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极左，还是极右--评《求是理论网》时事观察员的文章“精诚团结，把当前极左思潮打下去”
：原理明
原载：旗帜网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标准是什么？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究竟是左还是右？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只能用事实来说话，通过事实可以辨别真伪，却确定是左还是右。
情况.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状及其严峻恶果
1.“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是许多在职的高中级干部也是承认的
赵紫阳几次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 ，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如果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如同实行市场经济那样……来发展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宗凤鸣著《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45与90页，以下简称谈话），一句话，“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在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转型，把中国完全“纳入了现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同上第128页），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小伙伴，2006年中国GDP20.94万亿元，居世界各国的第四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尚居第128位。
第一，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是先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在安徽省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引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强行推广，全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私有，经过秀才们的润笔，美其名曰“双层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土地承包责任制”，经美国经济学家产权理论家张五常论证：“所谓私有产权必须包括三个条件：一是私有的使用权，二是私有的收益权，三是转让权。这三个条件，在中国承包制中都已体现出来，所以，彻底的完整的，承包制就是私有制，这已为上述私有产权三个界定条件所确定。因此，中国资产实行国有或社会所有也同样能推行私有产权制度。”（同上书第111页）根据张五常的定律，农业中最大的土地产权实行了私有制，现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产承包责任制，将又有一大批国有林业转为私人所有。
“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刘日新《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
一方面由党和国家全力支持、扶植的个体、私有和外资经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有经济却百般刁难，被视为“早产儿”，给他们扣上“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生机”、“没有积极性”，要取消“大锅饭”，要砸烂“铁饭碗”。对国企不仅不支持，反而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原由国家财政拨款投资改为银行贷款），把大量利润收归国家，把大批债务留给企业，压到工人阶级的头上，对国有企业实行断“奶”政策，欲把国有企业置于死地。在这种不平等条件下，要求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这等于把国有企业推入火坑，于是国有企业在得不到资金，失去国家计划、政策的指导下，在私有企业合法特别是非法的竞争、围攻下，便很快败下阵来，变得债务累累，发不了工资，有些企业被迫贷款交税、发工资，更是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惨遭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吞并，在走资派的暗中示意下强制把大批公有制经济贱卖掉，有些地方规定，不管是效益好坏，一律不准存在，必须组成股份制公司，或自愿合资、或被兼并、或被卖掉，这就叫改制。
第二，自由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农贸市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十四层三中全会“决定”，才公开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定了许多配套改革措施，这便为我国改革定了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形成了目前的局面。我国市场经济前面加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其经济规律都在起着决定作用，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它促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近期一些出国访问的大员，竞相征得被访问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便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促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私欲极度膨胀，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成为公害，反过来吞咬着一切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市场经济好比是“水”，资产阶级好比是“鱼”，如鱼得水，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翱翔，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撄取剩余价值，迅速成长，成为今天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它们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成为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各级劳动模范，成为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他们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引导和扶植下逐步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它们（包括外资企业）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座上宾、钱袋子，也是许多腐败分子的成长的因素和依托；反过来腐败分子利用自己谋取到的权力，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开道、护航、服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支柱。