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舞台上，主要有三种形式的动乱：民变、政变和外患。所谓外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冲突，或者叫文明冲突。在中国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中，民族冲突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但是，关系到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冲突共发生了五次。
一
第一次发生在西周后期，犬戎内犯，首都沦陷，周平王迁都洛邑，王室权威扫地。这个时候，四方野蛮民族争先恐后地内迁，华夏文明圈内的诸侯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南方的楚国尽管也是周王室分封，在文化上却属于蛮夷之国。楚国本为地位很低的子爵，春秋时期，突然强大起来，竟然一举灭亡了周王室用以镇服南方的汉东诸姬，中原华夏民族的南方门户被打开。在北方，狄族不仅破门而入，甚至来到了华夏民族的腹心地带，先后灭亡了邢国和卫国，周朝首都洛邑的城门和诸戎相接。周朝发祥之地关中地区更是一片膻腥。用孔子的话说，当时“南夷与北狄交，华夏之不绝如缕。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管仲辅佐齐桓公，创建霸业，捍卫文明，保护民族，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功业实在太大，以至于孔子尽管对管仲奢侈的生活作风甚为不满，鄙其小器，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巨大贡献。北伐山戎，稳定燕国；打败狄人，存邢救卫。又率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联军，南讨强楚，遏制了楚国凌厉的进攻态势。齐桓公之后，晋文公继续扛起文明大旗，与楚国争霸。晋楚百年战争意义巨大。华夏民族不仅保卫了自己，而且使文明得以扩展。到了战国时代，华夏文明就已经走出黄河的摇篮，在辽阔的长江流域开花结果。巴蜀、荆楚、吴越，三个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华夏文明更是挟战胜之威，翻越五岭，进入珠江流域。在周平王东迁之后，从管仲开始，华夏文明在同化诸外族的基础上，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一路凯歌，持续七百多年。在这期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居功甚伟。他大展宏图，鹏程万里。在南方，不仅让华夏文明在整个珠江流域根深蒂固，而且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海南岛，甚至把影响推进到了越南南部。在北方，稳固了河套，统治了高丽，北方屏障，从此固若金汤。在东南，灭掉了闽越，福建正式纳入版图。在西北，河西走廊成了华夏民族一条钢铁手臂，一面抓着西域三十六国，一面严重威胁着匈奴的后背。从此，陇西尽为华域，关中八百里秦川狼烟不起。
但是，自东汉末年开始，一方面由于黄巾军战乱之后中原人口骤减，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气候变冷导致世界民族大迁徙，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野蛮民族逐渐内迁。到了西晋，太行山、潼关以西，包括并州、关中、陇西、河西、河套等地区到处都是胡人，幽州、冀州也有很多。如果西晋是一个像汉唐那样伟大的皇朝，这些野蛮民族也许会被悄悄地在文明之胃中消化掉，从而避免罗马帝国的命运。但是，西晋统治集团缺少文韬武略，缺少经纬天下的雄心壮志，文恬武嬉，醉生梦死。玄学的泛滥，武备的撤除，连年的饥荒，民族矛盾的激化，哪一个是导致华夏民族跌入第二次浩劫的最重要的原因呢？毫无疑问的是，晋惠帝司马衷的智商是压死驴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皇帝的无能造就了众多野心家，使整个皇室和官僚集团陷入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漩涡。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私欲的野兽冲出栅栏，便不会再接受任何道德律令的束缚。于是，外戚杨氏满门赤族；于是，皇后贾南凤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于是，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玉石俱焚；于是，八王之乱，国无宁日；于是，五胡乱华，遍地腥膻。当私欲的旋风消失的时候，神州大地到处是文明的碎片。第二次浩劫到来了。
三至六世纪是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普遍遭受野蛮民族入侵的时期。当大陆东端的华夏文明岌岌可危的时候，大陆西端的拉丁文明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罗马帝国文化亲和力较弱，它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文明特性，以致于支撑拉丁文明的腹地过于狭小。所以，在日耳曼人的铁蹄之下，欧洲大陆一片废墟。而东方的华夏文明亲和力较强，当华夏文明的腹地黄河流域沦陷之后，长江又成了第二条黄河。华夏民族的第二次浩劫持续了三百年。这次浩劫的结果是，大部分野蛮民族最后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隋唐时期，华夏民族又重振雄风。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时期。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别的文化。文明之光熄灭了，文明堕落到了非常低级的阶段。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一书中说：“欧洲人自从罗马帝国末年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究竟有多少人一年洗过一次澡，那就很难说了。”这里指的是从公元四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即使在跌入第三次深渊，即蒙古占领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也令来自西方的马克·波罗大为震惊。而江南苏州的市民经常洗澡的习惯尤其让这个白皮肤的旅行家大开眼界。
