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婵释禅对何新先生《我的六十自述》的评论

听婵释禅对何新先生《我的六十自述》的评论　　

听婵释禅　　

何新先生在自己六十岁生日时，对自己人生那已经过去的六十年进行了自我评价和总结。其实，这世界上也真没有几个能读懂他和有资格评价他的人。他的自我评价和总结，基本上是自我理性看待的，但他在一些方面还是过于自谦，但在另一些方面还有补充的必要。所以，看过他的这篇“自述”后，听婵释禅就很有点想一吐为快的感觉。但愿不要因为听婵释禅的以下这些谬见而伤害到何新先生，因为何新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大英雄，我之所以说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看法，也正是想激发何新先生的生命和学术创造活力，以减少这个天才式人物的“学术孤独感”。　　

看完这篇《自述》，真正地感受到当年那个充满“大气、傲气、才气、霸气的何新又回来了，他的语言风格是多么的耳熟能详，而所有这些从我很年轻时看到的那本《自学》杂志开始就没有间断过地在我的眼耳间轰鸣着。说何新先生是我“神交”已久的启蒙老师也不为过。他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我，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并且还要继续影响下去。可以这样说，我的学术生涯就是在他的这些学术轰鸣声中浸泡长大的，但这阶段也只是孕育的时期而已。当若干年前我用稚嫩的笔写下一篇赞美宣扬何新的文章后，其实，那时对何新的“自认为读懂”也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但却召唤来了“何新热”。直到有一天一个同样天才的“缠中说禅”的横空出世，才将浸泡在两位大师智慧中的慧根，真正地与“天地古今中外”进行了彻底的沟通。这就是“以大师为师”的好处。　　

何新和缠中说禅都同时具有“大气、傲气、才气、霸气”这“大师”必备的“四气”，但缠中说禅的藐视一切权威的独创性的“霸气”，比何新先生更浓厚一些。在他们两人那里，学到了“大气、傲气”，在缠中说禅那里更多的是学到了藐视一切权威，只追求真理的“霸气”，至于“才气”，我恐怕与这两位天才式人物是则要差很远了，好在我的“悟性和宏观把握综合能力”的创新创造力还不错，这也为“创新建立新理论”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体会到“遍览经史、通透古今中外”对学术研究的好处。　　

这也正如何新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人说你为什么后来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当时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能做我老师？谁配做我老师？谁敢做我老师？” 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大师”级别的人物，都是不可能有“知识和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的老师的。因为，“大师”必须得有“创新创造和架构新理论体系”的本事，至少也得有“集大成”地重新形成总结概括前人“知识和学术”的完整体系的本事。当然，再加入点自己的理论创新创造和架构在里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更进一步地“成名成家”地大师了。而何新先生好象就是这种状态之间的“大师”吧。　　

而“师承”只能是在原有“知识和学术”体系上的改良、修补、完善，而不是“颠覆意义”上的创新创造和架构。 何新的学术，更在于“集大成”地对诸多学科的整体宏观总结、把握、概括和理顺等的通才和大气上，其就各学科本身而言，虽没有浸染通透更深，但就学科门类的广度和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方面，则将是中外学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必竟何新先生的“创造性、颠覆性”的理论性创新和架构还是有限的，而多是以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更不是以“独创的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式存在。　　

比如：何新先生经常引为自豪的“在1990年重提“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的那段历史。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到家后，对当时经济实践的一种“有理论出处”的最先惊醒梦中人的“说出皇帝没穿新衣”的那个小孩。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一种对号入座，但他从来没阐述过，不管是资本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罢，只要采用了“先进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那么这种“生产和产能、交换和运能等的过剩”就是避免不了的。这跟是什么社会制度关系不大，只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公有制企业等对市场经济的即有效合理，又节约均衡“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才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变的有规矩、有节制。才能对资源、环境等更能有所保护。这也是何新先生没有形成自己并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重要缺陷。也即其在“经济学或是理论经济学”的汪洋大海的岸边，也只是拾到了当年马克思曾经“把玩多时”的经济学的几枚美丽的贝壳而已。虽然如此，但在当时“众人皆醉，何新独醒”的经济文化启蒙时期，一个智者振聋发聩的呼喊，不能不让整个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这种预见性的经济政策贡献，在当时无疑只有大智大慧的智者才能做到。　　

