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寿不死
——纪念原中共平定县委书记、社会主义实干家李锁寿
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平定南面有个昔阳县，昔阳有个南垴村，南垴有个李锁寿，李锁寿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李锁寿领导下，南垴学大寨，大干苦干实干，彻底改变了那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其模范事迹名扬全国。1975年秋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亲自点将，并征得陈永贵同意，李锁寿出任平定县委书记。1977年4月，我有幸进入平定县委办公室工作，来到李锁寿身边。从此，我像敬重父亲一般敬重锁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家乡平定地处太行山区，山多水少，人多地少，十年九旱，历史上就是有名的“一州吃三县”(旧时平定为直隶州，吃粮主要靠所辖的昔阳、寿阳、盂县)，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从300多口人的南垴村来到 30多万人口的平定县，李锁寿一上任首先办了两件实事：一是调剂粮食余缺，保证让农民吃饱；二是为缺煤乡村的农民送煤上门，解决了那些地方群众烧煤难问题。这两件实事一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李锁寿带领下，平定干部群众学习大寨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不仅解决了平定人的吃粮问题，而且向国家售粮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全县整个经济工作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平定大面积缺水，水资源主要集中在紧靠河北的娘子关。李锁寿从平定发展的长远考虑，与县委一班人果断作出了“东水西调”的重大决策，即把平定东部的娘子关泉水提回县城。提水工程上马之后，锁寿同志一手抓全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手抓娘子关提水工程，为“东水西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纸公开点名批评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有人认为平定“东水西调”也是劳民伤财的蠢事。面对极大的政治压力，李锁寿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表示绝不下马，绝不停工，一定要把娘子关提水工程干下去、干到底、干成功。实践证明，锁寿同志当时的决策完全正确，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利益。倘若没有“东水西调”工程，平定的人畜吃水和工业用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当然，我同样不会忘记那些为提水工程而牺牲和伤残的父老兄弟。
李锁寿不仅重视农业，带领干部群众改河造地修水库，使平定增加了不少基本农田，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而且也同样重视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充分发挥了平定的煤炭资源优势，兴办了许多乡镇煤矿和其他工业企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亦增加了农民收入。
如前可述，锁寿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一上任就办了几件大得人心的实事，特别是“送煤上门”。平定虽是煤海之乡，但资源分布不平衡，半数以上乡镇没有煤。锁寿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亲自发起组织县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定期为缺煤乡村农民送煤上门活动，既解决了那里农民的烧煤困难，又可使秸杆还田，增加了土地肥力。这些年，煤炭价格一路上涨，有煤的乡村烧煤都紧张，谁还给没煤的地方送煤上门?且不论李锁寿领导平定人民彻底解决了吃粮、吃水问题，也不论他为平定工业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单单就送煤上门这一桩事，有良心的平定人怎么会忘记李锁寿?
当然，李锁寿也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也办过错事，犯过“左”的错误，比如给一些人扣上所谓“反大寨”的帽子，整得很凶。但这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不能全怪他，更不是他的个人品质问题。1991年夏天我在平定宾馆与岳增寿畅谈过一次，他因“恶攻”和“反大寨”的罪名曾被判刑十八年。增寿同志对我说：“我不怨李锁寿，我的案是上头压下来的，锁寿本质上是个好人”。遭受了那么大磨难，增寿还能为锁寿说公道话，令人感动!
我说自己与锁寿有缘，首先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好，看得起我，从来没有训过我，使我感到很有自信和尊严。刚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正值大寨和李锁寿红得发紫的时候，那时我才十八岁，毛头小子一个，什么都不懂，且心直口快，说话随便，毫无心机与城府。锁寿脾气不好，有时候训人很厉害，有些干部包括县级干部也怕他。但他对我不仅没有训过，还时不时夸奖我。与锁寿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他已知道我的名字，笑着问我：“小孩，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娘子关公社背峪大队的，是个小山村，你肯定没去过。”他说没去过，接着夸我：“小任琦，你的字写得好，你是个人才”。其实我算什么人才?字也写得并不好，我以为这只不过是在鼓励我，至多不讨厌我罢了。的确，后来他多次说过：”任琦是个好孩，我喜欢他!”
