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鲁迅先生的评论中，有一些精英总爱揭一个“短”，总说鲁迅先生既然“横眉冷对千夫指”，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可是他为什么从不在文章中攻击蒋委员长呢？这不仅充分暴露出这些精英的无知，也体现出一种当年就曾经被鲁迅先生痛批过的阴险。笔者最近有幸读到了一些关于鲁迅先生与蒋委员长的资料，觉得有必要奉献给大家，让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究竟有没有抨击过蒋委员长，特别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对蒋委员长点名抨击确实比较少的深层原因。
鲁迅先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于蒋委员长的比较直接的抨击，确实是相当少见，但不等于完全没有。《南腔北调集》中的《论“逃难”与“赴难”》中，就有如下一段文字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众所周知，“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正是此文发表前夕蒋委员长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的（见第二天的《中央日报》）。虽然没有提蒋委员长的大号，但投枪所指，恐怕也是尽人皆知的吧。至于比较明显地挖苦蒋委员长，鲁迅先生也有范例。比如《二心集》中的《知难行难》里，就有对于“蒋主席”的君上淫威的痛快调侃
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假如再仔细检索，相信还会找到更多的类似的例子。不过以鲁迅先生的革命经验和智慧，他是断断不会像刘文典那样因不称主席而被关起来的。对于不公开大肆攻击蒋委员长，鲁迅先生私下里其实已经多次作了说明，特别是当着外国朋友的时候。比如
——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 （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 心的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
而鲁迅先生最直接的说明，当属他的这一段谈话 “对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令，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 《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那些犯幼稚病的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恐怕要算曾经搞“左”搞得把苏区和地下党差不多全部断送的李立三。他一会儿要求鲁迅先生拿枪去打仗，一会儿又要求鲁迅先生用周树人的真名公开攻击蒋介石，简直幼稚到极点。鲁迅先生当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种近乎疯狂的要求
——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住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说回来了。（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文刊1977年第5期《天津师院学报》）
现在某些精英总拿鲁迅先生很少甚至没有点名痛骂蒋介石来说事，企图以此贬低鲁迅先生那种让他们害怕到灵魂里的威望，实在是太没有名堂。鲁迅先生还讲过他另一件在精英看来又是“硬伤”的事，那就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参加过“光复会”，有一次会里的同志安排他去暗杀一名汉奸，他就提出了“如果死了以后老母亲怎么办”的问题，结果被会里的年轻人剥夺了参加暗杀行动的资格。鲁迅先生不拿枪也不用真名痛骂蒋介石，那么他在敌人眼中的分量是不是就减轻了呢？鲁迅先生下边这段话，就是最好的写照
危险自然是有的，作战哪里有万全的事，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不过在下手之前，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声音闷死，使我成为活尸。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 （李霁野著，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风度》）。
直到国民党共产党因为抗战而第二次合作，经过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才解禁了鲁迅先生的部分作品，许多很有杀伤力的作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仍然是禁书，更不会选进什么中学大学教材。所以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要把鲁迅先生的作品来它个大撤退，便不能不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真是快，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一般，鲁迅先生当年那句“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也照样给鲁迅先生的真战友或者真后代们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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