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

——答《民生》杂志记者问

2011年3月10日上午，成都杜甫草堂百花轩。

记者：斯蓝老师，欢迎您第一次来到成都。您在1980年任《江汉论坛》编辑部哲学、社会学编辑时，就倡导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以后不论是在研究所，在高校，还是在政府机关，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前年我还仔细读过您出版的《见证共和国六十年风云》的著作，早就想拜会您呀！

斯蓝：陈敏，你太客气啦！还是直奔主题吧。

记者：好！今天我就想跟您探讨一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道路的问题。

斯蓝：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60多年，我在“见证六十年”中说过，今天的“极右”与过去的“极左”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还能走出什么花样？该是平心静气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啦！

记者：一涉及这个问题，就绕不开“社会主义”这个中心词呀！

斯蓝：这既是一个概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自从以“拨乱反正”闻名的某总提出“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瞎话之后，就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来了个全盘大否定；之后以砍红旗闻名的某总提出了一个“初级阶段”，有人不太恰当地把它比喻为一个屎盆子，什么都接着；后来干脆来了个不问姓社姓资，咋“发展”就咋搞。

记者：现在叫得响的是某某式、某某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觉得有点像障眼法？

斯蓝：是的，如中国式、中国特色，越南式、越南特色，只提个性，不讲共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记者：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越南社会主义？

斯蓝：是的。社会主义是共性，国别就蕴含了各自的个性。

记者：共性的内涵有哪些呢？

斯蓝：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特色们口头上都承认的，还有一个有争议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实现方式的问题。

记者：就这么些东西用得着费几十年的功夫去泡蘑菇吗？

斯蓝：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煮青蛙”，它牵涉到的实际问题是利益翻盘，不慢慢来不成啊！为这事，精英们想了不的少办法，明转阶级斗争，暗转四个现代化：以“联产计酬”包装下的分田单干取代农业现代化，以“现代企业制度”包装下的国企私有化取代工业现代化，以“精兵之路”包装下的为发展经济让路取代国防现代化，以“挑战现代科学”包装下的“特异功能热”取代科学技术现代化。人均多少美元的奋斗目标、下海经商、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外向型经济、扩大内需、减员增效、股份制改造，WTO、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个又一个的新词汇和响亮口号，把人们忽悠得心花怒放。

记者：中国的政治智慧有点过头了。

斯蓝：现在终于实现了“软着陆”：已将过去被他们称作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国家和人民财富转移到了国内外权贵资本家的手中，如国内14.3%的人群占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国家的经济命脉粮棉油、工矿商贸企业、金融股市、信息产业、外汇储备，均被外国垄断资本掌控……

记者：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继续忽悠吗？

斯蓝：还能。现在我们的GDP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啦，全世界都看好我们，资源枯竭、环境污染、C型包围、外汇缩水、通货膨胀，统统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九千万职工下岗、三农问题、三座大山、矿难、黑砖窑、十三跳、强拆迁，毕业等于失业，统统是应该为改革付出的代价。

记者：“为什么要我付出代价，别人得好处？”

斯蓝：“说这话不害臊吗？现在大家都富了，偏偏你穷，有本事你也去富呀！”中国人爱面子，宁愿饿肚子也不愿别人说自己没本事，只要有一个人带头说现在真爽，就是一天吃两个馒头的人，也会跟着说爽。

记者：唉，天佑中华！这么多年难道上苍就没有给过我们一次解除困厄的机会吗？

斯蓝：给过呀！零七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机遇。这次金融危机犹如狂风暴雨，掀开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头上的美丽面纱，露出了枯槁的真相，昭告世人这条道路是一条腐朽、绝望的道路；而我们现在比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时苏联的经济状况要好多了，仅凭几十年靠资源、靠苦力、靠出口退税等对国内的压榨积累下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国内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就以可亮剑一搏，整顿被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信息产业，收购和改组国内的外资、合资和联营的工矿商贸企业，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优化自己的工业体系，扶持农业走集体化道路，重建四个现代化，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借资本主义的成果迅速发展自己。一些精英权富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助中国救西洋，使得这笔巨款被帝国主义吸血鬼们吸榨殆尽，国内巨大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房地产泡沫加速膨大，通货膨胀加剧，国家的内瓤越挤越空，人民群众所得越来越少……

