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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不是狭隘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始终OPEN-MIND学习宇宙生命的知识。为了解印第安人文化，博主甚至在学习印第安语。坦诚讲，疑惑美洲玛雅等位置如何摆放，按时间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文字文化和中国类似地方数不胜数。苏美尔又是极其类似的案例[附图：左苏右中]。个人直觉，三个地方不可能各自独立发展。
按染色体分析，走出非洲，黄色人种比白人早很多。有理推测，黄色人种早就建立以万年为单位的文明，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白人部落侵袭，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形成欧亚大陆上今天面貌。历史教科书上整天与突厥打杀，没说苏美尔和闪族打杀，也是一样的道理，两个人种穿插迁徙的相遇。
如果理解美洲蒙古人种文明，如何被西方损毁殆尽，便可理解为何最早两河流域建立人类文明的苏美尔人，被继续向东骚扰了。
博友一篇日志发现：
[欧洲中心论要害在于抹杀西方文明的东方背景和来源；西方史学发掘的证据完全不足以证明欧洲文化有垄断古希腊文化遗产的权利，因为欧洲同古希腊的文化纽带远远不如东方世界同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密切；更多材料证明古希腊文化源头在古埃及和包括巴比伦在内的东方世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向东方延伸的起点，还是东方文化向西方延伸的终点？]
苏美尔是西亚创建的第一个文明，巴比伦以及埃及（博主认为是苏美尔人殖民地），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追根溯源的关系，文字和腓尼基起始字母体系有着天各一方的差别。即便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巴遗址，也没确切证据说属于达罗毗涂人。
西方学界曾经激烈考证苏美尔的人种问题，但有几个关键绕不过去，至今也不能绕过：
1.语言文字体系与闪族全不同；
2.苏美尔人说自己是黑发圆头；
3.苏美尔人艺术品肖像表明更象蒙古利亚人种。
按照常人思维，西方学界一定这样做—>
1.考证苏美尔前期，已有高度发达的白人文明，苏美尔人继承；
2.考证苏美尔文明当时，是很多种族同时共享这个文明的成果；
3.考证苏美尔人的语言中，含有白人语言“底层结构”；
4.考证苏美人是走出非洲的黑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
5.干嘛在乎艺术肖像？干嘛一定圆头？干嘛一定黑发？
6.第一象形文字出现，就一定是苏美尔发明的啊？
7.集体转向，研究牙痛环保，绝口不提人种。
8.部分承认，苏美尔人可能来自西藏印度。正常分析，印度达罗毗涂人使用象形文字，但长脸型中等身材卷发浅褐色，与苏美尔人自称的“圆头黑发”完全不同。
8.干脆把所有考古发掘的人体残骸骨骼藏起来，对外声称有效素材不多……
这些猜测，果然全都一一应验。
实际上，只要将目光转向美洲玛雅文明，各种证据，与苏美尔文明不是“相似”可以形容，简直如出一辙，还有埃及以及中国远古时期，只要考证文字便可给出真正史前文明的历史，也即：最早是“象形（楔形）文字”的人类文明，先期走出非洲的黄种人创造，正在早熟东方文明影响下，白种人才开蒙走入文明。
摘录西方苏美尔研究专家的两个回答，非常有意思：
1.苏美尔问题
很好奇你说的“苏美尔问题”是什么。我是纽约研究古代近东历史一流的学者，我想找找你所谓苏美尔问题的观点从哪来的。我读过Tom Jones的书《苏美尔人问题题》，坦诚讲很失败。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本土固有的，也有证据说明有些外界的影响……即便是移民，或许也是来自印度河流域。
[下文，西方学界自己都会证明这位专家一派胡言]
我认为苏美尔问题很是虚无。苏美尔辞典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连续性，以及与阿卡得人的共存。
[果然要证明阿卡得人与苏美尔人共存，阿卡得人是白种人]。
2.你怎么看待他们的相貌？看起来象蒙古人？
答：这就是你关于苏美人是后来殖民者观点的主要理由吗？你想什么呢，苏美尔人从马背上来？他们的语言是农耕类型，而不是战争类型。
Cavalli-Sforza等人的人类基因历史地理，发现科威特人的基因里有独特性，猜测科威特人可能是有苏美尔基因遗传的后代。
[显然，承认苏美尔人独特性了]
体质人类学与“苏美尔问题”
：Arkadiusz So³tysiak
单位是苏美尔骨骼残骸保存地之一
翻译：海杲
自从Andrzej Wiercinski出版了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体质人类学他那唯一一篇论文（1971），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这篇短文是用波兰文写的，关注一个话题，也是国际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多年来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对于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民族历史的学者来说。这个话题通常称为“苏美尔问题”，也即苏美尔人起源的猜测，苏美尔一般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始种族。苏美尔人起源的研究，对于Wiercinski教授来说是个意外，尽管如此，还是被包含在他关于人种进化问题的大量论文中（1962，1973，1978）。先不说这个话题的边缘性，但或许是对于“苏美尔问题”体质人类学讨论最有贡献的文章之一，因此，文章看起来对体质人类学，对于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来说是个较好的起点。
