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期间，天天同苗乡的最基层干部——组长（原生产队长）滚在一起。他们的恩怨、挫折，欢乐与痛苦，时时在我的脑中浮现，激起我的思绪，拨动我的心弦。我试图用笨拙的笔留住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来回想、来思索、来玩味，尽管他们是那样的平凡、卑微，但却是那么地真实。
铁寨组是一个不大的自然寨，居住集中，30户左右的人家都紧紧地依傍在山腰下的河边。一泡水牛尿可以从寨头流到寨尾。尽管如此，要把村民们招拢来开会却是很不容易。
“开会啦——开会啦！”组长高富发已挨家挨户喊了三遍；从7点到9点，村民们稀稀拉拉的总到不齐，一些先到的村民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快点开会！再不开会我们回家去了。”我只好亲自跟着组长去挨户“请”人。
春雨连绵不断，窄窄的道路被牛蹄踏得稀烂，一步一滑。组长高富发在一栋被炊烟熏得漆黑的木屋前停下，敲了敲门：“狗旦、狗旦，开会了。”从屋里传出粗声的回答：“紧喊什么卵，老子睡觉了。”我走上前把门重重地捶了几下，并把明亮的3节电筒从那破窗口照射进去，“我是工作组！马上起来开会。”工作组还有明亮的手电筒在乡下人心目中的份量毕竞不同，但见帐影掀动，夹着两声小孩的哭闹，赤条条的跳下一个汉子。忙不迭地穿衣捆裤带“哟呵！是同志啊，我来，跟倒就来。”隐约还听见妇人哄小孩：“莫哭，莫哭，工作组捉人哩。”绕过一个田坎，是一栋新修砖房，闹喳喳的里面有一群人围着火坑烤火。“召儿，召儿，开会啦”，组长在大声喊着。但听屋里七嘴八舌，夹着大声笑闹：“哈！狗腿子又来了。”我于是作严肃状，厉声训斥了几句，一个老头子打开门，点头哈腰地作解释：“同志，你莫见怪，我们就来，就来。”
如此喊了一圈，村民们总算勉强来齐了，看看时间已是夜半十点多钟了，只得长话短讲，一个小时就结了会。这一夜，我住在铁寨，并与组长富发同床而睡，满床的跳蚤，虱子，还有组长那打雷似的鼾声一并向我袭来，使我一夜未能合眼。
永久村有3个自然寨，故分作5个组。除去三大主干外，共有5个组长。组长们都具有高小或初中的文化程度，年龄在50岁以上且均已做爷爷了，此外组长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集体化时的生产队长，田土到户以后由队长自然过渡为组长。多年来一直无任何变动，村民们仍习惯地沿用“队长”称呼，据说也改选过几次组长，但投票结果，选出的不是白痴就是残疾人，只好不作数。近几年高初中毕业回乡成家的青年越来越越多了，签于组长们年事已高，村党支部动员几个有文化的青年农民接替组长工作，青年们回答的颇干脆；“哪个做你那些。”
于是，组长们年复一年地任职，带着生产队长的痕迹，托着各自家庭沉重负载，奇迹般地跨入了九十年代。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民们不要管了，出工不需分派了，组长们亦失去了做“生产队长”的威风，虽觉得有些怅然若失，倒也得到许多清闲自在。每年只去乡政府或村里开二至三次村干部会。回寨子分配一下肥料指标，统销粮指标，宣传一下菜油、粮食统购任务。近几年组长们已不收合同兑现款了，由村辨林场统一开支，看来组长这“官儿”极是容易当，只是报酬太少了点儿，全年值100元。
一年四季或风或雨，组长们专注地把精力消耗在田里土里。大千世界的风云舒卷，从不打扰组长们的平静生活，偶尔看看报纸，亦不过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如果组长还算“官儿”的话，那实在是这世上最逍遥最无拘束最超脱的“官儿”了。
