潮，都有明文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到了“反革命动乱”的程度。从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了一个很时髦的政治定罪的名词。其实，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近20多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有众多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可以看出：其中真反和假反的是少数，多数是习惯于对上面的决定表个态、随大流的是多数。本文主要抨击那些假货。
本人发表的一些文章，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是避开的，至多是一带而过。但不等于文章不反资产价级自由化，只是不用这个名词，因为我深知我沒有这个水平能把这个问题批清楚。今天，也只能说是比试一下，求得学者指教。
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弄清这个问题，所谓批或反资产价级自由化，也只能说是随大流“起起哄”而已。坦率讲，我至今沒有弄清这个问题，但愿意亮出自己的观点，以求得朋友和同志们指点。我对资产价级自由化的理解是：一个工人阶级为领导(根据中国国情应包括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伙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代理人，打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博爱的旗号，行推翻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实；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成立或基本成立，那么，资产阶级和其代理人为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必须有一套严密而有力的组织路线，通俗一点讲，就是毛主席概括的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还必须能指挥、调动相当强大的力量(包括武装力量)，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标才能基本或完全达到。 毛主席对一些人作政治结论是很慎重而严密的，比如反右时定右派三条标准，根据他掌握的材料，估计总计有5000左右个右派，仅占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是真正的一小撮。然而那个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要按人口的3-4％抓右派，一下就抓了55万多右派，扩大了一百倍，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沒有反右，较多集中在知识分子的部门，就造成许多知识分子错定为右派。逼得毛主席只好决定：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从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成了毛主席领导的政治运动的铁律。可见，正确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分重要。否则，就会发生近30年的开头20多年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到帽子满天飞，并频频发生“贼喊捉贼”的闹剧，搞到了冤假错案遍地，让一些地富反坏、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混水摸鱼。
究竟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司令部”的头头和干将、一般成员？这个问题不讨论大家心中都很清楚，因为毛主席去世以后，这伙人都用自己的言行填写了一份真实的履历表。是谁铁了心要同美帝“接轨”、全方位的美国化？是谁一切行动听美国指挥？是谁带头把子女送美国去而留了后路？是谁在1990年把国家600吨黄金存到了美国金库？又是谁把大量“外贸顺差”的美元又返回到了美国银行？是谁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等的半殖民地组装厂？是谁把中国变成了高价进口、廉价出口、而60％以上进出口依附美国？是谁在卖国？是谁勾结美帝干涉我内政？………？搞清了这些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小撮也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也就可以把他们的排列组合关系弄得一清二楚。在辩别这些问题时，必须识别某些善于打“红旗”反红旗的伎俩。而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在此，想谈谈对外逃的一些人的看法，但仅限于因政治原因出去，那些腐败官员外逃的不属此范囲，特此说明。
首先我认为，出国外逃，不管有什么原因，都是错误的，共产党人有“五不怕”，出逃是沒有道理的。但我也不赞同凡出逃就是“叛国投敌”的说法，因为这有个重要前提，如果我们的党沒有变修、国沒有变色，则只要出逃，就是叛国投敌。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具体情况、具体人具体分析了；则出逃的人中还很可能极少数是真正的韬光养晦的人才。至于后面这类出逃的，只要不出卖民族利益、不丧权辱国，而对某些反动腐败官员作些揭露、批判(不涉及国家机秘)，就不应视作“反华活动”。另外，有些人是某些人敞了国门让逃出去的、据传有的甚至是被护送出去的，如果这类人员中出了反华、叛国分子，该谁负责？关于以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如何把群众运动同混在里面的少数坏人严格处别开，并弄清谁是坏人，就能正确对待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学潮。我只能根据自己对政治工作的一知半解，发表这些愚见，欢迎批评指正。就不深谈了，请理解。
5、再谈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