苏美尔人，是已知第一个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种族，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那个地区的最早的定居者，但是简单的事实结果是，是他们发明了书写的系统，因此使得他们的种族为现代学者所知。他们的起源争论极大，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许多试图通过有效的考古、语言甚至骨学数据的帮助来解决“苏美尔问题”，但是没有普遍接受的结论。主要的常见问题在于人群自我认同的语言、人种、文化以及政治因素的混乱，这些都有相互关系，但从不能以任何一般模型多多少少有些预知。
苏美尔问题的历史，很清晰地显示，这种人种/语言分组的例子特别复杂，或许问题不仅不可能回答，简单讲也是错误的讨论方式。
表1.公元前2000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简化年代
时期
Hassuna/Samarra
Halaf
Ubaid
Uruk
Jemdet Nasr
早期王朝I/III
Akkadian/Gutean
Ur III
[博主注：闪族人历史文献没提苏美尔人，考出来的。很显然他们并不属于一个人种或族群。苏美尔人从来没提过宗教问题，某些人便少朝基督教上扯淡。希伯来语和苏美尔语完全不是一个谱系。]
图1.文中提及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斜体字为现代城市名
确定一点是，第一个为世人所知的楔形文件，就是用苏美尔文写的，几乎可以确定，这种语言也用早起象形文字表示，这可以在古老的泥板上证实，而这些泥板是古代城市Unug/uruk、Ur和Jemdet Nasr发现的，日期可以推到Uruk晚期和Jemdet Nasr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200-3000年（Oppenheim 1977:49;van Driel 2000:495）。不过，苏美尔文书写方面的应用，并不意味着书写人就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可以区别的种族了，而他们的语言也完全消失，在公元前1800年时，但是接下来两千年仍然保留使用（cf. von Soden 1960;Oppenheim 1977:51;Crawford 1991:10）。
苏美尔人的起源探讨开始于1874年，当时Joseph Halevy争论，最新发现的古代语言只是表示阿卡得人语言的表意系统，而阿卡得人语言属于闪族语系（cf.Cooper 1991:48），这个理论很快就被抛弃了，被苏美尔人是美索不达米亚原始居民的说法所替代，最终又被闪族人征服，同时又加以学习，最为重要的促进这个观点的是H.U. Hilprecht（1896）和L.W.King（1910），在20世纪早期有很多追随者（cf. potts 1997:44;Cooper 1991:65）。
[考证苏美尔人语言是阿卡得人（闪族）语言表意系统，失败]
“苏美尔问题”由Henri Frankfort明确定义（1932b;cf. Potts 1997:44-45），他争论说苏美尔人是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在ubaid时期从伊朗高原而来（1932b:23,30,41,46）。接下来，闪族人在Uruk时期到达，打断了苏美尔人和他们原来家乡的联系（1932b:45）。Frankfort的理论是其前期观点的改正，也在同一年发表，观点是，苏美尔人是在Uruk时期从北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Frankfort早期理论的争论之一是，假设Uruk陶器与安娜陀利亚（Anatolian）碎片的密切关系（1932a:63）。在两篇论文里，Frankfort都使用了图解，以及其时少部分骨学数据。后来D. Buxton（1925）提示，起初美索不达米亚人有长头特性，按推测向来，短头的苏美尔人（根据艺术中的表现手法可知）不可能成为支配性的种族（1932b:41-42），尽管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早期王朝可能由很多人种组成，类似于印度河流域Mohenjo Daro早期人口组成（1932b:28）。这个种族迷局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论，在“苏美尔人问题”后期历史中。
[考证种族大混合]
