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工人阶级是所有阶级里最具革命性的。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并不是只有革命性没有妥协性，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不同的，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阶级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都不再像解放前那样鲜明。
有这样一本网络读物，《工人之路》，是一本由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孙礼静口述、众多工人研究人员编撰的研究资料，讲述的是一个集体小厂的工人与该厂厂长斗争的故事。以下摘录两段。
“90年代以前经常开会，基本上每月都要开一次，每年都开一次全厂大会。工人当时对这个心里还不是很满意。每次开会主要讲财务状况、生产制度、工人纪律和生产技术 等等，一般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工人也不提意见，只想着早点散会。我当时每次都找最角落的地方坐，怕被厂长逮住发言。而现在上访之后才知道当年那些工人权利 来得是多么不容易，以前认为那些是负担，现在才知道那些是权利。”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后，工人们得到了自己可以选领导的许可，这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制度赋予工人的权利，结果呢？
“后来大厂的领导就说我们是集体厂，可以自己选领导。但是大厂不给我们相关的文件我们咋选？
于是2002年5月大厂给了工人们一封函，说根据国务院88号令，如果我们对张平安不满意，可以自己重选厂长。但是那个函给了工人以后，工人们反而傻眼了，因为大家都没思想准备，选谁呀？
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当厂长，而张平安却怕年轻人将他撵下台去，当年轻人聚集在小工厂时，张平安就哄老人说年轻人要夺权，如果年轻人夺了权，就不会再给老人们发 工资，要老人一定要保他。这样，小厂的年轻人和老人便发生冲突，年轻人还曾经找过我，向我说明原因，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并希望我能去做通老人的工作。在一 次自发的职工大会上，张平安仍拒不答应为大家办三金，由于几个老人瞎起哄，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几个明理的老人开始要医保，年轻人也为三金而发愁，都开始 找我。我那时不想多管闲事，没多想，也提不出好的办法，只能说：“张平安是大厂指派的，还是应该找大厂。”正在这时，重庆的妹妹手腕骨折，年迈母亲还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赶紧到重庆去照顾妹妹和母亲了。
年轻人没有人撑头，老人也不配合年轻人，大家都心想：“算了算了别选了，还是张平安吧，叫他给大家交了钱大家走人就算了。”于是工人们就又去求张平安，张平安一见就更得意了，说：“叫你们选你们还不选，这还是非我莫属！”
上面的故事让我想到了黎元洪被迫当统帅的事，所以不能只是盲目地标榜无产阶级的斗争性的，无产阶级有必要经常地检查自己，评估形势，而不能躺在国家目前在形式上（虽然实质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仍然有利于本阶级的政治制度上睡大觉。
毛主席在《驳“舆论一律”》一文中说过，“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毛主席的这段话，正面来看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群众革命的历史功绩，反面来看，在革命领导力量出了问题，或者革命路线有误，则人民群众又会回到那种“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也是工农群众需要检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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