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延讲》指导我为工农写作40年
陶 冶
在怀念亲人的时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也快69周年了。我的生命是父母所给的，我的成长是毛主席所为（靠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因此，我的一生注定与这3位先人有关系。1942年对我很敏感，在电视上，经常听到1942年如何如何，但是，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1942年5月23日。这一天，毛主席在延安解放区文艺协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总结讲话。1962年，我读《文学概论》时，知道了解放区文艺协会和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对于这个讲话究竟有多么大的重要意义还不甚了解。到1966年读毛主席著作时，才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记得最深的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家、艺术家要深入人民群众中去，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要跟工农大众相结合。在结合中改造自己，体验生活，丰富创作素材，创作出好的作品，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1972年我踏入县文化馆门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指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也就从那时开始了我的文学之路。但是，我到今天也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只能认为自己是个写手。因为，我写的东西太杂了，而且创作的成分不多，大部分是纪实的。不过，现在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时候要成个“家”可不简单了。那时候有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曲艺家），再就是科学家和专家。而现在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电影家、摄影家、漫画家、书法家、医学家、药学家……之外，还有企业家、慈善家，等等。叫“家”都不够口了，于是就又称“大家”、“大师”了，动不动就冒出个“大师”来。所以，作家也不算珍稀了，把自己那点儿私秘事写出来，攒成一本书也成了作家。于是，我偶尔也接受了“作家”的称谓，只是在前面不忘加上“业余”俩字。因为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写家”的行当，我还是比较认可的称谓是“写手”，这也和“歌手”相似，与真正的“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其实，我开写的时候比较早，自己瞎写，仅仅是练笔。少不更事的年代总是爱幻想的。读了臧克家的《有的人》就想当诗人，读了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想当记者，读了赵树理和丁玲的作品（节选）就想当作家。农民的孩子初中毕业在1957年就算是文化人了，农民是要拿身子当地种的，国家又号召初中、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也算是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嘛。于是，什么科学家、工程师的梦就不做了，专做农民作家梦，因为有赵树理的样子，初中文化也就够了。回乡劳动了一年，就被作业区领导派到小学校当不屑干的“孩子王”了，是民办教师，还是公社社员。小学二年级的课程，太简单太容易了，于是就有大量时间读书了。读了诗人田间的诗歌感觉很顺嘴，觉得比臧克家、艾青、郭小川的诗好写，于是就写诗。后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青春之歌》、读《林海雪原》就认为长篇小说有分量，多咱能写部长篇小说那才够劲儿。这对于还未成年的小青年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
1961年，当地驻军举办毛主席军事思想报告会，公社领导不怎么听说我写字快，就派我去县城驻军师部大礼堂听报告。因为我是带着使命去的，我就把一个学生用的白纸本给记满了。回来向公社领导（党委会）汇报（实际是传达）时念了一下午，前后连贯，语句通顺、意思完整，就跟现在用录音机录的一样。在领导们的一片赞扬声中，认为自己有当记者的天分了。后来由于在职进修大学中文系，明白了当作家是要有生活积累的，光有文字功夫是不够的，于是就想，能当个记者也就满足了。
