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卢麒元先生的关注，源于读了他的博客文章。受到启发并产生思想共鸣的的文章主要有《论国家经济主权》、《政府应大规模增持权益性资产》、《解析钱老的提问》、《谋定而后动》、《蹲在墙上》、《驳易纲之辩》和《警惕韩寒模式》。这些文章短小精悍，以小见大，察微知著，一看就知道出自大家手笔。百度百科上这么介绍卢麒元：卢麒元先生，本名卢欣。祖籍四川，生于山西，就读于东北，工作于北京。现居香港。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工作，现在香港发展。卢先生精通世界金融经济，善于分析国际经济走势，对美国的金融战略研究颇为深刻，有人说卢先生是中国人中少有的几个真正懂世界金融经济的人。难能可贵的是，卢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的坚定的爱国者。从2008年开始，卢先生集中研究美国发动金融战争，操纵世界经济形势的战略目的，并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对中国的相关部门甚至是温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建议。这些建议高屋建瓴，科学性强，针对性强，多涉及中国经济政策的宏观面。这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可惜，他的这些建议除了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共鸣外，几乎没有影响到任何相关部门和决策层。眼看着中国的金融、经济形势在美国的战略操控下一步步滑向泥潭，卢先生终于焦虑了。他在 5月6日 发表的最新一篇博文《谁懂经济》的开头写道：“对于中国经济，笔者由去年的忧虑变成今年的焦虑。笔者清晰感觉到经济危机的临近。遗憾的是，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候，我们才确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管理层确实不懂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层所仰赖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境内外机构的分析师们，更加的不懂经济（也许是懂装不懂）。于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目标与方法近乎背驰的政策调整。请注意，中国仍在政策性地压抑有效需求，供需矛盾迅速恶化，供给过剩的危机已经形成（所谓的快和热），全面的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笔者见证了卢先生由忧虑到焦虑的过程，因为自己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从 2008年1月31日 完成《中国2019》后，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关注笔者博客的人。这中间对笔者影响最大的当属卢先生。
2. 对道德信念，对教育的忧虑深深地刺痛着社会良知。就这个专题，笔者先后写出了《关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五个基本问题》，《选准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如何昂首阔步地融入世界》，《钱学森的拼力回头一望》等十多篇博文。而有两篇博友文章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一篇是柴静的《而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另一篇就是卢先生的《解析钱老的提问》。
“钱老不同于季老。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仍然划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芒”。
钱老向总理发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提问，这绝非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教育问题。那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那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那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科学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创新。创新是需要颠覆传统的。颠覆传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广谱性地进行了“胆囊摘除手术”，大家都在传统中战战兢兢地生活，谈什麽创新。没有创新，万马齐喑，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会萎靡不振。钱老希望的是，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啊！
“钱老是伟大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深情地凝望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伟大的民族正在失去创造力。一个失去创造力的民族必将最后失去生命力。他是在呼唤我们，他在深情地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不会留下什么思想或者理论的。他们留下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时代”。
卢先生对钱学森“遗问”的解读是深刻而全面的。这是对中国的未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拷问，就像钱老说的“丢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就完了”一样振聋发聩。