第一个使用骨学数据和肖像研究的是Stephen Langdon。早在1927年，他就得出（也是用的Buxton数据）结论，早期王朝阶段的Kish城，是苏美尔人与闪族人混合居住的地方，表现是Buxton数据证实的两个长头人种，也即欧非人种（西方人把苏美尔人认为是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混血人种，就好像奥巴马那样，因此有现代基督教疯子说奥巴马是上帝之选）与地中海人种。后来，在波斯统治时期，第三个亚美尼亚人种也加入当地人中。这种人种或种族的联想，后来被体质人类学加D. Buxton与D.T.Rice接受（1931:58），不过他们争论说美索不达米亚两种人种的结构，是在早期王朝阶段建立的，随后的迁徙没有太大影响。这种结论，也被T.K. Penniman维持（193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种族稳定性，C.S. Coon解释说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口结果：根据这名的说法，海外移民不会有免疫力，都死光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种组成中没有留下痕迹（1951:255）。
[猜测移民没有免疫力，美洲印第安人根本不是死于免疫力缺陷，而是死于白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
在关于“苏美尔人种”的讨论中，非常有趣的是Sir Arthur Keith非常重要的报告（1927,1934;cf.Molleson,Hodgson 2003），几乎完全忽略了。据他从Ubaid（铜石并用时代）及ur（青铜时代）的头骨研究，Keith还观察到美索不达米亚人口的连续性，自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直到现代时期，并建议伊朗人甚至是印度人的密切关系可能。这两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空间上虽然很近，但是时间上跨度太大，后来又解释说是阿拉伯半岛长头人种入侵的结果。可是，根据Keith的结论，那么他声称的苏美尔人（自Ur）就和闪族人（自Kish）就没什么不同啦。
[猜测伊朗与印度，时间跨度，连不到一块]
不管这些，Anton Moortgat（1945）与E. Speiser（1951：343）观察到（更可能是在Frankfort之后），从苏美尔人的肖像图来看是短头，而Ur以及其它地方发现的是头骨是长头（cf.Potts 1997:46），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相对后期的外观可以证实，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而来，数量并不是特别多的人，比当地人口少，但不能改变其种族特性（Speiser 1969:97-100）。
在这点上，Andrzej Wiercinski加入讨论，用他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种族类型学的研究（1971）。和之前研究一样，不仅基于骨骼残骸（自Ubaid/Ur/Kish），还有肖像图，这种资源的选择，却受当时有效骨学报告稀缺的限制。A. Wiercinski，和早期不一样，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人口更为复杂的人类学架构，使得之前关于“苏美尔人种”的研究变得不得要领。他的观点是，西藏地区（或说是中部亚洲），可能是苏美尔人最初来源的地方。
[承认西藏，但不死活不提中国人]
关于“苏美尔人种”的讨论，Georges Roux更是妄下评论，他说肖像图只是表示“样式化”，因此从骨学数据上来比较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Roux 1969:136）。不过，关于人种问题还是有断续的争论。50年前，H. Crawford指出，旧有的推测，苏美尔人是圆头人种，可是闪族人是长头人种，并注意到在C.S. Coon（1949）提示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居民的大门牙大小，都被用来作为他们与印度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证据（Crawford 1991:9）。
[耍赖说苏美尔人艺术只是文物，不能表明真的是圆头，但愿意承认和印度人有关系]
Frankfort的首创理论，将苏美尔人的到来，看作是uruk时期的开始，在1930年代受德国学者的支持，主要有E.Speiser（1930）和A.Ungnad（1936：10）。在Speiser的观点中，苏美尔人的大部分古代城市起源于埃兰人（Elamite），而埃兰人，按他所述的相关性，是Lullubeans和Kassite的山地居民，在苏美尔人迁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就有了（1930:40,46）。苏美尔人想来是从南部入侵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从东方经过波斯湾而来。Speiser建议说，也许和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人有关（1930:83）。
[印度最可能相关的就是达罗毗荼人，但达罗毗荼人长脸棕色头发，不是苏美尔自称的圆头黑发]
