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李普——读《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驳 李 普　　

——读《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此文写于2003年，寄给《炎黄春秋》不给发表，说是怕引起争论，寄其他报刊也石沉大海，当时还不会上网，就压下了。帖上，请网友们指正。　　

2002年第10期《炎黄春秋》有篇署名李普的文章：《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记〉书后》。这篇文章借题发挥，以总结“文革”之名，行攻击毛泽东同志，否定党的历史之实。李在文章中说：“季羡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多，特别是他再三提问，’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如果不带偏见，实事求是的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过去26年了，不仅“好好讨论”了，并且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认真地进行纠正，平反了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中以“四人帮”为首的犯罪分子进行了惩处；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更是认真地，适时的进行了总结。中共中央1981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突出的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发生的根源，造成的危害，应吸取的教训和避免再次发生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护短，有史以来，对所犯的错误，都认真地总结，坚决地纠正，这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之一。　　

    在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22年之后，在举国上下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还问“‘文化大革命’过去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是何用意？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是为了纠正错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李普要的是什么样的总结呢？总结的目的是什么呢？《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这篇文章就是李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总结，李普自称“反思”。该文共八个小题，前三个小题，介绍《牛棚杂记》的部分内容，做为铺垫，从第四个小题起进行“反思”。　　

一、“那种虐待狂从何而来，那种以折磨人为乐的恶欲是怎样养成的”　　

李普写道：“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有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呢。”李普这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吗？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意攻击，是发泄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怨恨，是向毛泽东同志头上泼污水！他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当作他的罪状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和制止各种违背政策的行为。早在1943年10月，针对审干中的错误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1948年《在进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在历次运动中都强调禁止逼供信，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李普却任意歪曲，把“虐待狂”、“以折磨人为乐的恶欲”说成是“几十年来，领袖谆谆教导”的结果！　　

李普这些言论不仅给毛泽东同志抹黑，而且是非混淆，必须予以澄清。　　

“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说的对，不仅过去讲，现在仍然讲，只要国家不消亡必须继续讲阶级性，不但新中国讲阶级性，旧中国也讲阶级性，蒋介石千方百计的要消灭共产党，你说他不讲阶级性吗？不仅中国讲阶级性，外国也讲阶级性，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就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但是那里的共产党必须遵守资产阶级的法律，否则就被取缔。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讲阶级性，只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光明正大的公开的讲，因为它代表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不讲阶级性是丧失原则，丧失原则就会变质，革命就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会前功尽弃。当然 ，讲阶级性必须讲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论“左”和右的错误，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挫折，但是不能不讲阶级性。只要国家、政党存在，就不能不讲阶级性。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和政党消亡了，阶级性也就不存在了。在今天不能以任何借口否定阶级性 ，“讲阶级性”没有错，应该理直气壮的讲。　　

“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云云，是攻击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人性论的论断。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讲的：“有没有人性这东西？当然有的。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们大众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李普说：“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这是对剥削阶级的美化！毛泽东同志说的明明白白：人性是具体的，各阶级有各阶级的人性。这个论断不但在1942年是正确的，今天也没有过时。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已没有对立的阶级了，但是，不同的阶级意识、剥削阶级思想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所以人性在今天仍然是只有具体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统一的人性。请问，行贿受贿分子、抢劫凶杀盗窃分子、坑蒙拐骗分子与廉洁奉公、助人为乐、诚实劳动、遵纪守法的人们的人性一样吗？祸国殃民的李洪志及其邪教与一心朴实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们的人性一样吗？克扣民工工资的老板与辛辛苦苦干活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的人性一样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而且正在大肆向我们搞和平演变，还不时向我国派遣特务、间谍，国际资产阶级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一样吗？那个炸我馆、撞我战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超级大国与我们的人性一样吗？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国内还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和行为的存在，就没有统一的人性，就只有具体的人性，各个阶级、各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性，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　　