第二次浩劫比第一次浩劫要惨烈得多。第一次浩失掉的是周王室的发祥地关中地区，第二次浩劫失掉的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如果华夏民族在度过第一次浩劫之后没有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千辛万苦地开拓，此时也许就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从而，也就会像希腊和罗马文明一样被长期尘封在历史的档案柜里。在北朝时期，汉语甚至成了一种遭忌的语言。北齐汉族血统的皇室甚至已经鲜卑化，执行了一种与华夏文明非常隔膜的政策。隋朝的开国皇帝在北周时期有一个鲜卑姓氏，他的名字叫普六茹坚。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到处是昙花一现的国家，血流成河的杀戮，野蛮成性的帝王，朝不保夕的民众。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渡过这次浩劫，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华夏文明强大的亲和力，诸野蛮民族难以抵挡。他们在内迁之后就开始耳濡目染，心向往之。建立政权后，更是竭力效法华夏帝王的模样。五胡乱华的第一个英雄人物是匈奴人刘渊。青年时代，他曾长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生活，与当时的许多大名士诸如王济父子交往甚深。北魏孝文帝更是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第二，华夏文明有辽阔的地域，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一种文明如果腹地过于狭小，就会像荒野里的一盏孤灯一样容易被大风吹灭。而如果拥有辽阔的领土，就会像森林大火一样越烧越旺。华夏民族在第二次浩劫之后残余的疆土也要比罗马帝国的腹地大得多。这样，就能够保证文明继续正常的发展。第三，汉族占绝对优势的人口，为文明的薪传提供了不灭的火种。南方不用说，即使在野蛮民族统治之下的北方，汉族人口也占绝对优势。这样的后果是：一方面，不管哪个民族执政，都不得不吸收一些汉族上层人物治理国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其所在文明的一个文化载体，他们一代一代的生命延续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传承。这样，普六茹坚最终而成为杨坚也就不足为怪了。第四，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比较紧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在文化认同上高度一致。强大的凝聚力使社会族群在遇到危险时不宜崩溃。所以，当黄河流域沦陷时，大批普通民众才会随着士族一起迁往南方。而罗马帝国是奴隶制，社会结构中，人数最多的是毫无自由的奴隶。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作战被俘或者遭遇海盗袭击而成为奴隶。他们都患有强烈的思乡症，和他们的主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认同。这样的结果是，东晋依靠北方移民组成的北府兵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以区区三万之众就在淝水打败了前秦苻坚八十万军队。而罗马帝国面对着众多人口却找不到保家卫国的士兵，甚至不得不把国家的民运寄托在日耳曼雇佣军身上。这种由钱币垒起来的国家支柱一旦倒塌，整个帝国大厦就会轰然崩溃。
二
普六茹坚成为杨坚，是一个富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华夏民族已经走出黑暗重重的时代，华夏文明已经复兴。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对希腊罗马的简单回归一样，隋朝的建立开创的也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有时候，高度发达的文明也是一种负担。西晋高度发达的玄学造就了一代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改变不了民族的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经过三百年血与火的洗礼，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已经充满了英雄气概。由于诸野蛮民族和汉族的血液融合到了一起，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恩格斯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的巨大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欧洲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获得的补偿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中国三百年的黑暗时代获得的补偿是代表民族辉煌顶峰的大唐盛世。
如果算到南宋的灭亡，第二次浩劫之后，汉民族又繁荣了七百年。鲁迅先生说：唐人身上带有胡气。这不仅指隋唐统治者甚至下层人民很多具有胡人血统，而且指民族性格上和胡人相似。两汉文人视经学为饭碗，两晋名士视清谈为生命，而唐朝士人对哲学不感兴趣。可以看出，三百年后的汉族与三百年前的汉族已大不相同。他们有开阔的胸襟，超人的眼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民族交往方面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样的境界以往的帝王难以企及。公元六二六年，唐太宗初即位，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万骑兵南下，长驱直至距长安仅仅四十里的渭水便桥北。唐太宗只带六骑至便桥南，隔水责问。最后，双方在便桥上订立著名的“渭水之盟”。这样的气魄以往的帝王无人可比。唐朝前后灭亡两突厥，在辽阔的游牧地区第一次设立了羁縻州府，把浩瀚的漠北纳入大唐的版图。这样的功业以往的帝王无法做到。
哪一个时代的读书人，也没有像唐朝的读书人这样拥有辽阔的视野。他们不满足于学富五车，也不满足于道贯古今。他们身为读书人，却渴望像汉朝的冒险家那样立功绝域，献身疆场。他们那样热爱着边疆苍凉凄苦的生活，以至于给我们留下大量歌咏边塞生活的诗篇。岑参说：“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王维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倾心佛教，热爱山水田园。但是，同样赞叹着这样的生活：“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高适说：“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王昌龄更是发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他们对建功立业这样执著，以至于杨炯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即使到了中唐，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也没有改变。李贺《南园》诗中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种价值观与以前的读书人大相径庭。东晋时候，桓温西灭成汉，北伐前秦，英雄盖世，势倾朝野，就连东晋皇帝也看着自己的宝座发抖。可是，当桓温为自己的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时，王坦之的父亲王述竟然勃然大怒，斥责儿子说：“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世说新语》还把这件事归到《方正篇》，足见那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即使桓温官至大司马，在读书人眼中仍然是个兵，于是就低人一等。东晋之不能进取，良有以也。到了唐朝，时尚大变。就连李白这样的文学巨星也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读书人。他在《塞下曲》中写道：“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唐朝文人不屑于经学，也不屑于清谈。他们大都是性情中人，真诚坦率，于是便有了唐诗的辉煌。