无论如何，自从工作组下村社教以来，组长们平平静静的日子确实被打扰了。开会的次数多了，还有没完没了的学习，讨论，十天半月开一次村民会，让组长喊得口干舌燥不算，还得时常陪着工作组挨家挨户上门去做工作，发动各户上山造林，种地膜包谷，做计育手术，种“双两大”……“工作组来了硬是名堂多”——组长们如是说。事做过了，照例要念些唠叨。
“你们当干部的一个月100多，你当支书村长的一年补助七、八百也管它的，就拿我们当组长的一年100块儿，也要天天和你们磨，真是背时黄牯晒日头。”这是新寨组长王二向支书发牢骚的话，因为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误了组长们的几个白工。
王二名继晃，已快60岁了，精力仍很旺盛，能吃能做亦会发牢骚。村民们皆尊称他为“王队长”，王二是大忙人，儿子去工厂了，兄弟也不在家，所以三家人活计全由王二一个人顶下来。一年要做十多亩田土，平时整天泡在田土里，很难在家里找到他。新寨村有一贫困户丧失了劳力，家里的三亩良田连续几年均是王二帮助耕耙，真想不出王二那精瘦的躯体里到底蕴藏有多少能量，王队长不怕活计多，就怕白天开会耽搁阳春。只要两天不做工，王二的手脚就会发胀发麻，憋得受不住，有时开会学习一直到天麻黑了，王二仍要挑两担牛屎粪下田。王二总是建议把开会、学习放在晚上。
溪头寨的组长李明云却与王二恰恰相反，明云赞成白天开会，坚决反对把开会学习放在晚上，并振振有词地：“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嘛，还怕耽误两天工？”原来明云养了一屋的儿子，家中劳力充足，几个儿子娶进媳妇，添了一群子孙，明云家已出现人多田少的趋势。好在明云是生产队长出身，很会计划，门路亦多，又是育苗、又是制种，还买了一台砸油机。把一屋的儿子、媳妇使唤得团团转，很快便成了溪头寨的首富。集体化时，明云就因会计划而小有名气，他指挥溪头寨人在红岩溪一带开了许多新田，却极力瞒报田亩，以致于溪头寨实际田亩远远超出上级掌握的数目。因而每年完成上交任务后，溪头寨人却粮食充足从不挨饿。不谨如此，明云还在溪头寨办起了养殖场，林果场，小型加工业……把个小小溪头寨经营得异常红火。至今谈及往昔的种种“壮举”，明云便会兴奋不已。
岩寨是永久村最偏远的一个组，翻过一座山，沿着那条清流的小河而上，河岸婷婷杨柳正在绽开新芽，烟雨空朦中，但见桃李花开、姹紫嫣红；云雾缭绕，鸟语花香。呈现出一派宁静、安祥——这就是岩寨给我的最初印象。阳春三月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田野、青山、农宅、炊烟……交织成一幅完美而又和谐的生活图景，这景致令人陶醉亦令人遐想与沉思。
然而，我却没有兴致在自然美中沉醉，我注定要打破这小世界的恬静，因为此行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岩寨组长高隆旺，性情豪爽，喜饮大碗“包谷烧”，还爱大笑，笑时嗓门儿洪亮。到达岩寨时正碰上组长在寨头自家责任田边挖田水，口里还不停地哼着：“毛主席引来幸福水，千秋万代那个水流长，哎呀哎嘿哟……”我走了过去，隆旺立即停止了活计，热情地把我领到他家里，又是上茶又是送烟。隆旺老伴手脚很麻利，很快就弄上了陈年腊肉和“包谷烧”酒。在隆旺爽朗的笑声中，我吃了一顿开心饭。
是夜，组长找来了寨子上的育龄夫妇共计13对，其中已生三胎以上应马上做手术的8对，夫妇们吵吵嚷嚷地坐了一大堂屋。我首先谈了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紧接着宣读了新颁布的有关条例，组长隆旺不时地旁边附和，当提出要登记准备做手术时，会场上马上引起哄闹。
“我们不做手术，保证不生可以吗？”
“我怕痛，不做！”
“不得了，又要阉人了……”
其中抵触情绪最大的要数几家有女无儿的超生户。