在李锁寿身边工作，开始我的主要任务是看电话、抄材料。当时给锁寿写材料的主要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这个“大秀才”生长在大城市，不熟悉农村和农民，他给县委书记写的讲话稿，有些地方虚来虚去，洋腔洋调，根本不像农民出身的人讲话的语气，不符合锁寿朴实无华的个性。每当抄到这些地方，我总是边抄边改，尽可能把话说得通俗一些，多用一些农民语言。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贺明德看了很满意，认为改得好，但由此得罪了那位“大秀才”。1977年夏秋之交，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要在昔阳、平定召开，那时正值平定“一年建成大寨县，二年迈了两大步”之际，故而李锁寿是重点发言人之一。这个发言稿原先是由“大秀才”和一位县委办副主任起草的。一天，贺明德带着起草锁寿发言稿的那位副主任和我来到昔阳一招，请晋中地委副秘书长张丽泉同志审改定稿。丽泉同志看后不满意，要求推倒重来，并提议让我执笔起草。我按照丽泉同志的思路和锁寿同志的意见，用一晚上时间重新起草了一个发言稿，丽泉同志很满意，只作了一些文字性修改。锁寿看后更高兴，他说：“小任琦的字写得好，没想到还会写大材料”。这是我到县委办工作后写的第一个大材料，亦是我第一次为锁寿写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看到大寨走下坡路了，李锁寿也越来越不红了，那位“大秀才”忙着要调走，从此我便承担起给李锁寿写材料的一大部分责任。对于我的工作，锁寿还算是满意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三中全会闭幕发表公报的那天晚上，我和锁寿等同志一起在县委二楼会议室收听广播。当听到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整个会议公报只字未提农业学大寨时，我亲眼看到锁寿一脸木然，一言不发，显得心情很复杂、很沉重。如果说，从一开始这位学大寨的英雄就能衷心拥护放弃农业学大寨的三中全会路线，那是假话，不是实事求是的。但是，经过一段痛苦的自我反思，再加上他那永远跟党走的坚强党性，锁寿同志逐步认识到学大寨中的某些左倾错误，他进而转变为真心拥护并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在他领导下，平定县委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等。
在我的亲历亲闻中，三中全会后的多次会议上，锁寿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过真诚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绝对没有上推下卸，他不愧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大丈夫。一位曾经全力推行大寨真经的人，又能自觉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某些错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这种赤胆忠心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良知。
1979年，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李锁寿和平定县委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新政策，鼓励广大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年秋收之后，县委派我到冶西公社调查，公社党委书记马自有同志介绍了冶西公社的新变化，还告诉我一个青年农民先富的典型。除为县委起草了一篇冶西公社靠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调查报告外，我还写了一篇小通讯，介绍了马自有同志推荐的那个致富典型，发表在《山西日报》上。锁寿同志看了我写的调查报告和那篇小通讯，连连说：“好!好!好!”这个细节也可证明，李锁寿同志是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1979年底，我写了一篇“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平定县农业大丰收”的消息，寄到《人民日报》，原驻大寨记者段存章给我寄来清样，说《人民日报》准备采用。我告了锁寿，他很高兴。也许因平定和李锁寿学大寨名气太大了，怕发出去影响不好，这篇消息后来未用。锁寿对我说：“没关系，咱理解人家。”
1980年春天，在全国第一个植树节那一天，锁寿同志带领县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上冠山植树，并以此为契机，打响了一场进一步绿化平定山河的人民战争。我将此事又写了一篇小稿，发表在《晋中报》上。锁寿看到后说：“小任琦，你这个稿写得好，对咱平定植树造林工作是个推动。”我说：“老李，不是我的稿写得好，而是你带头实干干得好。”他欣慰地笑了。