三百五十年后，华夏文明又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便再也没有收复过来。在西方，吐蕃的崛起使唐朝的疆土早已大大萎缩。安史之乱后，吐蕃不仅完全控制西域，而且占领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京都长安一度沦陷。这样，第三次影响全局的民族冲突渐渐拉开了序幕。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明相当发达的时期。尽管，由于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盛唐气象风光不再。由于文化上采取了非常宽松的政策，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产思想家的朝代。宋朝的时候，人口大量增长，城市经济繁荣，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眼里，南方就意味着富有、幸福和快乐，南方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南方唤起的想象是高雅的人生、优美的景致和随风飘展的裙子。他们受着这样的诱惑，像哥伦布受着黄金的诱惑一样。于是，他们纷纷南下。据《鹤林玉露》记载：柳永《望海潮》词极写杭州人物之康阜，湖山之壮美，以致于金国皇帝完颜亮听了之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谢处厚为此写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北方民族一波一波南下，汉民族危机越陷越深。先是契丹在公元九三六年得到燕云十六州；近二百年后，女真族又入主中原，淮河以北的文明发祥地再度沦陷；九十年后，蒙古族灭亡南宋，汉族第一次在全境丧失政权，彻底处在外族奴役之下。又过了九十年，汉民族才走出漫漫长夜。
历史的规律是：文明之盾往往抵御不住野蛮之剑的攻击；但是，野蛮之剑一旦穿透文明之盾，便因不可自拔而消失自身。辽金元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首先，所有发生在现代中国疆域之内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入主中原的各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文明，甚至以中国文明正统继承者自居。当南方的汉族政权视北方的外族政权为索虏的时候，北方的外族政权却称南方的汉族政权为岛夷。蒙古民族统治了整个中国，却没有阻碍华夏文明的继续繁荣。因为失去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汉族知识分子纷纷在戏曲舞台上大展身手。于是，就带来元曲的繁荣。但是，整体看来，蒙古民族在掌握汉族文明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得心应手。在这一点上，它甚至还不如在它之前的辽金。所以，元朝的统治是粗糙的。所以，元朝便混乱而短暂。公元一三六八年，随着明朝的建立，汉族的第三次浩劫过去了。
由于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时间短暂，并且执行了一种民族隔离的政策，所以，它注入到华夏文明中的血液并不太多。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最重要的可能是这样两点：一是分布极广的回族，二是第一次把西藏纳入中国的行政版图。其后的明朝也不像五胡乱华之后的隋唐那样是一个民族融和之后的崭新的民族。明朝本质上是宋朝的继续。宋朝的程朱理学不仅在明朝继续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得到士大夫们的广泛实践，最终成为汉民族各个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说宋朝的宽仁政策催生了程朱理学的话，程朱理学带给明朝的却是狭隘的胸襟和短浅的目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君臣关系象明朝这样紧张。全体朝臣团结一致的反对，也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定；皇帝对全体朝臣的残忍体罚，也不能改变朝臣的意见。最后，皇帝在形式上胜利了，而朝臣在道义上胜利了。于是，都知道明朝有太多昏庸的皇帝，有太多坚守气节的士大夫。殊不知，对皇帝的昏庸，士大夫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程朱理学的教条主义化让他们缺乏雄才大略，而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问题上呶呶不休。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游记》中有这样的情节，小人国的国民们在如何吃鸡蛋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议，一部分人主张从大头开始吃，另一部分人主张从小头开始吃。结果，爆发了长期而残酷的宗教战争。明朝士大夫的气节大多都是这类情况。明武宗无子，遗命由堂弟朱厚熜继承帝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要求在祭祀的时候称呼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但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坚决主张嘉靖皇帝只能称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为皇考，而对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只能称叔，自称侄。结果，导致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礼仪之争。当朝臣听说嘉靖皇帝最后决定称自己的大伯为大伯，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亲的时候，立即沸腾起来。杨廷和之子杨慎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集合高官二百多人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庙号，甚至群臣齐号，撼门大哭，声震阙廷。大礼仪之争造成君臣之间难以愈合的感情裂痕。明朝的皇帝普遍喜欢深居皇宫，不愿交接大臣，在很大程度上和此有关。
没有向外进取的雄心使他们热衷于激烈的内耗，或者说，激烈的内耗使他们都没有了向外进取的雄心。当明朝的士大夫开始为皇帝称呼父亲为叔叔而斗争的时候——那一年是公元一五二二年，麦哲伦正好完成了他的环球航行。幸运的是，哥伦布三十年前,即公元一四九二年发现的不是中国。否则，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疯狂进攻，内敛低效的大明帝国也许招架不住。但是，考虑到后来的郑成功尚且能够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大明帝国也许能够像肃清倭寇一样抵挡西方殖民者的进攻。可是，有一点可以推测，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如果英国面对的是大明帝国政府的话，其后的民族灾难也许更加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在越南进行了将近两千年的稳固有效的郡县统治。越南之隶属于中国较朝鲜要稳固得多，甚至比西藏、云南还要紧密。然而，最后却在明朝前期轻易地放弃了。华夏民族丧失了一块宝贵的伸向东南亚、拥抱太平洋的土地。