社会科学多是“思想理念”方面的玩意，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只要一听到看到，就会被迅速掌握。有史以来的社会科学的无数启蒙者都是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伟大人物。其实，谁先说出来，也就意味着谁就是握有了这种思想理念的“知识产权”的人，但这个“知识产权”与当今自然科学相比，也是最不值钱的“知识产权”。所以，别看《资本论》写的多明白，看的人也不少，但必竟是何新先生把这个问题与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联系在一起了。这种“再创造”的意义与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上相结合的“再创造”的意义是一样的。只是他的这类“再创造”有些太个案了，要是他有“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这种“再创造”，恐怕中国就不会走到今天。也就是说，何新先生的“实用主义经济学或是实证主义经济学或是叫国家主义经济学或是叫政策经济学”的实用经济理论的“再创造”，对中国走到今天是有一定责任的。必竟曾经的“王者师”的经历，对中国的发展进程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是一片幼稚迷惘，就他一个稍微开点窍的人，又能指望谁呢？至于后来对他的完全抛弃，何新先生就再也没有什么责任了。而问题的关键就是：何新先生没有在“理论经济学”上有重大的建树。　　

当然，这要与那么只会背西方经济学本本并毫无创新创造地只会生搬硬套的书呆子们相比，那些人与何新相比还是要有天壤之别的。因为无论什么经济学理论，一个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要能“准确合理地解释任何经济现象”，然后才谈得上指导。而那些只能解释一两个经济现象，或是一些经济现象；或是只能解释“宏观”，不能解释“中微观”；或是只能解释“中微观”，不能解释“宏观”；或是只能解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经济理论，都不是什么完善、完美、无懈可击的真正济世救民的有用的经济学理论，这可以说是包括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各种五花八门的条块分割式的所谓经济学理论，都是存在这样一种“短板”的经济学理论。即使象凯恩斯、萨缪尔森等那样的经济学家，也仅是开拓出只能解释和指导某一层面或领域的经济实践活动并且也才管点用，更宏、中、微观广阔场景的经济现象，其经济学理论也就成了“骡子睾废”了。对于这点，任何一个理性一点的学人，都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吧。　　

那么当今世界有可以“准确合理地解释所有宏、中、微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听婵释禅在“集大成”基础上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世界文化架构理论”。对此，有人会说，这年头“吹牛不上税”，你就吹吧。这里咱们先把“吹不吹牛”的问题放一边，最好是那些不服气的，能把“这个理论”给批倒批臭了那才叫真本事，别的任何所谓的“玩口活”，那都是没什么战斗力，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如果谁真给批倒批臭了，那这个理论就不是什么“霸气”了，而是“臭气”了。我的希望与何新一样，真的是希望有这样的真正高手出现，那不仅是为了减少学术孤独，更是为了增加学术挑战，也许能对这个理论的完善有所帮助，并对繁荣经济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是天下之幸，人民之幸。其实，这也许就是何新先生一生所一直渴求的，何新先生的“孤独与挑战”，在以前是真的孤独，而且在许多领域他还要孤独下去，但在“经济学和文化学领域”，因为其“神交”弟子的理论的出现，其至少不应该再学术孤独了吧，而应该是从原来“自我学术挑战”过渡到“外来学术挑战”了吧。　　

对于学术上或是对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听婵释禅是历来都不反对的，而且这个也必须得有充满“大气、傲气、才气、霸气”的“全才”去做，但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那就是以往的学术或是文化“再精道”，从“马列毛主义”出现以前，是没有出现过任何能够很好地“普惠于大众”的济世救民的治世“理论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当今之乱象皆缘于放弃了“以按劳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需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公有制”。至于从“短缺的市场经济”过渡到“过剩的市场经济”之由“以商品生产为纲”转变到“以交换为纲”的“市场化”定价等还在其次。 “市场化”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那些市场供应不足性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有如住房这种“短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放任自流，这是极端失误的，这也是造成当今之乱象和怨声载道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恢复了“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也就意味着恢复了“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这两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而让这“两种分配方式”占主导和统领地位，那么原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一切社会主义因素也就要随之受到摧残了。这是没有什么可商量余地的。　　