记者：可惜了一次机遇。

斯蓝：不总结经验教训，只顾一条道走到黑呀！我在“见证六十年”中总结了近40年极左和极右先后失去和流失了五次拨正航向的机遇，即林彪事件后一段时间的机遇，治理整顿一段时间的机遇、抓纲治国时的机遇、北京天安门动乱平息后一段时间的机遇，金融风暴的机遇。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算拨正航向呢？

斯蓝：这要从建国初20年的学习探索和自我校正的历程说起。从一化三改、三大改造、大跃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国社会主义的农工商贸体系及国防建设体系已基本发育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创造性的生产能力。文革中的干扰没有破坏到这一体系，只是在工矿企业闹派斗和闹停工停产，在农村“割尾巴”和滥用民力，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拨正这一偏颇的航向比较容易，只是体制内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抓纲治国的一段时间已基本实现了这种转变。

记者：这个转变怎么流产了呢？

斯蓝：以后的改革如果按照当初的承诺，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这个根本，不论平反也好，引进技术也好，培育市场机制也好，裁军也好，都不会导致上述转变的流产，社会能更好地发展，更有利于民富国强。可惜以后悄无声息地转了弯，用发展经济的正当理由偷梁换柱，其中最隐秘而又最明白不过的怪物就是“韬光养晦”。它不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种对帝国主义行“韬晦”，待到咱们翅膀硬了再“亮剑”；而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对人民行“韬晦”，骨子里却是奔向帝国主义，“少说多干”到一定的火候再“亮剑”，从而使得上次的转变流产。这点可以用国防大学章子陵大校今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干会上讲的“现在可以打开窗子说亮话，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弦易辙，搞资本主义”的话来反衬，有点“亮剑”的意思了。

记者：还有对这种转变进行转变的机会吗？

斯蓝：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在当前国内外资本势力的合围中杀出重围。

记者：您研究过转变这一局面，拨正改革航向的具体方案没有？

斯蓝：我在“见证六十年”中已经提出来了，就是对改革进行改革，即“对改”。重新确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1966年的经济体制为参照系，吸取文革中探索的民主管理的经验和市场经济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形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私营经济为补充；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市场调节为补充；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导，以对外经济贸易为补充”的社会主义新型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算拨正了航向。

记者：这种将新中国60多年来各类探索的优势集于一体的思路太好了，这不正好是“以人为本”吗？常言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您觉得这次的转变与前两次的转变有什么不同呢？

斯蓝：第一次是正转，第二次是逆转，这一次是对转。第一次正转是理顺人顺，将文革中抓革命转变到促生产上来，且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水源、土地大都保持完好，农田水利设施齐备、工业门类齐全、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有优厚的物质条件可资利用；第二次逆转是理不顺人顺，有利条件是有前30年造就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宪法赋予老百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被取消，官僚精英不可一世，咋做咋有理，弱势群体也还算“想得通”，反正厂子是公家的，“公家”要处理就处理，下岗也不止我一个，隔壁左右都这样，犯不着我去当出头鸟；现在的对转是理顺人不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大都流到了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权富者的腰包，要转变这一态势，国内富有阶层不同意，腐败的官僚不同意，依附他们的精英不同意，国外垄断资产阶级不答应。它们现在都是中国的天哪！地震地陷经常见，谁见天倒过？

记者：难度这么大，不转行不行呢？

斯蓝：现在的局势是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一直徘徊下去对资改派很不利，譬如迷途的羔羊，总要找条路回家啊！问题是家在哪里？是在狼那里，还是在羊那里。

记者：这是不是有点玄乎？

斯蓝：这是眼前最大的现实，而且是铁了心要找到狼那里去的现实。长期面子一套、里子一套的日子过够了，按四川的话说，心里总是玄掉掉的。只有去掉头上的假面，才能彻底洗白“原罪”，保住改革的“成果”，即保住现在贫富差距的现实。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很正常，像印度就没有人仇富。

记者：怎样才能实现这次的“对转”，拨正改革的航向呢？

斯蓝：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条是体制内的拨正，再一条是体制外促其拨正。现在毕竟还是共产党领导嘛，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体制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外向型经济”、“深圳模式”、“小港模式”的彻底破产，放手让薄熙来同志在重庆一搏。熙来同志在重庆扬红打黑、讲读传唱、三进三同、五个重庆、谦租房、电视不播商业广告等，令人耳目一新，重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黑恶势力闻风丧胆。

记者：不容易啊！听说有奥巴马撑腰的南方报系的人处处给他们设置障碍？

斯蓝：是的。这说明重庆的做法按住了精英权贵们的七寸关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些黑白两道可不是吃素的，我有时甚至莫名地为熙来同志担心。

