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稍纵即逝的每一个偶然飘过的机遇

                                        一

      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历史形成了现在的模样？因为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是习惯于总结各种各样的历史规律，总是强调一切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他们认为，历史之所以形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冥冥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支配力量。对历史的这种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不够小心的话，很容易滑入决定论或者宿命论的深渊。其实，我们古老的哲学也是这么认为。他们起了个神秘的名字，叫天数。但是，如果我们耐心地考察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偶然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率领一只规模很小的军队，冒险渡过长江，向成都的李氏皇朝发起进攻。这个时候，就连健康城内的东晋朝廷也对羽翼未丰的桓温非常怀疑。当军队溃败在即而桓温下令鸣金收兵的时候，命运之神也许正在打盹。如果桓温就这样大败而回，历史学家可能会总结出一万条桓温不该出征的理由。他们会指出什么样的内因，什么样的外因，就象后来符坚如何一意孤行、不合时宜一样。然而，当桓温鸣金收兵的命令下达之后，命运之神突然睁大了眼睛，让我们的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传达命令的士兵惊慌之间犯了错误，本来应该敲响收兵的铜锣，却擂起了进攻的战鼓。结果，歪打正着，桓温疲惫的军队突然士气大振，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一个国家就这样灭亡了。《晋书·桓温传》这样记载：“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
    其实，后来的符坚在淝水之战中同样遭到了偶然的无情戏弄。尽管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指出了无数符坚必然失败的理由，我们仍然发现偶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东晋的经济实力不如公元前三世纪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君臣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能力不如令罗马闻风丧胆的汉尼拔，迦太基被罗马灭亡了，东晋怎么就必然不会被前秦灭亡？如果认为符坚军队民族成分复杂，新附之人其心必异，然而，井陉之战，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用的也是人心惶惶、新附思奔的士兵。千百年后，我们在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淝水岸边前秦大军之后朱序那一声“秦军败了”的呐喊。那一声呐喊，就象改变历史进程的按纽，结束了符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粉碎了百万前秦将士建功立业的人生梦想，延续了长江以南几百年汉族文化血脉。《晋书·朱序传》是这样记载的：“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
    寻找吧，寻找吧！寻找到这样的一个个关键事件，也许就找到了打开历史之门的神秘钥匙。如果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偏而未中，吴国野心勃勃的公子阖闾便做不了国王，伍子胥也就不能向阖闾推荐天才军事家孙武，也就不会出现导致楚国灭亡的五战五捷，也就不会发生著名的申包胥哭秦庭的历史事件。吴越争霸的历史角色大概也要改变，又会因为历史角色的个人性格、文化修养、身份背景之不同而使历史面貌大大改变。如果荆轲刺秦王未偏而中，则很可能影响到秦朝的统一，也可能就没有了焚书坑儒，也可能就没有了秦二世的即位和赵高的专权。如果秦始皇咽气再晚上几个小时，催促扶苏回来的诏书就会发出，也许这样就没有了秦朝末年政治的混乱，也就没有了汉朝平民刘邦的崛起。我们这个民族也许因此而不叫汉族，而叫秦族；我们的语言也不叫汉语，而叫秦语。

