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感谢日本”？
2011年3月18日 ，人民网“文史●中国近现代史”栏目发表的一篇短文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关注。这篇文章是陈铁健的《中共何以必胜？毛泽东说要感谢二战前日本入侵》。
该文似乎是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的广告，文中观点似乎是杨某人的。但是，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陈某人对杨某人的观点其实是赞赏有加，津津乐道的。
什么观点呢？就是：“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这样遮遮掩掩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观全文，我们发现，原来他们的意思就是：毛泽东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他的成功，也不是坚持了马列主义，他的成功，实在是因为太幸运地碰到了日本入侵。
凭什么这样说呢？文中说：至于第二次大战前日本入侵中国的因素，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引自《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页）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和战后苏联的援助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另有一位叫张振鹍的张某人则写了一篇叫做《“感谢”就是感谢》的文章，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四期上，说：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真的说过“感谢日本”这样的话吗？说“感谢日本”这样的话真的是他真情的流露吗？他为什么要说“感谢日本”这样的话呢？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精通和擅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问题、做事情。他的突出的表现和贡献之一就是：他主张世界充满着矛盾，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包含着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待人处事，必须“一分为二”，既要看到积极方面，也要看到消极方面。
1937年8月，他在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里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1956年9月25日 ，他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谈到了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他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这一段话，他虽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犯错误的角度谈的，但是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却是辩证的、全面的，符合他一贯坚持的对立统一法则，适应于自然界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1957年11月18日 ，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里进一步明确指出：“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一分为二”看战争
世界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辩证法。事物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辩证法。相应的，毛泽东的一生，也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辩证法。他待人处事，坚持运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同样的，他也用“一分为二”的原则看待战争。
毛泽东一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当战争不可避免时，他不怕战争，并能积极用好战争，以战止战，创造和平。战争具有极大同时又是反面教员，能够教育人民，让人民觉醒和团结，为和平而战。历史地、全面地看，战争对侵略者不利，对反侵略者有利。侵略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发动战争，发动战争等于自取灭亡。
毛泽东的母亲信佛，佛的救世情怀对毛泽东影响极大。他不天生喜欢共产喜欢革命，喜欢战争。共产，革命，战争，是军阀、蒋介石国民党、日本皇军、美帝国主义等剥削者和压迫者逼出来的。
1955年10月15日 ，他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到：“ 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1960年6月21日 ，他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事情。”
1965年1月9日 ，他同斯诺谈话时，明确地说：“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
1954年10月，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有四次谈话。在 10月23日 的谈话中，谈到了战争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战争的认识和看法：“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我想，不仅战争，就是紧张局势也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损害。我想问问，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还是使人民每天处于紧张有利?紧张局势会促进人民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抵抗压力。这是有助于革命的。”“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感谢’其实就是感谢”吗？
毛泽东是不是说过“要感谢日本二战前入侵”的话，是不是说过那个杨某人、陈某人引述的那段话，我手头上没有《毛泽东外交文选》这本书，他们又没有注明引述的是毛泽东什么时候的什么文章，所以没有查到，不好发言。但“感谢日本”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却确实在不同的外交场合，跟外国朋友，主要是日本朋友多次讲到。
1960年6月21日 ，他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没有准备而突然遭受袭击。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1月24日 ，他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谈话时说：“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上面两段引文，证实了毛泽东确实说过“感谢日本（感谢日本皇军，感谢日本军阀）”这样的话。但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第一，毛泽东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待人处事是“一分为二”的。他“一分为二”地看战争，同样，也是“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侵略中国这场战争的。日本入侵，有“坏的一面”，“当然不好”，但也有好的一面，“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毛泽东是一位教员出身，他十分重视教员和教育的作用。革命的、进步的力量遭到压迫和挫折，得到教训，受到教育，他就喜欢用“教员”或“反面教员”来譬喻。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里相当多。比如， 1956年9月24日 ，他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在他看来，日本入侵，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如果不是通过“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这样沉痛的教育，就不会因必须抗日而觉醒、觉悟，不会因必须抗日而团结，民族的力量就不会爆发出来，不会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也就很难设想最终会出现一个统一自强的新中国。
第三，毛泽东不但“感谢日本”，而且还 “感谢蒋介石国民党”、“感谢美帝国主义”，不但自己感谢，还帮日本、越南等其它亚非拉国家分析，指出有压迫对他们是有利的，言外之意就是，那也是值得感谢的。这是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观点的演绎。压迫造就反抗，反抗造就新生和进步。没有压迫也就没有了新生和进步，所以要感谢压迫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生”，就必须感谢“忧患”，而不是“安乐”。