3. 韩寒现象的出现并没引起国家战略决策部门的注意。尽管有个叫张鸣的学者说过，“全中国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比不过韩寒一个人”。现在大部分学者、教授都很擅长于说大的，说空的，这样的空话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韩寒只谈身边的小事，他的读者不费力就能明白他的实话。这就是所谓的“谎话要说大的，实话要说小的”。如果不说真话、实话，不要说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别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响也未必比得过一个韩寒。
笔者对韩寒现象的关注，写在博文《韩寒入围“时代”影响力人物的理由》里：自从韩寒上榜美国《时代》“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名单后，截至 2010年4月6日下午6点 ，在《时代》网站上为韩寒投票的已经达到了14765人，超高人气把韩寒从200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中推到了第13名的位置，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紧追其后排名14。
面对27岁的韩寒上榜，有位网友就写出火药味十足的博文，直指美国《时代》周刊此举是高度近视，质问“韩寒如何在全球‘艺术与娱乐’界引领风潮？”还有报道称，韩寒在《时代》的上榜理由为“这位27岁的年轻作家在出版以自己的中学辍学经历为背景的第一本小说后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而网友的不解也都来自这个上榜理由，认为作为作家的韩寒其作品还不至于有“全球影响力”。《时代》网站上韩寒上榜理由还有一句：“作为一个活跃的赛车手，韩寒有一个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博客，他在博客中经常以调侃的口吻针砭文化名人和不称职的官员。”
自从得知偶像韩寒入围了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候选人，韩寒的粉丝们就纷纷行动起来，开始在网络上张贴各种指导大家去网站投票的方式。由于《时代》网站是全英文的，这对粉丝们的英文水平也是个极大的挑战，有人哀叹“第一次发现自己英语不好是那么可怕”。进入《时代》英文网站韩寒投票页面，在评论一栏中都是中文评论，粉丝们在支持偶像的同时，还表达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对入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韩寒在他的博客中淡淡地说:“首先，我非常感叹和惋惜，为什么别人有这样的新闻媒体，当《时代》周刊弄一个人物榜的评选的时候，能够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起波澜。我多么渴望我们中国也能有类似的一个新闻媒体，当他评选人物的时候，在全世界也引起关注。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一个媒体完全公正，但是它是有完全的公信力的，我多么渴望我们国家也有。”
平心而论，韩寒具备上榜的特质和潜力。他上榜的理由是充分和有公信力的。在这些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理由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这就是在一个娴熟运用国家战略的美国，它的核心期刊盯上了一位中国青年，而且是一位涉世不深的中国青年，这与他们的国家战略有关系吗？这里不妨引用一段60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上发表了美国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设想：“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俱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到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自命不凡，自认为能够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美国人的“和平演变”国家战略。社会主义苏联已被瓦解了，他们明确提出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从1949年建国算起，以20年为一代，现在正是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大显身手的时候。
在思想文化战线，美国人说得很露骨：“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当我们认真地、审慎地细读这段文字时，包括“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的状况竟然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国家战略就要寸土必争，要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韩寒，以及与韩寒一样的年轻人的健康成长和自由的全面发展。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讲信修睦、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来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让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时光荏苒，又是一个春秋。现在的韩寒现象已壮大为“韩寒模式”，一个令关注未来中国走向的高层决策者高度警觉的“模式”——为普世价值为美军带路党的偶像。卢先生在《警惕韩寒模式》中说：“我还依稀记得北大那个搞天体物理学的明星教授。他诱导一批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之后，就悠然地带着夫人到美国种花去了。
我一直不理解天体物理学教授在美国种花的意义。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花儿也能革命。我忽然懂了，不是教授在种花，教授才是被栽种的花儿。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一下今天中国的花儿们。我想到了韩寒。
