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人类理性问题研究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迫切任务

加强人类理性问题研究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迫切任务　　

杨思基  王爱军[*]　　

“理性”是哲学领域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实际上还非常地肤浅和欠缺。在哲学史上，从康德哲学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哲学界对“理性”的质疑和挑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是“波涛汹涌”，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和界定也日益混乱。所有这些，都促发我们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角对“理性”进行历史地、辩证地考察和研究，以此做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这对于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澄清人们关于“理性”认识上的理论是非，回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挑战，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显然都具有重大意义。　　

哲学是从宗教派生出来的，宗教是从神学中派生出来的，神学是由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凭主观的联想和猜测演绎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来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感受及各种生活矛盾，正是人们对其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反映日常生活的日常意识的不断追问，形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文化和各种神话传说，再由这些文化和神话传说发展到原始的宗教和哲学，及至后来到中世纪发展到将哲学与宗教结合起来的宗教哲学，这就是古代人类文明由感性到理性和神学理性发展演变的真实历史过程。欧洲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伴随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封建专政和宗教神学越来越受到日益广泛的质疑和挑战，一个以人本理性、科学理性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来取代神学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资本主义经过它几百年的发展也充分暴露了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尤其是资本主义资本统治的逻辑、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周期性地爆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规模巨大的国内战争和世界性战争，重新导致了人性和人伦的丧失与泯灭，人们对人本理性、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道德理性甚至整个哲学理性都提出了广泛的质疑。我们现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一切都被质疑、被批判、被不断解构和再批判、再解构的社会大动荡、社会大转换历史关口。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今后不需要理性，不需要理性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呢？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事实上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只是依赖感性和生命遗传的本领来适应自然界，来自然地繁衍和生存，人要真正科学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可能不需要理性的自觉和科学理性的指导。只是根据历史的经验，理性不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理性，它不能包治百病，不能保证我们在前进与发展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只有通过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我们的认识和科学，不断地矫正和丰富我们的理性，我们才能成功地进行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推动我们的历史与社会不断地前进。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性崇拜的绝对理性主义，也不是不讲理性、完全否定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而是需要对理性进行认真地历史反思和辩证思考，对具体的不同的理性予以具体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它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态度，高扬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反对各种伪科学理性和一味追求肉欲享受的非理性主义。　　

世界上只有人才有理性和理性的自觉。人们借助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人所特有的感性能力以人的把握方式来感觉和认识现实生活世界，并对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与综合，就形成了人特有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形成了人所特有的把握说明世界的观念和思想理论，于是人的理性和人对自身及自身所处世界的理性把握也就包含于其中了。人的理性实质上是人对现实生活及生活行为进行观念性、理论性、概括综合性、辩证性地反思和批判所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意识规范。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觉和理性意识规范，使人的实践成为区别于动物的理性实践，使人的社会历史成为包含了理性并由人的理性实践所创造的历史。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是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摆脱自然当中历史地形成的结果，是人区别于自然、区别于动物的“根源”。人具有意识，能够进行有意识的目的性活动，首先是因为人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感性认识，并依靠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形成了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并由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系统全面的观念性或理论性的知识，所以人的活动是在这些已有的观念性或理论性的知识指导和影响下的活动，是具有主观性和能动性的活动，其中表现着人的理性。但如果人们单凭主观想象，胡编乱造，那又是违背科学理性的。但是，人们在古代受自己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局限，往往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所以那个时候谈不上系统的科学，那时的理性充其量只不过是某些较为系统的观念或知识所呈现的较为低级的理性。从原始人与感性划不清界限而含混不清的抽象理性到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理性，人的理性实际上都没有达到科学理性的应有高度而往往与宗教迷信搅和纠缠在一起。这种状况反映到哲学上，也就不会有人们关于理性的清晰而科学的界定。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对理性的论述，但是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的科学构建，困难在于他无法正确理解“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他不认为事物的具体形态，具体的存在这样的事物，是事物的根源。事物的一般、事物的普遍或者事物本质性的存在，他认为是一种“理念性的存在”，是那种与世界相通并充斥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正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观念性地概括和理论思维的一种结果，一种抽象思维和理念思维的结果。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理性把上帝和宗教教义神圣化，这对于人来说实际上是非理性，康德哲学就是要对这种神学理性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学理性、科学理性予以颠覆、质疑和界划，他要为理性划定其存在的合理界限。黑格尔把一切都归结于理性的逻辑演绎，一切都从理性出发，其实他这种方法是从古希腊哲学中学来的。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实际上就是理念思维的一种属性，通常说就是理念性。它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从个别上升到普遍，通过抽象形成普遍的概括和总结，然后以概括普遍性和事物一般本质的观念及反映事物相互联系的逻辑，将这些观念或概念予以系统地理论加工和逻辑梳理，于是就构成了“理论”。理论才是它的特性，它区别于我们的生活、区别于我们的经验、区别于感性的东西，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理性。由此来理解的理性，显然不是用什么科学的证明和科学的定义来理解和界划理性。这里主要是从人的抽象思维、理论认识以及从人的本性和人通过理论思维来承认世界的普遍性联系和一般性本质。关于世界的一般，关于世界的共性的这种把握，特别是关于世界本质、感性现象的本质性、普遍性存在的理解，如果像柏拉图那样非要把它们硬说成是世界万物本来固有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理念这种本质性存在，这就有许多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一面。所以说，柏拉图关于世界的理念性本质把握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性认识，是把世界万物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某种充斥在万物中的精神实体这样一种理性认识。但这实际上是根据人的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而把人对世界的一般性把握通过其逻辑的表述和演绎再复归到世界万物中去。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理性思维，作为科学的理性思维，它只是人在实践基础上经过抽象思维对各种感性材料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性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人们把握事物一般属性的观念范畴，以及依靠反映事物本身客观逻辑的思维逻辑将这些观念范畴按其逻辑关系联接起来的理论体系和其思想逻辑，实践性、历史性、综合概括性、本质必然性、普遍一般性、逻辑性、理论抽象性、属人性和其对人的指导性与规范约束性，是理性和理性思维的根本特性。但人的理性和理性思维由于其可以脱离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主观性和抽象性的建构特点，所以它也必然有着其实践基础的历史性局限和主观任意性的种种局限，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人的生存状态和实践认识过程，影响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康德哲学要为理性划界，指出其“理性”把握世界的局限性，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更是不断对人的理性提出颠覆性挑战，它们为我们深入研究人的理性问题以回答这些质疑提供了很多理论素材，也为我们在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丰富我们的理性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挑战，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当下的时代性和理论针对性，从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正确理解“科学理性”，需要我们把理性与感性联系起来，需要与人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如果把理性和人的感性实践及实践经验分割开来，脱离感性实践和感性经验认识去强调理性，就会导致不恰当的绝对理性主义理性崇拜。理性崇拜实际上就是本本主义的唯理论，是从主观到主观，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言之无物，仅是概念性、观念性地以空洞的理论说明世界，这种“理性”当然是不科学甚至可以说是非理性的。这种“理性”，其实质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割裂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味地强调普遍、抽象、共性和一般，于是不切实际地把客观理性夸大成超越了一切的、绝对神圣而永恒不变的绝对理性，实际上把它说成或演变成了超人、超历史的理性。从古典哲学到近代哲学，它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实践，不知道通过实践去认识实践，去理解世界，于是它们也就必然越来越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于某种观念、某种精神实体，从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做出不科学、不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外去寻找整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和终极原因。这种做法很容易演变成宗教神学的“上帝创世”学说。　　

