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也许明天就会发生在你我身边
南平的郑民生凶残的刀挥向了13个尚未涉世的儿童,孩子的血滴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北邮的博士吴某也跳楼了,他的遗书又一次让我们痛在心间。他们没有死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没有死在人力不能抗衡的自然灾害中,却在花一样的时节,倒在了恶魔一样的社会手中。历史啊,记住他们吧,总有一天,中国人不再吃人血馒头,不再跟鸭子一样,让人捏了脖子去看。郑民生选择这样的方式实现他报复社会的目的,证明他是卑鄙凶残的,北邮的博士选择的方式,证明他是善良懦弱的。从道德层面我是这样认识的,但道德也是历史的,在不同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中,同样一件事有时是道德的,有时就不是道德的,在一个没有核心思想的社会,没有统一价值观的社会,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的认识不一样,我想肯定有吧,因为我自己有时也会反对我自己。
大约两年以前,附近的一个路口形成了一个擦鞋的摊贩群体,五六个来自农村的大嫂再招揽生意,自己的孩子有的背在身上,有的在旁边玩耍,还有一两个残疾人也在凭此谋生。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衣着得体,长相端正,也在其中,不同的是在他擦鞋的工具箱上用红笔写了“退伍军人擦皮鞋”几个字。记得当时我很感欣慰,也很为他的行为在内心里赞了几句。数月前,我刚到社区时,在办公室,我见到了他,青年很有礼貌,一直用普通话叫着阿姨什么的,但大家都想躲瘟神一样尽量避着他,我试图去与他交流,就有人会把我叫开,后来他气哼哼的走了,我想了解一下原因,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只轻描淡写的说:那是个精神病。今天下午,他又来到社区办公室,领导们躲了,只见他坐到一个工作人员旁,自顾自的说起了话:我们残疾人有没有生活费,单位不管我,我得吃饭呀,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如何办,我爸连钥匙都不给我,我都没地方住,我不找社区找谁去等等。没有人理他,坐了一会就走了。我在社区门口,向一位这段时间混得较熟络的人问起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他大致说了说(我感觉社区领导对我个人到不错,但好像不愿意让我知道得多,也许是好心吧),这个青年是精神残疾(确实有证),可能有单位,但没有上班,今年33岁,未婚,与父亲生活,但关系极不好,想办低保,但由于父亲有退休工资而办不成(我不太了解低保政策,但我认为低保不能以“户”为单位,而应以“成年人”为单位,不能简单的把在一个户口本上,不论实际情况,认定他们之间有相互抚养关系,不给办理或给与办理,给户口又附加了一项功能。就像文中这个青年,他若想办低保,首先要与他在父亲分开户口,而他又没有房子,可能又难以办到。看到没有,不负责任的、低素质的、没水平的社会管理者也许就是这样在制造矛盾。低保在实际执行中,在基层是如何成为公器私用的手段问题,待日后再专文向大家汇报)。我私下里认为,青年33岁了,找不下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办个低保,实属应该,实际上还应该得到廉租房,不能向年迈的父亲伸手,这样才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两个小时后,青年又来了,领导又躲了,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开会去了,今天不来了,他一声不吭,只皱着眉头一支一支不停的吸烟,我能看出来他的胸膛里充满了愤怒。但我好像无能为力,我也许就是那一只被捏着脖子的鸭子,努力的向前看着,看的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下班了,青年也无奈的走了,明天不知还会不会来,会不会一直这样无奈下去?
我们的社会确实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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