记者：您对重庆模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作用如何评价？

斯蓝：这是体制内挽回步入迷途的改革开放的唯一有效途径，在现在体制格局下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仅人民应该感谢，精英既得利益阶层更应该感谢，唯此才能证明改革开放没有白折腾。可有些目光短浅的精英和心怀旧恶的庸人，视这些举措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还有我的一位学兄，出发点也是追求光明的前途，但看不到目前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险恶处境，看不到力量对比的悬殊，也对重庆模式仄有烦言。千万不要再说什么，任何理由都是不明智的，人民需要体制内的强手出来挽狂澜于既倒，这样才能为以后的红色翻盘留下空间。

记者：还有一条途径呢？

斯蓝：就是凝聚体制外的力量，内外联动。与前苏联比较起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精英们造假不归，民众被蒙得晕头转向之时，第一声喊非常重要。像张宏良、孔庆东、郎咸平、何新、司马南、戴旭及《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们，都不缺顺风上爬的资本，却像过去的彭湃烈士和跋哥那样，逆风对进，舍身向前，为了谁呀？

记者：这是一支唤醒民众的力量。

斯蓝：也不只是唤醒，像四月青年那样，在有人试图在王府井大街制造动乱时，还自发地带头出来制止。

记者：唉！这些先行者虽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世道人心涣散了这么多年，在现时的情况下凝聚的难度比较大呀，怎样才能凝聚呢？

斯蓝：凝聚就是一切觉悟的人们自觉自愿地同人民大众的结合。有人分析，在我国的13亿人口中，有10亿贫困人口，其中农村9亿，城市1亿。其实城市贫困人口不止1亿，应该有2亿。即在现有的人口结构中，85%以上是被剥夺者，只有不到15%的既得利益者。在人口集中的城市，民工群、普通市民群、国企职工群、下岗退休群、毕业等于失业的学生群、占到成人群体的90%以上。不论是利益格局，还是潜在力量的对比，复兴社会主义的基础是非常雄厚的。

记者：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呀！

斯蓝：这就是凝聚的问题。我分析过一种有趣现象，在我指出的上述成人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是醒着装糊涂，譬如有时还说点言不由衷的话，这是长期“保持一致”的高压政策促成的自我保护过当的市侩行为，但他们的耳朵和眼睛并没有闲着。难度大一些的有四种情况：一是被人为煽起怨恨情绪的人，如反右的家庭恩怨呀，文革的家庭恩怨呀，战争年代的家庭恩怨呀，土地改革的家庭恩怨，总说共产党有负于他；二是家庭依仗共产党翻身但因长期盲目跟风脑袋被洗黑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投机者；三是家有不良权富背景的人；四是以右派自居的人，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四种人被权贵精英们视为子弟兵，潜在网络深水区嘲讽和骂人的多半是他们。对此我也分析过，他们当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王八吃称砣的极端顽固者不到30%，谁得势就往谁的怀里倒的投机者占到30%，有不少是爱国的，也有不少是有正义感的，是重点凝聚的对象。

记者：用什么方法去凝聚呢？

斯蓝：凝聚的方法很多，但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容人容物的雅量。作为一个自觉的战士，是在为真理而呼号，为正义而呐喊，不会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毁誉，甘愿受磨难，不怕受委屈，可以主动和凝聚对象交朋友，在旧恶与大义、国家民族的安危与个人的私利、误区与真理之间博奕，用事实说话；只要在反腐败、反官僚、反分配不公、反转基因主粮、爱国、爱学习、爱唱歌、爱锻炼等问题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工作凝聚。二是要讲辩证法，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待现实问题宜细不宜粗。譬如文革中的恩怨，都要以革命功臣来统一，有的精英老是纠缠历史旧账挑拨离间，这是很坏事的呀！再如对待同志的思想问题要体贴细致耐心，马虎不得呀！三是对同道之间看法不同的问题要讲凝聚大局，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我们只是为祖国母亲尽孝，为党和人民事业尽忠的松散群体，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和协调手段。“嘤其鸣也，求其友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维系我们的纽带。只要在爱国、向往社会主义、同情劳动人民等方面有一点共同之处，都要引以为同道。同道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均可以对外发布，各说各的，不要以观点站队。做凝聚工作时，对外，只是希望向大的方向靠近，不要试图统一；对内，要小心翼翼，兼容并包，不要矛头横指。只要我们尽心尽力，相信群众会有吐故纳新的一天，这样我们才能凝聚更多的人。这一条也是衡量真心实意或半心半意的主要标志。

