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中美间结构性的障碍将通过合作还是战争解决？
－－写在2010年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必定更深入世界现有秩序，同时会与现行世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国发生更加广阔深入的来往，并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全球战略合作。许多现阶段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各级世界组织的重整与运作，外部石油能源供应，稳定的中国全球市场份额，全球重大灾害性人类疫病的防治，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等等，全球环境保护都需要中国与美国进行全球性的合作。
而与中美之间需要合作的领域和合作的共同利益相比，中美全球性冲突的唯一可能就是美国始终对中国采取敌对性的遏制政策，不愿意收缩其全球体系中的亚洲台湾部分，给中国留出充分的国家成长空间。》
一、中美两国关系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2008年美国大选新一届总统产生前，2004年中国已经完成了中国国内政治的新老交替；1989年后执政15年之久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已经全身而退，将所有的最高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中国国内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已经证明能按照中国政治自己的运作方式，有条不紊与合理的完成；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格局之下，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产生制度，已经能够不断地为中国产生稳健务实而有战略眼光的最高领导者人。
正如江泽民是上一个中国发展周期中最合适的领导人。胡锦涛同样是现阶段中国新发展周期中最合适的领导人，任何一种国家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无论是美国式的大选，还是现阶段中国式阶梯选拔的党内继承，只要能为国家选择出最优秀的领导，就是一种好的机制。胡锦涛在今日中国政坛上的绝对优势，和其在中国民众之间所能够得到的支持率，都远高于美国两党政治中能够产生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挟带着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优势，中国事实上在与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实行政党民主政治的国家进行着一场国家最高领导体制效率的竞赛，而具体的优劣成败，将从中美未来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现阶段我们还无法准确判断。
伟大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万物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国家作为一种人类政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同样无时不在发生变化。而由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国际社会，以及由区域国家构成的区域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同样会因为其中某些国家的演变而变化。国家变化和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球众多的国家尤其是主要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运动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点。国际社会的构成方式，决定了国家发展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国际体系中，霸权是交替出现和持续变动的。美国现阶段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的主导性的霸权地位，与以往已经产生过的霸权相比，并没有增加什么使之永恒的因素，而中国现阶段更是一个在不断超越自己过去的国家，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家特性。而当国家、国际社会和区域地缘环境发生变化后，原有的各国间用于处理相互关系的制度和思想都应该发生变化，但人类历史显示出的根本规律之一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组织构造形式无法随时发生迁移和变化。
人类社会需要相对的稳定来实现人类自身的成长，在稳定和变化中寻求平衡，使人类一方面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外结构以适应变动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能够获得一种均衡，使需要稳定与和平才能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保续增长，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重大挑战。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在对待稳定成长和变化适应这双重社会发展趋势时不同的反映，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里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相应的位置和力量对比。
在2004年当美国总统大选既将揭晓之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到北京与中方协商一系列问题，他在北京就台湾问题发展的讲话明确表示美国不认为台湾享有主权，顿时使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产生了新的期望，其实中美间至今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美关系会完全变成敌对性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明确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所以美国人并未有任何新的对华友好的表示，而只是说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共识。
就象中国说夏威夷是美国的一部分不享有主权，并不是中国对美国有多大的道义支持而只是说出了事实和中国该说的而已一样，鲍威尔只是说了美国人早已承认的事情，但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多年来事实上偏向台独的趋势严重，所以美国明确地针对台独势力而做出的姿态，却也显示出美国已经明白台独分子事实上在台独问题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进行约束，但却不是为中国的利益而为了美国的利益。所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依然危机重重。
二、台湾问题如此紧迫的三项原因