明朝科技发达，经济繁荣。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明朝已经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清兵入关，才打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但是，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明朝开始才落后于西方。
魏晋士大夫热衷于清谈，明朝士大夫热衷于党争。在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宣布了汉族第四次大灾难的到来。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满清入关的直接原因是李自成。
三
生活在东北的诸民族属于东胡系统，在森林和严寒的怀抱培养了坚韧有恒的性格。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尽管剽悍凶猛，矫捷善战，同时也居无定所，易居易散。飘忽往来，疾如闪电；一旦败衄，覆水难收。从周朝的猃狁，到秦汉的匈奴，还有后来的鲜卑、柔然、突厥、回纥，部落分化组合，让人眼花缭乱。突然强盛无比，举全中国之力不能与之抗衡；忽而又没有了踪影，不知道分散融入了什么样的民族。但是，东北诸民族不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文明，也不同于西域地区的绿洲文明，也不同于从西羌到藏族的高原文明，也不同于西南夷的山寨文明，而是大陆文明的另外一种形式——狩猎文明。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进可攻，退可守；既能长时间默默无闻，也能凭借历史的机遇名垂青史。
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一百多年后，亡于蒙古。四百年后，又重入中原，并建立起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庞大帝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满清入关是汉族的第四次大灾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是汉民族的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外来民族如此全面地改变了汉民族的生活习惯。从此，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脑后都拖着一条令先人蒙羞的辫子，而旗袍则成了风靡南北的女式服装。但是，从入关的第一代皇帝起，满族的皇帝脑海里装满的都是太多的汉族的文化。康熙、雍正、乾隆比以往的大多数汉族皇帝还要热衷于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满族在掌握华夏文明方面比蒙古民族要成功得多，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清朝的统治比任何一个外来政权都稳固。清朝给中国历史又重新带来生气，而他留下的遗产比明朝要丰富得多。因为清朝后期的丧权辱国，许多人对满清政府无比愤慨。但是，如果没有满族的南征北战，文治武功，如果我们以明朝的疆土承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宰割，就很难避免印度那样悲惨的命运。也许，我们的命运甚至还要悲惨；也许，我们会像阿拉伯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汉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捍卫了统一，保持了独立，也很难拥有现在这样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土。除非明朝能够像日本那样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走上明治维新类似的道路，我们的国土也许就只能囿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但是，考虑到清朝时期维新变法过程之难，我们也不能盲目幻想着明朝的维新变法会多么顺利。
随着满清入关，辽阔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等流域大约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嫁妆带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而在入关之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漠南蒙古早已臣属满清。入关之后，满清很快接受了包括土地、人口、文化、历史等等在内的全部明朝遗产。平定三藩，收回台湾，臣服朝鲜，笼络越南，甚至在他的附属国名单里还有老挝、尼泊尔、缅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治下，确立了对外蒙古、西藏、新疆、甚至还包括青海的实质性统治。汉、满、蒙、回、藏正是在清朝才真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域达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四万万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体民族，以满族为统治民族。于是，这个大家庭既具有消化功能极强的文明之胃，又具有用于搏杀的锋利无比的牙齿和硬爪。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史无前例的海上幽灵便到来了，汉民族的第五次民族大灾难到来了。如果更准确地表述的话，这个时候承受灾难的已经不仅仅是汉族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共同承受灾难的过程中，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部分已经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东西两大文明总有一天会碰撞的。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东西两大文明各自独立地存在着，发展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欧洲人就像生活在火星上一样。中国人对自己视野之外的一切总是不屑一顾，认为是化外之邦。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而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又过于美好。马克·波罗等西方旅行家的描绘使他们感到中国像天国一样。正是这样的信念推动了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从而为西方人找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地飞速发展的生存空间。殖民掠夺获得的大量财富让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当商业机器以强大的动力开动的时候，它将清除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阻碍。在对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在一八四零年突然卷入了一场噩梦般的战争。东西两大文明在炮声中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交流。