1971年冬，由于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抄家了，我的日记和文艺习作（有剧本）都被专案组审查了。我的反动思想没审查出来，却审查出我的“写作才能”了。到需要宣传县“双先”会议精神，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时候，公社领导就想起我了。我从被审查，到送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接受党委的“重要”安排，这不是“大翻身”有了用武之机了嘛！我白天上班教课，晚上趴在土炕上写了一部独幕话剧《挖山凿井》，宣传好书记（大队）刘景山的事迹。因为在这之前，一个在县委工作的函授大学同学下乡采写刘景山的事迹找我帮忙，结果我竟然成了“主笔”，所以，我就把我占有的资料用上了，写得很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但是光独幕话剧不够一场演出，我就写小演唱，小歌舞、快板、对口词、相声、歌曲等等，各样形式都用上了。一个半小时的晚会节目全是我自编的。全公社巡回演出完了，就赶上县里举办文艺汇演，我们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独一份，被特约参加了。于是，我被县文化馆发现了，借调去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征文活动。
这时，毛主席的《延讲》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重要语句都熟记于心：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把这些毛主席的话作为我工作的依据，作为我邀稿的由头。于是，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了。
搞征文活动向别人发邀请函，征集别人的文稿，自己必须带头写稿子，而且要拿出至少是比较上乘的文章来。于是，我就硬充好汉不自量力地“操刀”了。从此，开始了我文学创作道路的征程。因为是纪念毛主席《延讲》的文章，我必须对《延讲》有较深的理解，才能跟业余（其实发表作品的很少，大多是文学爱好者，还未发表作品，充其量是个文学青年）约谈。这就是有水浮船了，随着“教学相长”就有了后来的“水涨船高”了。等我接触（他们承认我是“启 蒙 老师”）的文学青年发展成业余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高多少了，就把接力棒交给比我有能力、水平高的同事。等他们发展成省作协会员的时候，由于我的一篇文艺评论（《评沙叶新的两部剧作——社会效果要放到社会实践检验》）遭来无端的批判，我则赌气改行到总工会搞职工思想教育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能力，只能在“写”上有点儿用武之地，虽然弃文却未搁笔，仍然不忘《延讲》精神，下厂矿，跑基层，积累工人方面的素材。因为领导知道我是个“写手”就把我当秘书用了，凡是举办什么活动或召开什么会议，需要请市委领导到场讲话的时候，都是我给写讲话稿。我写讲话稿从来不现找材料做参考，我就根据会议的主题结合我占有的第一手资料按我的想法来写。因为我经常下基层跑工矿和企业，对各单位的熟悉比领导还清楚，所以我写的“报告”真地能报告好多一般人不知道的真实情况。又因为我的认识比较深刻，所以，我归纳的几点意见都和符合领导意图。我的讲话稿到市委领导手里都不改动，偶尔的顶多是有点儿补充而已。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先进典型，我就写文章宣传他们，积累多了就编印小册子发到基层。能发表的上面就采用了。这期间我写的东西说不上是文学作品了，但是都是写工人（职工）的，其中不乏转业到工矿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我写他们都是真实的，并不满足于事迹材料的程度。所以我写的“材料”颇有可读性，属于报告文学之类的。我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8年，别人都认为我是浪费了、屈才了，为我惋惜；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自己是大有收获的。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熟悉农民，但不熟悉工人。毛主席让我们为工农兵写作，就要写工农兵，不熟悉怎么写，写什么？
对于农民，我是熟悉到骨头里了。我的祖辈是农民，而我自己也当了农民。参加工作（当时添表时是“参加革命”）后，被送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差俩月就是一年，1975年底到1978年初又当了两整年（基本路线教育和落实承包责任制）工作队。当时是作为提拔对象被选进工作队的，可我对提拔并无兴趣，我是作为“深入生活”的机会和途径接受的。我白天跟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跟社员们一起开会、学习（读报、学习中央文件、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唯生产力论”，学大寨以及后来的落实中央1号文件），睡觉前就记录心得和素材。遇到雨休时便就着行李卷写作了。我写的都是农村题材的稿子。由于，我有个致命的缺点，不能按责任编辑的意图修改自己的稿子，不善于“答卷”，就宁肯不发表，也不忍痛割爱，致使一些当时很有发表价值的稿子变成了废稿。去年夏天回老家，由于当地电视台采访我，我把那些陈稿翻出来了，看见了那么多的抄得一遍又一遍的稿子（其中《她有颗金子般的心》上万字竟然有3份手抄稿，由于我宣传她的劳动成就，因而她获得“五一奖章”），我都不知道都花费了多少精力，哪来的那么多时间？粗略地看看，我写的东西尽管未能如愿面世，但是，我不后悔，那些东西作为我的文学营养，早晚是要被吸收到我后来的作品里的。