美中关系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其中主要的变量是由于中国近30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体系的努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已经逐渐接近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至今为止为中国现代化所适应和提供了外部环境的当代世界体系，包括世界市场的分割和构造、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霸权体系、世界现有的各主要秩序已经全部或部分构成了中国在21世纪前半叶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而在所有中国现阶段所遇到的外部障碍中，美国主导下的中国台湾领土僵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损害，以致于解决台湾问题成了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发展历程中再也无法搁置或绕过的国家头等战略目标。台湾问题之所以在21世纪上半叶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其紧迫性已经与20世纪完全无法相比，是因为如下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物质的国家主权制度安全以及民族身份和精神建设都在台湾问题上遇到重大阻碍；现代化的国家从本质上首先是民族、领土和主权高度统一，然后才是技术和经济的发达，所以现代化本身对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民族不分裂提出了远超过不发达状态的要求。主权分裂、领土不完整、国内有敌对的军事力量和地方军事割据之政治当局的存在，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克服的内部障碍，所有的现代化大国都经历过克服这些障碍的阶段，中国同样不能例外。
中国是现阶段世界大国中唯一国家领土未完全统一、国内秩序中有敌性重要军事力量存在因此始终有内战危险的大国。中国已经不可能一方面始终将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方面长期搁置直接损害中国国家现代化制度进程的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内部障碍。
（二）中国现代化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地缘经济所引发的地缘战略，使台湾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与往日不可同语；如果无法有效的控制台湾，中国已经初步现代化的沿海核心区域将事实上处于敌对势力的直接威慑之下，进而妨碍下一阶段该区域的长远现代化建设，事实上台湾处于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后对中国经济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近年台湾政要一再显示的对中国大陆巨型水电枢纽三峡，以及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上海进行威慑的事实，已经显示出台湾在地缘战略和军事上对大陆的直接威胁，解除这种潜在的威慑为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保持和平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战略本身对中国军事能力的直接要求。
（三）台湾问题同样是中国在东北亚创建良好的和平秩序，并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追求实现和平秩序，其中包含着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合作的中心障碍。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仅仅是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个应该持续一百多年周期中的一小部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必定更深入世界现有秩序，同时会与现行世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国发生更加广阔深入的来往，并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全球战略合作。
中国现阶段未与美国开展此类合作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重大外部问题最终都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秩序维护者美国相关；许多现阶段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各级世界组织的重整与运作，外部石油能源供应，稳定的中国全球市场份额，全球重大灾害性人类疫病的防治，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等等，全球环境保护都需要中国与美国进行全球性的合作。而与中美之间需要合作的领域和合作的共同利益相比，中美全球性冲突的唯一可能就是美国始终对中国采取敌对性的遏制政策，不愿意收缩其全球体系中的亚洲台湾部分，给中国留出充分的国家成长空间。
三、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军事对抗与合作的各种可能
美国现阶段的亚洲体系包含着诸多对中国敌视的结构，首先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抗中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其它领土问题与合作问题时直接或间接地牵制中国，在中国周边保持军事存在。中国现阶段已经深受美国亚洲体系中针对中国这一部分制度的损害，因此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包括在必要时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来解除美国现阶段亚洲体系对中国的危害，目前对抗的中心就是台湾方向。
但在与美国进行对抗以解除美国亚洲体系对中国的束缚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美两国都在台海的对抗过程中失去对未来战略合作利益的考虑，继而无法控制双方的军事冲突，以及局部战争过后长时期的冷战对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真正热爱和平，需要与当代全球体系、尤其是该体系的中心美国进行全面合作的国家来说，在自己现代化早中期阶段与美国进行如此的剧烈对抗，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将损害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民族复兴的进程。
因此在中美关系现阶段，围绕着台湾问题，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家内在的利益驱动，美国始终无法正视中国被损的国家利益，而为了维护这些国家利益，中国已经准备使用武力并不惜与美国发生局部的冲突，而另一方面，中美又在更多更广阔的领域内需要进行合作，其中同样包括维持对中美双方都有益的合理的亚洲安全体系。中美在现阶段的朝鲜核问题上，以及美国驻军日本都有共同的利益，是可以寻求战略共识的；中国不反对美国在亚洲保持合理的军事存在，但前提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不是直接敌视和针对中国。