“恻隐之心”也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恻隐之心。自孟老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统一的恻隐之心。当年的黄世仁对杨白劳有恻隐之心吗？今天那些卖假种子、假化肥的人，对受害的农民有恻隐之心吗？那些往猪羊肉里注水、用地沟油炸食品卖的人，对被坑害的消费者有恻隐之心吗？那些对工人加班加点劳动，不给加工资的老板，对工人有恻隐之心吗？那些将国家资产，人民血汗装进自己腰包的腐败分子，有恻隐之心吗？就李普您来说，放肆地给毛泽东同志脸上抹黑，您对他老人家有恻隐之心吗？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这是历经几十年火与血的洗礼得出的结论。70岁以上的老人的亲身经历，不会忘记蒋介石枉杀三千不放过一个的残忍！不会忘记地主反攻倒算的残忍！ 不会忘记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大地上的奸淫烧杀的残忍！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中青年人，也会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看到过中外敌人的残忍！时间最近的，1989年6月暴乱分子惨无人道地杀害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把被残害战士的尸体，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这种残忍才过去几天，李普，您是忘了还是根本就没当一回事？！虽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阶级斗争并没有息灭，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但存在，还或明或暗的向我们进攻。这种混淆是非的言论，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由来已久，这件事的历史斑斑可考”　　

李普从1942年延安整风考起，一直考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首先从他“认真学习过的《文献》”中考出一段话：“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他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考出这段话后李普说：“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接着又考出一段话：“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李普另起一段写道：“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那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老人家把答案说的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写了这段杜撰文字之后，李普就从1942年考到了建国之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接下一段中写道：“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料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自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风流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李普最后概括的写道：“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全国解放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我们过去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这个小标题下，结尾着重强调了“大气压”三个字，为此还举了一个事例：“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黄的证实中没有“识大体”三个字）……毛泽东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的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李普这些所谓“歧视知识分子”的事例，有的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正确的论断，党的正确决策，李普却任意扩大、生拉硬拽、无中生有；最后的结论是攻击人民民主专政。让我们逐一剖析。  　　

第一，李普考出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诙谐的说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获得知识的方法不同，没有歧视知识分子的意思，引文没有前言后语，断章取义，不知出在哪篇整风《文献》。第二段，是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但引文断断续续又与原文不符。请看看毛泽东同志原话：“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的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同志说的是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和经验，完全是肺腑之言，强调的是文艺工，要想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必须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既没有歧视知识分子的意思，更没有李普歪曲的“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的含意。这段话是对文艺工说的，也可以视为是对全体知识分子说的。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1939年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告诫：“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希望知识分子“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论述，指明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应走的道路和与工农相结合的目的。知识分子要革命就必须和工农民众结合，只有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才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有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他们都是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宣传工农民众，组织工农民众的典范。在民主革命中，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在宣传和组织工农民众中成长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的领导骨干。对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的关系问题，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认识，才能正确对待相互之间的关系，站在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必然得出错误结论。因为李普的立场错了，所以才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论断，当成歧视知识分子，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第二，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与歧视知识分子无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大家熟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胜利完成，适时的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毛泽东同志作为革命航船的舵手英明果断的表现。《历史决议》对这个结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充分的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党做出的重大历史决策，却被李普当成歧视知识分子的事例!　　

第三，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这七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的，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武装和土匪要消灭，反革命分子需要肃清，封建土地制度要改革，要打退资产阶级的“五毒”进攻，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了战火，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系列事实，说明这一时期不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这个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否定了这个时期的党的光辉历史。经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之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错了。对历史问题必须实事求是。　　

第四，李普说“不料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这是夸大之词。“新社会”，从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均为新社会，能说这50多年里都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吗？“臭老九”是“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污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有条注释，说的清清楚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污蔑为‘臭老久’，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是需要知识分子的。”这条注释，不仅说清了“臭老九”的来历和时间，也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重视知识分子的。　　

第五，关于“等级观念”，李普说了两点，其一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自然之事”。在我们国家，国民即公民。人民是所有社会基本成员的总称，在我国现阶段，两者没有“之别”。李普这里说的国民，指的是建国初期，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专政，不给其公民权。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这样做，完全正确。其二说“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枪杆子打出的政权与师道尊严淡忘没有关系，这是无中生有！大家都清楚：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突出、最根本的特色，使她有深厚的根基，这是浴血奋战28年的结果，是由烈士的鲜血和白骨筑成的江山。“风流所及”，让中国人民骄傲、自豪，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进。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没有“等级森严”，只有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团结一心，纪律严明，“风流所及”，处处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人民军队是人民行事做人的榜样。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是为了给“师道尊严淡忘”找根源，实质上是否定党的历史、污辱人民军队。　　

第六，李普说“全国解放后我们继承和发展了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李普也没考出歧视知识分子的具体事例，只是抄了毛泽东同志的两段话，而这两段话，根本就没有歧视知识分子的意思。所谓“历史斑斑可考”实际上是斑斑皆无。　　

