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14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降生了一个名叫陈永贵的农民。三十三年后，即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这个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开始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寨村农民治山治水，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1958年，始任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党委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1963年，大寨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他提出“三不要三不少”口号，领导当地农民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名声逐渐雀起，其创业之路被中央确立为大寨之路，其创业精神被确立为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热情赞扬，同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领导的大寨正式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文革开始后，1967年，以全国著名农业劳模身份，代表工人、农民夺权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随后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4月、1973年8月先后当选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1980年迫于形势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陈永贵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走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并仍然由于他农民的原因又迅速地失去权力，可谓大起又大落。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升迁与失落，可能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说一个农民能有多大境界和能力，居然走进中国的政治权力舞台？可见历史的滑稽！然而，在新中国，出身卑微却当过高官的，并不止是陈永贵一人，1969年，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同样当选中共中央委员，要不是他病逝得早——1970年，只怕也要权倾一方。事实上，出身农民、工人却走上省、市、县各级领导岗位的人在中国有千百万，千百万个陈永贵们铸造了毛泽东年代的奇异政治景象。这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滑稽和不可思议了，它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见证着新中国干部体制的嬗变！
的确，陈永贵们作为地道的农民、工人，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深度的见解，更不可能有高远的眼光和睿智的头脑，不适合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作为政治家、历史学家的毛泽东不会笨到或糊涂到像我们许多白痴所认为的认不清这一点，而用非所人。看看我们的国家性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可知毛泽东这样做，不仅不不可思议，而且理所当然。陈永贵们有其独到的优势，特别是精英们不具备的优势——其一，他们出身工人、农民，一生有很多时间在当工人、农民，是工人、农民的杰出代表，政治权力中心有了他们才真正体现这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排除了他们，再说是人民当家作主有多少可信度呢？其二，正因为他们出身工人、农民，所以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了解工人、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把他们吸纳到政治权力中心，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不至于国家大政方针脱离工人、农民，甚至变成欺压工人、农民；其三，也正因为他们出身工人、农民，与工人、农民的感情很深，权力中心有了他们，党和政府才容易搭建与工人、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平台，才不容易失去自己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其四，陈永贵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思想最单纯，觉悟最高，纪律最严明，虽然不适合从事决策工作，但却是决策的坚定执行者，由他们去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才不至于走样。特别是由于他们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耍心眼，只会不折不扣、不屈不挠、排除万难地去执行，因而不用担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的去执行、不利的不执行或变通执行。毛泽东把这么多工人、农民选拔到国家干部的岗位，甚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上来，用他们辅政，而用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精英主政，恰是要搞精英与“大老粗”的有机结合：精英在听取“大老粗”意见的基础上决策，“大老粗”根据精英的决策去执行，相互监督，相互磨合，其实是共同进步，以保证国家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能当老牛，而不是当老爷，并进一步保证这个国家的性质——人民当家作主永不褪色、永不变质。
这样的干部体制，除了能有效防止精英们（像周恩来那样大公无私的精英实在太少）胡作非为，使其不能脱离人民——工人、农民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即保证干部选拔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在这种体制下，干部晋升的途径只剩下一条路——拼工作成绩、比群众威信，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有多大背景，只要想晋升，就得像陈永贵们那样老老实实地干工作，吃苦耐劳地干工作，公而忘私地干工作，作风正派地干工作，甚至流血牺牲地干工作。不然，工作成绩出不来，群众威信出不来，那你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所以到头来，干部们往往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奋不顾身、勇制井喷的王进喜，而要通过跑官要官、请客送礼来达到晋升的目的绝无可能。当然，在这样的干部体制下，干部——时下叫官员，想要贪污受贿、搞歪门邪道更无可能，一切由工人、农民用眼盯着、用心量着、用嘴揭着，谁要胡作非为立马现形，当然也会被立马拿下。
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化水平不高、只知道埋头苦干的陈永贵们被迫归隐了，用陈永贵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陈永贵尚且如此，那些不如陈永贵的省、市、县政权里的工人、农民代表就更不用说了。从此，国家干部队伍逐步关闭了朝向工人、农民打开的大门，封死了工人、农民“只要好好干、只要干得好就可以当干部”的仕途之路和人生理想。权力的圈子里就只剩下有文化的精英。表面看，这像某些人评论的那样，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大老粗”们赶出去，国家干部精干化了，甚至是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了，但赶出去的何止是“大老粗”？还有“大老粗”精神——埋头苦干、坚韧不拔、艰苦朴素、公而忘私、身体力行、清正廉洁、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连干部选拔晋升的原则——拼工作成绩、比群众威信也随之葬送掉了，靠焦裕禄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提拔晋升再也无望。而剩下的精英们由于缺乏陈永贵们的监督和影响，则无所顾及、肆无忌惮地发挥他们的特长——政治智谋（或者就叫权术），由投机钻营、跑官要官，逐步演变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精英们作出的决策，由于不再参考陈永贵们的意见，并拆掉了由陈永贵们架起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封闭了来自群众的呼声，则不再考虑如何提高和保障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思考如何提高和保障精英们的利益，甚至为了提高和保障精英们的利益而不惜废除和破坏工人、农民的利益。于是，工人就业的国有、集体企业大批大批地被人为地搞倒闭了、破产了、改制了，逐步砸掉了工人们赖以生存的“铁饭碗”——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种子、化肥、农业生产器械、器具等农资产品不断提价，农民的土地不断地被精英们随意征用，农民的土地开始养不起农民。不仅如此，精英们又推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废除了公有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把工人、农民由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一步步逼上自我谋生、强肉弱食的道路。于是，到如今还有谁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仍然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代表人民群众的工人、农民早就成为草根了，早就在为生存而不是生活奔波了，哪还有一丁点儿主人的气势和气度？于是，全国就不断地发生人民群众冲击当地党委、政府的恶性事件；于是，一个地方的多名党政领导意外死亡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人民贺电”，并祝愿“要是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都死光该多好！”
陈永贵虽然是一个“大老粗”式农民，却有幸见证了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嬗变。他在归隐后，诠释了自己的升迁与失落——“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陈永贵的话依然农民味十足，质朴得像白开水一样，但这碗白开水却胜过所有饮品美酒，喝下去会让我们每个人从口里到心里一路回味无穷，经久难忘！
原文网址：http://hi.baidu.com/xingshihengyan/blog/item/82c34cfba8e9ec2a4e4aea26.html
写在后面的话：
这篇文章既探讨新中国干部体制的嬗变问题，同时兼答时下许多人对当年工农干部任职合理性的质疑。但恐经传播后，百度又将前往鄙博搜索封杀此文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