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史记》“不总结更不分析”？
只为发帖注册笔名网友昨天发帖《这位长桥先生在历史知识方面还是一点进步没有(原创首发)》。
黄家大岭网友跟帖说：“历史就是历史，长什么的，就是瞎搅和，他没有分析总结的能力”。
一个IP为60.217.248的匿名者接着跟帖，称：“对！历史就是历史，必须通过总结和分析才得以成书，否则只能只能瞎搅和！‘史记’就是典型，简单记实，也不总结更不分析，狗屁！哪有咱官版史书正确！”
本网友认为，这位匿名者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司马迁的《史记》，不但提供了翔实和可信度较高的历史资料，还包含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分析，根本不是“简单记实，也不总结更不分析”。很显然，这位匿名者不但没有读过《史记》，可能中学语文也没认真学，以至于连著名的“太史公曰”都没听说过。
《史记》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纪实”之后，都专门有一段“太史公曰”。
这些“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依据历史资料，通过总结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在介绍商鞅生平的《商君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对商鞅的生平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评论：“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再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末尾，司马迁也发表了总结和分析评论：“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上面两例，是司马迁对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历史人物的生平进行总结和评论。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敢于依据掌握的历史资料，通过分析提出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反的思想。
例如，对于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历史人物黄帝，当时的统治者是不予承认的。
而司马迁通过对照已有的各种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黄帝确实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
因此，他专门写了《五帝本纪》，在末尾简要阐明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并对黄帝的功绩进行了总结和评论：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喾，列圣同休。帝挚之弟，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扬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
“太史公曰”不仅限于对历史人物生平的分析和评论，甚至还包括引用历史资料来论述经济和政治思想。
《货殖列传》全篇都属于“太史公曰”，并不是简单地罗列与工商业和经济相关的历史资料，完全就是司马迁以历史资料作为论据来阐述他的经济观点。
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一篇阐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的古达经济学论文。这在古代的史学书籍里是几乎绝无仅有的。
在《史记》中，这样的“太史公曰”一共有一百一十二篇。这些分析和评论，已经成为研究司马迁的思想的重要资料。
怎么能说《史记》是“简单记实，也不总结更不分析”呢？
其实，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大都是不仅仅纪实，还有的总结和分析的。
著名的《资治通鉴》里面大段大段的“臣光曰”，就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总结。
不同的是，《史记》主要是依照人物来分篇的，“太史公曰”只出现在每篇的末尾；而《资治通鉴》则是编年史，“臣光曰”是穿插在每篇之中的。
第一卷就有两处“臣光曰”。
1）在“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史料的后面，司马光发表了好几大段的评论：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一大段内容，略去）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一大段内容，略去）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一大段内容，略去）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2）在介绍了“三家分晋”的史料之后，司马光对“智伯之亡”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第二卷有四处“臣光曰”。
1）“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2）“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3）“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4）“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韩宣惠王俗两用公仲、公叔为政，问于缪留。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魏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党，其寡力者藉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君之国危矣！””
综上所述，史家写史，不仅仅限于“纪实”，还要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本来就是我国史家著史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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