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两个人的交往开始谈起吧。
远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人就有了密切的接触了。那是在安源煤矿大罢工期间的事情了，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安源煤矿大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劳苦大众同剥削阶级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后来，在延安的时期，刘少奇勤勉、务实、认真、诚恳的工作态度也有力地配合和协助了毛泽东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率领着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军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沉重地打击了敢于来犯我根据地的敌人。积极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的谈判工作。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中央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刘少奇作为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向大会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曾经一百八十多次提到了毛泽东思想。对确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在高岗、饶漱石阴谋要另立中央、搞分裂、企图诬陷和把刘少奇拉下台时，是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揭穿了高岗的阴谋。并严厉地批判了他的错误行为，保护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刘少奇同志。
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自从五六年起，他就已经多次提出过了他想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提出了关于他不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请求，并由他提议，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的决议。
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在回答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谁是革命的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是刘少奇。毛泽东主席在那个时候还对刘少奇同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他们的分歧是从一九六二年关于大包干的问题上开始的。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在中南海约见杨尚昆谈话，毛泽东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了北戴河会议，他找了许多地方的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的情况。最后，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毛泽东在中心小组的会议上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的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要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刘少奇在表面上附合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在心里是有自己的另外一套看法的。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始显露了出来。在阶级斗争是否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也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对农民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阶级斗争是否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争论今天仍然在继续。一种是走集体主义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是不管用怎么样的方法，只要能适合农民的愿望就是一条好道路。关于这两个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心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但这仅仅属于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给少奇同志上纲上线。
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有着远见卓识的毛主席给广大指引的是一条越走越宽的光明大道，而依从落后的小农意识所走的道路越走越窄小，引起了许多农村中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零散的小农耕作方法，只能使广大农民群众陷入了封建保守的小农经济的泥潭。遗憾的是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永远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还在那里张大嘴巴聒噪着什么“土地流转”的鬼话。
刘少奇同志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要是放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不算什么的。但他是国家主席，是掌握着国家政策导向的领导人，他的思想认识关系到亿万农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毛泽东的性格是：“我这一辈子惟有主义之争，其他的什么都可以放弃。”在走什么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分毫不让的。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毛泽东考虑问题的角度、位置总是与众不同，他思想的深度、高度总是高人一筹。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是越发展越激烈了。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人民谋幸福、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奋斗的。对刘少奇“问题”性质的定论，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长期的变化过程，他曾经说过：“同刘少奇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那时，他已经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再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尖锐冲突。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个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同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然把他的问题当成党内的“路线问题”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会议上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两个人谈了许久。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能不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后来，因为牵扯到刘少奇的所谓的“历史问题”。毛泽东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变化。专案组制造出一大批材料，这些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对刘少奇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在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致使刘少奇在开封含冤而死，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刘少奇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刘少奇的孩子们都叫毛泽东为毛伯伯。只是由于政见的不同才最后分道扬镳，似乎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曾经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最后的结局太悲惨了，令人扼腕悲叹。
毛泽东在对待凶恶的敌人时都能宽宏大量，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在文革时，对待自己的干部却更加严厉。他自己给文革所做的结论是“三七开”；大概那个“三”就是指“伤害了一批老干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这个“三”而否定了他的“七”，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考虑问题不但高瞻远瞩，而且处处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文化大革命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毛泽东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探索与试验所涉及到的方面，比任何时期都要广泛。他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美学、新闻、科学、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与试验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思考问题的高度和深度，至今无人企及。而且这种试验远远没有结束。
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正结论，应该都是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实践以后来做的，而不是任何的一次会议和几个人的几句言论来做结论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刘少奇同志的死是冤枉的，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则永远是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这两点并不矛盾。这才是真正的用历史的眼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最正确的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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