我曾接触的文学青年都陆续发展起来了，都入了省作协了，而我却进京搞起新闻，当了编辑。虽然这也是青年时期的梦想，但是，已经搞了文学的人再去搞新闻当记者或编辑，总是觉得意义不大。由于所在的杂志社是理论性的，编起来觉得枯燥无味，尤其是看了一些所谓的教授、专家、领导的文章把一个很简单的所谓“思想”论述得“重要”得没法了，觉得可笑又无聊。我就主张即使是理论刊物也要有人民性，也要反映工农兵的意志。我还是用毛主席的《延讲》精神指导自己的编审工作。但是，杂志要创收，要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我无可奈何了。心里暗骂：“如果给钱就干，那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从家乡漂来北京，总得有个工作干吧，委曲求全也好、适应潮流也好，我写不了工农兵了，就采写比较好的能代表工农兵意志的领导干部。可是，我毕竟已经飘到“上边”来了，与基层脱离了，不甘心又有啥办法？直到到2002年正式退休时，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了，才得以写出6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郑培民》。我以前发表的所谓“作品”汇集到一起，也比不上这一本的分量重。我为什么要不顾一切、不惜一切写这部书？原因跟我在搞职工思想教育时是一样的。自己无权无势，人微言轻，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没有惩治的能力，我就树立正面的典型，给他们提供镜子。我在老家那面写了一拨又一拨的先进典型，文字上宣传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就树立他们为“职业道德标兵”（我在本省开了这个头，全国当时还没有）。我可是“创造性”地开展我的职工思想教育工作的。我的想法都超出了常人所想，竟然力排众议把一位我看好的（在处理“双突”干部时免职的后来又上来了）本市领导给命名为职业道德标兵由市总工会给表彰了。我把这种办法叫做“播种荣誉”，一般情况下，人若得到了肯定接受了赞扬后，多是严以律己再接再厉好上加好的。这个表彰对象从市到省一直是廉洁自律的好干部，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为国家反贪局领导了。
2002年刚刚转入退休生活，我的老乡、校友湖南省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事迹被中央领导肯定之后，我就进行了俩月的采访，3个月的写作，完成了60多万字的书稿。有人称奇，有人发问：“郑培民到各地各单位的讲话你在场吗？你怎么知道的？”有个教授朋友说：“看你写的书，你就能当省委副书记了！”其实，这里面的“窍门”还是毛主席《延讲》里说的，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中去，才有创作的源泉。我能那么顺利地写出郑培民，就因为我对生活的积累有了一定的基础。农民想什么我清楚，工人想什么我也清楚。郑培民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好干部，他自然了解农民和工人，心里装着农民和工人。这样，他在群众跟前怎么做、怎么说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能把他在场该说的话都从我的心里想出来，落到纸上。这个，如果我不熟悉农民和工人，就想不到郑培民的心事。因为我曾给当地领导写过讲话稿，我就能给郑培民写“讲话稿”。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郑培民是“做官先做人”。做官我没做过，做人总还是做了吧。在做人方面，我跟他有相似之处。年龄，他比我小一岁；家庭，他是城镇的小市民家庭，我是农村的庄稼院。我们的经历都是那个如火如荼的毛泽东年代，我们怎么成长起来的，都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上大学了，我没上正式大学，但我也享受了高等教育。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我都经过了。就是当工作队，我也是有生活的。所以，在写他大学期间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时，带队的老师跟我说，进点当天晚上，大队召开欢迎会，干宣队代表讲完了，工宣队代表也讲了，带队老师临时叫郑培民代表大学生讲话，他二话没说，军宣队代表讲完他就开口了。讲话不到10分钟，掌声好几遍，也不知道他反应怎么那么快、讲得那么得体、那么恰到好处。我就根据这位老师的简单介绍，写出了郑培民在当时的讲话，从心里淌出来一个字都不用改。若不是我熟悉那段生活，若我不是也当过工作队，我能这样随心所欲吗？
