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泽东与陈云的关系？
陈云纪念馆摘编
去年以来，在网上流传了陈云对毛泽东不客观的评价，传言只能是传言，网上所说的话没有任何的依据，因此，也就经不起史实的推敲。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为此，在这里转载了两篇文章，通过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毛泽东赞扬陈云，来看毛泽东与陈云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选文章中引用的史实，都有着历史依据，读者也都可以从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依据。
如果读者还想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与陈云的关系，也可以参阅《毛泽东与陈云》一书（王玉贵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我们相信，通过这些资料，一切对陈云同志的造谣、诬蔑和不符事实的言论，必将会不攻自破。
第一篇：陈云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摘 要：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陈云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三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陈云；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建党到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一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着重论述陈云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
一
陈云是在1933年1月下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并在那里同毛泽东相识。但此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被排除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而陈云是中央常委，参加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白区工作部的领导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的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使陈云和许多领导同志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p.173]
1935年6月，陈云受中央派遣，去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向共产国际做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陈云指出：“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2)[p.34]为了宣传长征，陈云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宣传红军的长征，并介绍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在介绍毛泽东时，文章写到：“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3)[p.45]“赤军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3)[p.64]陈云的报告和文章，对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
1941年10月8日 ，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讨论王明错误时，陈云坚定地支持毛泽东。陈云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4)[p.330]在 1941年10月22日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特别谈到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4)[p.330]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举行新年团拜会时，陈云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此，邓力群回忆说：“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5)[p.4]
这说明，陈云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已经达到新的境界，在这以后的党内斗争中，陈云都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针对有人把党内不出张国焘式人物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万岁”上的观点，陈云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毛主席万岁’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6)[p.233]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声望正如日中天的情况下，陈云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的。这也表明，陈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被神化和扭曲。“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文章当成教条，生吞活剥地“为我所用”，舍弃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主张不能承认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表明毛泽东思想就已经过时了，就没有必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不需要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借口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竭力贬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陈云坚决地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坚定地支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而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荣历史。毛泽东思想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否定毛泽东思想，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进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基地，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如何评价领袖人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陈云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评价。1979年3月6日，陈云会见来访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7)[p.327—328]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其教训是有资可鉴的。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后，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8）[p.291]陈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并多次找有关同志谈话，提出自己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1980年7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历史决议”起草时，胡乔木转达了陈云的意见：“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打倒，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3)[1541]陈云同志曾经说：“‘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9）[p.1544]1980年11月上旬，陈云两次同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指出：“（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7)[p.260—261]陈云的这种分析，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实事求是，这对“历史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也进一步奠定了陈云不愧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奠定了陈云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1年3月，陈云就历史决议起草问题同邓力群进行四次谈话。谈话指出：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们党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他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10)[p.284]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有的人借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的名义，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丑化毛泽东的形象，玷污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
1981年3月24日 ，在同前来探望的邓小平谈话时，陈云建议在“历史决议”中“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0)[p.284]陈云所阐发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确立并维护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崇高历史地位；并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决议》妥善地解决了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陈云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政党，要想胜利地开辟未来，就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正因为如此，陈云关于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若干论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
陈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就是他每每超越了具体工作的局限，能够从全局的高度提出和思考问题，透过事物的表象而抓住问题的要害和本质。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检讨过去所犯错误的原因是经验少。毛泽东认为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陈云学习哲学，前后讲过三次，并派教员帮他。通过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并“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10)[p.285]陈云认为：贯穿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稿、电报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在学习中，陈云反复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穿实事求是。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强调的是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意见，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而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防止简单草率地表态或做决定，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建国以后，只要党内对某个问题发生分歧，陈云就会提倡大家学习哲学。陈云在1957年兼任商业部长时讲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讲过，在1977年“两个凡是”方针盛行时，陈云在《人民日报》撰文讲过；在1981年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又讲到学习哲学的问题。陈云认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0)[p.285]《历史决议》吸收了陈云的意见，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中，充分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并在全党开展了学习哲学的活动，对全党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7年7月17日 ，陈云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主要谈的就是学习哲学。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10)[p.362]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杭州修养时，特地书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送给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并对这15个字进行了解释。(11)[p.260]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立国之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云晚年主张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 邓力群著.延安整风以后[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杨明伟.陈云晚年岁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注:本文原发表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为南京理工大学张凤翱)
第二篇：毛泽东赞陈云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不长的时间内领导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稳定物价斗争取得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充分肯定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说它“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成绩”，并说“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
有一次薄一波在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做的，结果很快成功了。毛主席听后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来称赞陈云的理财能力。《前出师表》中有云:“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在 1956年9月13日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谈“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泽东向出席中央全会的同志推荐陈云，作了以下评价:“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1959年4月5日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多谋善断”是第一个问题。他举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为例，称赞陈云多谋善断。毛泽东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1959年钢产量指标1800万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毛泽东又讲到去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公报公布1959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时陈云的建议(暂时不说，看一看)，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
1959年6月24日 ，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由武汉往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人替被领导人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并讲到陈云，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1961年9月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陈云发言，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并认为国家计委的工作今后要以搞生产的综合平衡为主。对生产能力的估计要清醒，不能过分，应以能调拨的数量为准。毛泽东插话说:讲得好，请陈云为工业指示专写一条综合平衡。
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注：原文刊登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为顾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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