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折射阳光——从点滴小事看毛泽东时代
一些看似很小很小的事情，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身边过去了，消失了。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它们过去了就过去了，它们消失了就消失了，好像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它们存在过一样！不过，当我今天重新忆起它们的时候，忽然发觉：原来它们很值得我们回味记忆，甚至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
有一句话叫做：“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看起来很有道理！
一、从本山老哥的手电筒家当说开去
李悔之在他的“七一”献礼文章中用一句“斗得赵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钱的‘家电’就是手电筒”的“笑话”对前三十年的贫穷落后进行了十分刻薄的讥讽与戏耍。并以此为依据推定“前三十年尽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将神州大地斗得一穷二白。”
年轻的朋友不知就里，可能信以为真以至于会随着李悔之的嘲弄而忍俊不禁的。不过，我却要告诉大家，这个李悔之，千万别信他。
虽然，就电器来说，无须讳言，前三十年平常百姓家里确实没有冰箱电视机，最值钱的电器很可能也都是像本山老哥那样，只有手电筒！
但是，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钱的“家电”就是手电筒，是不是就可以推定出本山老哥家除了一只手电筒外就一无所有了？就可以推定那一代人除了手电筒外就一无所有了？我想，除了傻瓜以外，谁也不会质疑这样一个不用思考便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
因为，手电筒并不是人的生存必需品，人的生活需要，还有比手电筒更重要百倍千倍的东西，譬如食物住房衣服之类。也就是说虽然本山老哥最值钱的家电只有手电筒，但是，本山老哥肯定还有比手电筒更值钱的东西，手电筒仅仅是一个照明器具而已。
现在，我们就从手电筒这个照明器具说开去，看看手电筒是经历了多少年才进入千家万户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化到1949年的时候，在我的家乡，通常的照明器具叫亮片子，家乡口语读音叫亮皮子。
各位一定要问这“亮皮子”是个什么玩意吧。那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就像今天的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亮皮子”一样，那时候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手电筒呢！
当时的我们，只知道亮皮子，火把、蜡烛、清油灯。
蜡烛，今天还有它的影子，作为一种辅助照明用物。但那时候不是照明用的，因为大家都照不起。那时都是红蜡烛，主要是逢年过节敬神用一用。
清油灯是在装着茶油（也可以用菜油）的铁器皿（灯盏）里放一根灯芯（灯芯草或棉线做的），灯芯的一端露出一小截在灯盏外，点燃灯芯后，灯芯就吸着灯盏里的油汁生火发光照亮。清油灯一般人家都用不起，即使像我家那样的自耕中农也用不起，所以，我们家的照明主要也是用亮皮子。
亮皮子是什么？其实就是竹篾片。竹子剥去外层青篾用作竹器原料后剩下的黄篾片在水里面经过长时间浸泡再晒干以后，就具有了单片燃烧发光而不熄灭的能力。可以捏在手上走动，固定用时，就插在砖墙的壁眼里。
亮皮子只能在室内照明，到了外面就很容易被风吹熄的。而且一根竹片照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夜间外出就只能用火把。
火把的制作材料是杉树皮。将一小捆杉树皮，用稻草一道一道扎紧，点燃后不会产生大的明火，摇一下，亮一下，这样就增加了照明时间，两尺来长的火把走两三里路没有问题。
引火靠什么东西？靠“纸媒”，纸媒是用黄草纸搓成的纸条条。在火种上点燃后，用嘴轻轻的吹气就会生出火来。我外婆家还有一种更省钱的办法，把红薯藤放在水里浸包后晒干，然后搓成三股的小绳，点燃后，用嘴吹气也可以吹出火来引火。和纸媒的功用相当，但我们家没有用过。
火种又是哪来的呢？火种是“沤”来的，家乡土话叫“沤火种”。就是把灶膛里木柴烧完后的“火屎”（即木炭），用厚厚的冷灰盖严盖实，避免火屎与空气接触迅速灰烬化。点火时再把火屎翻出来。因为火对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那时候，沤火种也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件要事。
