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黄小虎：世界上最卑贱的人生活中也有欢乐

　　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人世沧桑，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也有许多事情，永远忘不了。例如，最初走上社会的情景，不论如何，只要闭上眼睛回忆，就好象历历在目。l968年2月，我正在青海西宁市参加一个活动。一天，突然接到姚佳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总后勤部所属新疆伊吾军马场到海淀区招工，同学们已替我报了名，要我赶快回京。解放军的企业，部队的职工，这对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我匆匆赶回了北京。但是我内心深处，对这次招工并不抱多大希望。事情是明摆着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母亲就被打成“走资派”，屡遭批斗，不久，父亲也因历史问题，被“揪”成“叛徒”。那时，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前景是暗淡无光的。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去见了马场来京招工的万天恩同志。轮到谈我的情况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大堆好话，我自己却只是极简单地表了一个态：我愿意到军马场去接受锻炼，如果能去，一定努力工作；但如果我的家庭情况不符合马场的招工条件，我也能充分理解并正确对待。不知是大家的好话起了作用，还是我的“正确对待”感动了老万，几天后接到通知，我被录用了。那时的感觉，真好像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父亲也很高兴，说：不管怎么样，也就是参军了。年青人应当离家远一点，去见世面。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仍隐约感到，象我这样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准备着经受磨难。

　　以后的经历，证明了这种预感。马场虽然地处偏远的边疆，但并不是世外桃源。每次，只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点政治动静，这里就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阶级斗争的风浪”。阶级斗争，有斗争对象，有依靠对象，有团结对象。我的父母有“严重问题”，显然是不能依靠的；但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没有复杂的历史问题，又是在学校入的党，因此可以归于“可教育好子女”之列，算是个团结对象。那个时代，所谓团结对象，亦即不可信任分子，要随时注意他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基干民兵，我不能当；选先进、评“五好”之类，即使群众一致同意，领导也不批准；党员予备期，五年、六年、七年，仍不能转正；党内重要会议，我不能出席；清理阶级队伍，我一度被列入另册。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过集体生活，受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作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前，我长期是学校里的“尖子”，担任班、团干部，可谓“一帆风顺”，自己也常常有志得意满之感。可是，一场暴风骤雨之后，我突然从颠峰跌落谷底，从天上掉到地上。过去，我是自己所热爱的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却被队伍所抛弃。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来说，如此巨大的反差，带来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创痛。那些年，每当我读到唐朝诗人王驾的诗句：“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总是联系自己的遭际，感慨不已。

　　应当说明，尽管个人遭受不幸，我对主导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路线并未有丝毫怀疑。相反，我完全接受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观察社会，观察别人。一方面，我是当时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又是这一路线和理论的捍卫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必然要在思想上寻找平衡点。我阅读历史，发现举凡大的社会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群众起来，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无辜的牺牲者。我想，“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做出牺牲，我应当毫无怨言。只要春色尚在，在不在我家，倒无关紧要。就这样，我找到了支撑自己的平衡点。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扭曲的心态，仍会感到阵阵苦涩。但是，我也始终不愿彻底否定那心态。毕竟，甘愿牺牲的出发点是纯洁的，丝毫没有现在社会上到处弥漫的金权的臭味。

　　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遭遇，往往是苦难连着苦难。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据我的体会，世界上最卑贱、最微不足道的人，生活中也有欢乐。劳动的欢乐，与朋友交往的欢乐，获取知识的欢乐，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欢乐，这都是天赋的、苦难命运也剥夺不去的人权。

　　伊吾军马场，是我告别学校生活、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以前，也有机会接触工农，但身份还是学生。这次，则是投身社会底层，成为普通百姓的一员。至此，我才真正了解工农大众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才真正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那些朝夕相处的老牧工们，王发财、张厚世、程宏毅、杨宏根、程爱、庞国禄、安登玉……，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劳动的技能。骑马、放马、压马、套马、相马、驯马、观察病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分群、检疫……。每当向部队输送一批军马，每当听到或看到马群风驰电掣般地从身边跑过，我就会觉得自己与老工人一样，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心中油然升起劳动者的自豪感。那些老工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出奉献，自己从社会得到的却是极其有限。他们对生活没有很高的追求，因而很容易满足，总是充满快乐。他们也有缺点，有时狡猾、自私、斗小心眼，即使这样时，依然透着朴实。他们有自己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从不受上层社会政治风云变化的影响。只要你正直、诚实、能吃苦，他们就信任你、看重你。和他们在一起，不用担心背后会射来冷箭，能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与乐趣。离开马场以后，我教书，做编辑，做理论研究，一晃20多年了。回想起来，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最脚踏实地的一段时光。5年间，我仿佛从泥土中汲取力量，之后，才能在人生阶梯上艰难登攀。