韩寒是一朵被精心栽种的花儿。这是一朵“被点击”出来的“名花”。你可以理解什么是与时俱进了。种花人非常清楚中国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於是，明星教授变成了明星作家。而且，是喜欢玩赛车的明星作家。这噱头一如搞天体物理学的明星教授。一朵被点击出来的花儿，竟然做到了惊艳天下。
花儿说话了：独裁者没有内政。花儿经常说一些貌似真理的名言警句。然而，花儿显然缺乏常识，他不知道没有了内政不代表就不会独裁，他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反对殖民统治。或者，花儿心里想说的话是，欢迎前来殖民！在花儿冰冷的话语中，透出了一丝的血腥。
老实说，用上亿次点击制造出超级明星，再由超级明星诱导年轻人进行花儿革命，这实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种花人心思之缜密，的确令人佩服。这才是真真正正的SMART POWER。而且，种花人是以种树的心态种花的。二十二年如一日，真的了不起啊！
我对花儿毫无兴趣。我大体同意李敖的看法。在我的眼里，那还是一个没有长出脊梁骨的孩子。我感兴趣的是，供这朵花儿成长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花啊！中国的主流媒体，你们还有姓氏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无主的时代》。是啊，连主都看不到了，还谈什么独裁呢？如果，真的有独裁，最先被裁的就应该是这朵花儿了。否则，如此邪恶的花儿，怎么竟然可以自由地怒放！这与二十二年前何其相似！
种花人是生意人。一朵花值多少钱？约略等于3万亿美元！这当然不是种花人的全部所得。全部所得可能还包括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这已经不是天体物理学了，这是血泪交织的天文数字。这朵花儿的价值，可能超过英国人当年栽种的所有罂粟花。
我真的生气了。二十二年了，从颜色到花儿，SMART POWER真的SMART吗？这是最简单的托洛伊木马游戏啊！从明星教授到明星作家，太老套了吧！然而，这对于一个丧失哲学思维的民族往往有效！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反思，名义上是一场“去神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新自由主义走上了神坛。一切关于民族主体性和民族自觉性的思想都被系统地边缘化了。我们被普世了。我一直在分辨“普世”与“殖民”的区别。很有趣，他们不让我们探讨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只要求我们拱手让出内政。很讽刺，“天体物理学家”和“赛车手文学青年”想要“引领”我们“前行”。
不过，生气归生气，还是必须提醒大家警惕韩寒模式。老套虽然老套，然而可能会非常有效。有些中国人总是记吃不记打，二十二年前的事情早就忘了。
不知道姜文先生如何拍《让子弹飞》的续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张麻子赶走黄四郎没多久，鬼子就来了。仔细想想看，鬼子会和张麻子合作吗？历史的真实是，鬼子只能选择黄四郎！在北非和中东，所有追求民主的组织都变成了“恐怖组织”。独裁者才是西方的真正选择。再仔细想想看，北非和中东的黄四郎那个不是鬼子的杰作！
靠鬼子来反独裁？直接说“曲线救国”好了！
中国人曾经被罂粟花害惨了。我们对花儿比较敏感。我们情愿将花儿“送给别人家”。不要跟我们玩弄暗藏杀机的美丽了。我想，中国可能还真的没有独裁，独裁者怎么能容下如此歹毒的花儿。还是借我一把剪刀吧，我愿意去裁掉所有邪恶的花儿。
4. 这个世界真是乱云飞渡，战乱纷呈。美军航母刚从发现核辐射的日本海撤出，在地中海的美军航母就出动战机，发射导弹攻击一个非洲主权国家利比亚。借口是保护贫民，打击独裁，推广普世价值。而此时已经不知自己姓氏的主流媒体和一群韬光养晦的外交家们在那里误国误民。一时间抨击这一旷世奇观的博文成千上万，而卢先生的短文《蹲在墙上》令人击掌：若干年前，笔者有感于南京大屠杀，写下了《男人三错》一文。笔者嘱咐身边的朋友们，让我们的儿子们记住这些文字。
《男人三错》中，第一错就是没有立场。“若重道，应该与真理站在一起：若重义，应该与朋友站在一起；若重情，应该与爱人站在一起。遗憾的是，太多的男人喜欢蹲在墙上。上了墙的男人，再也不要立场了。永远是观众，从无责任，绝无压力，无需牺牲。他们对失败者指手划脚，貌似智者；他们对成功者大声喝彩，邀取赏银。墙上的男人们，太像角斗场观众席上尖叫着的女人。难道裹脚布文化，不仅仅束缚了女人的脚，也束缚了男人的灵魂？没有了立场，就没有了原则，更没有了责任，‘他们’根本就不配称之为男人。”
前不久，中国的外交精英们，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蹲在墙上”的“雄姿”。他们在联合国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决议中再一次投了弃权票！中国人在利比亚的苦心经营，中国在利比亚的巨额投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有甚者，可能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所有努力，都将因此而化为泡影。讲道义，你可以出兵；讲利益，你也可以反对出兵。很遗憾，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只会投弃权票。他们优雅地蹲在墙上！
从当年在伊拉克战争的巨额损失，到今天在利比亚战争的巨额损失，谁的战争都要来让中国来付出惨重代价。似乎中国外交精英们的使命就是来损失国家利益的！据说我们的GDP是世界第二，据说我们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我们的一切能耐，似乎都不足以阻止国家利益的一次次的损失。因为，我们的精英们只会一个姿势，他们就是喜欢蹲在墙上。一群鲜廉寡耻的看客！
