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读人民网报道"刘少奇自己如何处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案件”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

刘少奇1922年，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

刘少奇19 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职工运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少奇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春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1938年任中共中原局书记，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1939年至1941年，作了《论共产党的修养》等著名演讲，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刘少奇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事情是发生在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调研，来到了老家宁乡。

这天，他在山边小路散步，发现在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斜斜，笔画稚嫩，显然是小孩子写的。

回到住地，刘少奇交代工作人员：“纸条贴了就贴了，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有可能，我倒希望见见这位小朋友。”

没多久，案子就破了。原来这件事是花明楼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肖伏良所为。

这件事发生后，花明楼小学校长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肖伏良学籍，交司法机关处理。二、班主任郑淑梅管理不严，要追究政治责任。三、对全校学生作一次摸底排队，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将破案经过和处理意见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刘少奇摆手说：“不要开除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班主任，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我倒想见见这个肖伏良，他写的那个条子，一定事出有因！”

民兵很快把肖伏良带来了。

刘少奇诧异地对他说：“怎么，是你？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

肖伏良抬头一看是一位和善的白发老人，恐惧感稍有缓解，说：“您就是刘主席呀，我不反对您了！”

屋里的人都笑了。

民兵训斥他：“你写反动标语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什么，还要坐牢？”肖伏良顿时怕得哭了起来。

刘少奇对李强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请你告诉学校，校长不要检查了，班主任也不要停职反省了。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刘少奇微笑着把肖伏良拉到自己身边，亲切地说：“小朋友，不要哭，怎么会叫你坐牢呢？那是人家故意吓唬你。你说说心里话，你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肖伏良和妈妈在公共食堂每餐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

妈妈痛惜他，自己省一口，留给肖伏良吃，自己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为了让妈妈吃一餐饱饭，肖伏良趁食堂无人偷了一瓦钵饭，结果被食堂炊事员发现追了回来，还受了委屈，肖伏良就写了那句话……

肖伏良说完，静静地等待着刘少奇的发落。刘少奇却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对他说：“照你这么讲，是公共食堂不好！”

肖伏良回答：“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

刘少奇笑了，说：“好了，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蔽掩的真话了！光美同志，你说是不是？”

李强目睹了这一幕，内疚地说： “少奇同志，我们的思想方法也许有毛病，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当作大案在办！”

刘少奇很尖锐地对李强说：“老百姓总是有牢骚才发，干部该骂才骂嘛。动不动就批斗、判刑，哪个还敢讲真话？少一点惩罚，多一点体恤，才会有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网址：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1723608.html

 

 

阅读了《人民网》上有关《刘少奇与“打倒刘少奇”标语案件》的文章，听到刘少奇很尖锐地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老百姓总是有牢骚才发，干部该骂才骂嘛。动不动就批斗、判刑，哪个还敢讲真话？少一点惩罚，多一点体恤，才会有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实事求是”，这才是我们人民群众要的共产党人真正作风！反观现实中的许多地方党政大员，官衔职位比刘少奇小，架子却比共产党领袖大，威风凛凛的土皇帝架子，的确成了“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当官做老爷，谈不上公仆，接受人民的监督。

     我们在责问，我们政法队伍的素质是在进步，还是在大倒退？

我们在责问，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司法界会制造大量的沉冤者？

我们在责问，佘祥林、张作海、王子发、刘俊海等一批沉冤者是如何制造出来？

我们在责问，这到底是中国司法机构或执法人员出了问题，还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实事求是”作风，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其实，现在出现众多腐败现象，最根本的是我们官员，背离了毛泽东最本质的“对敌狠，对己和。不當官做老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思想；背离了 党在“七大”确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 “三大优良作风”！

“实事求是”说，现在我们许多官员，名为公仆，实际坠落为腐败分子，变成是国家主人的太上皇！腐败的官员，自已可以贪财贪色，大搞腐败，却容不得共和国的主人----干部群众对其腐败行为进行批评、举报，更难容忍共和国主人-----干部群众对其实施监督。

“实事求是”说，压制言论，封锁信息，不让百姓上访举报，成为贪官腐官通病。如果干部群众起来批评监督举报，就喜欢兴师动众大搞“以言治罪”，甚至“跨省跨市”抓人关人，搞那一套封建帝王的鬼把戏。于是，各地就诞生了无数的“诽谤门”。