美国人始终不明白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甚至不需要直接协助中国，而只要保持局外人的中立，一旦中国顺利地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就将因为双方局部关系中的紧张点的消失而有一个全新的全球战略合作选择，这将为中美两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合作前景；中国如果愿意，可以立即是美国现阶段最重要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在美国现阶段头等重要的全球反恐事业中，美国基本上是独家寡人，其军事能力明显不足，现阶段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窘况已经显示出这一点。而如果中美两国有紧密的全球战略合作，则中国可以动员足够的军事人力资源和地面作战力量，一举改变美军现阶段在伊拉克的窘况，这一切对中美关系以其全球体系的稳定，包括中国自身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石油资源枯涸之前、保证自己的国际石油资源供应、同样是一种可行和有益的战略选择。
中国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由此而节省下的中国军事资源和人力，完全可以用于在联合国框架之下的全球和平事业，其中同样包括美国现阶段单枪匹马盲干的所谓全球反恐，而这一切长远的中美全球战略合作都由于中美现阶段在台湾问题上的僵局至无法进行规划，中美两国都因为台湾问题而失去某些长远合作的利益。而现阶段，要期望美国重新思考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现阶段对台湾问题的高度介入中后退，完全不符合美国全球霸权制度的内在行为逻辑以及其在全球霸权建立过程中的历史经验。
正因为如此，现阶段中国一方面是恢复国家统一不可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亚洲体系和其国内军事工业联合体极右派的利益，当这些利益在台湾迎头相撞时，中美两国直接军事冲突势在难免。
四、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间深度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在历史上是以追求国家和社会、乃至个人内心的平衡与稳定为重的国家，中国也确实因此获得了一种稳定、以至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寻求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行为方式，是解释中国在近代面临急剧变化后的世界其它国家后，所遭遇的困境和震撼的主要原因。
而正是由于近代历史对中国的震撼，使中国文明开始吸收急剧变革和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内外新环境的机制；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度发展的阶段，目前世界格局中变动最大，力量正在持续上升的国家就是中国，历史已经教会了中国在传统寻求稳健安定的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不断突破自己，去对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而在世界体系中的美国，以及由其代表的西方文明，从传统上来说是一种变多于稳定的文明形态，正是由于变而适应而扩张的内在本质，才产生了美国这个世界大国中历史最短的国家，也正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改变了自己最初的立国理念和对外战略，美国才有机会从原本北美欧洲国家殖民地的身份出发，一路发展和强大最终达到现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或者说是霸主的地位。因此美国社会机制和立国理性在历史上是以长于扩张变化而不善于保守为特点，但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已经构建的当代国际体系对稳定性的要求，美国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和其它国家的制约，及全球存在的惯性。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力图保持其优势地位，因此拒绝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既使被迫去适应世界上某些已经发生的变化时，美国使用的同样是传统的逻辑，而缺少制度创新和历史变动的视角和意识，美国已经象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有了帝国的迟钝和笨重。
正是在这样对现有国际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同心态下，中美两国在台湾以及亚洲格局上陷入僵局；中国在近代史的一百多年间已经学会并善于根据不同的环境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战略和理念，以适应新的环境，其中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内部现阶段的不断演变，中国经济世界级规模地重组和重建，都显示出现阶段中国的变化和适应能力。
这种能力反映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在解决亚洲僵局问题时，同样显示出革命性的创新；其中用“一国两制”制度解决中国领土的统一，用“搁置纠纷、共同开发”来解决有争议领土的归属，用“和而不同”的原则来解决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无不显示出长于稳定的中华文明，经过学习和适应后同样长于变化和创新，中国近年来持续高速的成长，就是中国一改数千年超稳定保守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后变化的结果。
中美两国现阶段最大的冲突根源不是在具体的事件上，而是在中美两国关系的深层结构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在具体的现实政治中，中美关系的确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矛盾，但在现阶段，尤其是当中美两国都因为有更长远的利益而需要在矛盾发生的领域进行合作，中美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要远远超过矛盾的冲突点。中美在贸易领域、国际货币领域、全球安全与和平秩序维护等领域都显示出这种可以形成共识进行合作的趋势。
而在超越具体的事件进入国际秩序的宏观层次中，中国同样显示已经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事实上接受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接受现有国际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适应和调整，只要世界秩序在根本上不违反中国的基本利益，比如说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等原则，中国完全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通过对自身的调整而成为世界性的中国，而不是通过对现有秩序的对抗和破坏来实现自己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意义。
中国近年提出的“和平崛起”道路，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判断和尊重，因此中国不存在与美国在各种具体事务和国际秩序根本结构上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台湾问题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上唯一的结构性冲突。