俄罗斯投弃权票，那还可以算是一种小聪明。一个卖油的，看见别人投弃权票，也是乐见北非群雄逐鹿。我们投弃权票，就等于将自己在北非的利益变成了待宰的羔羊。我们自己就是被群雄追逐的麋鹿啊！那不是在投弃权票，那是在拱手相赠中国的国家利益！这都是些神马鸟人？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水平问题了。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问题。我们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怎么可以容忍一群蹲在墙上的男人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5. 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诡异的情况，笔者在《荒谬的经济现象来自于荒谬的经济理论》、《抛售美国国债，收购美国在华重要经济领域的投资》、《新自由主义者欲盖弥彰难以自圆其说》中，对这种放弃市场保护，过度开放，执迷不悟地向敌国输送利益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能借钱给自己的政府，而能印钱借钱给敌视分裂中国的美国政府？而代表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央行却印钞买外汇，然后用来购买美国国债9千多亿，等于央行印钞借给美国政府。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撞中国飞机，卖武器支持台湾搞分裂，在中国境内搞藏独、疆独动乱，我们却高喊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同舟共济，借钱给美国人用航母、核潜艇、联合军演来围堵遏制中国。对这个问题，卢先生在短文《驳易纲之辩》中讲得很明白：据中国经济导报 2011年3月1日 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观察会上表示，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关键，他认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如同“下中药”，统筹考虑，效果会更好。易纲说：“最近10年流入中国的‘热钱’不到3000亿美元，每年不到300亿美元。这个结论解释了绝大部分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可以用基本面的经济现象来解释的。”他还说，用外汇储备去海外购买实物，比如有人提议买石油、铁矿石、兼并土地等，可谓“知易行难”，因为在现货市场上买大宗商品，会迅速抬高其价格，而这些商品的容量与我国外储的容量相比还是太小，购买实物短时间内仍有限。
笔者概括一下易先生的意思：第一，外汇储备规模膨胀问题，必须综合治理，外管局无能为力；第二，热钱问题是个伪命题，十年不过3000个亿；第三，外汇储备无法转换成商品储备，会抬高商品价格。易先生为外管局的工作和外汇储备问题做了一次弯弯绕的辩解。他的结论很简单：外管局只能维持现状！
笔者如果是人大代表，会提出如下问题：
第一，外管局必须清晰界定，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下限和上限在哪里？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是什么？中国外汇储备风险爆发的临界点在哪里？中国外汇储备风险爆发的可能方式有几种？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外管局必须系统安排，中国外汇储备风险管理预案。必须包括：长期解决方案；中期解决方案；短期解决方案；紧急应对方案。方案必须是系统的、明确的、可操作的。
第三，外管局必须详细解释，中国外汇储备品种构成和时间分布的理由。中国的外汇储备应如何进行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才可以实现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
第四，外管局必须精密测算，中国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源储备，对国际资产和商品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影响的方式和影响的程度。中国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源储备，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建立战略资源储备的内容、规模、方式、程序。
第五，外管局必须准确评价，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影响。外管局应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结构调整，有效干预国际金融市场？如何干预国际金融市场，才能有效配合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
辩证地看，事情都有两面性。外汇储备是双刃剑。处理得好，利国利民；处理不好，祸国殃民。当然，要看这双刃剑在谁的手上。高手可以如虎添翼，笨蛋可能自我毁伤。当然，我们也必须理解易先生。中国的财经官员虽然非常自负，但却极度缺乏自信和自觉。尤其缺乏责任感和创造性。不客气地说，在外汇问题上，我们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笔者驳易刚之辩，也是想提醒最高决策层，外汇储备问题是涉及国家安危的战略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用钱如用兵。领虎狼之兵，当选举鼎拔山之帅。赵括之祸，不在乎坑杀四十万大军，而是使赵国国势衰微，最终亡国。
6. 卢先生多次在博文中推荐德国佛来堡学派的思想，尤其推崇前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先生的治国理念。然而，由于德国人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不符合美国人的去国家主体性的“普世价值”，当代德国思想家被刻意地边缘化了。在中国，你甚至很难找到当代德国思想家的着作。非常吊诡，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界竟然被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占领了。