“实事求是”说，因为这些人民“公仆”有法不依，任意制造一个个无辜平民百姓的冤假错案，没有杀人的，刑讯逼供成了杀人犯，要判死刑，佘祥林、张作海、王子发、刘俊海等一批沉冤者，就是如此泡制出来的。这充分地证明了背离了群众民主监督，共和国的法治道路，必然是艰难曲折的。

“实事求是”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人大立了多少部法律，真正管用的能有几部？真正得到执行的有几部？原本许多制定利国利民的良法，结果既得利益集团与贪官权贵的变通，就化为地方土皇帝伤害人民群众的恶法？！不信，看一看《宪法》《物权法》，最终能保障广大城市迁移户的合法权益吗？《农村土地承包法》，能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吗？如果能，各地就不会出现血腥暴力、强迁强征、死伤人命的事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是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却是置若罔闻，私用和滥用公权力，只要公民的举报和批评的信件或文章，触痛了权贵的神经，就可以随意开动国家机器，加上个莫须有的诽谤罪名；在权贵理论里，公民的批评和举报，必须比纪委、公检法办案还要百分之百的准确，如果有差异、或有误，就是败坏党委政府名声，就是攻击诽谤领导，就必须强行教训“刁民”，直到投入监狱才心甘。

     大兴“文字狱”，成了改革开放特色，地方土皇帝非但欠缺民主意识，仍然奉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信你看，灵宝官员们，不但敢于违法，而且来个千里跨省追捕。在福建莆田、安徽五河、山西稷山、河南孟州、山东济南、海南儋州、陕西志丹、辽宁西丰、四川遂宁等地，这些大搞“以言治罪”的地方官员，不但残踏共和国人权，而且直接残踏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盘点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压制言论式诽谤案，全国最著名的十三大诽谤案，有（1）福建莆田 “诽谤领导”案；（2）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3）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4）山东高唐“诽谤领导”案；（5）山西稷山“诽谤领导”案；（6）河南孟州“诽谤领导”案；（7）山东济南“红钻诽谤”案；（8）海南儋 州“诽谤领导”案；（9）陕西志丹“诽谤领导”案；(10)辽宁西丰“诽谤领导”案；（11）河南灵宝“诽谤政府”案；（12）内蒙古东胜“诽谤政府”案；（13）四川遂宁“诽谤领导”案等。

这些诽谤案，虽经国内众多媒体高调曝光、网络揭露、万民声讨，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至今仅仅河南灵宝王帅“诽谤政府”案，和重庆彭水秦中飞“诽谤领导”案，山东高唐董伟、王子峰、扈东臣“诽谤领导”叁案，河南灵宝处理几个替罪羊，重庆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平调，山东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免职，尚有10个冤案占77%的，地方官员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硬扛着不纠错，坚持违法乱纪到底！

 

 1996年莆田发生的林国奋“诽谤领导”案，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来“以言治罪”打击举报人的先河，揭开了众多地方官员以诽谤、侮辱罪名，滥用公权，打击迫害举报人的新潮流！

   1993年11月，时任莆田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的林国奋被交流到莆田县梧塘镇任党委书记。梧塘镇是福建省有名的明星乡镇，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使当地经济十分活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名声赫赫的梧塘镇实际上出现了财政亏空。在组织清财查账时发现，镇里数百万元的账目一塌糊涂，还欠了一屁股债……此举无意中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

     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市委书记许开瑞、副书记陈少勇等主要领导直接插手梧塘镇1993年全省村级换届民主选举试点人选安排；特别是郑海雄三番五次地插手强行安排严重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枫林村党支部书记林某等３位村干部的人选；明目张胆地支持司机程秀杰，通过梧塘镇政府某些领导以二万低价承包侵吞松东村200多亩已成林的果林５０年，平均每年每亩果林仅两元钱等行为。郑海雄司机程秀杰竟然应承松东村书记、村长连任两届，并指令林国奋要照此执行。许多梧塘镇村民们不服这种明显以势压人、以权谋私的做法，纷纷告状。林国奋坚持原则，没有迎合县市主要领导的意图，而得罪了主要领导。为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林国奋先后向县市其他有关领导反映此事，为此招若了一些人的痛恨，公开扬言要让其丢官撤职。