                                       二

    一个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许，当我们的目光快速掠过历史长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世纪是短暂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长一点的朝代也不过两三个世纪，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不过五十个世纪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一个世纪看作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单元。在大部分历史阶段，社会的发展速度是这样缓慢，以致于历史学家很难从一个世纪的首尾看出什么不同。
    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中国的变化幅度是如此之大，就连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也目不暇接，就连善于捕捉社会信息的社会学家也手忙脚乱，就连那些习惯于东方睡狮呼呼大睡的西方人也目瞪口呆。中国的二十世纪像一列飞速行驶的过山车，我们这些毫无心理准备的乘客无不感到晕眩。如果说全部中国历史就是滚滚东流的长江的话，二十世纪就是落差巨大的、波涛汹涌的、既险象环生又蕴藏着无限潜能的长江三峡。这里，两岸猿声啼不住；这里，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里，崖壁对峙，山石坍塌，时刻有断流的危险；这里，河水自天上来，撞击着大地，可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命运给中国的是一连串的苦难，中国还命运的是一连串的奇迹。这就是中国的二十世纪。
    当1900年，这个中国人经历的第一个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风雨如磐暗故园。古老的中华民族已经被西方列强凌辱了六十年。内乱频仍，外患迭起。边疆丧失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内爆发了历时十几年、波击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大动乱，曾经八面威风的大清帝国尊严扫地，仁人志士在领导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艰难地适应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步履蹒跚地追赶着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了中国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心理上的最后一击，外国列强突然发现这个虚弱的庞然大物已经毫无招架之力，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而清醒的中国人突然意识到民族危机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这直接促成了随后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和1898年的百日维新。这里又有一个致命的偶然。光绪皇帝之所以没有成为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民族领袖，没有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强盛的光明大道，慈禧太后的存在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慈禧太后在1898年6月11日之前猝然去世，中国的面貌也许从此就会改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为慈禧太后的长寿、保守和智慧而于1900年被拖入了历史的万丈深渊。二十世纪幕启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全民族的高度重视。尽管大清帝国已经感受到了外邪入侵的痛苦，但以为不过偶感风寒，只要善加调养，自会痊愈。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遁逃热河，大清帝国发现自己已经病入腠理，渐成心腹之患。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大清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弱不能支。到了1901年9月，签订了《辛丑条约》，外国军队获得了在北京及附近要害之地驻扎的权利，大清帝国就被反剪了双手。从此之后，对外交往就只能动口而不能动手。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概是中国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再加上四厘的年息，需要四十年的时间才能付清。四十年，就到了1941年。其间，中国不会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列强必会变本加厉地凌辱。所以，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全世界都感觉到中国已经病入膏肓，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药石可以解救。
    中国人最后的一点自信土崩瓦解。慈禧太后还在西安避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诏推行新政。然而，为时已晚。机遇已经在1898年给了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没有抓住。机遇没有第二次。如果说，中国最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甚至孙中山，曾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大清帝国身上的话，而现在，中国激进的革命党人已对大清帝国不再抱任何希望。由于六十多年的耻辱都与大清帝国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急于洗刷国耻的革命党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时，早已尊严扫地的帝国丧失了凝聚力。大清帝国就像一具完好保存在古墓里的木乃伊，当武昌新军1911年10月10日仓促起事的时候，就被一下子置于阳光和空气之中。于是，很快就不可挽回地瓦解了。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却不能说获得了成功。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把中国拉出历史的深渊，反而给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中国人民没有等来任何让他们欢欣鼓舞的消息。袁世凯的卖国求荣，军阀的连年混战，国事日非，每况愈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分裂！混乱！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光明！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华夏大地一片阴霾。中国最有头脑的思想家在冷静地思考民族的未来。终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一下子撞开了中国人民封闭已久的感情的大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四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19年5月4日，希望在彻底的绝望中诞生。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古老的大地上面对外国列强的凌辱发出的第一声抗议，是朴素的中国民众第一次以历史的名义对西方说“不”。西方列强终于看到了蕴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巨大能量，从而打消了象对待印度那样灭亡中国的野心。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但是，义和团用于战斗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传统而原始，相对于世界潮流是守旧的，相对于现代科学是愚昧的。朴素的民族感情在钢铁般的竞争法则上面碰得头破血流。在强者狰狞的欢呼声中，第一次自发的大众的救亡运动破产了。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次群众运动。但是，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战斗的武器的时候，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中国人在艰难地适应着世界潮流。中国人在努力使自己融入世界而不是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实际上，义和团是传统排外思维方式的最后一次尝试，是把中国封闭起来的最后一次努力。从此，中国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开始主动地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自己。“五四”运动便是这样的一次运动。

                                      五

    “五四”运动为国民党的新生和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和组织人才。中国从此走向了现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四个主宰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他们是国民党阵营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共产党阵营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这四个人分别怎样影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我们还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走出他们巨大的身影。他们的历史遗产到处都是，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感情。所以，我们也许还没有来到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思想者，对他们做出不受个人阅历和感情影响的客观评价。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毛泽东都以伟大的破坏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并且是最具浪漫气质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活动又受着他们浪漫气质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他们是历史的领航员。他们是民族的先知。他们的缺点和他们的优点一样突出。所以，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攻击成了许多历史评论家不知疲倦的乐趣。但是，就像鲁迅所说：再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再有缺点的英雄还是英雄。我们当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犯他们那样低级的错误。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象他们那样成功。就像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所说：“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也不可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作为后继者的蒋介石和邓小平都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先知一样迷人的个人魅力，他们只是根据现时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决定。用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有时走得太远，而是与自己的时代、与自己的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在他们的前辈巨大的破坏之后，他们负起了建设的责任。他们所带来的福祉是这样明显，以至于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受到了更少的非议。

                                    六

    对我们这些二十世纪末的人来说，这个世纪开始的那些年代尽管不太遥远，当时的社会面貌却已经非常陌生。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绝对不会想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最近二十年，我们甚至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列车飞速行驶的轨迹。70年代，我们无法想象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模样，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一个没有毛泽东的中国何以能够存在。80年代，我们没有想到市场经济的旋风竟然这样没有理性，我们不明白每一个毛孔都淌满血腥的社会何以能够繁荣。90年代，我们不知所措地收获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莫名其妙地有了电视、有了电话、有了房子。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总会发展。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国必将走向繁荣。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同样不能排除人的因素，不能排除偶然的因素。也许，我们可以说，黄河总要东流入海。但是，黄河形成这样一个样子必然有它的偶然因素在内。他在流出陕西之后为什么改变了方向？因为那里有一座山挡住了它的去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后果都归因于历史规律，我们就会陷入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误区。如果我们看不到历史事件中的偶然因素，我们也许会丧失更多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马其顿帝国？也许，这里的确隐含着某些神秘的历史规律。但是，年轻而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为什么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那么快就分崩离析？也许这里面也有许多必然的原因，但是，年轻而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暴卒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偶然因素。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尽管总结其中的历史发展规律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对历史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复杂性自然带来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的简单化归纳貌似宏大，其实是一种幼稚而省力的行为。当我们面对新的世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也许不是寻找可能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而是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而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每一个偶然飘过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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