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同美国版的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一鼻孔出气

郭道晖同美国版的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一鼻孔出气

    

    与美国发表《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读到了《炎黄春秋》第四期头条位置刊登的该刊编委委员郭道晖写的“人权60年：从否定到回归”一文。不只是发表时间的巧合，两文的立场观点如此相似，也是那么巧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看待中国人权的问题上，简直可以说是一鼻孔出气。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扮演的是人权教师爷的角色。在历数别人的人权情况时，进行无端的评判和指责。它无视中国在人权领域上的诸多进步和对世界人权事业做出的显著贡献，却粗暴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如何倒退，指责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对互联网管理过严，等等。郭道晖的文章亦步亦趋。他回顾了中国人权状况的60年，他的第一部分就把1949—1978年，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一棍子打杀成为“人权蒙难”的历史。这个前30年，由于政治运动过多——虽然有一些政治运动，如肃反、土改、三反五反等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一些人的人权受到侵犯和伤害，其中相当多的是属于误伤，这一点我们党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中央的许多文件和讲话中，已经做出过十分郑重的深刻的总结，全党都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前30年是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生活越来越得到改善的日子。作为人权中最重要的生存权得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改善；另外，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等多方面的自由权，这都是白字黑纸写得明明白白，在实践中也是卓有成效的。但郭文中却是一个字也未提及。郭在叙述1978—1990年的人权斗争中，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叙述了这十二、三年中国人权斗争的一些进步，同时又别有用心地指出，中国的“人权进步”仍然受到“坚持阶级斗争旧思维的人士的抗议和阻挠”，而“中央一些领导人则没有完全摆脱专政思维和对人权思想的顾忌”。郭文特别关注周扬同志那个包含某些错误观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当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从中央到普通党内群众的正当的有理有节的批评。对此，郭先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还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正确观点的胡乔木同志横施攻击。
    对于1991年以后的人权记录，郭文引用邓小平一次题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谈话中的一段话，提出：“什么是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文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本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人权是属于多数人所有的人权，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邓小平对我国和西方的所谓人权本质上不同，有着十分鲜明的表述。郭文却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邓小平“开始承认‘多数人的人权’”。他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1991年以后中国的“人权禁区的解冻”。按照郭道晖先生的说法：“这个解冻是从应对外国对我国人权状况日益责难的压力下开始的。”这就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说。尽管中国人权有缺陷，但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除去“文革”那段岁月以外，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是在逐步进步着的。完全谈不上什么“冰冻”，因此也就谈不上“解冻”。特别是谈不上屈从于外国责难的压力。美国倒确实是一贯地对我们频频紧逼、频频施压，年复一年，从未断档，到今年已是第35个年头了。我们的人权记录中什么时候出现过屈从于这种压力做出的应对呢？我们正是每一次都把这种压力给硬顶回去！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的人权记录。但是和美国一鼻孔出气的郭先生，顺着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的思路和口气说：“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国内侵犯人权的事情仍时有发生”，“我国人权状况迄今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近年在法治上也出现时进时退、停滞、甚或倒退的现象。立法上仍有违反人权的规定。在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立法上，犹疑不前。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舆论监督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等专项立法拖延不决。对弱势群体缺少生存照顾的人权立法保障。这就不可能在根本上保证和促进宪法和频见于法律中的原则的实现。此外，行政执法中存在大量侵权行为……司法还没有完全独立。”责难面之广，信口雌黄程度之深，不出美国攻击我人权言论之右，甚至连某些措词都是惊人一致的。
    郭文还用很大篇幅数落我在人权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种种指导思想上的偏颇。什么执政党不能只对“最广大的人民”负责，而要对全国负责。“如果以保护多数为借口去压迫少数，就会变成‘多数暴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仍不时漂游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上空”。“实践上并没有完全改变长期以来的‘以党为本’、‘以领袖为本’、‘以官为本’的积弊”，什么“要扬弃只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至上，而抹煞个人权益的国家主义本位观”，什么“反对人权的普世价值的唯国情论”，等等，所有这些指责和数落都是十分荒缪和站不住脚的。郭先生十分反感有关保护占人民群众95%这个最大多数的人权的说法，请问，这有什么错吗？至于那剩下的5%，只要不触犯刑律，他们的人权不也同样受到保护吗？郭先生一面说中央领导人提出的以人为本是人权观念的一大进步，马上却又说实践上没有完全改变长期以来的“以党为本”、“以领袖为本”、“以官为本”的积弊，这在实际上把“以人为本”的进步就一下给否定掉了。这里，我们自然尤其注意到郭先生在行文中多处表明他特别钟情于普世价值，并对近年来报刊舆论和社会舆论批评西方普世价值观念耿耿于怀，表现出极大的悻悻然、愤愤然。这也并不奇怪。西方的普世价值是郭先生们追随西文步步紧跟的命根子所在，是他们妄图在我国实施全盘西化的最后一块阵地，他们怎么能不死命地抱住这块阵地不放呢？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奥巴马、希拉里一贯着意煽动、鼓噪所谓“互联网自由”，攻击中国的网络管理。灵犀相通的郭先生对此类攻击自然内心窃喜。他完全不顾互联网在推动、维护或破坏、损害最大多数群众人权上的双刃剑作用。他内心着重的是互联网的民意集聚作用，谣言的迅捷传播作用……郭文称，“互联网突破传统上对言论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促进分散的个人在网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朴素联系的意见群体，形成社会舆论乃至集体行动，促使形成中国社会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郭先生多么向往有这么一条渠道啊，郭先生以为有了这样一条渠道，就可以为所欲为，要你有多好瞧的就有多好瞧的，这真是郭先生至高至大的兴奋点所在呵！
    中国的政府在美国版的国别人权报告出笼以后迅即公开发表了“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一文。文章揭露了大量美国自身极其糟糕的人权记录。这个记录中援引的事实几乎全部来源于美国本国媒体的报道，只有极少量来自其他外国通讯社和联合国的相关文件。美国攻我们一通，我们正当地回击过去，这种外交上的过招已经成了近年来中美关系上的一种固有形式。如果美国政府严肃对待自家糟糕的人权记录，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面竭力护自己的短，一面又充当人权法官和人权教师爷，对别国的所谓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么别人也不会去公布美国的什么人权记录。在人权问题上，各人自扫门前雪，多好！别人现在这样做了，也是出于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的“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一文公布后，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关注，对美国这位世界人权大法官大教师爷的行径，人们自有公论。人们注意到，郭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长文对美国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以及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种种挑衅，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未置一喙，噤若寒蝉，而对自己国家中的人权状况，也同美国版的国别人权报告一样，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郭先生不甘落美国之后尘，显然是切望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扮演成为一个中国籍的专事指责、谩骂、评判自己国家人权状况的人权法官和人权教师爷。我们在本文开头部分指出郭先生和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炮制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声相应、同声相求、一鼻孔出气的关系，实在并非妄言。（2011年4月15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