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我历文革（一）
这是一篇记叙文，记录的是我人生中一段不算短的历程，其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平铺直叙，文笔又拙，但却是一段真实的史实。
1966年上半年，我读六年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进了校园，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大字报越来越多，几乎贴满校园的墙壁；大街上也是如此，镇政府大门前也满目皆是。大字报里所写的意思，是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上面都是指名道姓的，过来人都知道他们是谁。接下来轮到我们学生了，某老师（至今还健在）给我们讲了当时的大好形势，鼓励我们也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我们班级进行了民主选举，想不到的是，这一选让原来的班委会（除我外）成员统统靠了边，而我却被全班同学推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红小兵的首领，而且还是全校性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成立了大字报写作小组，讨论了我们的办公室地点，选举了二把手及其他成员。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然而距学期结束也为期不远了。我们将要离开母校，小学毕业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设在本镇的县第六中学（纯初级中学）。七月四日学校召开休学式，之前我们早有安排，在四日下午搞一次活动——去车站、街上等地方贴标语，站好最后一班岗。
下午一点钟左右，我带领着八个人出发了。有同学提议先去汽车站，于是我们首先走到了那里。天在下着濛濛小雨，几十个农民正在车站附近劳动，是为晚稻准备着草肥。我等九人是兴冲冲斗志扬，见一辆客车到站刚停下，就马上围上前去往车身上张贴标语，一张一张又一张，贴得不亦乐乎。谁知道麻烦跟踪而来了，车一开走，我们就被农民们拦住，说我们在标语上写的“坚决支持姚三司（县城的红卫兵组织）”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争辩了几句也毫无结果，最后他们要我们“劳改”到傍晚。无奈之下只有接受“劳动改造”，弄得浑身湿淋淋的，一副狼狈相。转眼之间暑假结束了，但六中停招新生了，希望顿时间化为泡影；承蒙母校不弃，仍将我们叫了进去，教室门上钉着“七年级——一排（班改为了排）”的木牌。没有教材，学校就发文革的资料，透着一股油墨的香味。《毛主席语录》是必读的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是必读的而且是必须背诵的“老三篇”。再就是老师给我们讲大好形势，走资派的罪行，及我们的任务。我（们）当然有任务，我带头组织了“***小学红小兵缚苍龙铁军团”，名字起得够大的，这来源于毛主席的词句“何时缚住苍龙”。我从此学会了钢板刻写，经常刻写一些文革的资料，还自己动手印、发。我（们）把目标定在了街上，去那里贴标语大字报，有大人指点着说：这大字报上的字是学生写的，内容是老师写的。当时我听了很是高兴，心想这下终于跟大人们至少一半平起平坐了。红小兵年纪虽不大，但终归是毛主席的红色小卫兵，我们也在努力参战。那时候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连夜就会有游行队伍上街宣传，我们也不例外，都会加入游行的队列，一起呼喊宣传，情绪可谓是很高涨的，干劲可谓是十足的。有两件事令我疑惑过，一是有一天街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北京出现了“打倒大军阀**”的标语，我当时就想，与毛主席一起在井冈山奋斗过的、后来又一直与毛主席并肩战斗的首帅，怎么会是“大军阀”呢？二是县城里出现了两大派，分别叫“革命造反大联合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而且都下来宣传他们各自的观点主张，还都说是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保卫红色江山的。面对现实，我（们）该支持哪一派呢？鉴于前者之中包括了“县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我们在听取了指导老师的意见后，立场便彻底倒向了前者。次年（1967年）上半年四月间，曾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四明山区的梁弄镇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本地宣传演出，我（们）全体同学前往观看并请求指导，后来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历史就是历史，对她进行任何的或粉刷、或篡改，都是毫无意义的。还是回到当年去。那时候的大街上，确是一派精神昂扬的景象，政府的门前搭起一座彩牌楼，上面正中的毛主席像日夜闪闪发光，大门的左边挂着“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是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临摹画的（至今仍健在）。旧的大字报上复贴上新的大字报，都变成了厚厚的纸壁。人们街头巷议的是表示绝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67年5月间，本镇的造反派组织联合举行了环绕全镇（含纯农村地区）的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着，沿途有茶水免费供应，一直走了足足八个钟头，才回到原点——六中大操场，一到终点，我就立马倒在草地上休息了，到如今为止，我没有走过这么长时间的路，记忆之深刻自不必说了。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来自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人民一旦被发动起来，其力量是不可阻挡的，那些地富反坏右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广播里每天在不断地播放着毛主席的语录歌曲，和其他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我朦朦胧胧地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了。然而，遗憾还是有的，下半年县六中仍然没有招收新生，母校也没有再增设“八年级”。