第七，李普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这种说法有悖历史。1949年对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是因为这些人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还对美帝国主义存在幻想，批判使其觉醒。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因为它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抗美援朝的对象是抗击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土地改革运动的对象是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反运动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三反”运动的对象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党政军干部。“五反”运动的对象是有行贿、偷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不法资本家。就是反右斗争，对象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是在运动中严重的扩大化，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建国初期的运动，应该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抗美援朝、镇反和肃清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对巩固新生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搞这些运动，就有被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把新中国搞垮的危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斗争，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是完全正确的。　　

第八，李普说“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指责，只是没有展开来谈，没有指名道姓。如何对待自己在曲折的历史中受到打击、伤害，有个基本态度问题，对革命者来说，不怨恨、不灰心，坚定信念，是有高度革命觉悟的表现。曲啸同志平反出狱，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少的老革命家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不计个人的恩怨，这是革命者最高尚的品德，一般人对此难以理解。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品德，如果不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话，对他们不该指责，而应该赞扬。　　

第九，关于“大气压”、“识大体”（两者是一个意思）。这三个字指什么呢?李普没明说，只是说“远没有过去，还严重的存在”，并让他“实在痛心”。既然他不指明，就只能根据他说的意思进行分析了。　　

如果毛泽东同志确实说了“识大体”，这“大体”就是反右时的政治形势：当时趁共产党整风之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共产党予以反击，并对右派分子实行专政。“不做声”，就是不要发表向党进攻的言论。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反右斗争过去四十多年了，“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的存在”，这就是说现在依然存在着这种政治形势。如果有人向共产党进攻，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给予反击，并对他们实行专政，这也是对的，因为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就是方励之、王若望，就是被外国反动势力豢养起来的所谓“民主斗士”。如果这个分析也是对的，那么“识大体”——李普说的“大气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能过去吗？如果人民民主专政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被人攻跨了！李普，您说这个分析对吗？如不对，请您明示。　　

“文革”前和“文革”中，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确实有错误，对此《历史决议》作了认真的总结，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在《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党诚恳地检讨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严肃地提出纠正错误的要求，认真地纠正了错误。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和各种待遇，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社会已蔚然成风。　　

李普在“对知识分子歧视由来已久……”标题下说的那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是属于歧视知识分子的，而桩桩件件都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毛泽东同志是歧视知识分子还是重视知识分子呢？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显然；李普这些所谓“歧视知识分子的言论是错误的有害的。　　

三、“任何单位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也斑斑可考”　　

李普又一个“斑斑可考”，只是把“文革”中的“牛棚”和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中的“隔离审查”考在了一起，目的是给“牛棚”找历史根源。这是牵强附会。过去一些运动中确有“隔离审查”，这是正常工作措施，今天对一些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干部，在没查清事实之前仍实行“隔离”、“两规”办法，这能说是“文革”的继续吗？在审查中对当事人有必要停其工作，进行隔离，这有利于问题的查处，这与“文革”中遍地“牛棚”，事实上，本质上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正常工作，后者是运动中的错误行为，后者不是前者的继续、扩大和发展。　　

四、“‘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革文化命”李普说了两件事：　　

第一、说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说了一些具体内容之后，笔锋一转，进行放肆的攻击：“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这是对革命领袖的污辱，是指责新中国对旧教育制度和教材进行改造的否定。　　

1952年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是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后，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延用旧社会教育制度和教材。当时借鉴苏联教育制度和教材，没有错。《历史决议》在总结建国头三年的工作时指出：“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无疑，这个肯定包括院系调整。诚然，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材有其缺点和不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能把缺点和不足扩大为一无是处，更不能把我们的借鉴说成“大革文化命”。　　

李普把这次院系调整歪曲为：“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是事实吗？李普自己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这就是说，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全国高等院校一直实行的是院系调整的“那一套”，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也都是用“那一套”培养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一批人怎么样呢？这批人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是当今中国的中坚、是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教育科研文化各个领域、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一大批人担任着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职务。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委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政治局常委九位同志全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又红又专。除1966年的学生，毕业就赶上“文革”外，其他各界，毕业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结束后，即投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两弹一星的研制，大江大河的改造治理，国防建设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他们都为之付出了血汗。他们是划时代的一代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既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风格，这一代人，既任劳任怨，服从命令听指挥，勤勤恳恳工作，又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和勇于创新的人才，李普的言论属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后继有人吗？！　　