那时，家乡还有一句土话叫“弄火种”，“弄”是向人要的意思。在自家火种熄了的时候，只好到邻居家寻求帮助，说一声“某婶婶，跟你弄个火种了。”
这种纸媒亮皮子时代，大概在解放两三年后就开始结束，我们那里开始有洋火洋油灯了。至于家乡的电灯兴起于何时，由于自己一直在外工作，具体时间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在我们家乡，1979年以前早就有电有电灯了。我家是1979年起新房的，当时大队就有了变电房，并有专门的电工管理送电，所以，新房建起不久后就安装电灯了。
顺便说明一下，我家的老房子所在原是一个小湾，住有八户人家，因为地势平坦，生产队计划拆迁开田。拆迁的方式：由生产队出砖块（泥砖）出小工，自家备材料，请大工，办生活。大家也都乐意搬迁，过那种单门独户一个小山洼，前面一块坪，后面一片林，喂猪养鸡都省心的生活。我家是最后一个搬迁的。
这就是说，我们生产队的这几户人家，在1979年以前，都有自己的新房了。其余的十四户，虽没有起新房子，但住房都是有的，并不像李悔之说的那样，除了手电筒，就一穷二白了。
真正的一穷二白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这一点大家应该从我前面的叙述中看得非常清楚了。可是，李悔之却无视解放初期的那种真正一穷二白的状况，闭着眼晴说瞎话，否认前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明显的进步，拿今天的彩电冰箱时代嘲弄那个只有手电筒的时代，其用心之歹毒，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只要不是傻瓜智障，谁都会明白这样的道理：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电力生产和输送的基础设施，哪有接踵而来的电器化？
再说，没有改革开放，是不是中国百姓就永远用不上电器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前三十年发展电力工业又是为了啥？
李悔之们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和袁腾飞一样，他们都是把历史、把客观事实当作一个玩意儿，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戏弄玩耍。他们的脸上还露着得意的狞笑，只以为听众都是傻瓜。殊不知他们的这套鬼把戏，大家早已将其戳穿了。大家也都听烦看腻了。
如果我们也学李悔之一样耍油腔，更精彩的“笑料”多的是。岂独他们几个人会说呀。譬如本山老哥的手电筒故事，就可以写出另一个版本来：
那时的本山老哥早就富可敌国了。他不是有手电筒嘛。你看人家慈禧太后，当了一辈子老佛爷，还没有咱本山老哥这小僧儿的神通大！
请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本山老哥，凭着他的这支手电筒，在老佛爷的面前，难道就不可以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吗！
二、从一个屋场名叫“黑瓦屋”说起
我的家乡民居大都是依山而建，没有大的村落，三五户人家聚居就是比较大的屋场了，超过十来户的屋场很少。不过，屋场再小，哪怕是一户人家的小院，为了便于交往，大家也都会给它取一个名字的。屋场的冠名大致分两类：一是姓氏，如肖家屋场，马家台子，陈家湾等，不过，屋场的名字虽然冠了姓，但并不表示住户就是与屋场同姓的。譬如我家所在的屋场叫单家湾，实际上单姓人家早已不知迁徙到哪里去了，在我们当地已经绝了迹。还有一类屋场名则是随地名叫的。如柴洼、萤火圹、炭山冲、水口山等，都是一些当地人才能听得懂的小地名，同时也标示着座落在这些地方的屋场名字。
不过，也有个别的屋场名比较特殊，像题目中提到的“黑瓦屋”就是一例。我们大队就有两个屋场叫“黑瓦屋”，位置在上方的叫“上黑瓦屋”，在下方的叫“下黑瓦屋”。
它们的名字为什么与众不同？由于它们渺小，没有人对它们考究过，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考究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反正大家都这样的称呼，一提黑瓦屋就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一提上黑瓦屋就知道是上面那栋黑瓦屋。
我这个人有点爱操空心，没事时就把这个问题放到心上了。经过我的苦苦思索，当然不能算是考证。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它们是我家乡最早出现的两栋黑瓦屋！在家家户户都是茅草房的时候，第一个以全新面貌出现的黑瓦屋，与众不同的形貌就成了它区别于其他屋场的标志了。接着出现了第二栋与它争锋，没办法，人们便用一个“上、下”将它们区分开来，让它俩分享了这个“黑瓦屋”。