村民刘万元已生四女，因膝下无子，此时吼声最响，严然一副代言人身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同意，但我们无儿户实际问题你要帮助解决，没有儿子，哪个帮我犁田，四个女儿出去了哪个为我送水送饭送终。”
“我们没有儿子受气呀，吵架也被人家骂断子绝孙，硬是直不起腰杆做人，莫讲了，十个黄花女抵不上一个赖头儿。”刘万元老婆附和着。
我连连作解释，无奈音量太小，经不住众人杂乱的声音，倒是隆旺那振耳欲聋的嗓门儿大出风头：“你刘万元不讲计划要生育，我问你有多少钱交罚款？啊？！老了没得人服侍，队上可以五保，你闹甚么！”
“快莫讲五保了，娘啊！去年五保户张老和尚收了六百斤谷子，只打出两百多斤米，人家只交谷壳，哪里够吃，一家一家讨饭下贱哩。”一个计育对象在反驳隆旺。
隆旺正欲开门，却见其老伴连连扯衣角并小声叮嘱：“你少讲，莫得罪人，有工作队在，让他们讲。”
我急忙作解释讲解政策，声音却被另一个无儿户抢了过去：“反正没生儿子硬是不行，你看人家免发家五个儿子几多雄，抢田水，争嗮谷坪哪样不占先，吵架打架几时不占上风，就我们养女的命苦，哪样都争不赢人家。”
“万元你少放屁，你养了四、五个女还不停止，再生我问你拿什么养，喂蛆还是喂蚱蚂子？！”不顾老伴阻止，隆旺的声音再次压住会场。
“我们各人受穷各人认，不关人家的事”万元老婆不冷不热地说。
“就是要管，不管就没有王法了。”隆旺声色俱厉。看来有些僵了，隆旺老伴连忙向大家道歉：“他是这个脾气，你们莫和他计较”，并再三制止隆旺开口。
熙熙攘攘中我又作了一翻耐心宣传，那头隆旺却又和刘万元接上了火，两人都争得面红耳赤，隆旺那嗓门儿振得堂屋板壁直抖：“你公开违反国家政策、你犯法、你犯罪、公社就是要派人来赶你猪，拆你瓦，捉你进班房，捆索子游街，就地抢崩”……
隆旺对刘万元的一连串赌咒编排尚未停止，却听见“咚、”咚”两声，是吹火筒打在背心窝上的声音，原来隆旺老伴见其再三得罪人，屡劝不听，大发雷霆，挥动着吹火筒恶狠狠地向隆旺冲过去：“你个背时砍脑壳死的，你当了哪门子官，轮得到你来操心，喊你莫当那背时组长你硬是不听，你充什么狠，一寨人你都开罪了，你得了什么卵处……”
这一来，会场更乱得不可开交了，劝架的，起哄的，看热闹的，还有几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在喊：“加油、加油！”
我赶紧上前帮忙把扭缠在一起的老俩口扯开，隆旺老伴骂声不绝，隆旺则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幸而隆旺儿子媳妇就住隔壁，好说歹说硬是把婆婆拉走了。置此情形，我只好草草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又安慰了隆旺许久，并对其敢于坚持原则，大胆开展开作的行为尽力赞扬了一通，隆旺总算平息了心气，并对我讲了许多知心话：“唉，也莫怪我那屋里人，这如今的人硬是开罪不起，前些年计划生育我带乡政府人赶了岩生家的一头猪，这如今他还记着，瞅个空挖你田坎，放牲口吃你庄稼，你又拿不到他，硬是吃许多哑巴亏哩。同志呀，你们是水，我们是石头，水流走了，石头流不动呀！你没看见铁寨富发队长，比我还受气哩，唉，莫讲啦！”
这一夜，我和隆旺两人都未能合眼。
铁寨组长高富发是20多年的老队长了，“学大寨”那几年，公社组织“大战龙骨坳”开梯田，引水上山，富发作为永久村的领队带了四十多个劳力投入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后来参与抽水工程，在安装抽水机时，柴油机传动皮带突然滑脱，从富发的腹部扫过，肚子被当场打破，滑溜溜的肠子流出了一大堆，富发硬是用双手捧住惯进了肚子，强忍着疼痛自己走到山下公路上才一头栽倒……几个护送的人拦了一辆过路车，把富发送进了地区医院，不知是医院实在高明还是富发的生命力超出常人，总之，3个月后，富发仍在撑犁挑担子抵头等工。只是毕竟伤了些元气，现在看上去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据说当时公社王书记曾对他大力称赞，并与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不论富发任何时候出现困难，公社都给予补助照顾，后来王书记调回县里又调走，公社也成了乡政府亦更换了许多领导，王书记立的规定早被忘到爪哇国去了。