二者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主利用手中的钱，收买贪官手中的权，为其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近年来，私有企业正向广大农村征用、蓄备大量廉价土地，兴办新兴产业，在城市兴建高楼大厦，抢占商机和黄金地段，驱赶农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败分子支持下，剥夺农民和市民。目前，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广大工人、市民、农民深受其害。工人、农民工成为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资本、生产资料拥有者成了工人、农民工的主人，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工人、农民工和农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的自由，广大工人、农民失去了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压低工资、福利待遇的条件。“你不干，别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间的竞争，成了资产阶级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不断地为资本榨取创造着条件。马克思说市场经济好比“蒸溜器”，所有商品都要投进去，经过“蒸溜”作用，把货币“蒸溜”出来为止。何止是“蒸溜器”，更像一部特大型的“榨油机”，任何商品都要投进去，经过各个部件的挤压作用，把每个商品中所含的“油份”、利润、剩余价值统统挤干、榨尽为止。其间，商品经过各种周转环节，从生产者手中转到批发商手中，再到零售商手中，为了把商品销售出去，为了赢得顾客，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广告战、宣传战，互相争斗、互相贬损、互相残杀，充满着阴谋、欺诈、伪装，商场好比战场，店铺装饰一新，商品琳琅满目、包装逐渐升级，标榜价格最低，商品质量最好等等，但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又浑水摸鱼、充作优质商品卖给消费者，其中许多细节是商品检验等机关和广大消费者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秘密……欺骗，广大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销售者的俘虏，大小商人从中赚取了数量不等的金钱，“赔本的生意他们从来都是不干的，”最大的赢家是资产者，最大的输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镇的消费者，商业资本家从中榨取了30%-100%的利润，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尔茨惊奇的发现：“流通环节就是财富，中间商占据人类财富的60-80%，所以人们发疯地做生意。”如一双皮鞋，从南京生产厂家进价150元，到零售商那里每双售价420元，毛利润270元，占64.3%；一个间单的臭氧消毒器，出厂价不过100元，但零售价竟达680元，毛利润580元，占85.2%；据调查，一般的蔬菜、水果、粮油、食品要加10-50%的利润。大批的利润装到了资产阶级的腰包，成为亿万富翁，广大工人、农民、市民被一层一层地剥光了。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乐园，人民的地狱、苦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然要进行欺骗，“不诚信的代价，每年损失5855亿元”（《文摘报》2004年4月1日），这便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完全与上述情况相反，诚信第一、质量第一、没有欺诈、没有剥削、人民基本是放心满意的。
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便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第三，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各类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解方初期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这难道就是“实事求是”吗？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利，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其手段隐蔽繁多，如两本账、开“大头发票”、开假增值税发票、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扩大成本减少收入、把收益当作外来借款、不记账或投靠国有集体企业，以国有企业的亏损掩盖私有企业的盈利，还有投靠外贸企业、或以私有企业冒充国有外贸企业，甚至以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等等。总之，偷税漏税是他们增加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据“《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
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利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第四，经济危机应运而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典型特征，它预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完全由市场决定生产的品种、数量、价格，由市场配置资源、资金和劳动力，企业完全由市场左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残酷竞争、互为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浪费，酿成了数次经济危机，近30年来，出现的较大经济危机有3次：
一是1988-1989年，物价指数增长18.5%和17.8%（见《迈向2020年的中国》第65页），当时不同程度引发了抢购风，如囤储食品、抢购电器等，导致了1989年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经过三年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压缩基建投资等措施，得以解决；
二是1993年至1998年，1992年经济调整结束后，从1993年开始，又大量扩大投资，引发了三年物价指数连续超过两位数的膨胀，其增幅为13.2%、21.7%和14.8%（同上），建材、粮食、副食品等大批商品涨价，至此，物价总水平上升数倍至十余倍，如牛肉从每斤一元上升为十元以上，面粉由0.18元上升为一元/斤；贷款利率升到9-13%，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由5:1降到8.7:1，房地产和股票等被炒到极点，形成大量经济泡沫，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与南巡讲话有直接关系。