对于黑瓦屋身世的这个论证结果，我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的。隔我家两里来路还有一个屋场名字也非常特殊，叫做粉壁屋场（不在我们大队）。这个屋场也是以它独一无二的形貌命名的。在我家通往花石镇（区镇）的这一截20里径上，小时候我挑柴到花石卖不知走过了多少来回，没有看到沿途有第二个外墙刷有白粉的屋场。而只有这个粉壁屋场才有刷了白粉的外墙。所以成就了它在当地这个十分“显赫”的名字。譬如我家吧，虽然盖了瓦房，但也没有奢侈到在外墙刷粉。内墙也只有我父母住的一间刷了白粉，这是他们结婚时装修的，祖父母就没有这种享受了。
至于瓦房，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解放初期），虽然“黑瓦屋”的专利已不复存在。上上下下已经有好几栋黑瓦屋，像我家所在的单家湾也全是瓦房了（两户地主，两户中农）。但是，占百分之八九十的民居还是茅草房！
由于有大量的茅房存在，盖匠也成了人们谋生的一种职业。盖匠是专替人盖房子的。茅房每年冬天要翻盖一次。以抵御第二年夏天的雨季。翻盖茅房的材料就是稻草。
住茅房是什么滋味？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得十分清楚，我们读书那阵有这篇课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诗人在诗中大声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千多年过去了，权力者们谁也没有把他的喊声当作一回事。只有那些身处茅房中的百姓像接力赛似的，一代一代地唱着他们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直唱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毛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家乡已经结束了茅草房的时代，虽然大家并没有住上广厦高楼，但是茅草顶都已换上黑瓦顶，这已成了事实。虽然“上、下黑瓦屋”这两个屋场还在我们大队存在。但是当年它的“特殊性”已经成了家乡所有民居的“普遍性”！
因此，盖匠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消失，盖匠这个名词也在我们那里的口语中消失了。
三、从赤脚草鞋到凉鞋套靴
草鞋，这种几十年前无处不在的东西，今天已成濒临灭绝的一个“物种”，除了拍摄红军长征用作道具以外，恐怕很难见到它的身影了。虽然没有人考证过它兴起于何时，但是，我们却可以断言，它一定具有一段十分悠久的历史。它的“繁荣昌盛”结束于何时？回答是毛泽东时代！
解放初期，在我的家乡，人们下地（水田），无论早春天气多冷，一律都是赤脚。不用下水的劳作，譬如砍柴，挑柴赶集，穿的都是草鞋。
草鞋大都是自己制作，也有制作出售的。小时候我学到的第一门技术就是打草鞋。下雨天不能做别的事就在家里干这个。
打草鞋的技术虽不复杂，但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学问”。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全靠自己手上功夫。虽说最后都可以成为一双草鞋，但技术的优劣成就的俊丑却会大不一样。我们队有个姓彭的大叔，还会编一种“封闭式”的草鞋，那是冬天当作“棉鞋”用的，样式就和棉鞋差不多。
打草鞋的工具叫草鞋耙钩。它的形状呈丁字形，不过“丁字”的一钩不是朝向左方而是朝着下面。草鞋耙钩就是凭着这个钩子将自己挂靠在一条长板凳的一端。“丁字的一横”上面钉着八个小齿（记得好像是八个），像耙一样，这大概是它叫耙钩的缘由吧。
打草鞋的第一道工序是用稻草搓一根长绳，制成草鞋的“经”，“经”的一端也就是“主经”（像渔网的纲）系在腰上，“主经”的分枝（好像是四根经）则挂在“耙钩”的齿上，排好了这个“阵势”后，就用稻草作“纬”编织草鞋底了……
打草鞋的工艺虽说非常简单，真要把他说全还不那么简单呢。实际上我也记不全了。就说这些算了吧
总而言之，和要告诉太家的是，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我们家乡，赤脚草鞋还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流行“时尚”。与草鞋配套流行就是布鞋。雨鞋则是木屐、油鞋两种，人们不知道什么叫胶鞋。木屐的样式是木底上面钉上一个前面封闭后跟敞开的皮面，下面钉上四颗特制的鞋钉。使用时连脚上的布鞋一起套进木屐里。我读小学时，离学校有四里来路，下雨天就是穿着木屐上学的。
油鞋是皮底皮面（浸过桐油），鞋面的敞口与布鞋差不多。鞋底钉满了特制鞋钉。
使用时要脱掉布鞋才行，穿在脚上行走时比穿木屐平衡性好，可以大步的行走。
后来，有人“发明创造”了夏季穿的木凉鞋。木凉鞋的制造真的很简单，在一块刨光的木板上套着自己的脚板划上两个鞋底印，用锯子锯下来再在前面钉上一块旧皮子就行。由于它的制作简单，所以木凉鞋流行很快，在我们那儿，几乎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有。
