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画钩
田忠国
二十多年前，我二十多不到三十岁，在一次给 王笑凝 先生的信中明确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一直向上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时有曲折低回，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曲折低回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又趋上发展了。程朱理学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最后一个高峰，因为，程朱理学建构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对事物的认识模式，同时，程朱理学在对历史智慧的整理中，也形成了一种复制模式。如果说前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认知方法（心生万物的要义在于，物质世界只有人类认识了，才具有实际意义，而并非心生万物，也就是说，心生万物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心识万物），后者则把中国导入了复制思维的歧途。沿着复制思维的模式一路走来，就有了中国数百年的衰落历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复制思维模式的历史才告结束，因为，毛泽东的平民情怀和不羁思维，在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王笑凝 先生接到我的信后，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对我的思索给予充分肯定。令人遗憾的事，复制思维模式的历史才刚刚结束不足三十年，但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又被中国主流精英以近似疯狂的热情请了回来。如果以某些主流精英划界，1979年是新中国的开端，那么，我们不难发现，那就是复制思维模式的开始，而这个“新中国”，竟然在程朱理学后期就开始了。
一、社会主义诞生前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剥削与反剥削的历史
中国的极右翼势力认为，毛泽东是反历史的，为此，左翼中的朋友纷纷奋起批驳。其实，极右翼说毛主席反历史是对的，因为，整个人类历史，除原始共产主义外，在社会主义诞生前，一直就是一个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历史，而且人类一直没有走出这个怪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曾经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破除历史周期律的方法，现在人们往往举“人民监督政府”的例子，忽略了人民监督政府的一个基础和一个途径问题。这一个基础和一个途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前者为人民大众监督政府提供了经济保障，后者为人民大众监督政府提供了制度平台。有前者无后者，就失去了保障的意义，有后者无前者，监督也成了一句空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精英治国的历史，精英治国的代名词就是压迫与剥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大众与精英共同治国的历史。所以，我是赞成极右翼说毛主席反历史的观点的。没有毛主席的反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只是中国剥削与压迫历史的延续。当然，反驳者没有看到，极右翼所谓接续历史，所谓现代化，就是接续剥削与压迫的历史，剥削与压迫在宪法或制度上合法化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有人困惑，中国的极右翼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罢了，何故还要一方面钻到共产党里面，另一方面还要卖国？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钻到共产党队伍便于拆台，卖国便于找美国当打手，也就是说，拆台如果拆不成，就请美国以中国不遵守“普世价值”的名义当打手。读了 张宏良 先生“应该牢牢记取亡国惨剧的历史教训”一文和 卢麒元 先生“赵构为什麽要杀岳飞”一文，我们痛感到，中国离这一天不是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因为，奧巴马送给中国的礼物---围棋---即是一种警告，也是新一轮肢解中国的信号。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从来并非只是军事的，更多的则体现在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和外交的，只有以上途径无法达到目的时，才会采取军事战争。有人可能认为，我这话错了，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肢解行动，但是，请注意，我在此说的是新一轮，也就是说，肢解中国的新的条件成熟了，美国又该采取新的行动了。新的条件成熟有三大标志，一是没经中国政府同意，接受南方报系的独家采访；二是“当着胡锦涛主席的面，面对全体中国人民声称要坚持《与台湾关系法》，从而使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变成了分裂中国的政策（张宏良语”；三是奧巴马通过此次访华活动，通过对“普世价值”的巧妙肯定和不通过中国政府有组织的邀请佳宾，从精神上动员起了反华势力的反华热情。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国土上，能够有组织的邀请一百多人，可见组织之严密。而这个严密的组织，今天完成的任务是邀请异议人士，明天就可能是完成引爆中国的颜色革命任务了。
二、社会主义是一段取消剥削制度，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历史
社会主义是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经济发展机制，其经济发展机制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从财富积累和经济分配的角度说，社会主义积累的更多的是实体经济和支撑经济发展的工业体系，资本主义的后资本时代则积累更多的是虚拟经济，因为，前者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体，后者以掠夺式占有为目标，前者的任务是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后者的任务是控制世界，获取更多的占有。另外，前者以劳动价值为分配标准，后者以资本多少为分配标准，也就是，一个是按劳分配，另一个则是按资分配。按资分配资本为主权，按劳分配劳动为权利的主体，因为制度上的本质不同，结果也就完全两样。
在中国，有人想搞资本主义，达到子子孙孙享受剥削特权的目的，但他不说搞资本主义，而说，大锅饭影响经济发展，于是人民大众就相信了，跟着砸铁饭碗，结果发现，砸铁饭碗的目的并非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掠夺和占有。由此可见，大锅饭影响经济发展的潜在含义是社会主义影响经济发展，是否定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是不是影响经济发展呢？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成就早就给出了明确回答，不赘。我在“八达岭的沉思”一文中这样写过：
“十万块钱一个人拿，到五星级宾馆就能好好享受一下，如果十万块钱十万个人拿，一人一块钱，别说去五星级宾馆了，就是进理发店还得五块钱呢。什么？同样条件下毛泽东时代能创造五十万，但就是能创造五十万，十万个人分也就是一人五块嘛，发不了财。所以，毛泽东不懂经济。”
同样条件下创造五十万元，由十万人分享的不叫发展，创造十万元由一个人占有才叫发展，这就是中国主流政治精英、知识主精、法学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逻辑，也就是剥削逻辑在中国的复活，或者叫复制。