三中全会后的一度时期内，在县委大门口和平定大街上，贴出了一些大字报，矛头直指李锁寿。锁寿让我和县委办穆生福等同志把大字报内容原原本本抄回来，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其中，有的用语尖刻，说了不少过头话，我知道，他当时的心境很不好。我一边念，一边观察锁寿的表情。一次，听我念完一批大字报的内容时，锁寿对金堂、生福和我说：“人家说的大部分是事实，给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上反大寨的帽子，还处分了人家，其实是派性在作怪。我虽然一来平定就坚决反对派性，我用干部从来不分这一派，那一派，我就喜欢干事派，谁干工作我就用谁，但还是搞错了一些事，冤枉了一些好同志，我是县委书记，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记得有一次锁寿同志指着我说：“小任琦，你抄回这么多大字报，有些话也让我寒心，但没有一个人说我李锁寿是坏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错的，也没有一个人反对我大干苦干实干，这就够了，说明平定人民还是公道的。”
这里，我还想特别说一点史实。在纠正学大寨“左”倾错误时，锁寿常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泼脏水不能连小孩也一齐倒掉”。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大寨精神没有错，科学种田没有错，娘子关提水工程没有错，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没有错，大干社会主义没有错!”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李锁寿肯定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舆论一边倒、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他能为大寨和学大寨说公道话，彰显了他实事求是的品质，更体现了他厚道诚实的人格。与某些当年紧跟陈永贵而做了大官，但后来为保住自己乌纱帽，不惜出卖良心、出卖恩人的势利小人相比，李锁寿的人格比他们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当然，锁寿首先是讲党性的，他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坚守自己的良心，坚守做人的尊严。我以为，这种品质是十分可贵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值得我终生学习。
1980年11月，上级免去李锁寿的县委书记职务，他又回到昔阳降职使用，送别时我对他说：“老李(我从未称过他李书记，感到叫老李更亲切，对其他领导同志亦复如是)，我真不愿让你走，平定人也不愿让你走”。当时我的心情很沉重，眼泪夺眶而出，锁寿同志却安慰我：“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在他走后不到一个月，我饱含真情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大意是：你在平定工作五年，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你的成绩是第一位的，你不愧为社会主义的实干家，你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平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任琦更是永远不会忘记你。这封信是李锁寿离开平定后第一个平定人给他写的也算情真意切的信，也许我的信对他当时的心境多少有一点安慰，他后来多次对人提到这件事，反复说：“小任琦，有良心”。
与李锁寿真正谈心交心，结下深缘，是在他不红之后，特别是我调到晋中地委办公室工作之后。有一次，我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子仪到昔阳调研。子仪同志主动提出要见见锁寿，我具体安排他们在大寨旅行社单独畅谈过一次。事后，子仪老张对我说：“锁寿的确是个好人。”在我心中，子仪老张是个大好人，他对锁寿的评价，是一个好人对另一个好人的评价。每次下乡到昔阳，我都要去看望他，什么话都能说，我向他交心，他更对我讲了许多心里话。
他不仅关心我进步，也关心我的其他个人问题。1989年，我调到山西省委机关工作，但妻子调并一时有难度，我到昔阳告诉了锁寿这件事，他当即表示要帮我，去找省里的熟人试试看。1991年后半年，一位平定籍军官家属在并安置有困难，我又到昔阳找锁寿请他帮忙，他很爽快地说：“我去找找蔡醒民(时任山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看他能不能给想点办法?”这两件事最终都没有劳动他，但锁寿一片真心，令我终身难忘。
多年以来，我回平定或到昔阳，总要去看看李锁寿，请他一起吃顿饭。每一次聚会，他总是说：“我身体不好，现在不喝酒了，但你来了我非喝不行!”锁寿每次来省城，只要时间允许，总打电话叫我聚一聚。1995年秋天，他来太原住在煤气化公司，叫我去吃饭，我送了他一条红塔山烟。他说：“我是不请不到，不给不要，但你买不起这烟，我不能收”。我说不是我花钱买的，是别人送我的，说死说活，他才勉强收下。记得那次与锁寿聊天谈心，当我说到胡耀邦同志有“两个没想到”时，锁寿说他自己也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我能当上平定县委书记；二是没想到离开后平定人对我还这么好。最后一次在太原见到锁寿，是在2000年12月，他和大儿子爱慎来办事，我把他接进省委大楼，并安排到省委招待所吃午饭，但他说什么也要走，说是到榆次还有事，不吃了。我想，锁寿可能是知我无权无职，怕我个人花钱，不愿给我添麻烦。未能留住他吃—顿饭，这件事后来让我甚为遗憾。