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是在公元一七六九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渐渐确立起来的。英国在公元一八一一年才制造出用蒸汽推动的木船，从而进入汽轮时代。当哥伦布于公元一四九二年航抵美洲的时候，欧洲还处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时代。欧洲人之所以拼命西航，正是由于当时其军事上的软弱。在东方，一支曾经被中国人打败的突厥部落进入了小亚细亚，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公元一四五三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欧洲的桥头堡——君士坦丁堡，从而灭亡了存在千年之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此，这个东正教的首都便永远变成了伊斯兰之城。公元一四五九年，土耳其征服全部塞尔维亚；公元一四六三年，又征服波斯尼亚；公元一四七九年，阿尔巴尼亚被兼并。到十五世纪末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占有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成为那里最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这样，西方基督教世界通往黑海和东方的商路被切断，才不得不在地圆说的指导下，积极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在军事上并不优越，在文化上也不如中国发达。只是由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过于原始，西方殖民者才能够在美洲大陆畅行无阻。一百多年的殖民掠夺培育了一个骨骼强健、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并最终导致公元一六四零年——明朝灭亡的时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于是，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新世纪的灿烂曙光。尽管如此，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仍然能够以军事为后盾，成功遏制俄罗斯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大帝的进攻势头，签订了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瓦特发明蒸汽机，中间有一百三十年。一百三十年后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而开启了伟大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真正确立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军事上的优势。正如恩格斯所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瓦特发明蒸汽机七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八四零年，英国工业革命最终完成的时间，西方殖民者才开始下决心向东方巨龙——庞大的中华帝国尝试武力。当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在印度已经经营了三百年。
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敌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胃第一次失去了消化功能。如果中国像第三次和第四次浩劫时那样完全沦陷，反而很有被外族消化掉的危险。在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之下，美洲印第安人不仅丢掉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甚至还丢掉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印第安人不仅在文化上被扼杀，而且从肉体上被消灭。英语成了印度的官方语言，基督教成了菲律宾的国教。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张之洞；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毛泽东。一代代仁人志士，辛苦地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灭亡的道路上似乎越走越远，危机日甚一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去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中法战争丢掉越南，中日甲午战争失去台湾和朝鲜。俄罗斯更是趁火打劫，割去黑龙江流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新疆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公元一九零零年，在八国联军刺刀之下签订的《辛丑条约》，似乎是压在中华民族脊梁上的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准备让中华民族在整个二十世纪也别想挺起腰来。可是，灾难没有停止。外蒙古在沙俄策划下独立，东北三省“九·一八”之后被日本占领。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又大举进攻中国腹心地带，妄图彻底灭亡中国。军国主义的日本不同于历史上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要的是财富和权力，军国主义的日本要的只是肥沃的土地。日本不断增加的人口给他带来很大压力，日本要为大和民族在地球上抢夺更多的生存空间。所以，如果日本的野心得逞，中华民族不仅要亡国，而且还有可能灭种。由于日本民族要比西方殖民者更为野蛮，也许我们会堕入比印第安人更加悲惨的命运。