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以及近代科学的出现和科学理性的兴起，大大加强了人的实践认识能力，促发人们对宗教神学及其信仰提出质疑和挑战，人们开始从以神为中心转变到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以人为本，于是就有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有了科学启蒙理性和人文理性的产生。这说明理性不仅仅是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且是一种以实践和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活实践的逻辑和客观事物本身内在的客观逻辑为基础，经过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具体实际到理论观念的抽象之科学的抽象思维，经过科学系统和严密的逻辑论证、理论论证才形成的，没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基础以及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不会有科学理性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正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正是与这个时代相适应，才形成了康德的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康德提出了道德理性、实践理性，他认为有一种朴逆迷离但又可以对人具有决定作用的道德的“绝对律令”。这种观念发展到黑格尔，就形成了作为“绝对理性”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但他们都是仍然把理性作为一切认识的出发点，作为一切理论、一切学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认为绝对理性决定一切，于是进一步形成和推动了所谓绝对理性主义的理性崇拜。康德对道德实践和黑格尔对精神实践的一味夸大，以及他们对绝对理性的一味强调和夸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其弊端和局限性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了。　　

是马克思借助科学实践观解决了人们在理性问题上的困惑和所面临的危机，拯救了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实际上就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一步一步形成的人们对现实生活和经验世界的本质性反思和科学合理性、逻辑性、规则规范性、制度性、文化性、历史性建构。理性本身的客观性和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也都是在人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完全脱离人们感性实践的纯思辨的理性是根本不可能和不现实的，仅是依靠抽象思维的思辨所达到的所谓“绝对理性”也绝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主观臆造的虚假的观念的理性。理性范畴从古代的日常经验总结和理念所涵盖的古典理性范畴到宗教神学理性、到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理性不是游离于人的实践之外，不是游离于人的感性经验之外，而是伴随人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过来的，而且必然受到人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和认识的局限，这就打破了孤立自在的“绝对理性”存在的神话，打破了一成不变的绝对理性尚有存在余地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观”不同于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理性观”，以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地错误地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认为经典物理学和力学能说明世界的一切，认为自然规律和生物生存竞争的规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实际上它们对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和人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的社会实践辩证地去看人的理性和感性认识、感性生活、感性经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指出了理性的实践性、历史性、主体性、主观抽象性及其与此相联系的相对性和不足性。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观同时也反对不讲理性、反对一切科学规范和约束、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主义”、“物欲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只是跟着感觉走，只是讲感性经验和人的欲望满足，只是讲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物欲主义”。“物欲主义”只讲感性，不讲理性，片面强调和夸大人的感性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的感性误认为一种决定人的命运和一切的东西，走向了对感性的崇拜，这就无异于把人的本来具有理性指导、具有丰富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感性简单地视为动物的感性，把人等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这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也是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它们认为事物没有什么必然性、本质性联系，没有什么规律，一切都是偶然的堆积与偶合，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聚集在一起，各自按自己的需要和感性的自然来实现自己的存在，人也不能例外。这就否定了联系的必然性、普遍性、本质性、规律性和矛盾的同一性及人类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它们只承认偶然性，只承认感性，只强调非同一性的差别和非本质联系，从而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错误极端。　　

我国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在社会主义建设今天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观及其所坚持的唯物辩证的科学的理性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必须将感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要反对“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现实物质利益关系，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并同他们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所以反映人类生活的理性认识、理性实践及其理性范畴都是同人们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相适应、并随着它们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而变化的，人类对自己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或理性的设计与规范，也总是适应这种历史发展的条件和状况不断地从不合理走向日趋合理。因此，我们今天开展对“理性”问题的研究，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我们的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理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和调整，这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