2004年4月中旬，昔阳有人告我说锁寿病了，而且很重，恐怕……。 4月24日 ，我专程去看望他。当时他几乎处于昏迷状态，喘着粗气，不能说话，我对他说了几句安慰话，他点了点头，拉了拉我的手，看样子他还认得我。 5月11日 ，我到北京中南海送材料刚刚返回太原，妻子告我说：“老李(锁寿)不在了，他儿子电话告的”。对于他的死，尽管不觉突然，但我还是悲痛欲绝。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回并后惊悉锁寿同志于10日病逝，万分悲痛，我与锁寿同志个人感情是许多人都不可能理解的，我永远怀念他。现在只想说五句话：“第一，李锁寿同志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第二，李锁寿同志是那个时代县委书记的榜样；第三，李锁寿同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干家；第四，平定人永远不会忘记李锁寿；第五，我要永远学习李锁寿同志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 5月15日 ，举行追悼告别仪式，我本来是非去不可的。不料，12日因悲伤过度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我又犯病，被单位和家人送进医院治疗。未能亲自参加李锁寿的葬礼，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人怎样选择历史，历史亦将怎样选择人。从南垴到平定，从平定回昔阳，李锁寿一生选择了实干，选择了廉洁奉公。我亲眼看到他没明没夜地操劳，甚至抱病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水利工程建设，为平定的发展他真是掏出心来，扑下身来真抓实干的。锁寿心地善良，公而忘私，为火正派，为政清廉，在平定当县委书记五年，从未谋过—己之私，甚至连烟酒都没有收过人的。这位实干家，一是干事，二是干净，他奉公廉洁的高尚品格，在平定、昔阳几近有口皆碑。与李锁寿相比，当今那些只知自己升官发财而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显得多么卑鄙！我看李锁寿，千好万好，最主要的是他的心好。一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有个好出身、好脑袋，但完全可以选择有个好心肠、好品德。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锁寿的一句话：“这好那好，不如心好”。在我看来，李锁寿的好心肠、好品德，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说过，共产党的干部只能为民实干，绝不能以权谋私，绝不能买官卖官，绝不能沾腐败的边。锁寿是一个表里如一，说到做到的人。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李锁寿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历史亦成全了他的美名。
鲁迅 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李锁寿就是一个典型的“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人，这样的实干家正是“中国的脊梁”，其实干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喜欢《道德经》如果用《道德经》解读李锁寿，他至少有五点与老子智慧是相通的。一是“强行者有志”。在农业生产上，许多方面他都是“强行”的，而娘子关提水工程则是李锁寿“强行”的代表作。有志者，事竟成。锁寿成功了。二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从300多口人的南垴村来到30多万人口的平定县，除文化教育和机关工作有所欠缺外（主要因为他的出身和经历），在农业生产和工程指挥上，李锁寿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举重若轻，领导有方，够得上一个农民出身的帅才。三是“不欲渌渌如玉，珞珞如石”。李锁寿从农村党支部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但他从来不以县委书记自居，处处以一个农民的面目出现，不喜欢人们叫他李书记。他不是把自己当成“美玉”，而是始终把自己当成大地上的一块“石头”。四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李锁寿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间正道，他为此而拼命苦干，不愧为社会主义实干家。五是“死而不亡者寿”。锁寿死了，锁寿不死！锁寿精神永生！他永远活在平定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一切熟识他的同志朋友们心中。
我万般珍惜与锁寿的殊胜缘分，敬他如敬父，决心像学习父亲的高尚人格一样，学习锁寿的好心，学习他的实干精神，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作为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虽无才少德，但愿倾尽全部心力为大道真理和百姓利益奋斗到底。我想，只有这样的奋斗，才是对父亲般的李锁寿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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