  于是，就有出现了林国奋任职9个月，罗列罪行20多项，贪污受贿200多万元的乌有之事。1994年8月6日，林国奋突然被莆田县检察院以一天一张《询问通知单》的形式，连续羁押、审讯７天７夜，理由是贪污受贿巨大。但是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郑海雄便以“在职不便查处”为由免去林国奋职务，不明不白地靠边挂了２８个月。期间，林国奋多次找县、市主要领导讨说法，都被对方搪塞过去。后来，只好向当时的一位福建省委何少川副书记反映了自己的遭遇，何少川副书记在上诉报告上作了批示，福建省委办公厅还以督查件下文，要求莆田市有关部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于是，郑海雄再令莆田县纪委重新对林国奋的所谓问题正式立案，但是一直没能做出正式结论。

     林国奋一直被“挂”着无法参加工作，于是一边参加中央党校政治管理本科班的函授学习，一边搜集整理有关莆田贪官书记腐败的线索，在众多有正义感的领导和同志的支持下，他先后整理成《福建莆田圈地炒卖土地严重》、《莆田工程与买官交易内幕数例》、《莆田农民负担问题调查 》等材料，附上在莆田广为流传的“莆田人民没福气，仨只猪哥当书记”等民歌谣顺口溜，先后用特快邮件寄给了中央各常委、中纪委、最高检、中组部及及新华社等新闻单位。

     同时，林国奋用住宅电话多次向中纪委、中组部电话举报。在1996年11月初，当林国奋与中纪委举报中心通话得知，中纪委十分重视莆田腐败问题即将由领导（后才知是刘丽英副书记）率队抵莆查案消息后，林国奋便在1996年11月6日被莆田当局抓起来。

     原来，在林国奋1996年6月份开始举报之时，莆田当局就发现有人向中央举报，并视为特重大政治案件进行严厉清查。莆田当局火速组建重案专案组，在全市张开大网，查流传的民谣顺口溜团伙，查写向北京的举报信嫌疑人、查嫌疑人笔迹、查嫌疑人向北京通话记录；组织全市进行排查，甚至组织盯梢、跟踪、甚至 电话等。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副书记陈少勇亲自督办，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直接指挥，莆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树芳挂帅督阵、莆田市国安局、莆田市公安局、莆田市县检察院、莆田市县纪委等部门头头直接参与，终于赶在刘丽英率队来莆查案前一周，于1996年11月6日上午9时，数百名精兵强将的重案组，层层包围莆田市委组织部宿舍楼林国奋住宅，一举成功地逮捕了举报人林国奋，立即实施刑事拘留投入牢房，并按市委书记许开瑞指示“50天内迅速走完一审起诉、二审上诉、投入监狱”全部程序。

     于是，莆田出现两道奇异风景线：一道是由许开瑞为首莆田当局重案组不断进行逼供信，不断扩大株连举报案的干部职工，加快把举报人赶尽杀绝；一道是由刘丽英为首的中纪委办案队伍，重点调查莆田官场腐败，并让许开瑞到后卓军部讲清问题。结果，不到两个月，林国奋被许开瑞为首莆田当局打入大牢，由举报人强行冠上“诽谤”罪名入狱；七个月后，许开瑞由刘丽英为首的中纪委专案组建议福建省委尽快免职，于是就有了1997年6月18日，福建省委免去许开瑞莆田市委书记职务的结果。

     1996年12月初，莆田县检察院以“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领导”，并强加上“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公诉指控举报者；1996年12月３０日，莆田县人民法院开庭实际上将判刑６年的判决书，已经事先打印好了。

   曾经身为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举报人林国奋，认为莆田当局把诽谤的自诉民事案件，变为公诉案件是不符合法律程序；何况，莆田当局滥用公权、用诽谤罪名打击报复举报人，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行为；在一审法庭上，林国奋给予公开揭露，一审判决后，坚决上诉中院，尽管如何，二审仍然维持原判。

     当时在一审上，莆田县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责林国奋“对现实不满，用民谣顺口溜诽谤县市委领导”，法庭上的本案审判长竟然质问林国奋，“为什么把堂堂正正的中国共产党莆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叫‘猪哥’，这不是诽谤是什么？”