五、美国陷入台湾僵局的根源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美目前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是指在具体的事物处理，同时又在宏观性的国际秩序之下、中美两国在现阶段台湾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台湾事务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对中国来说，是涉及其国家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方向，既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完成的核心大事，而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现阶段的全球霸权体系，尤其是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美国主导下的亚洲秩序，按美国人的分类，台湾问题尚不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但确是事关重要的美国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目前已经陷入一个僵局，这个僵局的出现是由数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
（一）首先是美国由于处于当代国际秩序的霸主地位，已经由于各种既得利益和义务的束缚，而失掉了美国崛起的关键要素，既能够灵活地随时改变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实用主义，台湾事实上是美国在过去构筑的亚洲体系的一部分，如果被放弃就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存在战略的一种调整，美国在不同的时期都曾有过放弃台湾的方案，而且事实上既使台湾脱离美国亚洲战略体系回归中国也同样不会直接破坏美国的亚洲战略，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台湾问题打破美国亚洲体系的战略思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短视。
（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僵硬与不合时宜的战略，除了受到美国僵硬的帝国机制缺乏反应能力影响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既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负面影响；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美国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所从事的最危险的事业，美国现阶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遭遇的风险和失败、如果与在台湾海峡美国有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失败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态。而美国现阶段在台湾问题上所承受的风险能给美国带来的相应国家利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与风险不成正比，美国现阶段在台湾缺乏正面的美国国家利益，而唯一能从现阶段美国台湾政策上实现自己利益的是美国国内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极右派利益集团。
正因为如此，美台之间的军火交易和军事往来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台之间现有的政治结构、是一种畸型的发展，这其中有美国政府有意无意放松管制的效应，但更多的是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极右派们在其局部利益驱动下的行动，普通的美国人将因为美国这些极右利益集团在台海的所作所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国内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美国国家利益的作法正是美国国内政治利益共同体解体的一种象征。历史上在罗马帝国崩溃过程已经告诉我们当国家总体利益被特殊利益集团局部化后的恶重后果。
（三）美国深陷台湾问题的僵局，同样是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台湾用心叵测的台独分子和台湾在美国多年经营的政治游说力量共操纵下的后果；美国政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各种院外集团。其中不乏国外的利益、通过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渠道，直接引诱和干涉美国的国内政治。
任何院外游说活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非主流政治手段，只能是在民主政治出现重大缺陷时才得以流行；因为任何一个议题如果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而是通过小圈子的谋策、尤其是直接或间接涉及金钱时，都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美国对台政策现阶段就已经陷入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台湾院外游说集团的双重捕获之下，以至于受到美国国家利益以外的各种其它利益的误导；台独分子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美国脱进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混战，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台独分子们自己的政治目标。
尽管美国当局对此并非不知道，最近发生的美国联邦调查机构对与台湾过于接近的美国高层外交官和台湾在美情报活动人员进行调查一案，就是美国政府对台湾在美政治暗盘交易的一种警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决策程序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样不例外。
六、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现阶段中美关系就是在美国台湾战略缺乏变动的内外动力、美国国家战略变动能力趋于僵化，同时又受到美国国内极右军事工业利益集团，以及台湾院外活动的诱导和操纵等等因素干扰下，因而陷于一种僵局。与美国在全球其它区域的战略变化相比，美国已经在中国台湾地区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外，这其中亚洲的内外环境、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现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单一规模的历史事件，最终将推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全面超越在过去数百年间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
而对这样一种大格局的历史巨变，任何一种在半个世纪前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地缘格局以及当时的政治哲学而制定的具体战略，都应该得到调整；我们看到中国在不断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先后提出过的对台战略包括从解放台湾到、平统一、一国两制，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而不是台湾的统治者，又到目前的政治军事双重准备，始终是动态和不断调整的，中国已经不复是一百多年前僵化的王朝，而是真正成长中、充满自信和有高度应变能力的大国。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僵硬与不合时局、为美国国内极右利益集团和台湾在美院外活动集团以及粗俗的台独政客们所诱导的立场，已经显示出美国在长远世界格局变化中缺乏变动能力。