高手过招，意在形先。卢先生认为大国竞争，首先就是思想家们的对决。所有制度与政策的安排，必须有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理论一旦被击破，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被各个击破。制度和政策遭到质疑，政府的行为就会动辄得咎，执政者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所以，大国政治家一定会高度重视理论的建构。重视理论，首先必须尊重本民族优秀的思想家。与摒弃了个人和家族恩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卢先生极力推崇毛泽东建立的一整套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他说，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具有现代性、适应性、实用性的特征。建基于毛泽东思想的制度和政策，具有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据此得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经济薄弱的中国，因其强大的思想魅力，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思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这个思潮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有着十分微妙的因果关系。以至于，很多那个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对毛泽东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卢先生在《谋定而后从容》中说：我们正处於艰难的理论重建时期。重建的难点不在乎旧理论的破败，真正的难点在乎缺乏能够阐释新理论的思想家。西方政治家非常清楚争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摧毁我国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们试图用“普世价值”形成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中，他们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我国本土的优秀思想家。当下，我国的教育、学术、传媒，不仅仅迅速完成了商业化，而且直接堕入了庸俗的奸商化。我国思想理论界几乎变成了专营假冒伪劣的秀水街了。邪恶的重商主义对我国进行了一次现代化的“焚书坑儒”。我们的一些优秀思想家，以及他们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被无情地湮灭了。我们现在流行两种迷信：封建迷信和美国迷信。不信，你就看看簇拥在庙堂之侧的那些艳丽的草本科植物！没有了思想家，就没有了火炬，我们要在黑暗中无奈地向下漂流。
理论的要义有两个：首先，要占据道德的战略制高点；其次，要明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理论是理想主义对现实的理性规划。谁拥有理论，谁才能指导社会实践，谁才能最终拥有真正的领导权。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你拥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无论你拥有何等强大的权利，一旦丧失了理论，必然走向毁灭。
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工作不在乎处理日常事物，他必须倾尽全力构建和完善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理论体系。构建和完善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不能靠几个酸秀才关起门来堆砌庸俗的形容词。务必要清醒，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数字目标，不能代替规划国家未来的哲学逻辑。一个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思想理论体系，需要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进行长期而艰苦的论战，他们在千锤百炼中，将认识升华到崭新的哲学高度，形成对历史和现实系统而深刻的认识。然后，由政治家将这些哲学思考巧妙地融入到制度和政策安排当中去。
德国佛来堡学派消失了吗？没有。那些具有德国哲学深厚底蕴的思想理论，沉潜在德国政治家的血液当中了。德国人不屑于复制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模式。德国人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不仅仅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们正在完成欧洲的统一。他们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他们培育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他们实现了真正的共同富裕，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和谐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又让我们见识了伟大的精神力量。正在崛起的中国，可以从德国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中国人应该、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当然，君子要先谋定，而后才能从容。
7. 对中国是否存在汉奸、买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理人问题，一直在左翼网络媒体上进行着辩论。笔者也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博文，如《开启反腐肃奸，对外强悍的新时代》、《整肃与重组新闻传媒和网络媒体》、《清理整顿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拉响救亡图存的警报》等。但总是感到有点大而化之，缺乏战斗力。而卢先生的一篇不算长的文章《龙永图先生的时空错乱》可谓一针见血：看了贵州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问道》，心中一惊。龙永图先生认为，血汗工厂是落后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购买美国国债是别无选择的最佳选择。笔者费解，此论是出于无知，亦或是在延续一个局呢？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埋头经济，不读哲学，也不读历史，时空错乱，人已经变得很傻很傻了，甚至连最基本的逻辑都理不清楚了。