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99年开始好转先后达6年之久。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股市从2001年的4900点降至2006年的3600多点（沪市），下挫1300点，股票市值缩水近1/4。美国的经济危机从2000年开始，股票市值缩水近50%，其中纳斯达克股票缩水60%。
三是，从2007年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尽头，由于投资过热，国外短期热钱大量流入国内，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圧人民升值，已由8.27:1升至6.7:1，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95万亿美元，这些综合因素促成我国股市和房地产两大泡沫，经济过热，全国物价飞涨。沪市股票从去年的3000多点升至今年5月的6000多点，又降至1700多点，市值缩水4300多点，降幅达72%。房地产价格升到极点，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暴利驱动，房地产商投资少、自己只需投资1/3，其余2/3由银行贷款，但回报率高，一般都在100%以上，成为暴利行业之一，二是炒房的投机商激增，它们炒房子、炒地皮、房价炒得天天上涨，出现了政府越调控、房价越高的怪现象，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了房价回落的征象，三是“开发商大肆囤地刺激房价疯涨”，“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面积21.62亿平方米，但实际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相当数量的土地被囤积和倒卖，……广州市黄金地段有两块闲置土地，共64697平方米，除建一个停车场外，全部荒芜。……截止2006年年底，沉淀在囤积土地上的资金高达2.4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开发商每年销售金额，在全国闲置土地所占用的2.4万亿元资金中有1.08万亿元来自银行贷款。”（《大河报》2007年12月10日）。
从2000年始，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从各方面已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受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制约，美、欧市场稍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市场也得随其摇摆。
第五，导致严重两级分化
由于推行了私有经济为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在分配制度上已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变为按资分配和按权力分配为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再加上“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号召，我国已经形成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格局，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其表现为：
一是富悬殊。从世界衡量贫富标准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4，1995年上升为0.434，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0.469。从1995年起，越来越多地超过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国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为32：1。”（《大变化》第2页）
二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自1995年以来，特别是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后，在私有经济老板的收益几何级增长的推动下，对公有制经济的老板们实行了年薪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1500位央企负责人的税前收入情况。从2004年到2006年，央企负责任人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和47.8万元。”（2008年8月11日《大河报》A11版）“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4000万元，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4616.1万元，另有2000万元奖金，总薪酬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记录。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税前薪酬为2.285万元，占本年度在公司领取报酬的14位高管薪酬的近49%”（《大河报》2008年3月22日A32版）“央企高管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普宏德会计事务所有关负责人称，对央企财务统计年报中的天价薪酬，已经见怪不怪。统计称，现有央企155家，去年高管薪酬均超越民企。以中国神华（赵紫阳透露李鹏老婆朱琳曾任大股东）为例，去年神华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有8位，其中两位付总裁年薪为304万元。”（《平原晚报》2008年7月8日）
绝对贫困的职工可以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有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2700万人。”（《大变化》第25页）这些下岗职工多是40、50岁以上的人，再就业十分困难。
三是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关于我国的城乡贫困人口，国际上通常是按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作为贫困线计算的。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此标准计算：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总人口的比重为16.6%（据此计算出贫困人口为21400万人）。又据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报道，据联合国按此标准计算：‘中国大陆有18%的贫困人口’（据此计算出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2006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还指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仅许多人相对贫困化，而且有一部分人绝对贫困化。‘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必然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同上书第43-44页）