在后期的出版中（1951;1969），Speiser维护他的理论，并加入一些新的争议。他争论说，美索不达米亚新时期时代后期的文化传统多元性，是人种不同与那些现代学者定义的Hassuna/Halaf/Ubaid/Uruk所有考古文化的反映，是由不同种族发展的（1969:99）。在他的观点中，苏美尔人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对较晚，是在Ubaid的后期，一开始只在波斯湾头部定居。在Uruk时期，他们向北移居，最终丢失掉种族特性。这样的观点，也为Anton Moortgat与Beno Landsberger接受（cf. Speiser 1951:345-353;1969:99-103;Potts 1997:46）。Speiser的理论后来又被Jan Braun发展，Jan Braun收集了很多苏美尔人与西藏语言的相似之处，在这个基础上争论，苏美尔人是从印度北部坐船到的美索不达米亚，不管他们相对本地居民数量多少，但是文化更为高级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后来闪族部落又繁盛期来（1971:47-48）。Braun的假设，为A.Wiercinski的骨学研究支持，而C.S. Coon建议（在齿韵根据上），在铜石并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Eridu城市的居民，以及印度河流域人口有着密切关系（Coon 1949:104）。
[承认从骨骼上和藏人密切关系，但单从齿韵上证明和达罗毗荼人人有关系太勉强]
Beno Landsberger引入了新的语言学方面的争论，他的观点是，许多苏美尔重要城市的名字，以及苏美尔人的许多技术名称，是从其它语言中借来的，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居民，但是在书写发明之前已经被忘记了。Landsberger实验性地定义了两个诸如此种的底层语言，称其为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语（Landsberger 1944;1945;cf. Gibson 1972:8;pOTTS 1997:46; Rubio 1999:2）。这种理论在1970年代很是流行，并对Speiser猜测有一定帮助，他们取得一致（cf. Speiser 1951:345;Oppenheim 1977:33-34）。Leo Oppenheim后来争论说，苏美尔人可能属于山地居民的特定语系，因此东方的山地，也许是苏美尔人的摇篮（1977:50）。
语言学上的争论，被Ignace Gelb改进，他强调人种和语言上一致性，因此之前的人中争论都不充分（1960:259-260），尽管没有一致性，他后来写了两页，再次提到圆头的苏美尔人（1960:262）。Gelb认为，最早的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名命名者，并不是苏美尔人，和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名字类似，因此他们也不是苏美尔人，Gelb假设，他们属于底层语言。另外一个前苏美尔时期的种族证据是，在早期文献中的重复名称，归于一种称作香蕉的语言。根据Gelb的说法，不一定是苏美尔人发明了书写系统，因为从Uruk发现的早期象形泥板，也许可以用其它语言阅读（1960:263-265）。
Landsberger的苏美尔语前苏美尔底层理论，最近被G. Rubio推翻，他验证处有效数据，得出结论是，所谓被认为是底层语言的术语，其实是苏美尔人不断技术革新的传播而逐渐采纳，而不是从什么假想的连贯语言上继承（Rubio 1999:11）。G. Gragg也得出类似结论，而且有了更多基础（1995:2177）。这种苏美尔语言的情况，可以和当今被其它语言采纳的计算机技术相关的英语术语相比较：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说英语是其它语言的底层语言。
[白人语言底层说，失败]
另外一个说明的方式是Samuel Kramer提出的，这名同意Speiser关于苏美尔人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固有居民的说法，而是在uruk后期不久过来的（1948：156-157）。他的观点是，他们早期的历史，已经在苏美尔过往的传奇故事中保留下来，Gilgamesh、Enmerkar以及Lugalbanda。Kramer坚持，野蛮部落对先进文明国家的侵略，一般都会在英雄史诗中记载的——句好像是希腊的条顿与雅利安传统（1948:159）。如果苏美尔人也写了这种类型的文学，对Kramer来说，最初他们一定是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野蛮人。Kramer的重新架构是，美索不达米亚一开始是由伊朗来的移民定居，已经图画陶器。多少有点后期他们开始混杂闪族人，从西方而来。这两个种族混合创造了一个文明，扩张并最终形成接触到早期苏美尔人，早期苏美尔人是游牧部落，可能从外高加索或外里海地区二来。这些苏美尔人一开始被美索不达米亚人打败了，但后来学习了更为先进的战争艺术，并最终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在“英雄时期”后期，苏美尔人重新恢复了文明，建立了他们的城市，发明了楔形文字，最后又被其他野蛮人打败，也就是雅利安部落（1948:160-163）。
[用有史诗就是野蛮人，极力想证明苏美尔前期有白人文明，失败]
这个理论或许最有想象力，但是又因为Kramer的权威性，它又被后来很多认真考虑，且不说这个理论高度猜测的基础，而且文字本身的反证，也有发展良好的城市中心的冲突。在后期的论文中，Kramer提到Landsberger的幼发拉底假设，但依然争论是闪族人在苏美尔人之前定居美索不达米亚（1963:40-42）。这种想法并不新鲜，由Eduard Meyer发明，在20世纪的前10年（Meyer 1906;cf. O'Callaghan 1948:14）。Kramer还维护他的观点，说苏美尔人是从里海过来的，并指出与伊朗阿拉塔（Aratta）的关系，以及所谓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之间的紧密性（Kramer 1963:42,cf. Potts 1997:47）。