李普把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歪曲为“大革文化命”，是给廖沫沙说的“大革文化命”找历史根源。李普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事情，都是“由来已久”，其目的，以此攻击和污辱毛泽东同志，在这段文字中，不仅攻击污辱毛泽东同志，污辱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也污辱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统治下”——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对斯大林惯用的语言，对他使用这样的语言，是对他的污辱！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有错误，但不是一切都错了。对他的功过，我们党明确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逝世后，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把苏联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他的功绩，热爱他的人民永不忘记，至今仍在怀念他，纪念他。而李普却对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任意信口雌黄！　　

第二，李普把“文革”前，农村基层干部让中小学“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说成“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这是无稽之谈。“文革”前，农村确实有些宣传，甚至义务劳动让中小学参加活动，但决不能给套上“停课闹革命”的帽子。“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只是某些地方的一时一事，而“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是普遍性的问题，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李普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讥讽，说他们“大部分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但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实质上这是对翻身掌权的农民的态度问题。他们的确没有文化，却又有权管理有文化的学校。没有文化，不能怪他们，是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百余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农民在参加革命或解放翻身后，积极参加文化扫盲，学文化正是这些农民可敬之处。很多老将军，老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解放后农村基层政权的干部，打都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党就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积极分子对改变农村面貌，开展农村的各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老贫农、老队长、老支书为中国革命和农村建设做出的贡献，不能忘记，更不能对他们轻蔑和讥讽。　　

李普为“大革文化命”找的这两个事例，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　　

五、“过去我们中国人没个皇帝过不了日子，后来要个领袖。而英美这些国家，现在领袖也不要了，只要公仆”。　　

在这个标题下，李普以评论中国文化为由，说了三个问题。第一、否定中国文化。李普对季羡林书中的叙述、观点都是赞扬的，唯独反对季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季说：“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说人口大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李普却反对这个信念：“　季老　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寄托的那种厚望是靠不住的，一定会落空的。中国文化岂有那么大的能耐。”第二，污辱中国人民和人民领袖。李普说：“少数人或者个别有资格的人士厉行专制主义、需要个人崇拜；那多数人呢？就拥护专制，崇拜大人物。那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奉行的是专制主义，那多数人奉行的也是专制主义。”又说“1911年我国推翻了皇帝，开头一二十年间，大多数老百姓惶惶不安，没有个真龙天子坐朝廷，叫咱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呢？久而久之，慢慢习惯了，原来没有皇帝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得有个领袖。”；第三，吹捧英美，垂涎资本主义制度。李普说：“这和西方一些国家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只要公朴，不要领袖。而且这公仆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又是定期更换的。”对英美首相、总统选举颂扬之后说：“英美这两个国家这两件事，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　　

让我们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　季老　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信念，一定能够实现，决不会落空，中国文化有这个能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吃苦耐劳，认真求实，奋发图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进取向上的品德，这些品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在发扬光大，在共产党领导下早已成为改天换地，移山填海的力量。　　

关于人口问题，李普又借题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一通攻击。在人口控制上我们是犯过错误，但共产党知错必改。1982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从此，我国一直坚持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战略。经过不懈努力，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82年的22.28‰和15.68‰下降到2001年的13.38‰和6.95‰，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短短20年，我国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据统计，20年间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到2002年我国4口人及其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总户数的比例已从1982年的53.7%上升到77%。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经蔚然成风。2002年9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解决“人口大爆炸问题”我们已走上法制的轨道。请不要只攻击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也要看到纠正错误后，取得的成绩。　　

谈论大自然被污染，不能不说说李普所崇拜的美国，它给大自然造成的污染最严重，它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指出：1900年到1999年的100年间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占全球总量的30%，而中国只有7%。虽然它是排放碳氧化合物的大户，却拒绝在保护环境，控制污染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海湾战争期间，美英两国共向伊拉克投下了300多吨贫铀弹，造成了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南斯拉夫至少投下了30多吨贫铀弹。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使用了贫铀弹。统计资料表明，受污染地区每公斤土壤中的核放射性活度高达20—23.5万贝克，而所允许的核放射性活度仅为200贝克。贫铀粉尘形成的烟雾弥散在空气中，容易进入人体呼吸系统。破碎的贫铀弹片散布在土壤和水体中。吸入含有贫化铀的粉尘或摄入生长在污染区的农作物可引发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各种癌症、畸形病变等。放射性微粒也可给水源和土壤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持续时间会长达数百年以上。海湾战争结束10年来，参战的大约70万名多国部队士兵，迄今已有20万人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症”，其中有数千人死亡。这就是西方文化在大自然被污染中的表现。　　