四是农民工，全国目前大约有农民工1.5亿人左右，他们每天工作时间最长、干的活最累、最苦，而且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为了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供老人治病、以及盖房子、取媳妇等农民的所有负担，几乎都要依靠出外打工解决。大部分从事建筑安装、少数人进入煤炭、矿山、砖瓦窑的“包身工”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奴隶性的“血汗工厂”，如许多报纸报道的“黑砖窑”、“黑煤窑”等事件，这里不再熬述。“据广东共青团省委调查，进城青年的65%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普通工，80%以上几乎每天干10-12小时，超过半数的人月工资只有400-800元，多数单位还拖欠工资，70%以上没有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保，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他们中感到苦闷的人数超过2/3。据统计近十年全国有8300多万人进城务工青年。”（《文摘周报》2002年2月4日第二版）。
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上述事实完全说明，路完全错了，确实走上了一条斜路。
第六、干部腐败屡禁不止
私有制的迅猛发展，一切为金钱奋斗的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资产阶级以金钱、美女收买党政干部之风愈演愈烈，我们只反贪官、不反资产阶级犯罪的政策，促使资产阶级行贿的胆子越来越大，并且趋向公开化发展，形成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不治之症。
特别是国外资产阶级行贿收买我国高管（官）的手段更加隐蔽，杜绝了执法机关的监督侦察，使贪官们更加放心，都乐意和外商打交道、谈生意，赵紫阳说：“所谓跟世界资本主义接轨，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发生外国人用钱买权来行贿，使中国政府产生腐败”。（《谈话》第163页）赵的谈话反映了中国高层的腐败真象。一些人在与外国资产阶级交往中干出了许多损害祖国利益的伤天害理的卖国勾当，还美其名曰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造成许多贪官仍能步步高升，甚至有可能成为篡夺党和人民最高权力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国反腐败愈反愈烈的死结所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可能以贪官反对贪官，不过是应付、走走过场而已，根本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和认识问题，不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禁止运用“四大”这个锐利武器，仅仅依靠专门机关进行反腐败，缺乏群众运动的镇刹作用和广泛的侦破线索。这又是反腐败成效不大的死结之一。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披露，“5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5年分别下降13.2%和9.9%；已被判决有罪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30.7%。
大案、要案占立案数的比例分别是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3%和6.6%。高官落马965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比99年5万元以上提高1倍——注）、挪用公款百万以上（比99年10万元以上提高9倍）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比96-98年3年平均数487人增长52%）、省部级以上35人（比96-98年3年平均数10.67人增长30.5%）。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大河报》2008年3月11日A3版）。其特点是：腐败的面越来越大，串案增多；经济领域必然联结政治领域；从生活资料向生产资料、生活要素发展，从资金积累向私人资本发展，已发展到送工厂、送宾馆、送汽车；从使用权力摄取钱财向用钱财收买权力、操纵权力、获得权力发展，从湛江海关特大走私案和厦门远华公司赖昌星犯罪集团来看，都是通过金钱、美女买通海关的权力，为其走私开绿灯；腐败已由个人，发展到团体，由隐蔽向半公开和公开发展，有些地方和部门已成为光明正大、大摇大摆、不拘小节的程度。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从省长、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成克杰到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都有，贪污受贿从数百万到数千万，真是触目惊心。确实如陈云所说成了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第七，社会阶级矛盾普遍突显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各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那些有权势的、信息灵通的、原来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早就存有发财致富意识的人，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它们与引进的外国资产阶级一起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人、农民工、知识分子成为被雇佣者、出卖劳动力与智力的被剥削阶级。农民虽有地种，但同时也受着工头、生产资料供应商、机械大户、种粮大户、林业大户的剥削，他们普遍感到政府对农业稅减免，没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的快，政府对农业机械和商品粮贡献的补贴，大部分被机械大户和种粮大户（农村新生的资产阶级）占去，许多农民又成了工头、种粮大户、山林大户、机械大户的打工仔。
最近发生了胶农与公安民警对打的事件。
2008年7月29日《大河报》在A15版刊登一篇国内调查，标题是“云南干部反思、孟连事件。胶农诉求无法解决变积怨”报道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对5名犯罪嫌疑人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围攻。冲突导致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2名胶农被打死，15名胶农被打伤，《瞭望》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这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