     是啊，许开瑞、陈少勇、郑海雄当年在莆田的所作所为，已经沾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被民众视为党内的腐败分子，“莆田人民没福气，仨只猪哥当书记”、“猪哥书记不是人，吃喝嫖赌玩女人”等民谣顺口溜，是莆田民众赠予的，也确实在民众间广为盛传。林国奋只不过把社情民意整理起来，向中央等各级反映，这就构成了诽谤罪的要素，这就成了打击报复的罪状。那么，莆田社会上盛传的民众，是否通通抓起来加以判刑投入监牢呢？如果说，有一天在全世界盛传流行，要不要让莆田警察跨市、跨省、跨国到各地去抓人呢？

 

 历史进入2008年，尽管莆田“猪哥”书记劣迹，已经大白于天下；2010年，莆田“猪哥”书记判处无期徒刑，全世界报刊杂志、网站都在刊载“猪哥”的光辉事迹。 但是，莆田举报人林国奋因言获罪、以言治罪的冤案，至今仍然得不到纠正平反。
　　叫人想不通的，尽管当年腐败让莆田成为全国信访第一位，名居全国上访信访之乡榜首，惊动中纪委女包公刘丽英副书记于1996年11月率队查处莆田腐败重案，原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被宣布正式免职，但其行为却没有得到国法的追究；莆田县委书记、湄洲湾北岸工委书记、陈少勇市长的特别助理郑海雄，在厦门远华案曝发，搞父弃官、儿辞职，全家蒸发人间，但其行为却不受国法的追究；莆田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陈少勇，尽管其行为不断被莆田、宁德两地民众举报，尽管其政声不佳，仍然可以不断得到提拔，并升为莆田市长、宁德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

     事过14年，现在看来，莆田众多部门只通通听令于莆田市委书记的差遣，没有了宪法，没有了法律，没有了党纪，没有了良知，没有原则，只有认权不认法，认权不认理，结果就可以大搞“以言治罪”！当年，莆田动用公检法、国安、纪委、宣传等部门，大搞追查传播民谣顺口溜，大搞查案刑讯逼供，大搞涉案株连战术，搞得人人心惊胆颤。弥后，“猪哥”书记滥用公权，在全市仍至扩张到全省范围大张旗鼓地宣传林国奋“诽谤领导”案例，“以言治罪”严厉手段，大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警告所有敢于举腐反腐人士，谁敢于与腐败的“猪哥”作对，林国奋判刑入狱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解读！

叫人想不通的，当代系列文字狱案例，虽然具体情节各有特色，但明显特征：一是公众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官员的评价、议论和监督的权利被彻底剥夺。无论公众采取合法正常的途径发表意见，还是被迫采取非正常途径发表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是基本正确还是有所偏颇；只要是对官员进行了批评，都会被官员视为“诽谤”，当事人无不遭遇到制裁，遭遇牢狱之灾，有的甚至还拉出去游街示众；二是公共权力成为官员压迫群众的工具。国家机器如公安、国安、检察、法院等，党委或喉舌部门如纪委、监察、宣传、电视、报纸等，原本是人民大众的公器，却成了贪腐官员垂手而得、任意操纵的私器，置于国家法律不顾，按权贵意图实施对举报或提出意见的公民，进行逮捕法办，连本属于自诉案件，随意变为公诉案件。

   叫人想不通的，现代社会的“以言治罪”，由封建社会的皇上，变成地方上一二把手操控制造。一把手，官不算大，却威镇一方，不可侵犯，对敢于举报批评自己，坚决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打击；一把手，权倾一方，一声令下，一呼百应，公检法司，不顾法律，雷厉风行，千里追捕，即刻侦破，立即起诉，立马审判。总而言之，以权代法，滥用公权，地方一把手任意想胡作非为，不会有任何阻力。

叫人想不通的，在人民共和国里的举报人林国奋，被打击迫害含冤入狱几年里，不断有众多莆田人用邮政特快专递，向中央各相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此况，为何下情总是无法上达？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林国奋被打击迫害内幕经新华社《半月谈》公开曝光，全国主流媒体报道，为何引不起中央各相关部门的重视？为何总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事后救济”？

     事实证明：凡搞腐败的官员，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离间党群关系，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首先是要堵住民众的嘴，就要搞“以言治罪”。

  因此，共和国必须要有周全保护民众，让民众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和法律，只有具体实施配套措施，让人民有权监督官员，让公权力关进牢笼，才能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公民“四权”，才能夺取共和国反腐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