难忘的岁月——我历文革（二）
初中不招新生，母校又不能再去，我（们）感到自己好像成了“无家可归”、被“遗弃”的孩子，心中隐隐作痛，但又无可奈何。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时本镇的人们刚从百日大旱的阴影中走出，夏粮绝收，晚季稻也无法插种，所幸没有发生粮荒，“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此情形下，人们将更大的精力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街上的大字报有增无减，（现在回想起来）稍感不足的是，两大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造反派”与“保守派”形成了誓不两立的局面，而后者往往有不少老干部的强烈支持，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在同是“忠于毛主席”口号下的两大派何以要弄成如此紧张的局面？这是我在多年之后才搞明白的事情。1968年大约4至6月间，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保守派”组织了千人大游行，由几个老干部在队伍前面带头，“造反派”在镇中央的小山顶上鸣枪示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恐慌；二是县“保守派”武装深夜来偷袭本镇，想抓走一些“造反派”的人员，不想有人告密，后者埋伏在镇南的山头上，待对方渡河后（凌晨1点左右）刚到山脚边，用一颗手榴弹吓退了来袭的队伍，慌忙撤退中有一人被淹死。（第二天我目睹了整个打捞尸体的过程）。8月下旬，我接到了通知，六中终于恢复招生了，当时叫做“复课闹革命”，我（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大家又可以天天在一起，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了。由于我在小学时的影响，学校成立“红卫兵总指挥部”时我被推举为副总指挥，成立全校领导机构“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时我又被推举为搞政宣工作的委员。已经离校的老红卫兵们也纷纷前来祝贺，并嘱咐我们要好好地干，与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与学校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六中有三十几名正式教职员工，原校长是南下时的山东籍干部，正营级。我们入校时他早已被打倒，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有一个被指控为“企图投敌叛国分子”的老师也与讲台无了缘，除了写交代材料，还在校内做勤杂工，他是正宗的“绍兴师爷”据说教书还是很有一套的。进入中学校门的第二个星期，工农管理学校工作小组和校“大联会”决定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并由我主持，这是我平生首次主持三百多人参加的大会，很有些拘谨，但是在“不忘阶级仇，牢记血泪恨”口号的感染下，我的胆子壮了，口也不哆嗦了。大会结束后的当天傍晚，全校人员在大礼堂吃“忆苦思甜”餐——番薯粉窝头加咸菜汤。（如今番薯还当健康食品唻）我们的课本有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和政治，体育课，劳动课等也照上不误，也进行期中、期末考试，老师用百分制打分，只是在报告单上填写“较差、及格、良好和优秀”等字样。不可否认，参加学校规模的批斗会是不可或缺的政治任务，每个月起码有一次，班级规模的批斗会也如此。寒假开始后（已是1969年），我们承担了护校的任务，因为县城那边有消息传来，某中学操场上的开大会用的专用主席台被炸了，那里是几千人或上万人参加大会的所在；而我们这里也类似，大操场上建有石块砌成的主席台，同样是挡不住炸弹的威力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四月间在这里要召开隆重的“L镇革命委员会”成立暨庆祝大会哩。时值寒冬，西北风呼呼地刮，天又时阴时雨，我们住宿在学校里，日夜轮流值班进行巡逻，镇“武卫队”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看，他们是带着真家伙的，不像我们只有刀做武器。一天的午夜时分，我们的总指挥心血来潮，把学校“走资派”押到了我们住宿的教室里，勒令他交代罪行，并且用藏在雨衣内的铜号的口对着他厉声说：“交不交代？当心你的……”那铜号的口酷似枪口，当即就把他给吓懵了，因为他知道枪的厉害。他于是连声道：“当心当心，别……我交代。”其时，我当真没有胜利者的喜悦之感，但这一幕始终停留在脑海里，至今未曾消逝。
新学期又开始了，但任务来得更艰巨，晚上不能住宿在校内了，而护校还得继续下去，意味着晚上还要来校，轮到下半夜时就尤为艰苦。终于熬到了四月的一天，镇“革委会”成立暨庆祝大会召开了。那是四千多人参加的盛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镇“武卫队”更是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令场面显得既严肃又宏大和壮观。我们的总指挥拎着一门迫击炮、衣袋里藏着一枚炮弹及带着铜号，上小山头上执行任务去了。我没有像他那么地威风，我搞的是政宣工作，属于文职，与武不搭界。之后，总指挥当上了镇“革委会”委员（1988年死于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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