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热死?
近来,一些打工者被热死的新闻报道,常常让我惊悸不已,掐指算来,从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始,我这一生在“热中”战天斗地,忘我干活的日子的实在掐不清楚,奇怪的是,我竟然没被热死,也没有听到过被“热死”的传闻,而且活到现在享受着只要“热”就在空调房里“弯”起来的优裕生活。
于是,我就象欧阳锋一样走火入魔,神经错乱地反问自己:我怎么没被热死。
记得1969年的双抢时节,那个时候的激励口号是:“借‘九大’东风,不插‘八一秧’,用丰硕成果向毛主席汇报。”。“不插八一秧”就是要在“八一”之前把早稻收割完毕堆成垛,然后把晚稻插下去,季节不饶人,这样晚稻分蘖发棵接穗多产量高,“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毛主席制定的建国方略,既然解放了,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的问题,共产党要消灭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嘛。
那个年代的这个季节,恕我直言,好像比现在还热,正午时分,稻田里的水晒得烫脚,
幸亏,田野有的是风,慢慢地会把水温吹下去。本来,队长是不让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正午干活的,但是,我们豪情万丈,不依不饶非要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战天斗地,所以尝到了被热的滋味。
面朝黄土背朝天,脚底板是凉的,脚背至“螺丝骨”则烫得人揪心,用现在的那些提供性服务的“晕词”,脚部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而背部和颈部,被阳光烤得火辣辣生痛,头部虽然有一顶草帽遮着,但是必须用绳子系在下巴处,否则戴不牢,那个汗啊!用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滚一点都不夸张。
“汗滴禾下土”,古人的诗句来源于生活,真是画龙点睛,精妙至极。不过,正午时分出工是有分寸的,队长对全队社员的身体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对双抢的进度以及节令的把握心中有数,一般来讲,不插“八一秧”主要是起激励作用,但是,立秋之前则必须把秧全部插下去。所以,根据队里的双抢进度合理调配劳动力和农活做到不误农时,而且不能让社员中暑是队长的职责,否则,出了问题,立马就会被追究。
那时,人民公社组织健全,管理得力,干部都层层蹲点,包干到队,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带头干。正午时分出工的都是青壮劳动力,队长在头天就吩咐喂猪的大嫂烧一大担开水放进花红茶叶摊凉.....四十年过去了,那种被炙热烘烤的感觉还常常在梦中出现,以至让我坐起回忆插队下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说句“很过时”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起码是我们那个点的知识青年)的行为坐标。
当看到新闻报道中“热死”的都是农民工时,我不得不为中国农民悲哀。是他们追随共产党打下了江山,还是他们追随共产党涌入了工业化进程,他们创造了财富,也用血汗填补了那些曾经的工人阶级创造而被吞噬的财富,因为是他们缴纳的养老金充实了社保基金,而那些被吞噬的财富本来是国家提留出来用来发展社会福利,用来发展社会再生产,用来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却都演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改革酬劳”。
三十多年,他们用农民的质朴培育出那些追求“田园牧歌式”高质量生活的权贵富豪,而他们则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一年年地蜕变成毫无“阶级地位”的特色阶级----农民工,工业化进程中所有“脏,累,危,贱”的工作都被他们包揽了,他们在奔波劳累中消耗着岁月,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承受煎熬,不堪煎熬者,就会沦为盗贼和**,而且病痛和死亡与他们形影相随,唉!热死的当然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谁?
这是社会状况使然。
我也曾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份子,在下放两年多后,我也被招工进入了铁路,而且干的是装卸工。
说来惭愧,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设备,全靠肩背背扛,一个“闷罐子”车皮如果是60吨,又如果装的是“夹子花”----就是用机器挤压成的棉包,一件大约在45--50公斤之间,嘿嘿,通常一个班十个人分成两组同时在两个车皮里卸货。两个人“菗肩”两个人扛,一个人在仓库里码堆,而且一卸就是几个车皮。
我不想去描述在夏天干这活其中的苦累,也不想去判定“铁闷罐子”里的温度有多高,总之,干完后,我们的工作服(必须得穿,这是纪律。)就变成湿漉漉白花花的了,有这种体验的人一定知道“那白”就是盐了。
但是,幸运的是,再热,防暑降温的工作是很缜密的,什么冰镇酸梅汤,盐汽水,万金油,仁丹,十滴水一应俱全,出工时由班里的安全员带着,中途,还有安全值班员专门往干活现场送降温汤水。