全国一些党和政府机关在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方面，普遍存在在上述的情况，他们从改革和引进外资的角度出发，往往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指责工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他们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讲话，工人一罢工，一闹事，就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工人，这样一处理问题就处理错了，越处理问题越多，有些问题压下了，表面上缓和了一些，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仍在那里潜伏着。我们应该运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处理好两类矛盾，支持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解决存在的具体问题，特别通过立法程序，取缔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非法而苛刻的规定，实行8个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工伤给予治疗并照发工资，执行国家规定的加班照发工资，节假日加班发双倍工资的政策等。
第八，吃喝浪费惊天地
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时从毛泽东到人民群众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蔚然成风，党风、政风清正廉洁，社会秩序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世道就全变了，贪污和浪费变成了“锦上添花”。
首先是吃喝浪费成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迎送接待，少则十几个菜，外加烟酒水果，已是“家常便饭”，如遇上面来人检查、调研，则要高一级，生猛海鲜、名菜佳肴、游龙戏凤、一绝一档，尝遍特产海鲜，还要歌舞一番，夜莅桑拿、洗脚城、夜总会等等。还有借开座谈会、协作会、研讨会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乘开竣工、开盘、开业、开学典礼之机，或单位县市、省区之间轮流做东、吃、喝、玩、乐之外，再发纪念品、安排旅游节目、云游于山水之间，走一路、吃喝一路、玩乐一路，花费自然惊人。在工农众生中流传许多顺口溜，如“企业垮了、厂长发了”、“一路春风一路歌，走到哪里那里喝，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夫妻背靠背”……“村干部一月喝头大水牛，乡干部一月喝头大铁牛，县干部一月喝掉一座小洋楼。”据报载，全国公款吃喝浪费高达1000亿元，这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2006年11月1日《大河报》转载《瞭望》报道：“公务接待中的腐败迹象有几方面：公务接待耗费巨大，超标严重，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消费超标严重，在公务接待方面，进豪华酒店，喝高档酒，吃天价宴席，到豪华娱乐场所进行豪华消费的现象已见怪不怪；消费随意性，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现象严重，公务考察变为公费旅游，公务会议发放高档、精美纪念品，多开、虚开公务消费发票套取财政资金等现象也比较普遍。”看来胡锦涛上任伊始，西北坡自付餐费30元（开票）的模范带头行为，并没有产生多大效应，许多人可能还会反感甚至公开对抗。20世纪90年代群众说“两年吃掉一座三峡水库”进入到21世纪初“一年吃掉两座三峡水库”，浪费惊天动地，那里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其次是送礼成风。中国是礼仪之邦，一向注重礼尚往来，原本是我国几千年的民间习俗。但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本来由个人出钱的礼尚往来，变成了公款送礼，花样翻新，种类繁多，诸如“下对上”的“高攀型”、“钱对权”的“交易型”、“媳”对“婆”的“依附型”、“哥”对“婆”的“利用型”、“公对私”的“欢迎、引资”、“疏通”、“利己”型，往往利用民间习俗，在春节、新年、中秋等节前送名烟名酒、高档食品，发展到送高档电视、金银首饰、高档汽车、“红包”、有价证券、股票等等。逐年加码，一浪高过一浪。江苏某商场，有800多名职工，600万元的资产，每年春节前就成立以经理为首的送礼班子，每年仅拜年一项即达20万元。河南某宾馆，每年春节都要给各有关领导送去酒、烟、肉等过节的几乎全部消费品和装饰品。一、二把手带队，专车护送，感谢各位领导对宾馆的支持与帮助，送礼用上二、三十万元那是小钱，每年多安排几次会议，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收入就来了，为此目的，各宾馆、饭店互相攀比，生怕落到他人后头，这就是一些聪明经营者的“高明”之处，现在又发展到一些商场送购物券。我国的送礼之风，养成了一种坏习惯：“有理走遍天下”变成了“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不送礼什么事也难办成。“人家都在收，不收白不收”，收礼者也变得“心安礼得”，心里坦然有理。目前又升级为送电脑，送“大红包”，送高级工艺品等这是对创卫城市、大学是否达标等达标检查验收者送的，已成为是否“达标”的重要标尺之一。
其三公款旅游浪费更是惊人，据中国旅游报报道，旅游业收入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97年旅游收入近3000亿元，到21世纪估计已达数万亿元，这说明我国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令人难堪的是公款旅游也水涨船高，据报道，内地某市组织乡以上干部到江苏、张家港城市学习取经，150人乘坐十几辆大小汽车，浩浩荡荡，从青岛沿海到张家港，考察三天后，又沿海到苏州、上海、宁波、温州、福州、石狮、厦门、广州、深圳，历时35天，花费100多万元；公费出国更严重，许多省、市局委的一、二把手和企业的有关领导，都要轮番出国“考察”、“学习”，换一茬领导再去，先日、美、后欧洲，近的也要到港澳新马泰等地。应该说，有些学习、考察是必要的，但也不需要出去那么多人，更不应借考察之名，行旅行之实。报载“北京市1997年1-7月压缩出国考察89批，节约经费2000多万元，年均一批21万多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每人出国的费用在3-8万元左右，一年派这么多人出国考察全国用掉数千万到数亿元，真有点小题大做，借机出国观光。
其实，我国许多人才解决温饱问题，日子很不宽裕，又被新的“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许多下岗工人和贫困户为温饱而发愁，有的甚至为生活所迫去卖笑，走绝路，据2079期《文摘报》报道，“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但是我国许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却不顾国情，掀起了一股吃喝、送礼、公款旅游之风，一年花掉3700亿元，等于两个三峡工程，其中多数是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你们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却干着损公利己的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确已腐败透顶了；另一景点是资产阶级群体丛生，一些富豪吃8.8万元一桌的“极品宴”，坐880万元一辆豪华车，住几千万元的豪宅，一些人出国豪赌，一夜输掉几十万、上百万。真是两重世界两重天啊！
第九，社会犯罪日益严重
各类犯罪活动呈迅速上升之势，有些竟是屡禁不止，屡杀不绝，“九十年代中期的发案率是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八倍，我们正在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国际上犯罪种类中国皆有之，如私造贩卖枪支弹药、电脑犯罪、绑架人质，伪造货币和信用卡等。”（《关键时刻》第557页），黑社会组织已生根、发展，有的已和境外相联。总之，从刑事犯罪到经济、政治犯罪；从公开抢银行、商店、截路、杀人放火到偷拐、诈骗；从制毒、贩毒到吸毒；从拐卖妇女儿童到卖淫、嫖娼；从走私、贩私到窝赃、销赃；从出口骗税到偷税、漏税、虚开增殖税发票；从制造贩卖枪支、弹药到抢枪组成黑社会团伙，争霸一方；从印制假币到销售假币；从个别犯罪到团伙作案，许多都是一条龙、成系列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旧社会没有的，现在都有了，资本主义各国有的中国都有了。每天的电视、广播、各种报纸，都不断报道公安、武警侦破大案、要案的新闻故事，真是忙坏了广大干警，他们确实为社会治安立了大功。
