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正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
塞北之雪
皇甫平先生应记得当年自己大力鼓吹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与美国接轨的改革新思路。在国企改革上，这种新思路破坏了国有企业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与制度，导致国企出现了种种问题，绝大部分国企资产被资改派瓜分、工人下岗，而仅剩的一些垄断企业又被今天的皇甫平指责为特殊利益集团，继而要求“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这就是要求进一步私有化，进一步消灭国企。
制定及执行国企改革政策的那部分资改派正是特殊利益集团，皇甫平自己就是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公有制本身则不是。皇甫平们的阴谋就是将矛头指向公有制，指向《宪法》与《党章》，而放过了特殊利益集团本身。
皇甫平文中提到一些事实，如两极分化、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座大山，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今天社会还有许多皇甫平没有提到的和不承认的情况，如干部群体信仰丧失腐败严重、工人大面积下岗、自主创新不足战略产业被外资控制、金融风险等等。应该说，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在90年代初那场改革大争论中，皇甫平的对立面--社改派都已经作出预警：如果按照皇甫平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改革新思路进行下去，腐败严重、两极分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老百姓将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些都已进入历史，皇甫平无法抵赖。今天这些预言都一一实现，皇甫平的改革新思路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上彻底破产。
皇甫平和吴敬琏、高尚全们一样，整篇文章都在为民营经济呐喊：问题是今天哪一个大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今天有多少资本家首富被捕入狱？有多少大资本家靠侵吞国家资产发家？那些躲在阴影中、不敢见阳光的富豪们，哪一个没有原罪？今天的暴富阶层（即资本家群体的上层）在工人、农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皇甫平应该知道吧？皇甫平赤裸裸地为这些人的利益呐喊，赤裸裸地跟他们站在一起，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吗？尤为要害的是，皇甫平还自称他是在辅佐邓小平，这不是在陷害小平同志是走资派，这不是在给共产党、给改革开放抹黑么？
所以皇甫平正是资产阶级--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
他今天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样子，声讨腐败、声讨侵吞国资流失、声讨两极分化，不过是为了推卸责任，妄图逃脱历史的惩罚。这种拙劣的招数也只能骗骗三岁无知小儿了。
警惕“皇甫平”这类人，再一次的别有用心
银湖碧水
周瑞金是个什么人？此前形象是个政治上押宝的赌徒。赌桌上曾赚得瓢满盆满，现如今赚下的那点儿资本大概所剩不多。还想再翻本，老天又似乎不太照顾，毕竟古稀之年，即便他象老话所说能活千年，可在政治舞台上，毕竟已没有他立锥之地，尚残存些煽风点火敲边鼓的能力。
和他有关的老帐不说了。最近他又整了篇《切割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联系》的东西。读后发现他不仅是用言行在诠释“打着红旗反红旗”，似乎还幻想着能象当年“皇甫平”辅佐邓小平那样，成为当今压倒骆驼身上的那根草。看完全篇后，此文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确实够得上“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居心叵测”“用心险恶”。
他在利用和煽动民情民意，通过“借刀杀人”诡计，达到拆梁断柱坍塌大厦的目的。文章锋芒所向并都是有的放矢。然而结合全球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国际垄断资本收拢拳头，帝国主义集团纷纷采取国家收购，大集团垄断，国际巨头企业合并聚拢之际，他却把矛盾指向了我们国内的那些正遭受国际垄断资本觊觎的国有垄断资本。的确，他所说的那些现象并非不是事实，但在当今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形势下，他却要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把石油、钢铁、煤炭、电力等这些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领域交给那些苟延残喘的所谓普通民营企业真算得上是夺命手。他没有明讲，但最后的结果谁都知道，这实在是为国际垄断集团在扫清扩张的障碍。
他把所谓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摆上了砧板，目的确是为了煽动和利用群众强烈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引到各级政府的身上。他控诉了房地产的种种恶行，却回避所有这些恶行都是来自“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事实。在他痛斥所谓“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的时候，为何不去深究如此现状和“仇富需理性面对 警惕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之间的必然？他引用数据证明了当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并承认了“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而这所有的恶果，无不来自“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那个“新思路”。
在当今国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帝国主义集团纷纷采取贸易保护，对中国展开反倾销调查，并采取类似“轮胎特保案”这样的惩罚性措施，用以打击和瓦解中国经济和政治。在此时这个曾经的“皇甫平”，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所有的胡言乱语。目前所有严重政经问题，祸源有那个不是出自他当年所喋喋不休的“新思维”。现在开始人模狗样的攻击起“特殊利益集团”来了，若把曾经和现在，“皇甫平”所有的言行联系起来，当年播撒“新思维”，结果必然造成当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对立。以前的一切都是为了当今的收获，为了配合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的围剿。如此可见，此类“皇甫平”实在是比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更加危险，也更加可恶。
那些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其实还有更准确、更科学地表述）是不是问题？绝对是问题，但却不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当今最主要的问题是帝国主义集团，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集团，是那些出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卖国贼。“皇甫平”文章的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此话说的不错，应算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另类表述。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和他历来发表的文章坚持的“新思维’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只是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恶化情况下，这类问题只要不再继续扩大，尚不能做彻底清算。但是千万警惕，“皇甫平”这类人利用这些问题蛊惑人心。千万千万不能再干自己被出卖，还和出卖自己的人一道举国欢庆，那样的蠢事了。
附文：
切割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联系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1期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12日
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
周瑞金/文
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新中国60周年庆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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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形成“民情堰塞湖”
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曝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一些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四年过去，这些政策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今后，政府应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它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它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它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据称，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2007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
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曾任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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