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文化问题---答飞龙在天网友的“天津，你何时再崛起?”一文

 

天津的文化问题---答飞龙在天网友的“天津，你何时再崛起?”一文

对飞龙在天网友的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包括本人以前也是一样)都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去回答的。许多人认为，天津距离首都北京仅百里之遥，由于首都效应，北京把这一地区能得到的资源都占用了，或者说，是都吸引走了。但是反驳的意见会说：天津距离北京近，也可看做是天津的地缘经济的优势嘛。

 

我看是不是换个思路，从天津的文化角度去想想。因为如果你对天津的社会文化及其发展历程分析一下，也许你就会觉得，经济问题还在其次，制约天津“再崛起”的最大障碍，是天津的文化问题。

 

什么是天津的文化问题？简单讲，就是上下阶层相互缺少文化认同。或者说，天津近代以来(确切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存在着两个以阶层为基础的，相互隔绝，互不认同的文化圈子。这种隔绝和互不认同对社会交流，互动，和合作构成了障碍。我认为，社会阶层之间互动，交往，流动多的，在社会文化发展上更有活力。例如，中国自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之后，阶层之间的流动要比秦以前的分封世袭农奴制增加了许多。到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之后，这种流动空间更加扩大。这对中国在秦之后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农奴制封建社会，在经济文化上更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天津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形成了上下阶层之间相互隔绝的文化现象。因此，建立在社会内部互动基础上的发展活力，天津受到很大制约。

 

我声明，本人绝对不是要鼓吹阶级合作。阶层之间的最重要的互动，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斗争，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然而这至少要以阶层之间不隔绝为前提，至少要发生关系。但天津的情况是两个文化圈子相互隔离，是不发生多少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

 

西方殖民主义者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和洋场，天津成为西方列强压迫中国，控制清朝政府的重要据点。此后，天津又成为李鸿章，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于是满清贵族和北洋要员们纷纷到天津安上一个家，以便于政治活动。洋人也好，权贵也好，还有许多大文人(如严复，梁启超等等)，这些人跑到天津，但他们的眼睛和心都不在天津这块地方上。他们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实际范围，也根本不在天津。由这样一群外来人形成的天津上层，自然与天津的底层百姓没什么关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社会文化圈子。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上下阶层至少操着相近的语言。北京王府的王爷，和骆驼祥子见面都撇着京片子。上海洋场的太太小姐们，与住在闸北“滚地笼”的女工们也都要吴侬软语发发嗲。唯独天津的上层阶层和底层百姓见面时最为尴尬，天津上层的人们大都讨厌天津方言(实际是由安徽淮北一带的方言演变而来)，或者只会对其进行滑稽的模仿。而底层百姓们也困惑于怎么样用天津方言与上层打交道。这样的语言文化氛围，更坚定了双方互不来往的决心。天津底层百姓对上层的不屑和愤恨，上层对底层的无奈和刻意保持距离，都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双方缺少文化认同的结果，是天津干脆没能发展出大家都认可的天津文化。冯冀才说天津文化是“盐商文化”，真是有些杜撰，如果有，也只可能存在于鸦片战争之前。从曹禺的“雷雨”到龙一的“潜伏”，都是非常好的艺术精品，都是以天津为背景的。可是那里面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天津文化”的东西吗？没有，完全没有。不是作家写不出来，而是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津文化”。天津社会生活的大千世界，最终没有整合出一个统一的文化符合。

 

不错，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确实有些所谓的“辉煌”。但那是畸形的发展，只是单方面洋场和上层的辉煌，没有对本地文化有多少促进，甚至根本不认同本地文化。天津的底层百姓自然也不可能认同那些外来的上层文化。解放后的前二十多年好了一些，因为洋人和北洋都烟消云散，社会进入差别最小的时期。那时的天津人制造了中国第一块手表，中国第一台电视等等，天津人有了一点共同的光荣感。但是即便是那个时候，大概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那个文化隔离问题也还存在。

 

所以天津要发展，首先要想办法把社会能普遍认可的“天津文化”建立起来，使其能抓住人们的心。就像中国要前进，也是大家先要有一颗中国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