尽管治安力量成十倍增长，先进侦破设备、器材应有尽有，为此，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是社会犯罪仍是有增无减，社会治安人人担忧。
第十、对环境的污染与对基本资源的破坏
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经济，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对我国的自然环境、基础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号召下，对国家的煤、铁及钨、金、银等稀有金属矿藏进行了非法与“合法”的野蛮的乱采滥挖，不仅严重破坏了矿产资源，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还对国有大矿的生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有的大煤矿被个体小矿乱挖、透水淹没。据统计，全国现有地方性和个体采金大军10万人，他们进行掠夺性开采，每采一两黄金，就要损失7-8倍的矿石储量。而且每年开采的数十万两黄金去向不明。
由于乱砍乱伐树木，许多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降低，有些地方减少一半以上，有的地方已被砍伐完，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生态失去平衡，形成多年的水患和旱灾。1998年8月28日午间电视新闻讲，川西林区，20多年中乱砍乱伐，森林面积由30%减少到百分之十几，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达100亿吨，要恢复到砍伐前的水平需时100多年以上。造成今年的水灾泛滥，今年的降水量本来没有1954年的降水量大，但由于泥沙淤塞，长江河床抬高，形成水位超过1954年的状况。
“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测算，1993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3.16%，生态破坏（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湿地、土壤侵蚀、人为灾害）占到当年GDP的6.87%，两项合计损失，占GDP的10.03%。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求实》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文章称；据专家估算，每年大气污染、河流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4%-8%。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1997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7.7%。据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4年全国污染损失占当年GDP的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成本中也未计入生态破坏损失，即使环境污染损失，其内容也是不全面的。”（《大变化》第73页）
据《每周文摘》今年第3期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仅中国西部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3%。
环境专家认为，近20年来，由于过度开发地下水，再加上不适当工业发展，污染了近80%的江河湖泊，因此，中国淡水资源缺乏。居民、工业和农业争水，因为农业附加值太低，无力承受水价，农业将进一步下滑。到2010年，我国每年将缺水318亿立方米。
高污染的后果，导致人的疾病增多甚至早亡。据媒体报道：“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近日完成。这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约75万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每年有35万至40万人早亡。另外，每年还有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另外，还有6万多人因水质引致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参政消息》2007年7月4日）
200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透露：中国人口中，当前只有15%属于健康人群，15%属于非健康人群，另外70%处于“亚健康”状态。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人口、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平均寿命正在大幅度下降，据2000年8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播出：一项跟踪十年的调查报告显示：10年间，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由十年前的58.12岁降到目前的52.24岁，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70.62岁，降低了18.38岁（几乎是一代人的寿命），比二十世纪末，世界人口平均寿命65岁低了12.76岁。
人民的平均寿命是一项综合指标，它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单单富有，并不能使人长寿。
土地资源流失严重，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估算，通过各种渠道流失的土地资源每年达200-300亿元。无形的损失则更大。如违法批地，四川省1992年到1995年8月底，越权批准用地94820亩，占同期批准用地总面积的84%。从全国来看，1994年应报国务院审批的280件，实报48件，仅占17%。另外是非法交易土地，1995年全国地市国有土地资产总值达15万亿元，其中企业用地达5亿元，占企业总资产的30%，但在改制中对土地依法处置的只占10%，另外90%都私自进入市场，有些合资企业不评估或低估土地资源，造成国有土地巨大流失。
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从大城市到县、乡，甚至一些较大的农村，到处可见，大批无偿占地，被称为中国的“圈地运动”，据《大河报》1998年8月28日报道，到1997年底，我国开发区已达4210个，其中非法设立达3082个，已投资开发的不足1/6。
总之，一股毁林开荒、过度放牧、乱采乱挖、乱伐森林，造成许多人为的自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森林毁坏、风沙弥漫、河流污染、江河淤塞等自然灾害，弥漫全国。它在使个人先富起来、增殖了国家GDP的同时，却为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短期内无法转好的灾难。