在美国之前世界上已经有众多的帝国先后存在、腐烂、然后崩溃过，只要是帝国，就一定会有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崩溃，美国同样不例外，台湾问题，只是美国帝国现阶段僵化的一个典型范例，只是面对这种僵化的是中国人民，而且美国帝国的僵化直接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
中美两国现阶段有各种从最高层政治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和互访，到具体政府公务人员的各种交往机制，甚至中美两军都感受到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共同的和平利益，有必要进行相互交往，但这些交往迄今都是事务性的，缺乏结构性和全局战略性的共识，在这种交往基础上的中美两国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上难有重大突破。
数十年前当毛泽东主席决定与美国建立当时新型势下的战略关系时，首先是与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进行战略性的对话，尽管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不是由于真正懂得了中国的战略立场，而是为美国自身的亚洲利益和全球利益所推动，与中国达成了结构性的共识，创建了当时的中美关系。事实上我们今天仍处于那个中美接近与和解时代所建造的中美关系结构之上。当时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至今仍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而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在国际社会构成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包括对国家领土统一的重视还始终未变，而其它各种条件、包括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美间现阶段最需要的就是进行结构性的协商。双方应以台湾问题为中心，按照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当代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后新产生的原则，为中美两国现阶段的双边关系确定新的结构。
中美两国关系现阶段还很不理想；一方面在众多的领域、包括经济和国际货币、防止核扩散、全球反恐都有合作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为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有可能由于中美以外的突发事件和原因而转向中美军事冲突，继而全面破坏中美在无数领域内关键性的合作。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其军事冲突一旦发生而且得不到控制，将会给全球体系、包括中美两国人民造成重创，现阶段美国政府出于种种习惯思维和战略滞后时间差，尚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由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家利益的核心，中国人民同样不会永远等待需要美国人清醒而主动后退，才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问题。
七、中美关系因为台湾僵局的存在而具有爆炸性
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利益，而在适当的时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和行为逻辑，如果美国愿意就此谈判则是最理想的状态，而如果美国始终坚持台海僵局，在事实上支持台独分子分裂中国、中美之间迟早会按另一种方式的运行来解决两国间现阶段的僵局，那就是因美国卷入台海问题而发生中美两国的军事冲突。
现阶段中国有足够的把握在中国周边的陆地上击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其中同样包括美军。而在海空战场上，中国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相应军事能力，在核对抗和外空领域，中国的力量同样在持续成长，如果台湾问题以及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问题需要用军事手段才能打破现阶段由于美国的干涉而形成的僵局，中国一定不会退缩，而且战争后的结局无论如何要比现阶段僵局更有利于中国。
但这一切都还需要中国继续对自己的国内结构、包括军事力量进行重组、调整和发展，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中国内部力量的成长性，而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有创新性的国家，中国已经是而且继续是全球大国中唯一高度成长的国家，中国将因为自己的努力与成功、包括进行自身调整时的阵痛和局部利益的损失，而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民族复兴，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在这个过程中水到渠成般的实现。
2004年当各自都得到相应的国内宪法机制和政治体系最高授权的中美两国新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总统大选后在合适的场所见面时，中美两国关系一方面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另一方面则具有前所未有的爆炸性。中美两国关系比任何时候都好是因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中国经济已经对全球经济发生了自从美国成为全球大国以来最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是在持续成长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由于在同一国际体制内共存、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开始形成共识，中国已经开始直接在美国关心的领域内实现中美合作共同推动议题的发展，在全球反恐和亚洲核扩散领域就已经进行了有效的中美合作，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样已经成为双方国家各自经济的有效构成部分，突忽其来的中断已经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而中美两国关系在双方关系日趋紧密时又具有重大的爆炸性，其根源是中美关系中的僵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后，台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这其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由于无视现行的国际制度基本原则和机制，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而在台湾问题上失掉了国际道义基础；而中国在长时间内由于内部现代化努力的需求，始终未将实现中国领土完全统一作为首要战略目标，因此台湾问题一度不是中美间的当务之急，但目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台湾问题近年开始发生变化是由于台湾岛内的独立倾向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中国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确保台湾继续为中国领土的地步，美国对台湾局势朝战争方向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台湾独立倾向事实上的始作俑者。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可能有中立的选择，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恢复对其领土的主权，就是对地方分裂势力的支持，更何况美国始终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提供事实上的军事干涉保证，这一切都是台独势力增长的直接外部根源。