中国资本需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89极度匮乏时期；1989~1999基本平衡时期；1999~2009相对过剩时期；2009~2019绝对过剩时期。在1979~1999之间，我们缺钱，搞血汗工厂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此之后，仍然强调血汗工厂的合理性，令人疑窦丛生。至于购买美国国债，本应是一种备兑支付的财务安排，应以实际支付需要为依据。中国外汇备兑支付的极限也不过5000亿美元。即便是备兑支付款，也没有必要一定要采用美元债券形式。积累天量外汇，并将之债券化，相当于大规模输出资本。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大规模输出资本。一百年后，这将是另一个白银换鸦片的辛酸笑话。此时，仍然说购买美国国债是最佳选择，用心何其良苦啊！
到了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超额完成“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前实现“小康”了。按理说，应该结束“血汗工厂模式”，走上“中康”的发展模式（当然也包括生活模式）。然而，非常遗憾，实现了小康之后，龙大人还是要搞血汗工厂，龙大人还是要买美国国债。如果龙大人可以代表政府的话，那意味着，中国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经济战略规划能力。我们正在自觉接受美国的经济战略规划，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美国需要中国作出牺牲。美国需要中国提供无条件的国民福利转移和庞大的政府支出贷款：血汗工厂+外汇储备=价格补贴+美国国债=美国国民福利+美国政府支出。
中国的国民获得的好处是什麽呢？剧烈的通货膨胀！
今天，公元2009年，我们还需要廉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换取资本吗？我们缺钱吗？我们天量的外汇储备该如何解释呢？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卖血，不为吃也不为穿，而是为了奉养美国国民，而是为了供给美国政府，这个中国人难道不是神经病吗？！同时，我们外汇储备真的别无选择了吗？难道中国就不能够建立铀、石油、黄金等稀缺资源的战略储备吗？难道中国人不能到外国去购买资源和资产吗？在公元2009年，龙永图先生仍然敢于公然推销让中国人“卖血”再买美国国债的逻辑，笔者感到齿寒！
笔者很好奇。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一个具有丰富历练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什麽会“傻”到这种地步呢？哪到底是什麽让龙先生产生如此的时空错乱呢？
这个问题极其敏感。只有两个字：利益！古人说的好：利令智昏！
简单一点说，这种模式，除了让美国国民和美国政府获得了巨大利益之外，也让一部分高端的中国公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当中应该包括龙先生及其家人。
回到经济层面：血汗工厂和美国国债并举，必然形成当前中国的联系汇率模式。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发行权的逐步丧失。这也就确立了人民币跟随美元持续通货膨胀的模式。这也就确立了外在金融权力主导中国经济运作的管制模式。在中国，外在金融权力基本上是一种超越现有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就本质而言，这是国际金融资本假借一部分官僚之手，控制并转移中国财富的一个历史性过程。显然，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这次历史性的机遇。
历史真的叫人很无奈。我们当年曾经用敬佩的目光送他们去闯“地雷阵”。结果，始终听不到“雷”响。今天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闯”进了老百姓的“瓜田”。
欲哭无泪！
9. 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习研究经济，40岁后还读了华中科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曾下功夫研读了不少经济学专著，但对笔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卢先生的《论国家经济主权》。他在《论国家经济主权》一文中写道：国家经济主权，是指主权国家对于境内的所有自然资源享有终极支配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境内拥有征收税赋的权力；是指主权国家在境内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指主权国家对于境内经济活动拥有监督管理的权力；是指主权国家对于国民境外资产拥有提供保护的权力。
国际法对国家经济主权没有清晰界定。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在本国宪法中，对于国家经济主权进行清晰界定，为政府维护和行使国家经济主权提供法理依据。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责任监督政府是否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主权。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最根本的责任，就是有效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经济主权。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犯，政府就会失去其执政的合法性。
一般而言，侵犯国家经济主权，大体上有三种方式：
第一，境外势力吞并国家所属自然资源。
第二，境外势力参与国家所属社会分配。
第三，境外势力侵占国家所属境外资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直接的“吞并”、“参与”、“侵占”行为大为收敛。然而，间接侵犯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采取了更为隐蔽和更具欺骗性的方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本土代理人，暗中突破主权壁垒，形成了颇具时代特征的新型的金融殖民主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被蚕食，一些国家甚至失去对国民经济的实际控制，沦为了无需军事占领的新型金融殖民地。