基础更好的在实际考古上的证据，是Joan Oates的重新提议，他提示到，从ubaid时期开始，直到苏美尔人毫无疑问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占支配地位，一直保持文化的连续性（Oates 1960:33-34;cf. Potts 1997:47）。不仅是陶器风格的连续性，还有不间断的Eridu市的寺庙序列，而Ubaid与Uruk时期发掘的地点中，没有什么遗迹表明有过侵略。它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和铜石并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口不是同质性——但是在后期，很多种族共享了同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没有什么单一证据表明，那个时期有什么其它移民过来，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由伊朗起源人口创建（Oates 1960:34-37）。Joan Oates的怀疑逐渐流行，“苏美尔问题”开始被认为是——不可解决（cf. Rubio 1999:1）。最近这些年，在美索不达米亚人早期历史的研究上，更为谨慎，一般接受Leo Oppenheim的观点，也即“语言、种族、民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美索不达米亚非常复杂，在调查研究方面远远不足”（1977:48）。这种复杂性被McGuire Gibson认可，他解释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源，是公元前3300年东部幼发拉底分支失踪的结果。人口都被迫移居到城市里，而苏美尔人用这个机会建立对其他当时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种族的支配（Gibson 1976:56）。这种苏美尔文明的解释方法，尽管比较有争议，和种族与语言猜测相距甚远，而那些猜测在十年前非常流行。
[无奈，开始提出复杂性，认为从人种上苏美尔问题不可解决]
在“苏美尔问题”的故事中，语言学争论是最为集中的，有时他们的猜测忽略了考古和历史的背景。不过，体质人类学基础争执，特别是对圆头的“苏美尔种族”而说，以及苏美尔人的印度人起源。很明显，这种误解来自于两类体质人类学家，一是将肖像图与骨学数据相较，一是语言学家把头骨和艺术肖像之间的差异认为是“苏美尔人种”占美索不达米亚人口少量的科学证据。印度人起源的假设相对更为可靠，尽管没有用适当方式验证，仍然是个猜测。
[印度人起源不可靠，印度河流域的第一次文明，也很可能是黄种人开辟文明]
“苏美尔问题”的讨论，在1970年代开始变弱。这主要是由于考古学方法变化的结果（但也是语言学方面）：前面几代的学者开始根据种族民族不同解释文化变化，而“新考古学”的追随者，瞄准人类族群与换境内更之间的相互作用重建。在这种新的方法上，关于人类的研究更为重要，而不是讨论“苏美尔人种”问题，也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骨骼保留太少。保留完好的头盖骨的稀缺，而这适合于对于人种的猜测，使得体质人类学只能成为“人种”猜测放慢语言和考古数据的补充。不过，完整头盖骨的缺乏，并非是生态学研究的大问题，而这方面则使用了更为广泛的工具，而非仅仅是基本颅面直径的量度。在生物化学的情况，古病理学或牙科学的研究尽管都是写碎片残余，但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
[西方学界1970年代再也不提体质人类学，转而研究“环保生态”与“病理学及牙痛”]
乍一看，美索不达米亚看起来是研究人类和环境互动反应的极佳地区。最起码有三种不同的生态区（北部的干燥农业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区域冲击平原灌溉区，以及内陆的草原沙漠地区），两类可能的主要生存战略（植物栽培与迁徙畜牧），最重要的是——5000年的书写资源所记载的历史。先不说这种很好的潜在性，对于人类的研究依旧不足，尽管有过热烈的关于“苏美尔问题”的争论。
2所示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三个地区人体残骸的田野作业与实验报告的时间分布：部的干燥农业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区域冲击平原灌溉区，以及它们之间的草原、河谷和高原（中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共有92份报告，事实是，这些报告过去都是发表在边缘期刊上，或者只是手写草稿，而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引用，而骨学论文呢的实际数量超过100。这幅图印象还不是特别深刻，有很多欧洲国家在人体残骸上的报告，从考古网站上而来的每年所写的数量，甚至比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历史的所有论文的数量都要多。