至于2006年写的8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皇天后土》就更说明问题了。主人公是比我年长9岁的翻身农民，是从1957年打井抗旱开始兴修水利工程，1959年就当上全国劳模的。他在1958年带领社员修运河的时候，正是我在当地修共安水库的时候。挑双土篮子运土，往堤坝上登的生活我都有的。他身处的那个场面我都仿佛就在眼前。他对社员的感情，尤其是对“五保户”的感情我都能想到。他跟妻子晚上去参加夜战，把4个孩子撂在家里，等他俩收工回家，大儿子躺在房门口睡着了，这样的场面我是懂得的。不到10岁的哥哥盼着爸爸、妈妈回家，坐在门槛上等，一是为了防止妹妹弟弟们跑出门外，二是防止家畜闯入门里，所以就在门口处坚守，结果夜太深了，竟然睡着了。如果我没有1958年大跃进时搞深翻的生活，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主人公纪英林同志从大队书记干到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他却始终跟社员兄弟们在一起，不离开红石岭，拒绝到公社当一把手，拒绝到县里当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拒绝到省农业处当处长。他就是要守住农民的根本。直到1976年后，他还是想把红石岭的大队书记的担子担下去。他是陈永贵式的模范人物，他没“上去”，也就没有“下来”。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按毛主席的指示，为体现共产党的宗旨干到现在，仍然受表彰、挂奖章。我特别理解他，赞成他、欣赏他。因为我也是属于他这样的只想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想拼命往上爬的人。我们也都属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我们的心是相通、志是相同的。若不是这样，我才不写他哩！
我写了《郑培民》后，有人请我写所谓的“企业家”，说可以先给一半劳务费，出书的费用不用我管，稿子写完就全部兑现。我谢绝了。我的理由是，现在的企业家不偷税漏税的太少了，多是做假账应付国家。他们要发展，要找靠山，要打通关节，不行贿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他们有钱了就什么事情都干了，不说“五毒俱全”也差不多了，能洁身自好的是凤毛麟角。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也就轮不到我给写了。
现在没有人代表工农兵了，因此我也就自然写不出工农兵了，即使我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也没有人看的。你看那电视上，报道的几乎全是企业家和种田大户的发展和发达，再不就是个人奋斗的“创业”成功人士和一夜成名的演艺人才。就是这些“人物”正在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引导到出校就想挣大钱的邪路上去。我们当初的“从脚下起步，从小事作起”的信条已经被看成“老掉牙”的处世准则了。现在是发展资本主义，颂扬资本家的时候了，无产阶级文艺没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已经失守了。我还写吗？有个写作能力比我强的高水平的作家同事，给我发来个30集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的梗概，写一个有心计的青年农民“改开”之后到城里闯荡挣了点钱开了眼界，回村把土地集中到一起合作经营，可以机械化耕种，省下劳力搞多项开发。这也就是时下流行的组建农民合作社，是歌颂土地流转的。我说土地连片机械化耕种，那是新鲜事吗？我在《皇天后土》里写的红石岭大队早就是（1976年）土地连片机械化耕种了。我告诉他，咱们不给修正主义做注脚！他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就偃旗息鼓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不写跟现实走的、为修正主义抬轿子的小说和电视剧。我看不起那些违心的或出卖良心的御用理论家和作家。有的宣传部门和党校的理论家们，除了给人家做注解，自己还有什么？可是我不赞成人家又能怎么样？他们就是干那个的，是要靠那个吃饭的。我就是自己做到不被御用而为工农所用就算了。最近，在看到郭明义之后又看见了杨善洲先进事迹的电视报道，我认为这才是应该大肆宣传的典型人物哩！
红石岭大队在纪英林同志的带动下，全体社员经过千辛万苦改造、平整、连片的9块“三保”（保墒、保肥、保水，也称“海绵田”）高产田，农村改革分田到户后被分成了一档几垄的单干田，他心里难受极了。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那等于把他们的孩子给支解了一样的。我在每年回老家时，因为给父母上坟而路过五奎山的宏伟电灌站处，我心里感到无限悲哀。那是我在借调到县文化馆之前，公社修宏伟灌渠，就是要把大柳河水引到五奎山跟下，用三级扬水站把水调到到山半腰，通过30多里的渠道罐入共安水库里，冬储春用，以保证我们公社水稻的种植。共安水库就是1958年上半年我参加兴建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是有限的。修了宏伟电灌站和宏伟灌渠，就把这个水库跟我们县最大的磨盘山水库连接上了，保证了水源。而30里宏伟灌渠也在经途当中把那些很不起眼的小水库也灌满了，这叫“长藤结瓜”。公社领导这样一番规划是很受县委和地委赏识的，所以很快就上马开工了。当时我刚被“解放”，公社党委就跟学校领导说好，让我参加工程指挥部工作，负责战地宣传。