　　从北京一起到军马场的青年学生共108人，后来又来了几百乌鲁木齐学生。此外，还有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那时，大家都正年少，充满朝气和热情。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我与不少人结下深厚的感情。有的人，过去虽然相识，但真正相知，却是在马场。这些人中，不少和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变故，历经种种坎坷和挫折。但是，大家都尽力超然“物外”，彼此很少诉说个人的不幸。朋友相聚谈论的，是世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马场的事情；交流的，是读书的心得和走上社会后的人生体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从友谊中汲取力量，获得慰藉和快乐。那时，大家都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的亲人，这种友情更显得格外珍贵。犹记得，几乎每逢休息，我都不惜骑行几十里，与朋友聚会。偶尔不出门，也一边作内务，一边盼望有人来访。离开马场以后，或因山河阻隔，接触无多；或因经历不同，共同语言渐少；或因工作缠身、生活担子重，无暇顾及，渐渐与过去的朋友疏远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人生聚散本无常吧。但是，无论怎样，那段人生旅途中结下的友谊，永远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因“家庭问题”,而影响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是不公正的。但就个人的成长来说，这也未必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过，地位的变迁，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他还曾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据个人的体会，人经变故跌入社会底层，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能比较冷静、客观、深入地观察社会。记得是在“评法批儒”之潮中，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昏吃蒙睡又一天，不知今夕是何年。据云国中多建树，革命新贵尽开颜。老将却道不如昔，牢骚怨言飞满天。我亦不知谁正确，闲来无事听唱片。”诗中的情调是冷峻、迷茫的。并透出内心深处对“四人邦”一伙的不满和嘲讽。这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是由当时我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有了这段经历，我对毛主席经常说的“卑贱者最聪明”，才有了真切实在的体会。

　　地位变化，失去权势依靠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促使人发愤自强。我的朋友杨镰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无从悬想身后事，不应遗恨少年时，”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虽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奋发向上的情怀。不留遗恨的具体表现，除了努力作好本职工作，就是刻苦学习，认真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自己的人生。我自知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生大概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因此下决心自学打好文化基础。回想起当时读书的情景，真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不管是经典著作，还是教科书、工具书、普及读物；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理论，还是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回忆录；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能找到的书，就要设法搞来读。每天，除了工作或会朋友，就是读书。特别是每当夜深人静，在煤油灯下一边读书，一边凝神思考，细细品味所读的内容，真是其乐无穷。我读书，有两个习惯，一是作笔记，将要点抄录下来，有的甚至全部抄录。例如，从杨镰处借得《古诗源》，原原本本，我夜以继日用半个月时间全部抄录。完工的时候，觉得全身精力都要耗尽了。一是写心得，有的是读一本写一篇，有的则是读一段写一点。我读《红楼梦》，就是读一、二章，写一篇体会，二三个月下来，集成一本。我读书的速度比较慢，但快与慢是相对的，积慢可以成快。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以后教书、搞编辑工作，按说工作性质更有利于学习，但整天事务缠身，却并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我没有大学学历，但在打倒“四人邦”之后，却被红旗杂志选中作经济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得益于马场5年间，自学打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那5年是我一生中精神生活最充实的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收获。高尔基把社会当成大学，对我来说，伊吾军马场就是名符其实的大学。

　　马场座落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上，这里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处处银装素裹。我们穿着数十斤重的老羊皮大衣，老羊皮裤和毡筒，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没膝的积雪中放牧，追狐狸，打野兔。此时，即使是文弱书生，也会凭添几分粗犷豪放。夏天，随马群进山，则眼观青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耳听松涛似海啸，涧水如雷鸣。每有晴雨，草坡上到处有硕大鲜美的草蘑破土而如；时逢春初夏末，美丽的山花遍布山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纵然是彪悍之士，也难免生出似水柔情。巴里坤草原辽阔无垠，人烟稀少，没有城市的喧闹，文化生活也比较单调，但是我们却能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壮丽，体会她变幻无穷的韵律。拜伦的诗曾经描述：人置身于自然之中，坐在山岩，对着河水，觅入树林，走进那从没脚步踏过的地方，和人的领域以外的万物共同生活，这不算孤独，这不过是和自然的姣丽展开会谈，打开她的富藏浏览。然而，如果是在人群、喧嚣和杂沓中，成了一个疲倦的游民，茫然随世沉浮，周围尽是阿谀、追随、钻营和求告，到处是不可以共忧的、荣华的奴仆，没有人祝福我们，也没有谁可以祝福，这才是举目无亲，这才是孤独。对拜伦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我是到马场以后才深切体会到的。马场5年，我们终日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陶冶性情、净化灵魂、实现自我。后来，我又返回城市,却常常感到茫然若失。人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得到的，却是自己最不想要的。30年了，每当我在尘世的喧闹中感到孤独，就会怀念起当年的“烟霞闲骨胳，泉石野生涯”。

　　“文化大革命”后，常常可以听到“被耽误的一代”的说法，这是一种不真切的感受。我认为，“被耽误”的说法，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才成立，用它来概括一代人是不确切的。在那动乱年代的风云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磨难，失去了许多本可以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在逆境中，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一帆风顺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当年，保尔・柯察金审视自己青春的苦难经历，得出“我所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结论。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恰当的。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在都已过不惑之年，尽管大家职业不同，地位有高低，但却都是各自岗位上的骨干，成为当今社会的脊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每一代人都有成为自己骄傲的独特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就是在上山下乡之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哦，这无怨无悔的青春!

　　写于1993年，1998年收入《留在天山的回忆》文集原题：无悔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