这幅图表明了很明显的趋势，首先是，1970年之后的发表报告的显著增加，都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相关（伴随有古动物学和古植物学研究的兴趣增加）。第二，骨学研究的最好的10年是1980年代，在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的发掘暂时搁置，而这减少了近20年中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报告数量。不要过叙利亚东部省份的发掘数量那时在增加，而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报告在过去40难离也是不断上升的。
先不说这种上升，美索不达米亚人群历史研究的素材基础，依然十分稀少。大部分人体残骸的报告，都是太一般（有时限于判别年龄和性别），其中很多都是单一骨骼或是非常小的素材。只有三个系列的人体残骸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并且足够大用于人体研究。大约550个左右在Kish发现的骨骼已经被运送到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从一个考古点发掘的最大有效采样，但是，很不幸的是，大部分残骸无法辨明日期（Rathbun 1975）。从Ur/Ubaid/Kish/Tell Arpachiya/Tell Abu Hureyra以及其它地方发掘的人体骨骼都保存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也是最重要最广泛的博物馆素材（e.g. Molleson 2000a,000b,Molleson ,Blondiaux 1994;Molleson, Campbell 1995;Molleson,Hodgson 2000,2003;Molleson,Jones 1991;Molleson等人,1993）。从中部美索不达米亚Hamrin盆地发掘的几乎600个人的骨骼，被日本大阪大学的人类学家收集保藏，在1970年代晚期（Ishida 1981a,1981b;cf. Ikeda等人1985;Wada 1982,1994,1998;Wada等人1987a,1987b）。还有一些牙齿收集，大约500个人的，从东部叙利亚和北部伊拉克发掘，存放在华沙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系（cf.Soltysiak 003[2006]）。
紧随这少量的有效数据，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人群的论文就更少了。除了“苏美尔问题”的讨论，“人种历史”的讨论，或者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群历史的讨论，主要包括在更为一般的近东体质人类学的书籍论文中，而这个问题一般都简短提及（Kappers,Parr 1934:43-47;Ferembach 1959,1973;Cappieri 1969;Bernhard 1993）。只有Marco Cappieri试图重构美索不达米亚人群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铁骑时代开始部分，但是他各个站点各个时期的56个样本数据不足，不能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Cappieri 1970）。
类似地，区域性的古病理学与古人口统计学研究都很突出。之前所有病理学的观察有一个总体的评价（Rathbun 1984），少数几篇论文关注人为变形（Meiklejohn等人1992，Molleson ,Campbell 1995）。很多文章讨论美索不达米亚人口数来呢个变化，少数几篇甚至用到在目的获取的数据（Vertesalji 1989;Hole 1989）。相对有很多论文关注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期的人口问题，特别是Abu Hureyra地区被仔细研究（cf. Molleson,Jones 1991;Molleson 等人1992;Molleson 2000a,2000b），尽管有来自Jarmo（Dahlberg 1960）、Tell Halula（Anfruns等1996）、Sheikh Hassan（Clere等1985）以及Tell Mureybet（Ozbek 1979）详细的牙齿报告。大部分丰富的文章都专门写Shanidar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咋美索不达米亚最北部（cf. Stewart 1959,1961,1977; Trinkaus 1977,1983）。
简短回顾，清晰说明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美索不达米亚人群的历史，仍很边缘，先不说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与更宽泛的研究都不是集中在当“苏美尔问题”被讨论的时期。当前，没有人指望颅面标准可以揭示苏美尔人的起源，但是体质人类学可以试着重构健康状况、日常饮食、职业以及许多其他个人与人群特性，可以使得我们对于苏美尔人以及过去其它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民族的生存状态有个现代透视。这类研究的素材基础，仍然没有很好开发，但是该领域不断增长的出版物的数量，让我们保持乐观。
[说了半天论文数量及牙痛环保，无聊乏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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