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在临近以色列的地中海海域，以军精锐部队“突击队”士兵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只“马维·马尔马拉”号，双方随即爆发激烈冲突。以军宣称受到攻击随即开火，短暂的开火不仅造成了19人死亡、36人受伤的惨剧，更使国际舆论大哗。除了美国表态慎重外，世界各国几乎众口一词，谴责以色列滥用武力，多个国家召回了驻以大使表示抗议。
袭船事件使以色列从2007年6月开始的封锁加沙政策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加沙被铁桶般围城三年，民生之困苦自不待言，流血事件使久处艰城的150余万居民看到了破围而出的曙光。但对于事件中直接对峙的以、土而言，旧日盟友关系走向破裂，中东大地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形势仍将这两个地区大国牢牢困在围城之中。
以色列：绝对安全观
与以往无数次一样，以色列依然用“总体无辜，细节有误”的态度面对外部的指控。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也含混地承认在情报和策略上犯了巨大错误，另一方面则强调“马维·马尔马拉”号受控于土耳其一个名为IHH的“极端组织”，该组织与哈马斯乃至基地组织都关系密切，船上人员故意使用暴力手段挑动以色列军人开枪。鉴于船上人道主义者的国籍、职业、信仰各不相同，且有妇孺，以色列的说辞自然难以被国际社会取信，但就以色列内心而言，这种辩解倒未必全是搪塞之词。
国际关系里有一个常识叫做“国家是不能被制造的”，即一个稳定的国家应该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然形成的，是土地与人民的自然结合。但以色列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是1947年11月以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的形式被制造出来的。出于对历史上尤其是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悲惨命运的歉疚和补充心理，美欧用损害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方法去补偿以色列。与以色列并无宿怨的阿拉伯人却要为欧洲历史性的反犹暴行买单（大家别忘了，在中世纪欧洲国家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在当时的穆斯林世界，犹太人获得比较好的待遇。），阿拉伯世界自然义愤填膺，五次阿以战争也植根于此。依靠美国的支持、强烈的建国渴望和良好的组织，以色列越打越强，成为海湾地区第一强国，但这个年轻国家与中东土地的疏离也随之加强。
悲剧性的历史命运造就了以色列的国家性格，这个民族对外部世界的威胁极为敏感，重视甚至崇拜武力，极为热衷于绝对安全观。它用战争、定点清除甚至暗杀的手段来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但它的外面依然是虽屡屡被击败却从不停止仇恨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可能相信，总有一天，敌人们会因为沮丧而放弃仇恨，而且它从未怀疑过自己是错的，它把伊斯兰国家与历史上曾经欺压过犹太民族的埃及人、罗马人和德国人等同起来，因此避免了道德上的自责。自怜而自信的国家性格使这个强硬的国家自我囚禁于中东一隅，生活于中东大漠却对国土以外毫无感情，困城内的犹太民族不需要外面的友谊与和解，而只是饥渴地寻觅着想象中的安全。
土耳其：“向东转”的代价
与以色列不同，土耳其这次受到的损失恰恰是其战略突围所付出的代价。
土耳其在传统上是作为北约成员和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盟友的身份展现于世人面前的。土耳其在历史上一直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直到埃尔多安就任总理，这个被外界认为亲伊斯兰倾向严重的政治家带领土耳其战略方向东移，修好与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关系。土耳其发现和以色列唱反调可以加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地位，这对在加入欧盟问题上无所作为且颜面受损的土耳其而言极其重要。
土耳其的“向东转”有着历史和地理层面的必然性。该国地处亚欧交界之处，自古以来，无数强悍的民族如走马灯一般鏖战称雄。近代以来，该地更成为欧洲石油和商品输送的动脉及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极盛时的欧洲和现在的美国无不把土耳其边界视为区分东西方的界碑。只要西方人还希望维持对亚洲的优势地位和介入中东事务的便利，土耳其就可以作为西方的盟友获得其他伊斯兰国家没有的待遇；同理，只要西方世界还对东西方的差异与冲突心存戒备，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就无法真正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土耳其曾经试图向西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加入欧盟的波折使其明白，在西方眼中，自己只是一道屏障而非亲人。这使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土耳其转头向东寻求外交突围成为必然。
埃尔多安支持巴勒斯坦获得自治权利，与伊朗、巴西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充当美国与叙利亚关系的调节者，这一切大胆的外交运作背后，是土耳其人精明的盘算：反正无望彻底融入欧洲，西方世界又离不开它这个盟友，便不怕亲近阿拉伯近邻会造成西方国家的疏远。
加沙之外：更大的围城
疏远旧友，亲善近邻，因为信仰的同一性，土耳其的外交突围要比以色列干脆许多。但袭船事件后各国反应中所透露出的细微信息，却预示着土耳其破围之路依旧艰辛。
虽然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宣称“犯罪者必须被严惩”，土耳其外交部也警告开火事件“可能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但除了巴勒斯坦和伊朗予以呼应外，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平淡甚至冷淡。阿拉伯民众没有大规模走上街头，各国政府也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如何“迅速地、无条件地解除加沙封锁”上。土耳其人在促成“自由舰队”冲破加沙封锁上的贡献和牺牲没有在阿拉伯世界收获情感上的回应。巨大的历史阴云依然笼罩在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上空。
历史上，突厥人与阿拉伯人可谓苦大仇深，阿拉伯帝国兴盛时征服了突厥诸部，但突厥将领后来篡夺军事权力，又转而把帝国的统治者变为傀儡，塞尔柱突厥人甚至攻陷巴格达。同属突厥血统的土耳其人就是趁塞尔柱衰落时乘势而起继续对阿拉伯世界实现征服的。从15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阿拉伯的压榨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始终。现代意义的阿拉伯民族意识就是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百年流血使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深具戒心，当代土耳其结好欧美的政策和西方化的政治体制也使它与传统的阿拉伯社会格格不入。即便是绝对亲伊斯兰的埃尔多安也承认，土耳其的穆斯林更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其言外之意颇让人玩味。
加沙围城之外，广阔的中东大漠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围城，困在里面的国家无分强弱。袭船事件背后隐藏的，是两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深刻的无奈。以色列的自囚与自助背后，是与这片土地深刻的疏离性。古老和现代并存的土耳其则因其东西方夹缝中的特殊位置，同时难于融入两个世界。作为地区的两大强者，两国都面临着本国与区域环境不相容、异质化，国家权力无法转换为区域影响力的困境。这也成为两国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但追本溯源，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现代化道路上的坎坷崎岖，才是中东地区乱相频生、外部力量活跃的根源所在。自上世纪埃及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之后，阿拉伯世界一团散沙，只能在城外坐视土以两国的表演。城内的出不来，城外的进不去，不知这片古老土地千百年来的血与沙，何时能再造一个共同的和平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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