胶鞋兴起于何时？具体时间说不清。我自己穿上第一双胶鞋，是在读高中以后，姑妈送了我一双力士鞋（布面胶底），已经进入60年代了。我自己买的第一双胶鞋也就是穿的第二双胶鞋是在1964年秋，记得大概是花了8毛钱罢。年底入伍时，换装后，就把它给了送我参军的表弟。它成了表弟穿的第一双胶鞋。
68年四月间，我从部队回来探亲，在离家不远处，遇上了邻居一位熊姓大叔，我称他为铁满满（满满即叔叔）。因下着小雨，他穿着一双长筒套靴。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出去这几年，我们这里变化可大啦。如今草鞋没人穿了。冷天下田都穿套靴了。
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一样，不但草鞋换成了解放鞋，木凉鞋也换成胶凉鞋了。油鞋木屐没了踪影，队上一位姓邓的（做油鞋木屐的）皮匠失了业，此后也就再没有皮匠这个行当了。
这时候，文化大命还在进行着。也就是说，结束我们家乡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穿草鞋历史，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四、从碓到“推子”到打米机
有一首古诗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的是粮食来之不易，主要是指种植的辛苦。其实，在四十多年前，我们端在手上的盘中餐，不仅是种植的辛苦，从谷子加工成米粒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不知道人类最早将谷物加工成米粒是采用的什么方法。今天，能够从书本上看到的最早加工工具是杵臼。这个东西虽然今天在碾制药末时还可派上用场，但是作为加工谷物的工具早已被淘汰。加工谷物的另一种工具是碓。估计应该是继杵臼之后的新生代谷物加工器具（没有考究）。
碓，实际就是一种改进了的杵臼。主要构造也分杵和臼两个部分。臼是一个石质的类似于炒菜锅一样的东西，杵的构造比旧杵复杂，已经将手工鼓捣的简单的杵改进成了脚踏的杠杆装置。杠杆的前部份是阻力臂，阻力臂前端安装着一块经过加工的十几斤重的石头。阻力臂的长度是动力臂的好几倍。舂碓的人攀着一个固定的木架横梁稳住身体，用脚猛踩动力臂，待杠杆高高翘起来以后，将脚放松。杠杆前端的石头便从高处快速落下，砸在装着谷物的石臼，击打着里面的谷粒。
由于阻力臂数倍长于动力臂，要将杠杆前端的石头踩到高处很不容易，所以，舂碓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
小时候在外婆家里还见过这种东西。但已不是用来加工谷子了。外婆家主要是用它来将加工出来的糙米去糙皮，将糙皮也就是细糠用来喂猪。我也曾好奇地想试着玩玩，但是，玩不动，没有那样大的力气。
我记得事的时候，我们那里稻谷加工的工具叫“推子”，推子与今天偶尔还能见到的石磨相似，也是由上下两个部份合体的，上下两部的两个连接面布满了齿纹。不同的是“推子”比石磨的体积大，直径有两尺多长，高有一米多一点。推子的材质不是石头，一般都是在竹篾织的外壳里筑上较一般黄土坚实的“推土”，再将株树等硬木劈成的统一规格的木片嵌入筑得坚实的推土里作“推齿”。推子的上扇上部是空的，可以装上三十来斤稻谷。随着“推子”上扇的不停转动，稻谷经过上下两扇连接面的“推齿”的“咀嚼”后，缓缓的从“推子”里面流了出来，稻壳也就与米粒分开了。
制造推子的工匠，我们家乡叫做“推匠”。
大家知道，推子的上扇是不会自己转动的，这就要靠我们的双手去推它，我们把这个活计叫做“推米”。
推米是一种非常累人的活儿，扶着“推耙勾”转不了几下，手臂就感到又酸又痛的。说句实在话，我就宁愿在外面干活，也不愿意在家里推米。但是，不推又不行。总不能附壳一块儿煮着吃吧。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推”着吃的！
还要被充一下，推米并没有最后完成加工，接下来还得用风车车出稻壳。再用米筛筛出残留的尚未去掉外壳的谷子。
大家看看，从稻谷到大米的这个加工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费时费力的稻谷加工方式终于完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终结它的历史，恰巧又是在毛泽东时代！
我虽然不能肯定它的具体时间。但是却可以肯定：在我们家乡实行大包干的那一天，我们生产队早已有了打米机房和打米机。也就是在这一天，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分财产时，它们一道走进了我的家里，因为，生产队的打米机房就建在我家的旁边。
从打米机进入我们家乡的那一刻起，沿袭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推米”变成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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