八、中美新领导层需要进行新的结构性的战略谈判
所以现阶段美国面对中国时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因为台湾问题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裂带；在台湾问题之外，中美两国进行着各种合作而且范围和深度日益扩展。中美两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双方关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如此广泛全面合作的时期，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处于事实上的冷战，或者说战争爆发前的磨擦阶段。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作出各自的努力控制战争爆发的危险，但台湾问题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在台海问题上无路可退，而美国可以从台海局势中后退让路给中国人民，但现阶段却无意这么去做。
台湾问题因此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僵局，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美双方各自更重要的战略目标，而如果台湾问题因在各方面行为都已经显示出无理性的台独势力而引爆，中美两国的冲突在所难免。美国国内某些思想机构及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以及随着中国现代化而实现的中国整体力量的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势必进行相应的亚洲和全球性的扩张，因此与美国发生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成为美国2008年第55届美国总统的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无论是党派和个人背景，在其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中国关系的重大挑战，而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如何对待台湾问题。现阶段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的亚洲体系以及美国全球政治的内外逻辑，都显示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都不可能立即作出重大的立场转变，而必将维持台海现有的僵局作为最佳选择，而美国如果要努力维持台海僵局，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军事上支持台湾。
近年仅仅由于台湾台独势力已经越来越流氓化和非理性化，美国才开始对台独人物进行一些控制，但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在军事未准备好时被台独分子提前拖下水。因此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现行的立场，不可能得到中国方面的立场转变进而支持，而中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尽管是合理的，现阶段同样不为美国所支持，其根源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现阶段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的，是根据美国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美国长远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或国际正义来主导其行为的，事实上美国对外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什么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只是在特定的时候美国国家利益较多地符合了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已。
因此美国现任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只能在继承了美国现行的全球利益和全球体系中的特定前提下，在某些行动的细节和一些中型的战略变化中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特点。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几十年干涉，都属于美国的现行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会被主动放弃。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根本性的动力只能来自于中国自身，以及在中国内部动力基础上台湾内部的变动，这就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时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以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深层含义。
而中美间关于台湾问题的结构性分歧，按照国家间关系的正常规律，势必在特定的阶段引发中美两国的严重冲突，而冲突后才有可能达成新的解决方案。中美两国关系的困境就在于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现阶段已经无法达成新的战略共识以避免冲突，至少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中美两国新的领导人见面时，中美两国间还缺乏新的战略共识，甚至缺乏为达成新的台海战略共识而事先进行的结构性谈判。
因此从2008年起，中美两国间应该有明确地以解决台湾问题为核心的国家最高级别宏观政治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数项基础文件，在适当时候代替以往中美间的“三个公报”和美国的国内“对台关系法案”，为中美关系形成更牢固的基础。中美关系现阶段无法立即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结构性的协议，但为达成这样的协议而进行谈判和协商，为防止两国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军事冲突而建立稳定的战略协商和军事沟通机制，可以是2004年后中美两国新领导层共同努力、为发展真正的中美战略关系而走出的第一个真实有益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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