第十一，上层建筑的变化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样，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反之，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就一定会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这又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基本规律。
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在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指导下，逐步地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他们先从土地承包到户，商业、服务行业基本私有化，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个人承包、租赁、拍卖，对大中型企业进行改制，用法律形式强行推行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股份制仍未超出私有制的范围”。）、中外合资，出卖股权或全部将国有企业卖给外资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经济体已有70%实行了私有制；一、二、三产业全部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配变为以按资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完全具备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包括商业危机规律）等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驱使、驾驭着整个经济盲目地发展着，蹒跚前行。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是：
其一，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复兴，封建迷信在农村已经泛滥成灾，旧社会所有的神鬼庙寺，全部修饰一新，还加上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信男信女成群结队，烧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发财致富，到处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现了有钱盖新庙、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复茔地，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万元，建造豪华坟墓。再就是过年贴对联，内容庸俗，都是如何发财、聚宝吉庆祥和、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人们的思想境界已恢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唯心论、宿命论、轮回学说又成了广大人民的信条，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其二，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作用，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奋斗，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自己“富起来”，运用非法的与合法的各种手段参与竞争，甚至掠夺。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从追逐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忘义、非法牟利猛进，金钱、美女、升官发财已成为许多人的世界观。目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挡的威力改造着每个人，中国青年一代在呼吸着商品经济的空气长大。”（《21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第392页）。这些思想意识是新老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产物，它对人们的世界观起着极大的塑造作用，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都在与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抗着、斗争着。
其三，道德危机。资产阶级的性自由、性解放，台风似的横扫祖国大地，商业活动中的“公关”、“三陪小姐”、“坐台小姐”、“吃喝嫖赌”、“卖淫嫖娼”到处可见；家庭婚姻方面的“试婚”、“第三者”、“小秘”、“形式夫妻”、“一夫多妻”等违犯婚姻法的行为也较普遍。人们把眼前的物质利益（钱、权、色）当作人生的奋斗目标，失去了长远理想的追求，必然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社会主义的公德也荡然无存，于是形成了道德危机，主要表现在“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各种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失去控制、道德教育扭曲变型等五个方面。”
其四、对文化的危害。市场经济产生了商品市场文化，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供市场消费并为市场服务的文化，多为一次性的，它以新奇、刺激、欲望为特征，广告、戏曲、剧本、广播、音像制品，连同、歌星、体坛明星、模特等均以商品身份进入文化市场，大专学校成了培养演员、艺术家等上述各种星级、非星级特种商品的基地，成为生产上述特殊商品的“工厂”，大批传播庸俗、低下内容的小报、杂志、书刊涌入市场，它们吞咬着每一位健康人的心灵，污染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许多传统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书刊、影片等作品销售不畅，但那些刺激性强、古怪离奇、低级下流的作品却畅通无阻，一些黄色书刊、音像、出版物屡禁不止，国产的影片观众稀少，而台、港、新、韩特别是美国大片多是满座、收视率较高。究其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1978年以来有着广泛社会影响、文化思潮主题的演变，是以形形色色的民间形式形成的，例如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主题论、真理多元论；新权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以“河殇”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边缘化、市民社会化等等。他们无不打着西方思想的烙印。西方各种思潮开始涌入，几乎全部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都在中国文化市场中周游了一遍。”（《关键时刻》第57页）；二是有市场，这些低级、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文化产品，有较广泛的市场，有大钱可赚，成为“70、80、90”后出生的几代青年许多人的主要精神食粮。虽然近几年出版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有传统教育意义的影视片，这是好的。但是，对错误、没落的文化缺乏批判，对好的作品也缺乏宣传引导，仍使许多年轻一代难以辨别是非，分不清什么是香花、毒草，仍有喜欢低俗的、不喜欢高尚的文化的倾向。