请注意两个关键词：国际金融资本；本土代理人。
新殖民主义的着眼点在于货币。所以，请注意那些钱，请注意操纵那些钱的那些人。既然新殖民主义的着眼点在于货币，其主攻方向当然是货币政策。
将军决战岂止在疆场。货币政策的较量，在于形成货币政策的经济学逻辑，在于管理货币政策的公职行为。不要小看了那些个不远万里前来“传播知识”的“学者”，不要小看了制定货币政策的高级 公务员们。笔者在前文中谈到过“金融木马”，说的就是他们。
国家经济主权的性质，其实就是国民财富。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其实就是转让国民财富。转让国民财富，以谋取个人私利，是经典的卖国行为。让渡国家经济主权，与出让国家领土主权性质完全相同。
在国家没有战败，也没有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大规模让渡国家经济主权，严重侵害了国民福利，势必导致国力孱弱，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将因此而衰落。
我国国家经济主权的现状，已经十分令人忧虑。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政治上扛住了颜色革命的冲击。然而，我们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开始让渡一部分国家经济主权，以期达成吸收国际金融资本、进入国际商品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联系汇率和WTO。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懂得联系汇率和WTO背后的国家经济主权含义。联系汇率制度和WTO，使中国出让了部分货币发行主权和部分财政管理主权。这种行为，本意或许是通过出让一部分国家长期利益，以期获得短期经济快速成长的目标，属于典型的权宜之策。这个权宜之策立竿见影，中国获得了充裕的国际资本，中国占领了广泛的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问题是，权宜之策，不可久持。大利之下，必存大患。然而，先后持此策者，食髓知味，终于成瘾，形成了难以割舍的路径依赖。大政治家审时度势，迂回前进未尝不可。但是，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当迂而不能回时，事情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在出让了一部分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之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经济依赖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中美经济关系中，主仆定位开始显现。美国开始扮演跨国政府的角色，中国则扮演了税赋上缴者和商品供应者的角色。当中国过度让渡国家经济主权之后，中国已经开始丧失主体性，沦为了事实上的附庸经济体。附庸经济体也可以获得惊人的经济成果。但是，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全球经济一体化”原则，有一个非常隐晦的软约束，就是参与者必须让渡一定的国家经济主权作为前提条件。通常，这个“投名状”会是国有资产或国民福利。中国人大体熟悉此等故事。“纳贡嫁 女”之事，不得已而为之，或许无可厚非。然则，韬光养晦，为的是东山再起。当政者必须以此为耻，奋发图强。昭君出塞之后，当有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北，彻底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然而，知所进退，何其困难！尤其是这个权宜之策，牵扯到高端精英的切身利益，实在是欲罢不能。其实，一世英名与千古骂名只在一线之间。
笔者一直强调民族国家的主体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放弃主体性，而讨论科学，必然走向被奴役。宋明理学的历史教训足够深刻。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理论值得深思啊！笔者一向蔑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尤其反感他们的那一套超越国家和阶级的市场教义。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毁灭了自己的祖国，还毁灭了很多天真幼稚的新兴国家。看到中国高端精英近些年的作为，笔者总是会想起《国际歌》欧仁鲍狄埃讽刺法国卖国者的诗句：“只要给我一块牛排，我就出卖巴黎。”
笔者希望，中国年轻学子将来学习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是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国家经济主权绝非一个普通的经济学概念。这是是非标准，这是审美逻辑，这是执政原则。我们再也不能允许一系列错误的思想理论误导全体国民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高端精英肆意妄为了。国民必须有原则，国家才会有原则。国家有原则，国民才能获得自由和尊严。
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完善关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相关立法工作。必要时，应全国人民的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就国家经济主权问题释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僭越国家司法主权，出卖国家经济利益的人和行为绝对不能姑息。我国国民福利被外国人肆意侵犯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中国已经到了全面收回国家经济主权的时候了。
卢先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学者，一位卓越的爱国者。他在博客中特地注明，“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钱学森、孙冶方、王进喜、陈永贵、雷锋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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