毛泽东当年即使在“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的不同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那样如临大敌地要针对“思想”里存在资产阶级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原因也就在于此。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只有“一个”阶级，地富反坏右等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不同工作角色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学兵等。全体人民，收入实行“按劳分配”，按贡献大小，收入虽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国家和集体“资本”的全部利润是通过“按公权力分配”投入到五大福利的保障和扩大再生产的国家和各集体内的经济建设等方面上了。这个时期才是真正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名副其实的时期。就“一个”阶级，收入和福利都差不了多少，你说这句话不是真正地兑现了吗！别的时代再怎么忽悠，那说的与做的也是不一致的，那就没有说服力的。这就是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和统领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或是根本理论经济学的命脉和灵魂。　　　 　 　

何新先生的研究没有触及到这样的“理论经济学深处”，虽然曾经对公有制奋不顾身地呼喊过，但从其“文里文外”对文革的认识还始终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就能看到这种浮燥。这也许是跟他经历的有如梦魇般的文革的切身感受所带来的对理性的干扰有很大关系吧。也就是说，判断当今社会之乱象，如果离开了私有化；离开了在某种商品还没有相当充裕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的定价的放任自流等；离开了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合理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几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方面，那就是一个恢复原来已经实行过的“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把“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加入其中并成为社会财富主导和统领分配方式无疑。这样的“所谓的理论”，用创新吗？除毛泽东时代之外，这种“所谓的理论”从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以来就已经轻车熟路地摆在那了。所以，那些声称在经济理论方面创新的学人最好还理性客观一些，不能把这种人类早有存在的并以分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以贪天之功地加以贪污的。就是听婵释禅的所谓经济学理论，也只不过在“集大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好的总结、概括、理顺和体系化的“再创新创造和再架构”罢了。为的是更好地“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市场经济运行实践。而这种通过建立一种“经济理论体系”去“准确合理地解释和正确有效地”指导经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的功夫，也才是一个学人真正需要的“真功夫”。　　　 　

什么是大师？从这种可以“指引指导”人类发展方向的意义上讲的“理论经济学”，才是真正需要“大师”去做的工作。所以“马列毛”从来都没有人怀疑其“大师或是导师”的身份和荣耀，因为他们指引指导并实践了“社会主义”这种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这种“颠覆性”的创造性意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而且他们更是听婵释禅在《论大师》一文中所说的那种“世纪级别的大师”。何新先生也具备大师的那几个要件，但大师的级别则要小得多了。至于其它那些念几本破书，写几篇读后感、总结或是弄几本以前的知识或是资料的汇编就想大师了，这“大师”岂不是也有点太廉价了吗？　　

　 　何新说：“我做学问，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娱，游戏。当然还想留点好东西传之后世，留给将来，给后人。”当一个人进入到这种境界，那才真正地懂得了这其中的“乐趣、孤独和挑战”。那是一种充满乐趣且孤芳自赏的成就感，那是一种隐隐但时常袭扰的孤独感，当然也有时时面临“挑战”的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些奇妙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感觉，不仅陪伴了何新的一生，也同样会陪伴许类似的学人。　　 　

如果哪个文坛骄子能写一部雅俗共赏、妙笔生花《何新传奇》，那一定会是即惊世骇俗，又传于后世的惊世之论。只是现代已不在有这样的文坛高手了。　　

何新先生，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葆生命和学术研究的活力！　　

                          201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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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何新：我的六十自述　　

wanshi按：许多海内外人士关心何新先生现状，纷纷留言发帖揣测探问。在何新六十岁生日时，他曾对几个好友讲过一些有趣的话，本人录音记录整理。现在经何新先生过目确认修改补充后，在此发表。 　　