其实卸棉花还是轻松的,因为容易上肩,要是卸盐包就很难受了,那个年代用的是粗盐,硬邦邦的,梗得人肩背生痛,甚至把皮肤“羸破”,汗匝在上面,让人会联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往受刑的革命先烈伤口上撒盐的情景,于是“轻伤不下火线”的革命意志陡然而生,班长越是叫我休息,我还越干越欢。
傻呀!但是我却在“傻”中体会到被关心被爱护的同志亲阶级情,这种情意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而是融合在点点滴滴的日常工作中。因为,那时的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事事有人管,行行有规章,那种管不是驱逐你去完成任务,而是让你享受主人公的权利;那种规章不是让你成为奴隶,而是无不体会出对劳动者的保护。
我记得,我们班里有位身体素质较弱的工友,也是插队下放招工入路的,出于照顾,班长安排他担任班里的安全员,就是每次被派班后,他便携带脱轨器,信号旗、灯去进行安全设置,等到他发出信号后,我们就开始作业。这样,他就可以少干一点活。
但是,他投入干活后,却总是想把这种亏欠补回来,不听大家的劝阻抢着干。
在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晚上,我们整个夜班的八个班突击抢卸整列40辆煤车时,这位工友在干活中出现了中暑现象,头晕,想呕吐。由于我们是两个人包干一辆车,恰恰他被班长安排跟我干,我急忙放下铁锹,把他扶下车,背到通风处,灌他喝了一瓶十滴水后,赶紧向班长报告。
至今想来,我还忍俊不住想笑,因为我们在晚上卸煤时,哪怕在冬天基本上是赤身裸体,有时,连裤衩都不穿。我就这样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喊。班长闻声从他干活的车皮里跳下来,他五十来岁了,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身上黑乎乎,整个一黑猩猩。
他随手提起放在路基上的保温桶跟我来到这位同事身前,把里面的冰镇绿豆汤往他脸上倒了一点,然后用万金油在太阳穴抹了抹,就轻轻地按摩起来,柔声的问:怎么样?好不好些。工友回答说:好多了。班长又掐了掐他的人中,拍了拍他的身体,然后站起来说:安心躺一会,再喝点绿豆汤,做做深呼吸,活就不要干了。又嘱咐我:你在这里守着,有情况喊我。我说:那,这车谁来卸。班长摆摆手,急促地说:你把他看好就行了,这车自然有人来卸。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干活了,我们的活被班长和其他工友干了。虽然,中暑的工友多次叫我去干活,但是,我不敢离开,假如他真的出了情况,我岂不“掉得大”。
煤车卸完后,班长把全班人召集过来,点名报数,然后把中暑的工友背起来,笑呵呵地说:老猩猩背小猩猩,黑成一坨了。
我们出行干活是有纪律的,列队、点名、报数,清点工具,安全员在前,班长押后。这天情况特殊,押后的班长背着中暑的安全员走在队列的前面。我试着叫班长让我背,他嘿嘿地说:这里黑古隆冬的,你要是脚踩空了,摔到钢轨上,弄得见红了,岂不让我丢尽老脸,到卸煤线大门再说。
是啊!安全是有考核指标的,每个当班日都要插旗,有红黄黑三种,谁都想插红旗,呵呵,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特征,无论现在的理论家们如何糟蹋它,但是,它实实在在让人产生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我们的班长在旧社会就是扛码头的,他的爸爸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他的工资据说比货场主任的高,还是党总支委员,每次干活,他总是干得最多干得最累。现在想来,那就是他的本色吧!
因为,他在间歇室里(专门设置的待工的休息室,床铺卧具等一应俱全,没有活就躺着睡觉,睡不着就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常常给我们讲旧社会扛码头的苦涩,讲林祥谦的故事,把林祥谦被砍头的地方指给我们看,他当然不希望他的班有任何差错。
秋后十八盆,盆盆都烫人,我们在散发着热气的股道路肩上慢慢走着,如果是平时,我们卸完煤后,就会从煤堆上滑到煤场平地上。因为这卸煤线一边是低煤场,另一边则是与卸煤线平行的货物线。今天只能在路肩上蹭了,脚下的道渣匝得脚底板生痛。
到了卸煤线的大门处,其他班的工友们都光着身子正在自来水管旁嘻嘻哈哈地洗身上的煤灰。显然他们都是从平地上走过来的。
此时,班长已经把中暑的工友放下了,其实,在中途,他就囔着要下来自己走,只是班长没有依从罢了。我们也到了自来水管前,几位班长互相打着招呼,开着玩笑。我们班里的工友也一拥而上冲起凉来,当然,我没有忘记照顾那位中暑的工友。事过境迁,我敲出来的只是在农村在江岸货场的在热中“我为祖国献青春”的鱼鳞半爪,后来,我支援新线来到黄石市,依然干装卸,还干过机械作业,同样经受了烈日的炙烤.....从来没有产生过会被热死的意念。
再后来,我有更刻骨铭心的在“热”中干活的惨烈经历,庆幸的是我熬过来了,我想,我之所以能熬过来没有被热死,最重要的原因大约是我不像农民工那样居无定所,睡不安寝,食难定时,心不安宁吧!
可怜的农民工,你们的剩余价值造就了改革开放的辉煌,你们却无法融入城市,还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谁来拯救你们------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据说,舟曲的搬迁曾经被作为议案提交人大,县政府也有动议,却因为资金缺乏而被束之高阁。市场经济呀!你究竟是谁的福星;然而,计划经济肯定是老百姓的福星。)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