记者：真急人哪，我也想去凝聚啊！现在的局势危如累卵，古人说要知己知彼，您能否分析一下精英们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我们应对的办法呢？

斯蓝：下一步其实也是最后一步。精英权富们惯会玩弄的伎俩是以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为幌子，以集权、独裁、专制、暴政为魔咒，以反腐败、反失业、反贫困、反特权、反通货膨胀为推手，黑白颠倒，贼喊捉贼。只许他们自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民主地封杀小民们不同意自己所作所为的“专制”的声音，自由地剥夺小民们抗议自己“反暴政”的权力，为自己贩卖“普世”扫清障碍。

记者：付诸实施时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呢？

斯蓝：第一是像前苏联的巨变那样，民众在媒体的误导下急于想进入美国“普世”的天堂，头面人物直接宣布撤销宪法，取消共党的执政地位。这是精蝇和腐败权势们的朝思暮想，但可能性几乎为零。中国的民众与前苏联民众被悲惨地愚弄到死还在为埋葬自己而举行街头示威和工矿大罢工的情况不同，他们经过30多年的反复折腾，在潜意识中已将自己的种种不幸遭遇与吃里爬外的抢劫式的资改联系在一起了，不但不会去天真地相信精英们喷出的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鬼话屁话，若这些人悍然侵夺国器，还会招至他们的强烈抗议乃至武力干涉。这也是这些精英们在经济上无所不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死结。

第二种是“沉船”。中国现在好比是一艘大船，仓中的金银珠宝已被精英权富们勾结海上的强盗抢劫得差不多了，为清除罪恶的痕迹，最好是把船沉掉，还好趁下船和再上新船的机会捞两把。办法是由美国豢养的“带路党”把洋人，如美国的四个航母战斗群带过来，与船上精英权富里应外合搞动乱促改变，将大船改名号，并用转基因主粮和疫苗让一些“垃圾人口”幸福地消失。这个选项的前提是船上的乘员和保安都按“普世”的要求，让他们打了左脸再把右脸伸给他们打。如做不到这一点，除内讧有机可乘外，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记者：有没有里应外合肢解国家的可能性？

斯蓝：这是我目前的隐忧。经过30多年的“拉大差距”，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近年来又允许各省市区地方政府发行国债，有这方面的潜在因素。但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多民族的联盟国体制：一是全国各地民众的大融合，二是中央政治集权。历史上除春秋战国时期有点类似于全苏的联盟国之外，只有军阀割据而无多国并立的局面，南北朝是封建军阀割据，五代的后唐、后汉、后晋等，都争自己是“正统”，也属封建割据性质。“大一统”观念已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谁要露头搞分裂，必然会招致最沉重的打击。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记者：资改派最可能的选项是什么呢？

斯蓝：资改派的策略是包括上述各选项的多方出击，重点突破。最可能的选项是：用激进政治改革来保住经济改革的“成果”。即精英权富们完全掌控党代会和人大、政协“两会”，大轰大嗡，让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安乐死，将共产党换成“曹破产”之流早就四外散布的社会党，将国号中的“人民”去掉，与美国政治接轨，换取列强对“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承认，洗白富人的财富，完成由美国直接控制中国的“中美国”建构。一些人四处忽悠政治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与前苏不同的是，这个忽悠早已被党内外有识之士识破，突破这个“生死线”的阻力有点大，但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仍在奋力争取。

记者：还有什么“撒手锏”没有？

还有最阴毒的一招是继续深化各类经济改革，继续拉大差距，继续给国外输送财富，把国家和人民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后把屎盆子扣到共产党的头上，精英权富势力纷纷出笼，引领推翻暴政的街头“大革命”，帝国主义假以“人权”进行公开干预，毕其功于一役。这曲闹剧已在内地和香港多次预演，动乱的阴影正悄悄地向人们逼来。

记者：您说的这些都是上层忌讳提及而又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怎样才能化解这种危局，争取光明的前途呢？

斯蓝：经过30多年的妖魔化和反复折腾，已经弄得民疲财竭，留下的选项不多了。如前所述，最有希望的是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崛起，一切社会有识之士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拥护和支持他们，促使高层尽快拨正改革航向，把不断完善的“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精英权富引发社会动乱，或资改派企图改变党和国家的名号，为保卫红色江山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甚至要考虑斗争。