      （1）现状，我是什么职务
      何新先生说：“我早就退隐了。只是我的组织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个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已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又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政协我的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过一天班，也不用请假，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个山野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嘲笑自己说：“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非官员非学者，这叫二非。少年一个草根，青年一个游民，晚年一个精神的浪人，这叫三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至今还没找到让我的精神能够最后栖息的家园。 ”

　　

     （2）我的人生经历不俗
     　　

 何新说：“我的人生经历很怪异，奇特，不俗。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何新说：“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进入老年，我是个整天呆在屋里读书的呆子。”

    　　

（3）我的一生是五部书
     　　

何新说：“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很开心。　　

  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我很帅，身上有一种傲气加霸气， “酷毙”，也不怕事，很男人。所以女孩子都迷我。
       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许多次恋爱。但一不靠金钱，二不靠权势，三不靠骗人；只因为彼此喜欢，相处得开心。
       我恋爱过的，有世家高门的淑女，也有名扬一时的文化名媛。既曾红烛拥美人，也有逾墙蹈穴的隐私秘事。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做事是霁月光风清清爽爽，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一切摆在桌面上，绝不苟且，更不偷鸡摸狗。两情相悦，追求一个“爱”字，有感觉就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
       何新笑着总结说：“可以这么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阁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何新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这种人生故事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完全缺乏浪漫蒂克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

　　

（4）我是个玩家、逸品
       何新说：“其实我也是非常幸运之人。得天所眷，不仅屡历磨难不死。而且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
     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1]，天文[2]、地理[3]，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涉猎过，也深入浅出地玩过。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作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被盗版无数。其实，如果一个学者只要写得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如今仍未枯竭。目前，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如神机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真的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什么“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主张下这种死功夫。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门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有如做人的境界，最高之道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所以我是通家，又是个玩家。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学问达到至高境界是能“玩”。
    我也通绘事。中国古来画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江兆申，曾写信称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5）逃避大师
    　　

何新说：所以，我不是什么大师，不配也不想当。就像我绝对从来不想从政当官一样——如果真的想当，那我曾经很有机会。
       我不选择从政当官，是有自知之明。第一我知道自己是新疆的姑娘，小辫子很多（邓小平的话），反对者一抓就是一把。第二我也不会造作自己成个偶象。
       说老实话，我真的极讨厌“大师”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在当今已经被利禄金钱熏染得非常之肮脏——一想到某种“大师”，就会想到那种虚伪、造作、拿腔拿调、装腔作势，俗话说就是装XX。所以我说我不入流，而且甘居末流。


　　

（6）论学问，我确有超凡之处
      何新说：“但如果谈到学术，那我又的确有超凡脱俗的非常之处。我的学问中有一部分是活学问——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谈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但是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大功夫的，还是我的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4]
    　　

我写这一套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5]开拓万古之心胸”——但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们看的。
       不仅他们，包括你们，当今的人基本不会懂这一套书。就是做这种学问的学者中，能真懂者也是有限。因为他们做学问要领悟而达到我的这种境界，还有很大距离呢！
   　　

何新说：当今并不是什么读书向学的时代，外部没这个氛围，没这种环境。当今的俗文化，叫做什么“读图时代”，“全娱乐时代”，其实就是搞笑的时代，忽悠的时代，恶搞的时代——所谓“末法”时代。一切严肃的东西到此都会变形，一切神圣的东西到此都被解构，一切庄严的东西都被打成粉碎。在这个时代，认真作学问，谈论真学问，那就是一种自渎和自亵，是一种愚憨。
       所以我做学问，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娱，游戏。当然还想留点好东西传之后世，留给将来，给后人。”
      何新说：“所以我把我的这一套书留给未来的人，留给后世子孙。我还是很自豪。为中华民族存留了一种文化精神，一部精华，一种经典。”
       当今这场所谓“市场转型”，方向道路已经完全错乱。什么“十八跳”之类，将来一定会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这个“转型”运动在现代史上，是文革以后的又一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莫如当今之严重，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在鼓吹农地私有化。私有化无非就是又一场掠夺。
      但是，任何劫难也终有终了的一天！谁也无法欺骗历史！——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和反思。渡尽劫波人犹在，[6]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们会反思今天，会痛定思痛。当泡沫散去，尘埃落定，金子还会放光芒！
    　　

