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运动”所反对的个别现象正是当今社会的普遍表现
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之前,就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保持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为了我们可以战胜拿枪的敌人,也能够战胜不拿枪的、并且是裹着糖衣炮弹的敌人,避免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窑洞对”的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提醒全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履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巩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资本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开展了一个又一个的旨在防止“忽焉”的群众运动。回顾往昔,对照今日,倍感毛主席的自律与律党为民的良苦用心和高瞻远瞩。
1951年的“三反”运动。为支援抗美援朝,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50年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而在运动中却暴露出了一系列的旧思想意识回潮和党内腐化享受的苗头。 1951年11月30日 ,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西南局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毛主席认真做了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这样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的止腐蚀的方针。” 就是在这同一天毛主席对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呈报的《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处理意见》既沉痛又愤怒,在自下而上的一致“死刑”的表决意见之中,最后亲自“画了圈”。
由此,第一次以“三反”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针对“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严重自由主义作风”等不良倾向开展了整党运动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1952年的“五反”运动。就在“三反”运动全面开展的时候,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指出:“他们以行贿、欺诈、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对此必须加以打击和铲除。”于是, 1月26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镇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一场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的、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在工商业中蓬勃掀起。
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密切联系群众,遵纪守法,1953年1的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要求各级领导相关在本年度内结合整党和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人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1956年的“两反”运动。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急躁冒进的倾向, 1956年6月20日 《人民日报》根据中央要求发布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为,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要求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
1960年的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5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规定,这次“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凡是犯有贪污、浪费、多占、挪用等错误的人,不论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运动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处分面不宜过大,以控制在3%为宜。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2月5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产。中央要求,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
诸上,以“反”为内容的历次运动,无疑都是正确必行的,对纯洁、发展党的建设,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发挥了积极的、甚至是绝对性的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卓越贡献。就是时值今日,乃至将来任何时候都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而今天,中国的法律条款数量已为世界之最,党纪政纪交叉重叠得也已不厌其烦——然而,贪污贿赂无所不在,业已前腐后继。单笔收贿竟然已突破了两个亿,这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奇迹”;浪费已达铺张极至,重复建设、无效投资、盲目引进,比比皆是。仅用于个人消费的公费开支每年竟高达九千亿人民币;欺诈、恶性竞争、假冒低劣、偷工减料无所不用其极;偷税漏税,以至抗税,层出不穷;盗窃、抢劫、杀人,甚至“屠童”此起彼伏;出卖国家情报已成为“当事人”的生财之道;命令主义似乎已成了领导人的“魄力”;官僚主义仿佛都已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公然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行为与无政府主义现象已甚嚣尘上,“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这一切在毛泽东时代都是绝无仅有的,如今却已肆无忌惮的蔚然成风,防不胜防的无孔不入。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反”见效,“一抓就灵”?现如今反复强调,不断重申却越反越腐,日益猖獗?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已远远突破国际“红线”,信仰理想彻底沦丧,道德底线全面崩溃,这还不令人反省与深思吗?
毛主席之所以古往今来独一无二地卓尔不群,就是他老人家对人的固有的劣根性——贪欲与享受有着深刻的认识。故尔,他必须用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严格自律并借此教育、改造广大的党员与干部群众,以防止、杜绝“私欲”的膨胀,把享乐主义、腐败现象打击、扼杀在初始化之中。这就是毛主席独立而伟大于其他人的关键之所在。不解决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人服务的世界观的这一根本问题,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甚至于有将万劫不复的危险!
警钟长鸣!
归去来兮“斗私批修”的革命精神;归去来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归去来兮为科学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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