我国环境保护、控制污染，虽然经过30年的治理，却仍然感到任重道远。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工业中，难免各种污染同时出现。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党中央十分重视，要求:“环境保护，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各省、市、区都抓出了各自的成效，《中国环境报》报道：“30年来，山东省制定并实施了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全省7795个重点污染源，95%以上建成了处理污染设施，基本实现了达标排放，做到了增产不增污。为治理结构性污染先后关停了3777家严重的‘十五（土）小’企业和889家新‘六小’企业。取缔了462家5000吨及以下小造纸厂，年产两万吨以下造纸企业制浆生产线已全部关闭。” “山东省开展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全省已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56座，污水集中处理率达40.2%。现有城市垃圾处理厂103个，无害化处理率达77.3%。加快了城市集中供热和供气工程步伐，加强了机动车尾气、城市扬尘和饮食行业油烟污染防治。精心组织环境模范城市创建活动，青岛、烟台等9个城市被授予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总数居全国之首。”“出台了《山东省环境污染行政责任追究办法》，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180件，对负有责任的4个分管县（市）长，2名环保局长，5名镇长和41名企业负责人追究了行政责任。环保产业年产值达247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利用境外环保资金约4亿美元。”“30年来，河北省初步建立了环保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大监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合作，企业治理，群众参预’的局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多元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环保科技进步和环保产业为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环保机构队伍建设和环保法制建设为依法加强环保监督管理奠定了基础；经济实力的增强将有更多的财力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据《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在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时，就遏制住了环境污染加剧的势头。而美国、日本当人均GDP分别达到4000和10000美元时，环保污染加剧的趋势才开始得到控制。专家评价说：江苏省创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只要认识明确、决心大、作风扎实，环保工作就会取得显著成效。一个省如此，一个市也是如此。《人民日报》报道：“贵阳，曾经是全国3个酸雨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联合国有关组织列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贵阳的天蓝了、水清了，全年空气质量优良以上的天数达到了329天。”另一个也曾被列入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沈阳，在清除腐败分子慕马之后，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努力下，环保形势迅速改观：“2002年全年一二级天气达到203天，占55.6%，年底大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的含量也进入二级标准。”各省市区、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照此扎扎实实坚持不懈的抓下去，中国环境保护，控制污染一定会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神州大地一定会碧水蓝天。　　

生态问题，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全国解放之初，毛主席就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保持水土”。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告诫：“要看到林业、造林，这是我们将来根本问题之一。”1981年邓小平同志针对四川发生的特大水灾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不行。”并亲自倡导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植被越差，降水越少，陷入生态的恶性循环。必须大搞植树造林，增加植被，涵养水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干旱缺水问题，不然就永远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1997年8月5日江泽民同志发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号召。1999年他进一步指出：“要通过植树造林解决两大心腹之患。一是解决长江、黄河上游植被稀少、泥沙俱下，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水患；二是加大沙漠化的治理力度，实现人进沙退而不是沙进人退。”2001年他在海南考察时又做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精辟论断。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党的十六大，把生态环境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些重要思想和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　　