1956年9月25日 ，他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说：“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1960年10月22日 ，他同斯诺谈话时说：“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斯诺也说：“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1949年9月16日 ，他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开头一段就来了几个“感谢”：“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1964年1月30日 ，他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时说：“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1961年1月24日 ，他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谈话时，谈到日本战败和日本被美国统治，对日本有利，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
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第四，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外交家，他说“感谢日本”，不是站在侵略者的角度说的，也不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角度说的，而是站在中国人民觉醒和团结的角度，站在历史地、发展的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站在日本投降、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新时期新形势下必须建立新的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角度说的。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这场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从战火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另一方面，自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统治压迫日本等弱小国家；充当世界警察；中国成立后又封锁中国，成为了中日共同的敌人。
1955年10月15日 ，他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指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1960年5月14日 ，他同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1960年6月21日 ，他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又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并说：“现在谁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
1964年1月27日 ，在同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谈话时强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感谢’其实就是感谢”不是一种正确的
对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里讲到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这是一种正确的对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研究中共党史，都应该坚持这种方法。那种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因为坚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因为幸运地碰到了日本入侵观点；那种认为毛泽东“感谢”日本入侵就是感谢日本入侵对他取得成功的帮助的观点，这不是运用正确的对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得出的结论。
日本入侵，固然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机遇，但机遇人人都有，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及时抓住并切实用好的。如果一定要说日本入侵，是某些人的一种“幸运”的话，那么除了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有溥仪、汪精卫、蒋介石。没有日本入侵，溥仪这个亡国皇帝，还能东山再起当上满洲国的皇帝吗？没有日本入侵，汪精卫这个汉奸头子，有机会风风光光地坐镇南京伪政府吗？没有日本入侵，蒋介石的反对派张作霖会被炸死、东北军会因此易帜吗？“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能够以抗日英雄的形象赢得巨大威望，并借抗日之名迅速发展壮大他的势力吗？（抗日不但没有削弱蒋介石，反而让蒋的个人威望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这是他撕毁《双十协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解放军的力量保证。）他们都抓住了日本入侵这个机遇，可是他们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同样面临机遇，结局却天壤之别，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毛泽东都要感谢日本入侵，那么，溥仪、汪精卫、蒋介石不是更该感谢日本入侵吗？
机遇是很重要的，任何成功都离不开机遇，但机遇并不必然引向成功，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却是必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根本就用不着感谢日本入侵。日本不入侵，他们同样可以取得胜利。就像苏联共产党并不是依靠德国的入侵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虽然入侵仍然不可能推翻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有1927年的失败？为什么会有1934年的失败？又为什么虽有1927年的失败却又发展到建立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为什么虽有1934年的失败却又建立起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之“火”，就是一种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群有信仰的人走到了一起。这个集团的道路，虽然充满着坎坷和血泪，却最终选择了正确而走向了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不但有信仰，而且还产生了一位能够坚持信仰的坚强有力的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是中共历史上的主流，不是支流；是森林，不是树木；是九个指头，不是一个指头。如果不看主流只看支流，不见森林只见树木，不讲九个指头只讲一个指头，试图否定这个伟人和这个伟人坚持的信仰，就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不能解释中国人民——我们的祖父辈们为什么要跟着这个伟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不能解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统一、独立、稳定、和平的强大国度里，不能解释这个国度里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经济的崛起，不能解释这个国家曾被亚非拉76个国家抬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不但毛泽东共产党有信仰，蒋介石国民党同样有信仰，同样是一群有信仰的人走到了一起。只不过他们不断背叛着他们的信仰，最终终于断送了他们已经到手的成功。信仰是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关键问题，旗打错了，路走歪了，甚至南辕而北辙，是不可能走到目的地的。
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这样解读毛泽东的“感谢日本”，为什么要像解读毛泽东“感谢日本”那样解读毛泽东的一切言行，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共产党，误导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有些人说他们是智商问题，是理解力问题，甚至把他们贬到幼儿园水平。但我认为，他们能够写文章，搞研究，有的还戴着专家学者教授等头衔，智商和理解力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水平至少要超过小学生。既然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身为共产党员或者吃着共产党的肉，却把屁股坐在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身上呢？他们也不想想：如果毛泽东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糟糕，那么我们那些跟着他干革命、搞建设的祖父辈们就更糟糕，而我们，不幸得很，却正是这些糟糕的前人的子孙。
1937年3月1日 ，毛泽东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史沫特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1965年1月9日 ，他同斯诺谈话时说：“ 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
毛泽东虽然寄望人民能够“用眼睛看事实”，但他清楚地知道，“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 该说的，生前他都已经说了。该做的，生前他都已经做了。他去世已经35年，这个世界再无毛泽东其人。身后事，他不再管。身后名，任人评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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