我相信，即使世界大战以至天崩地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总有一天，劫后复生，还会再出现一种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文化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
    　　

我的那些时论、政论以至争论，以后都将完全失去意义。但我的这一套《经典新考》会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之欣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我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上古经典和传统中国文明，重新作了系统性的解读。
   　　

 我很自豪。如果没有我，什么《诗》、《书》、《易》、《老》、儒与道都被一些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
    这套书我曾经一改再改，批删百遍，呕心沥血，销磨二十年，方得完成。这就是何新的《太史公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7）学术界无对手
      何新说：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其实争个屁，我比所有的非议者都高！君子当仁不让，这个问题上我不必假谦虚！
    　　

人家说可是你没学历啊！是啊。1977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三个月不到。但是一年后回到北京，我已经进入名牌大学当了教师。而我教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一年后又是胡乔木和梅益先生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科院。进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当学术秘书。1980年代我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
      有人说你为什么后来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当时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能做我老师？谁配做我老师？谁敢做我老师？
      自从1980年代前后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遭遇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不少，因嫉而骂而恨我的人也许更多——可是哪个对手能把我击倒在地？那些挑战者，甚至很少有与我论战能往复达到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直接批评过我的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当年在陕西有个斯维至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公开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至于当年有个什么史学博士王xx，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我，来势汹汹。我也就撰文回应，把他的皮剥下。可笑交手只一个回合，我还战意犹酣呢，他却偃旗息鼓缩头退去不见踪影了！
       80年代我当时在学术界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80年代中国政治好，社会风气也好，学风也好。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能破格用人！

　　

     （8）中国经济学家荒谬错乱
    　　

何新：我是个业余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上，我1990年重提“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而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那些人们好像忘记了他们奉为祖师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个19世纪的伪命题。”　　　　

“主流经济学”这个辞几乎是我的发明，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中国经济学家没有真正懂经济学的”——这是我2000年在《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讲的，如今这至少是网络大众颇为普遍的共识！
    　　

但是，中国经济学荒谬错乱到什么程度？？还是怎么估计都嫌不足！一个汇率升值问题，一批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应该“升值”——却没有人知道“汇率”原来并非“币值”。因此，“汇率升值”，并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了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远期交易的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的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中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还要被我这个非专业的老头子捅破，告诉大家美国皇帝并没穿衣服！、
    其实我不好意思，很不想出来讲。但实在是按捺不住，不得不讲，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流失啊，令人痛心！每一次人民币升值，都意味着中国给老外发钱，每年贴汇流失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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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享受孤独
       十几年来，我好孤独。没有对手，也没有值得与之对话一谈的人。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多已逝去了。
    　　

当今中国已无文化人——只剩下些衰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读《古文观止》原文的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真令人悲哉痛也!
    　　

在当代，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偷我抄我窃我写的东西。（例如某个大名鼎鼎的“清流”文人X杰。）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可是，有资格和我对话的我见不到一个。我只能享受孤独！


　　

（10）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说：我对自己的未来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的身体状态外强中干，表面似很好，其实是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的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再复检都没去过。、
    　　

国家给我的安排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根本没去检查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粗知一二，一般生病我都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真出大事，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国家安排，每年暑期我可以携带家眷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休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去过。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但是在当今中国，好人难做，好事难做。社会文化的氛围太坏。听说世博会进门原有一个特殊通道，专供给贵宾和孕妇、残疾人使用。后来不得不关了。因为那些健康人，发现这是一个漏洞和机会，就或贿赂或找关系，或伪装成孕妇残疾人，蜂拥而来。结果主管只好把它关了！做好事有恶报，这就是丑陋中国的现状。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所以，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关自我之悲情，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为济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大劫将至。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了！
      　　

这就是我的六十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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