记者：我们要做最好的努力、最坏的打算，团结力量，凝聚人心，争取胜利的明天。

斯蓝：说得好！这种决战的性质仍然是“进谏”，与“上书”进谏的做法相辅相成，是在共产党的红色执政和资改派的白色包围下的复杂环境中的决战，带有双重的悲剧性：一是相煎何急；二是幸灾乐祸的狞笑。

记者：我不怕这些鬼魅，只是担心能成吗？

斯蓝：能成。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在正义的一边，真理在握、正气在胸。我们敢把我们的真实目的和行动昭告天下，贪腐权富精英不得人心，吃里爬外的吸血鬼们最遭人愤恨。全国人民只要明白是国内外的吸血鬼勾结在一起贼喊捉贼“反腐败”的真相，明白自己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掠夺的真相，都会积极地支持我们；不甘心亡党亡国的党内健康力量也会策应我们。压力愈大，真相愈明，反弹愈大。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决裂最终将是促成党群、政民再度手拉手、心连心的桥梁和纽带。

记者：胜利在召唤我们，我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明天。

斯蓝：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历来如此，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记者：扼止腐败精英权富们制造的乱象，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基点，之后还要进行哪些工作呢？

斯蓝：第一步是整顿经济秩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重庆模式就是从整治经济秩序开局的。整顿的目标要以前面所述的生产目的取代现行的丛林法则，关闭各种投机倒把的证券市场，消除后遗症；收回恶意被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企业、工矿企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和互助合作关系。在城市，对外企重新评估和登记，保留科技含量高和创造财富的企业；通过接管合并、裁减、赎买、公私合营等多种途径，对合资企业、联营企业、私营企业等工商各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合理布局手工商贸、医疗卫生、邮电通讯等服务网点，整治重复设立、有碍观瞻的门面店铺，安置和疏散无业游民；清理和合理使用居民住宅和商用楼房；清理空地，整顿虚张声势的开发区，清除高尔夫球场、赛马场之类的靡费设施，退房还地、还湖、还林。在农村，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不仅导致农业的危机，对人丁不断增减的状况而言也极不公平，应统一收归集体经营，建立社员生产合作社或生产队等自治实体进行组织管理，社员留足10%的耕地种植农牧副特产品；现有专业经营、商贩经营、手工艺匠人、山区偏远农户，仍实行个体经营，但要规范管理；整治现有的村庄住宅，进行科学规划，拆迁占用耕地的住房。

 衡量“对转”的外在标志就是将乱搭乱建、出卖廉价资源和劳力的加工厂形象转化为绿色大工业和大农业形象。

记者：这才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作派，还有没有别的高招？

斯蓝：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宣扬拉大收入差距，不仅在企业的高管和职工之间、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公务员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就是在资历相同的同一工种的工人之间，评上高级职称和没评上这一职称的收入也相差很多，致使相互之间“反目成仇”。温总理在全国十一届人大报告中提出按工人工龄计发工资和退休金，公务员退休金与工人退休金持平。这种以工人的劳动工资为本位的计酬方法是正确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颠簸后的艰难回归。这还是表层问题，深层的问题是按“资本要素”分配的问题，如资本在分配中的比重有多大，资本是谁的？表层问题属原有体制的问题，深层问题属现在体制的问题。这两个体制之间的矛盾构成现在的分配双轨制和退休双轨制的矛盾。这两个体制间的摩擦也是导致国企私有化和挖社会主义肉补资本主义疮的种种乱象的根源，仅靠“和”解决不了摩擦问题。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像我们这样靠对内掠夺式的跟跄转型的国家，如彻底打破体制壁垒投向资本主义，如同敞开胸膛投向外国垄断资本的刀口，只能任凭宰割。稍有理智的人便能从中看出，跨越原有体制的改革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像按劳分配的回归一样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艰难回归。反观原有体制，虽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但高度集中的权力如同紧绷的弦，思想教育不断加码，经济关系日益单纯，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原有体制。实践证明，仅靠提高群众觉悟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维护不了原有体制，还要有制度和机制的完善，还是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单纯地把抓革命转变为促生产，不完善制度和机制，转变的成果也会流失。正确的改革是将原有的体制优化，即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自我完善。这个优化既要坚持大方向，也要吸取我们走过的60年的经验教训，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记者；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了，但还是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人说这是倒退，走回头路呢？