批林批孔那几年，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上级还派出了住村工作组来铁寨抓典型，社员崇良家自留地处在生产队田坎边，崇良整自留地时，挖了生产队的田坎，有人悄悄反映给工作组，于是由工作组决定，富发出面把崇良捆了一绳子交公社，因正处在运动当口，崇良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在公社关了几天，还在赶场天被挂牌批斗了一次，这事崇良一直怀恨在心，每每想寻机会报复。
对富发敌意最深的还是要数狗旦、猴三几兄弟。原来集体化时狗旦家庭穷，其父连家仁半夜里偷了生产队一担包谷子被当场抓住，除索回所偷包谷、狠狠地批斗了几次外还被富发安排去修黄石滩水库，后来在修水库时被倒塌的石头砸死了。从此狗旦几兄弟一直怀恨在心，认为其父是被富发害死的，并不时同富发发生磨擦。
田土刚到户那年，富发家分了一头水牛。在山上吃草时无缘无故跌岩坎死了，有人怀疑是猴三推的。有一年富发父子几人炼泥烧砖，一切准备就序时挖的坑突然崩塌，也不知道谁人弄了手脚，至今仍未有结果。
两年前出现特大旱灾，上级政府下发了一批救济粮，在分配救济粮时，发生了激烈争执。据说富发乘机扣发了几家人的粮食多吃多占；对此一说富发坚持不承认。崇良，狗旦等则说得有根有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到当年底年关一过，大年初一的大早头，猴三就牵了一头大黄牛进了富发的堂屋，当地有一风俗，大年初一各家各户在堂屋拜奠祖宗，倘若谁家这一天被牛踏进堂屋则必将断子绝孙或走背时运。富发受此大屈辱，便上乡政府告状。乡政府本想派人去处理，但经查翻《法律》，发现牵牛进堂屋根本没违反哪条哪款，只好把富发劝慰了一番。富发的儿子却忍不下这口气，拿了杀猪刀就找上猴三家论理，结果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据说猴三的肠子被杀出来了，幸亏抢救及时，未出人命。几天后，来了几个公安局的把富发的儿子铐走了。谈到此事，富发至今仍愤愤不平：“什么鸡巴法律，专治好人不压邪”。其实富发哪里知道，乡政府亦是有苦说不出。上年政府组织划龙舟比赛，发生了打架闹事纠纷，乡长亲自去调解，竟也被人指着鼻子颠骂娘，乡长大怒之下就要扯索子捆人。后经乡司法员阻止并劝道：“捆人犯法”，乡长无法，只好干咽下这口气。
为缓和铁寨组的干群关系，我专门找了狗旦兄弟及崇良几兄弟谈话，原来这几家人同样能说出许多道道，搞出许多理由：“他当队长的，共产党员；凭什么欺压我们老百姓，凭什么多吃多占，分田到户时他富发就占了便宜，好田好地好牲口他都分得，我们就不服。这些年分统销粮、分化肥，他当队长的哪样不多占不贪污，我就不相信，哼！”“这如今不比生产队时，怕他整，怕他扣工分，扣口粮，讲明的，现在哪个怕哪个？庄稼人不犯法，皇帝老子都莫想管……”几家人竟也义愤填膺。我只能耐心，反复做些道德的宣传教育，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他们的怨气，答应我以后不再闹矛盾、找麻烦。
----写于199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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