我不否定相当一部分人口袋里的钱确实多了，这是事实。但讨饭、日子沒法过下去自杀的人，也比30年前大大增加了，那时无讨饭的、穷到要自杀的也极少极少，这也是事实。
就我个人而言，因受XXX“为难”李敏同志的牵连，我不仅沒有保持文革前的级别，XXX名义上降我一级，实际不知降多少级，技术职称同所有受他迫害的同志一样都沒有，即便这样，这30来年，我的月退休金也相当于30年前月薪金的约60倍；其他同我同等资历的普遍为30年前的120至150倍左右。现今社会上月工资600多万元的，可能就是30年前的几万、几十万倍。所以一些“经济学家”为宣扬这30年的“丰功伟绩”，说“人均”收入增加40倍或上百倍，都能揍出根据，这不用怀疑，也不值一议。
这里我也讲一些数据：有媒体转载今年早些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半小时》称“中国已有超过40%的中小企业破产，另外还有40%的中小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濒临破产），只有不到20%的中小企业尚可正常经营。勉强能够维持生存......”。那些大型国有企业早就失业工人达数千万。并有上千万失业大学生。仅就报纸报导的通钢工人均月工资300元。按此计算，相当一部分工人工资仅相当30年前的10倍至20多倍。但是物价涨了多少倍、人民币贬值多少倍？这在下面讨论。而30年前，住的是公房、看病是公费、孩子上学的学费仅几元钱、看病统筹医疗、……。报纸还报导，0.4％的人(地主、资本家、反动官僚)占有70％以上的社会财富。这个数据说明，凡有一个人口袋里的钱把口袋鼓破了，就有几千个人口袋是空的，这就揭露了一些反动人物超高强暴地剥削、压迫、掠夺劳动人民的现实，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社会主义社会吗？？？我倒是奉劝那些得了“实惠”而忘了革命的同志，该醒悟了！！！
这里再算一笔账，现在许多人确实吃好、穿暖了还有不少节余，这也包括本人在内。但是必须看到，30年前一斤大米是9分到1.1角钱；一斤猪肉约6至8角钱；一斤冬储白菜1分8厘钱，……。可见现在这些主要农付产品的价格为30年前的约10至20多倍，而柑桔、香蕉、苹果等水果，还不到30年前的10倍。这就是说国家硬是压低农付产品的价格，以降低人们衣、食的花费，让相当一部分人口袋鼓起来；也可以说不惜扩大“三农问题”，让一些人鼓起了口袋。而30年前，尽管农付产品价格也不算高，但对中、低收入家庭，约占收入的60至70％以上是消费在吃、穿上，因此那时即便是月薪400元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沒有考虑他夫人收入)也要吃补助、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要向周总理借钱补空白。如果现在把主要农付产品价格抬高至30年前的40至100倍，如俩口子月工资合计为12000至16000元之中等收入家庭，另扶养一老两少，让其60至70％的收入花费在吃、穿上，请问这个家庭会混得如何？会比30年前好吗？现在是硬把农付产品价格，压低到了农民不愿种田，被迫进城打工、甚至卖淫，而老弱病残留在农村种田，来维持一部分人口袋鼓起来，这正常吗？能长此维持下去吗？
再另看一组市场物价。这30年，搞什么“招商引资”，把外商请进来、把贪嘴“精英”也请到，大吃大喝，有的资本家在西安一桌酒席吃掉36万元，今年春节前，报纸报导的一些大城市年夜饭包席每桌18至20多万，吃到了一些在30年前很平常、家家户户吃得起的菜肴价格暴涨到了吓人。30年前，在南京市场上每斤8、9分至1.5角一斤的长江刀鱼，听家乡人来说今年清明前卖到了6000元一斤，为30年前的约4000倍；30年前北京市场上每斤10多元的干货海參，现在是1万多，为30年前的1000倍；……。也就是说，现在月工资是10000元的，仅能买约1.7市斤刀鱼，或买8、9两海參，折腾到了如此奇形怪状的局面，人们还能说什么？
但我深信，人民决不会容忍一小撮败家子如此腐败、乱折腾下去！
6、再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文革十年中，是个老声常谈的问题，也是毛主席讲得较多的问题之一。资改派正是抓住文革中少数单位和部门沒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而加以无限夸大、蛊惑人心，作为全盘否定文革的突破口，煽起了反毛妖风。这个问题，大道理谁都能讲，但实践起来并不简单，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在本人发表的关于“促成反对‘三座大山’的统一战线”一文，坦诚了我的观点，毛泽东旗帜网全文发表了，其他网发表对几处重要部分有删减。在此，仅补充几句，批判或揭露问题，应尽力做到事实清楚，以理服人。特别应注意对被批的对象，只应批其错误，而不能把正确的也眉毛胡子抓在一起批，不能把思想批乱了。这正是资改派近30年严重错误之一，他们鼓吹把一切坏事都放在“四人帮”身上，把一切好事都给总设计师、某老帅造出来，文章和书就好通过、出版，否则就有“麻烦”，更严重的是，他们为了复辟、树自己、神化自己，竟冒天下之不讳，借批“四人帮”之名，疯狂批判和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造成了当前意识形态这个重要领域极度混乱的局面，也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充分暴露。因此，我们应力争做到破得准、立得正。破就是破资产阶级思想、路线；立就是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做到破字当头，而立在其中。无产阶级不仅要冲破一个旧世界，更在于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而资产阶级和资改派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这就是他们这30年的历史。就补充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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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近30年，我们竟发展到了杀人取头为“药”的地步、发展到了草木皆兵商店不准卖切菜刀的地步、发展到了用酷刑残杀花甲老人的地步、发展到了伪科学满天飞的地步、发展到了一天比一天更腐败的地步、……！问苍天，天理难容啊！！！
恽仁祥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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