但是，我们的文明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生命活力。在极其黑暗的年代，我们一方面默默地吞咽着血泪，一方面在前仆后继地抗争。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样屈辱的日子里，左宗棠仍然收复了新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那里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初创之际，中华民族仍然维护着汉满蒙回藏黄金般的统一。即使在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中国最要害的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后，国共两党仍然在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坚持着抗争。终于，公元一九四九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着一切外国势力被驱逐出大陆，历时一百多年的第五次浩劫烟消云散。
四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中华民族就已走出黑暗重重的第五次浩劫。在这一百年中，中华民族虽然没有进行五胡乱华之后那样的民族融合，但是，对西方文化却进行了全方位的吸纳。这种精神的融合起到了和血缘上的融合同样的作用。中华民族因此而焕发旺盛的生命活力。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失地千里；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就已经能够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较量；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喜马拉雅山把印度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军队兵出越南；本世纪八十年代，触角延伸到遥远的南沙群岛；本世纪九十年代，收回了象征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香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其铿锵的脚步有人赞叹，有人欣羡，有人惶恐。中华文明根深叶茂，足以抵御任何暴风骤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任何腐蚀之下都不会灭亡；中华文明胸襟宽阔，容纳得下无论多么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华文明审时度势，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世界潮流。五次浩劫，是五次洗礼；五次复兴，是五次超越。如今，中华民族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热烈地注视着荆棘和鲜花铺满的未来。梁启超在公元一九零零年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百年之下，面对着就要来到的新世纪，读之犹能感慨于怀，热泪盈眶。
第一次浩劫给我们的教训是：国家必须统一。诸侯分割，力量分散，夷狄落后之族就会长驱直入，扰乱中原。春秋战国就是一个逐步联合、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次浩劫给我们的教训是：国家必须进行积极有效的统治。如果上层社会不遵守基本的政治伦理而一味地争权夺利，或者以无所事事为修养，而对自己肩负的政治责任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就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第三次浩劫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民族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有太多的肌肉，还应该让自己具有强健的骨骼。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尚武精神，无论其文化多么发达，经济多么繁荣，也只能是一只没有犄角的绵羊，最终成为别人口中的美味。一个人营养丰富是好事，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加强体育锻炼，以使其丰富的营养化为保卫自己的力量。宋朝硕大的身躯因为其重文轻武的传统而萎靡不振。从立国开始，就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以太祖、太宗之神武，犹不能收复北陲之幽云十六州。第四次浩劫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国家必须努力实现阶级均势，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互相依存，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下层人民因为自然灾害或者无限度的盘剥失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就会铤而走险。那么，上层社会就等于把自己的乐园建在了火山口上。一旦异族乘虚而入，必然兰艾不分，玉石俱焚，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第五次灾难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社会对外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只有这样，才不会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那样因为过于自信而犯呼呼大睡的错误。公元一四零五年，郑和奉命下西洋，率领二百多艘海船，两万七千多人，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一路上，劈波斩浪，穿越大洋，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爪哇、锡兰等地处心积虑，举国不能与之争锋。其规模之大，军力之盛，如果让后来的西方殖民者看到，定会望洋兴叹，欣羡不止。八十七年后，亦即公元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之命驶离巴洛斯港时，只有区区三只很小的帆船，九十名忧心忡忡的水手。然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当西方殖民者开始大肆瓜分世界的时候，甚至当西方殖民者已经占领印度、暹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不但近在咫尺、和中国保持着长期的往来，而且还居住着大量中国人的地区时，中国也没有产生丝毫对外界的兴趣。当西方鼓励自己的海盗四处掠夺的时候，中国却一再宣布禁海政策，紧紧关闭自己的大门，对情愿归附的海盗背信弃义地杀戮，对南洋被西方殖民者血腥杀戮的同胞麻木不仁。这样，我们一方面只能被动地等待厄运的降临，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分享西方文明刚刚进行的工业革命的红利。当西方气势汹汹发起蓄谋已久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维护统一，理顺体制，尚武精神，阶级均势，改革开放，这是中华民族通过五次浩劫得到的五大教训，同时也是五大经验，五大传统，五大法宝。我们必须把统一看成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统一，就没有民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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