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为”需要“四大自由”提供保障
田忠国
仲祖文先生在“实报必查 查实必究 失职追责”一文中提出：“所有组织人事工作干部，都要增强原则性、责任心和纪律性，不为人情所缚、不为关系所扰、不为压力所惧、不为私利所惑，严把选人用人关，以铁的纪律保证选人用人风清气正。”“新华网”称之为“四不为”，这个提法很好。中国共产党人就得敢有点“四不为”精神。中国前三十年没有“四不为”，只有一为，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国情、政情的变化，现在不太提倡“一为”了，提倡“四不为”。“四不为”也很好，但“四不为”好说不好做。
“一为”的年代，我想真心诚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也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的话就不会有人被打倒了，毛主席也不会为有的人被打倒而叫好。由此可知，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需要无私无我，心中只有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无私无我，心中只有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一般人做不到，但是，毛主席认为，做不到也得做到、必须做到，因为，只有所有共产党人做到无私无我，心中只有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中国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高效的发展。
一个是做不到，既便做得到也有人不愿做到，一个是得做到，必须做到，很显然，这是两元对立的矛盾体，用今天科学术语说，叫做“悖论”。大家知道，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前，世界科学界面对“悖论”一筹莫展，无法解决，可以说是无法跨越的科学障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困绕科学界的世界性难题解决了。
不要说为人民服务，就是官员的清廉问题，也是个世界性难题。
但毛主席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四大自由的民主方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解决了官员清廉的世界性难题。
由此可知，如果想让“四不为”落到实处，没有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制度机制和四大自由是不行的。因为，自律源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与批评，而不是要求或纪律或制度约束。要求或纪律或制度约束是对自觉追求为人民服务者而言的，人民大众的监督与批评，则针对的是违背要求或纪律或制度约束的人。
所以，完善制度约束的关键问题，是完善人民大众的监督与批评权，建构立体的监督与批评平台，同时完善，并严厉打击阻碍人民大众行使监督与批评权的人和是。但现实的事实却相反，人民大众行使监督与批评权时，往往受到的却是严厉打击。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到了官吏祸国期。
中国五千年历史，民众监督与批评官吏时，官吏如打击报复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制裁，特别是中国的前三十年，官吏如打击报复行使监督与批评的民众，就更会受到制裁，但近三十年的历史却走向了中国历史的反面。
治国的枢机在于以民为国，落实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做到这一点，中国危机可解，买官卖官现象将会逐渐杜绝。
当然，要做到以民为国，得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管理从理论到实践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宝藏。
但是，如果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权力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美国在华的“文化别动队”和外国敌对势力也是不会轻易答应的，因为，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重新确立，就是他们自由剥削掠夺权的结束。然而，没有对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重新确立，“四不为”只会画饼充饥。
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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