第十二，最根本的一条是丢掉了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否定了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颠倒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关系。
丢掉了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强调发展生产力，忽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只抓经济基础的发展，忽略抓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及发挥其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抓经济发展、不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观的改造。陷入了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主义，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矛盾不能解决。这里只简单提一下，不展开具体分析讨论。总之，一句话马列毛主义是奔向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则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是向前走，一个是向后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浅显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信不信我们不妨看一下，外国的一些报刊是如何评论中国的。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草坪，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紧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大变化》第49-51页）
改革开放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这一事物。因为它在方向、道路上走错了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就决定了整个30年工作的主流、本质是错误的，用力越大、犯错误越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损失也就更惨，它把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它把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打入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它将进一步把我国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这难道不是天下第一号的犯罪吗？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被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葬送掉了，这难道不是对马列毛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大背叛吗？
当然，由于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在经济建设的某些方面也有些突破，如城市、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较快，在钢铁、煤炭、发电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党中央组织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战胜了大灾大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某些提高等，这些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其中许多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如大举内、外债，依靠高投资换取高速度，对外依存度过高、人民负债过重、超前消费、透支未来等，这些都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
上述事实重分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许多年来，他们是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造科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改造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化、有组织的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用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改造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已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改变为资本主义，这已是铁的事实。按邓小平说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葬送社会主义的是典型的右，是极右，这是毫无疑义的。与此相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是真正的左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这更是毫无疑义的。请问时事观察员，你把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说成是“左”派，说成是正确的；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主义道路的同志们污蔑为“极左思潮”，并号召要把他们打下去，并蛊惑、煽动若不把他们打下去，社会主义就会葬送在他们手里。难道这不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你是在白日说梦话，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走资派说成改革派，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把右派说成“左派”，把真正的左派说成“极左派”。你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水搅浑，以保护走资派、资改派（即西山会议派）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美国式的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我正告：“时事观察员”，你是白日做梦!休想!
全国广大的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学生和广大革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我们要坚决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坚定地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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