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希望重新规制社会主义的可能呢？有，那就是启动违宪审查与追究机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宪法，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宪法还是资本主义的宪法，都具有系统还原功能，所不同的只是，社会主义宪法还原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宪法还原的是资本主义。当然，中国能否成功的启动系统还原机制，我个人认为有希望，但很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共识，利用资本优势控制了中国的各个层面。有人把买官卖官仅仅看做是腐败现象的一种，其实，不论是偷偷的买官卖官，还是公开的买卖媒体，都是利益集团通过资本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有效途径和有效方式。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买官卖官现象，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请注意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古代的中国与外界联系不大或根本没有联系，但今天的中国处于全球化时代。
当主流政治精英、知识主精、法学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发展逻辑现代化逻辑，即，经济殖民化就是现代化的逻辑融合一体时，我们就看到了偷偷的买官卖官和公开的买卖媒体的可怕了，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系统的蜕变，也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性操作。
三、中国能否走出金宋时代的历史怪圈？
中国能否走出金宋时代的历史怪圈？有人可能持乐观态度，但我是悲观者，再读到“改革受益者” 向某位 先生表示感谢时，我就更悲观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系统还原机制的按钮，是掌握在“改革受益者”手里的，而不是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回顾前些日子一位先生“中国转型应由精英掌舵”的高论，这必是金宋时代精英们的共识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是在中国当官，为美国谋事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改革共识。 卢麒元 先生在“赵构为什麽要杀岳飞”一文中说：
“汪精卫投日作了汉奸之后曾经说过，岳飞是该杀的，因为他是军阀。汪精卫的话在今天也不陌生。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派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大体如此。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们此刻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学术叙述。是的，立场决定了观点。站在贵族和大地主的立场上，秦桧才是英雄，对外妥协和对内压迫当然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汪精卫曾经说“岳飞是该杀的”，这又成了在中国当官，为美国谋事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政治攻坚共识。或许，金宋之历史，就是中国之命运。
但是，中国也不是没有走出金宋时代历史怪圈的希望，有，但很渺茫。因为，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自强不息、挑战强敌的精神回归中国大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回归中国大地，中国才可能走出金宋时代历史怪圈。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自强不息、挑战强敌的精神回归中国大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回归中国大地的前提是破除“改革受益者”的攻坚共识。破除“改革受益者”的攻坚共识一共有两条路好走，一是高层拿出毛主席拼死一搏的勇气，发动群众捍卫宪法，强制启动宪法的系统还原机制；二是让“改革受益者”的攻坚逼迫人民大众起来革命。前者虽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比后者来说，代价再大也大不过后者。
现在，有人寄希望于制度机制建设，认为制度机制建设好了，中国现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制度机制建设固然重要，固然是中国未来的出路，但是，当制度机制中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被替换为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时，制度机制就是党和共和国生命的杀手。所以，制度机制建设的核心是价值逻辑。以马列毛主义的价值逻辑为制度建设的核心？还是以剥削压迫的价值逻辑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从近三十年的制度创新的实践上看，在中国当官，为美国谋事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以后者为核心。有人认为中国的制度不起作用，不保护人民大众了，所以，中国不应该以制度建设为目标。其实，不保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因，并非上是中国有制度的问题，而是制度中的价值逻辑---马列毛主义的价值逻辑---被剥削压迫的价值逻辑所取代。而这样的价值逻辑，也必然是未来亡党亡国的历史逻辑。
所以，欲图制度救国，就必须确立马列毛主义在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三大原则和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从广东和重庆不同的政治走向上看，或许它们是中国两个不同的实验区，但是，若广东实验成功，在全国推广，中国必分裂；如果重庆实验成功，并实施国进民退，走集体化道路，中国就有第三次腾飞的希望。如果广东试验失败，广州牌就打给了右翼；如果重庆失败，重庆牌就必然亮给左翼。但是，广东的成功，就意味着中国失去第三次腾飞的机会，而是分裂的开始，同时，也为美国的维和部队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叫“中国崛起在十五年之后”的文章，但同时，我也写了“中国经济到了制度拐点期”和“中国应构建动态纠错机制和系统还原机制”等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并非可以单独看的，而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没有动态纠错机制、系统还原机制，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制度拐点，没有中国经济的制度拐点，就不可能有十五年后的中国崛起。因为，中国经济的消费能力结构，需要七八年的调整期。消化掉近三十年积累的潜在危机，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消化内部危机的根本出路，首先需掐断向美国的输血管道，而掐断向美国的输血管道的前提是清理卖国精英的卖国行为。其次是恢复公有经济，以全民之力抗击内外夹击的重大危机。
稻乡老农在“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一文中说：“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共产党的灵魂，就是新中国的灵魂。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现在我再加一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制度机制的灵魂。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还要学会把毛泽东思想转化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如果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转化为科学的制度机制，管不住党的蜕变，今天不亡党亡国，明天那也是很可能的。明天不亡党亡国，也可能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警告，其一是党蜕化变质了；其二是官员乱政。治疗蜕化变质的途径就是把腰緾亿万的政治、知识精英清理出共产党内部；治疗官员乱政的唯一渠道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大众监督政府。试想，一个腰緾亿万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怎么会以党的宗旨作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不过是迫使人民为自己服务的推行者而已。
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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