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个工程1979年开始，到2050年建成。三北防护林东起黑龙江省的滨县，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孜别里山口，东西长7000多公里，南北宽400—1700公里，总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省13个省市自治区的551个县、市、旗，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2.4%，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绿色万里长城”。三北防护林工程远远超过美国的“罗斯福大草原工程”、前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和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是无与伦比的世界生态工程之最。这个工程的建成，将使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4%，提高到14.9%。到1999年，这个工程已取了一些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使过去遭受风沙侵袭的1100万公顷农田实现了林网化，达到了稳定增产的目的，同时还使900万公顷草场得到了恢复和保护。1979年2月根据国务院提议，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1981年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定》，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周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外，因地制宜，每年每人义务植树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从此，义务植树作为一项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被付诸实施。20多年来，全国参加义务造林的人数达82.8亿人次，累计义务植树398.4亿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资源和环境白皮书》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紧接着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体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中国21世纪议程》。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全会批准长江三峡工程方案，工程总工期17年，分三期建设。第一期工程1993年开工。三峡工程建成后，不仅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与环境，也将有重大的改善作用。三峡工程将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2300万亩肥沃耕地和大批城镇得到保护，1500万居民得到更安全的居住和发展环境。三峡电站将提供巨额的清洁能源，以发电量相当燃煤电站相比较，可减少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2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37万吨氮氧化合物以及大量的废水和废渣。这对改善华东和华中地区的环境，特别是防止酸雨和温室效应，将起到重大的作用。三峡水库建成后，将改善库区的局部气候，有利于农业发展。1994年9月黄河小浪底工程主体工程开工。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开发目的是：以防洪、防凌、减瘀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建成后将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解除黄河下游凌汛威胁；采用蓄清排浑运作方式，利用75.5亿立方米的调沙库容拦沙，相当于20年下游河床不淤积抬高；每年增加20亿立方米的供水量，大大提高下游4000万亩灌溉区的用水率，改善下游灌溉供水条件。1998年11月国务院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到2050年全国建立起基本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事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宜林地全部绿化，林种、树种结构合理，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坡耕地基本实现梯田化，“三化”草地得到全面恢复。全国生态环境有很大改观，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山川秀美。2000年10月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经国务院批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正式实施。2001年9月，在试点基础上，国家计委批准《全国退耕还林建设工程总体规划》，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展开。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这部当今世界首部关于防治沙漠化的立法，把治理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上升到国家意志。近几年来，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修改的《森林法》、《水法》、《草原法》，批准了六大林业工程，我国的生态与环境建设已步入法制化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态建设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显著成绩。人工林面积达到7亿亩，居世界第一位；建立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909个，建立森林公园1050个，总保护面积约16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8.6%提高到16.55%，提高近一倍。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我国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随着生态建设工程逐一完成发挥效益，我国的粮食生产必将增产，淡水资源必将得到有力保护、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文化面对“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的表现。　季老　先生的信念就是中国人民的信念，然而李普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却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念，他总觉得中国不如英国、美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立场站错了。我们诚恳地告诉李普：当今中国文化蕴藏着巨大的能耐。当今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勤劳的人民有朝气蓬勃、改天换地的意志；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久经磨练的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勤劳的人民、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这三位一体凝成的力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个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　　

第二，如此侮辱人民和领袖还是第一次见到。“1911年我国推翻皇帝”，是我国谁推翻的？李普是故意不讲，还是不好讲？二者兼有。他在前边讲了，人民和领袖受中国文化制约都奉行的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者怎能去推翻专制皇帝呢？所以只能避而不讲。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是谁推翻的？是人民！人民在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　先生及其革命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制，是经过大小11次武装起义，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夺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起来革命，没有革命领袖领导人民革命，中国谁来推翻皇帝？“开头一二十年大多数老百姓惶惶不安”和前边说的“那多数人奉行的也是专制主义”一样，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可能李普看到过“惶惶不安”的人，但那不是中国人民的主流，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百姓”。“开头一二十年”是什么意思？辛亥革命十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年后，毛泽东同志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李普又说：“原来没有皇帝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得有个领袖。”这就把封建皇帝和革命领袖连在一起了，意思是说：中国推翻皇帝之前是皇帝奉行专制主义，推翻皇帝之后，是领袖奉行专制主义，而中国人民呢？一直奉行“专制主义”，这就是李普笔下的“中国文化”！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对人民、对领袖难免有一定影响，但说人民和领袖都奉行的是专制主义，这是对人民和领袖莫大的污辱！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一点错误就放肆地污辱他，更不应该因此污辱人民！《历史决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对此作了评述：“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历史决议》在分析评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的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显然，李普攻击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　　

必须指出：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绝不是什么“拥护专制，崇拜大人物”。中国人民拥戴敬爱自己的领袖是从自己被改变受压迫、受奴役、受剥削的历史地位中形成的，是衷心的，发自肺腑的，这种革命人民和革命领袖之间的鱼水情，是纯真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最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谁也割不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侯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实意的。”（同上）两位老革命家说的完全正确，事实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最厉害、最多的还是各级党政干部，可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没有怨言，对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感情如故。这种感情是十分宝贵的，是无形的财富、无形的力量。有些人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对这种感情难以理解、不可能理解。　　