我跟一位“五七战士”办《战地快报》，他字写的好，钢板字尤其地道。我就写文章，他就搞刻印。我俩得心应手，《战地快报》办得很有作用；但是，我并不满足，还用连环画的形式，把好人好事，把火热的战地场面，画成图片（那时没有照相机），一幅一幅地展出，或者像“拉洋片”似地，到各工地段现场展出做宣传、鼓舞士气。这样的工程是造福于后代的，我是尽我所能了，可以说是使出浑身解数十二分努力了。心想，这样浩大的工程我能为之做点宣传鼓动工作，留给后人是多么有意义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后来会走回头路又单干了，那30里长的灌渠废了，摆在铁道边上的电灌站也废了，那（直径有2尺）粗大的铁制管道还趴在山腰，山下的机房就成了遗址。我现在是一个跟农村已经没了关系的人，还这样惋惜，纪英林同志他能不为他30多年前的30年时间的努力而惋惜吗？我特别理解他当时（从农村改革起挺到1984年）被迫接受分田的痛苦，写下了他瘫卧土地发问苍天、呼唤毛主席时撕心裂肺的悲怆场面。
什么叫感情？什么叫懂得“三农”，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懂得做女人的不容易吗？为什么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毛主席为什么那么理解农民？为什么他要为农民的翻身解放不惜一切？就因为他曾经是农民。而我们党后来的领导人，有谁是毛主席那样的出身？有谁跟农民有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
尽管说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是，领导人也有“一言可兴邦”的可能性。既然可以“兴邦”，也可“毁邦”的。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是都有过的。
因为毛主席《延讲》指示我们文艺工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就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我放弃了文学创作，不写小说了，也不写剧本了；我写正面的纪实文学。再就是，我很欣赏鲁迅笔法，我也曾写了不少杂文。在前30年我没少写，但是发表的也很少。我不是个目标集中的“写家”，我是搞文学辅导的基层文化干部。发表作品是为了增强辅导能力，不是为了自己当作家。我可以说是“样样通样样松”。散文、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杂文，甚至歌曲都搞了。如果，我定向了，专攻一种，也许成功得快些。但是，我是不拘一格的，任其自然发展。
到北京后，写的东西就更杂了，访谈、通讯、简论、随笔、漫谈，遇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但还是注意要写对人民大众有益的。至于无益也无害的休闲、无聊的所谓“娱乐”性的东西我一概不写。自从接触毛泽东旗帜网和两个网站之后，自然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很崇尚鲁迅，他是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以前，我写了不少杂文，但是未能全部发表，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执政已经不是鲁迅所在的那个年代了。而今天，面对现实，我就觉得又有学习鲁迅的必要和机会了。于是，我把写文章在网上发表当成匕首和投枪，像当年的鲁迅那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小时候，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就给我煮两个鸡蛋吃。到我走向社会了，开始独立生活了就不用妈妈给这样过生日了。有一次，我翻看了《万年历》，发现自己的生日是公元1942年5月22日，就觉得我的出生是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总结讲话的。于是，对毛主席的《延讲》感情更深厚了。现在，不妨用小品节目里白云的台词仿说，“我就是专门为这个《延讲》而生的！”这样一想，更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在跟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忘我奋战。在战斗间歇，我还要写我已经排入计划的志愿军回国后的生活，以便完成我“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使命。我佩服丁玲（还有陈企霞）先生在被重视的时候不飘然，在被错误批判的时候不记恨；像刘绍棠同志那样理解党妈妈的错打，浩然同志那样甘于被冷落，一如既往地不变信仰，热爱毛主席，坚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像魏巍老那样不畏强权打压仍然追求真理，继续战斗永不投降！
这就是我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对老人家《延讲》发表69周年的纪念！
2011年清明节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