斯蓝：精英贪腐势力和一些脑袋被它们洗黑了的人肯定会这样说。30多年来，这些人就是依仗权魔占据着是非评判的制高点，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还硬要别人同这种黑白颠倒的话语“保持一致”，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其主要手法是正事反说，反事正说，正词反用，反词正用。如把社会主义发展说成“穷过渡”，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说成“保守”、“落后”，把复兴社会主义说成“倒退”、“走回头路”，把爱国者颠倒为“爱国贼”； 而把九千万职工下岗、“三农”问题成灾说成是“跨越式发展”，把恢复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生产方式说成是“社会进步”，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方式说成是“制度创新”；把“大公无私”作为假大空的代名词，把自力更生作为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把“计划经济”作为僵化的代名词；而把“投机倒把”当作开拓进取，把“卖淫嫖娼”作为投资环境，把经济殖民地树为发展经济的模式。反正是咋说咋有理，把原则当成了儿戏，把真理变成了侏儒。

记者：真是众口烁金啊！下一步呢？

斯蓝：第二步是研究完善现行宪法，清理修订各项法律规章。

记者：顺理成章。怎么做呢？

斯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原创性和神圣性。这些年来的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宪法的框架，被“曹修宪”之流塞进了不少私货，影响国家的稳步前进。应以1954年第一部宪法为蓝本，参照1974年和1982年宪法修证案进行修正完善。在此基础上组建护法机构，保障人民宪法的永久性传承。

记者：现行法律规章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加入WTO后的全面清理，已经实现了与资本主义的接轨，应该重新审订，以与新宪法协同一致。

斯蓝：是的，要总结这些年滥法的教训，全面贯彻宪法精神，做到内容充实、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当然，实行这一步是需要有相应的政治环境的，不能轻动。

记者：下一步呢？

斯蓝：第三步是研究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资改派这么多年一直在鼓噪“政治改革”，其实真还需要改革。不过他们的改革是“阉割”，我们的改革是“补漏”。

记者：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议行合一”的原则，才能体现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不知会不会给人造成套般西方“两院制”的错觉。

斯蓝：两码事。或许有人初见“ 国会”一词时会产生这个疑义，细看内容则会明白；有人可能担心启动这样的改革会给资改派以可乘之机，适得其反。现在最好不要动，也不是争论这事的时候，只要心中有数就行。资改派要闹政治改革，在经济关系理顺的基础上，可以用这样的方案来与之抗衡。政治改革不是政治变天，而是现行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要改，也只能这样改。

记者：下一步呢？

斯蓝：第四步是确立维护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意识形态。即真正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一切社会领域的实际指导地位，后继的其他领导人的思考成果均作为执政理念。前者永不动摇，后者与时俱进。我国古代儒法道墨各家的思想精华已涵盖在毛泽东思想中，如儒家的民为邦本、以德化民及大同理想，法家的以法治国、赏罚分明、富国强兵，道家的朴素辩证法等，均能在毛主席著作中找到它的影子，不必另作规范。

记者：还有呢？

斯蓝：第五步是研究完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建国60年来，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变动最为频繁，特别是1982年前后将社队改为村组以来，名为自治，实则涣散，农业社会处于丛林法则下的放任自流状态，乱搭乱盖，浪费和破坏资源，亟待恢复文明建设的秩序。对改革进行改革，即“对改”的思路是发挥人民民主的优势：在城市，撤销街办，实行市、区、社区、居委会、居民组的组织体制，社区以下属自治，居委会、居民组按传统机制运作；在农村，合并数村为一管理区（社区），形成县（市）、乡（镇）、社区、生产合作社或生产队的组织体制，社区以下自治，以合作社或生产队为自治实体，将自治与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我们不是怕与西方世界“接轨”，而是要接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好轨。

记者：这五步对改革进行改革，即“对革”的意义何在呢？

斯蓝：这样的改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沉航、带路、软着陆之流标榜的“自我完善”。它能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能量释放出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要讲“特色”，这才是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真正的特色，即独特的优势，而不是与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所谓特色。有了这个特色或优势，就不怕与美日一决高下，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还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共运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团结第三世界，支持世界被剥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桥头堡。

记者：说得好啊，斯蓝老师。对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我请您到鸿宾楼去吃餐饭吧！

斯蓝：我们现在的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别破费啊，还是我请你到对面的巷子里去吃碗四川的担担面吧。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