第三，李普攻击中国文化，美化英美文化，污辱中国人民领袖，颂扬英美首相、总统，观点多么鲜明！英美的老百姓都没称他们的首相、总统是“公仆”，李普却给他们戴上了这顶桂冠！请问，您不觉得肉麻吗？他们是谁的公仆？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大财团的代理人！在形式上他们是选举的，实质上是花钱买的，以美国为例，总统选举就是金钱竞争，金钱大战。1996年大选，克林顿筹集到的资金是1950万美元，他的对手多尔筹集到的资金是1360万美元，自然克氏当选。2000年的大选，布什筹集到的所谓“硬钱”就达3625万美元，超过他的对手戈尔近两倍，结果是驴党失败象党胜利。竞选一个议员尚需100万美元。这种行为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教授估算：“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中，总共花费的政治资金为42亿美元。”公布的选举资金只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被称为“软钱”的，还不知有多少。这才真正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　　

“……但是得有个领袖”。打倒皇帝，人民要革命，推翻压在头上三座大山，必须得有个领袖。领袖是旗帜，领袖是核心，没有领袖，各族人民就是一片散沙，各族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凝成磐石。李普是老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共产党的领袖，才是真真正正在革命中选定的。是经过火与血的洗礼，是经过右的、左的错误教训，是历经14年的周折，选中了自己的领袖，自选中自己的领袖，我们的事业，才所向披靡。李普是老共产党员，应该知道我党的历史。　　

 “这同西方一些国家不大相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才是光明正大，没有徇私舞弊、没有相互倾压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是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的区别。政党是阶级的产物，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不论美国的两党制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同名称的政党，代表着各个资产阶级集团，它们所谓的竞选，就是各个资产阶级集团互相争夺各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没有自己的私利，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党的方针、政策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国家政治制度，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种制度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垂涎三尺，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李普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赞美、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叛党！　　

六、文章的标题与附记　　

李普在文章的附记中说，他的一位老编朋友看了他的文章初稿后告诉他“‘文革’中北大‘无光’，现在‘光’（民主与自由）就多了吗？恐怕还不好说。如若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北大之‘光’云胡哉！”因此，他在文章的标题上加了一个“最”字，成为《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这样这个“最”字就把北大分为“文革”中最“无光”，现在仍然“无光”。评的是北大，实指中国，北大是中国名校，北大“无光”，那中国还有“光”吗？　　

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之光究竟怎样呢？是有目共睹的。纠正“文革”错误之后，20多年来，我们大力进行了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改善，一派安定团结的局面，举国上下精神焕发，同心同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闪耀着民主自由的光芒，而李普们却说民主自由“无光”。他在附记中告诉我们：他这篇文章写于2002年6月28日至8月12日，这时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已经发表。讲话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江泽民同志“5·31”讲话，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前提、内容、要坚持的原则和要达到的目标讲的清清楚楚，对此，全国人民欢心鼓舞。钱学森同志学习“5·31”讲话后，欣喜地说“我体会，江总书记强调一个新字，特别是总书记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理论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了。”李普和那位“老编”，对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却充耳不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一天比一天完善，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迈进的时候，他们却大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攻击，而且是明目张胆的同党中央对着干！江泽民同志特别指出“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李普却大肆吹捧西方政治制度；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李普却在文章中一再讲“宪政民主”！很清楚，李普要的是西方的民主，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这种西方民主在中国的确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国情。1989年老布什来访，邓小平同志告诉他“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抽象说法。关于民主，邓小平同志具体的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对李普们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　　

七、决不能容忍攻击、污辱毛泽东同志！　　

李普在文章最后说“我自己也曾深深地陷入个人迷信之中，绝不比　季老　先生高明。我将继续反思。……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是我反思所得的一部分”。对“文化大革命”，对个人迷信，进行反思是对的，应该的。“文革”结束后，事实上全党、全军、全民都进行了反思，如果没有正确的反思，就没有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今天。历史事实证明，反思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反思，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纠正“文革”和个人崇拜的错误，才能开创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纠正了错误，统一了思想，把工作重心及时引上了经济建设的轨道，进一步认识了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一步一个脚印地阔步前进。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反思，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不但不能纠正错误，也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和严重的结果。　　

李普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以错误的观点进行反思，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肉麻的吹捧英国首相、美国总统，放肆地攻击和污辱中国人民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　　

决不能容忍攻击、污辱毛泽东同志！如何对待革命领袖的功过，是重大原则问题，对革命领袖搞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抓住革命领袖的错误，对革命领袖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辱，否定伟大功绩更是错误的有害的。斯大林在世时，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逝世后就冒出了“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甚至焚烧了他的遗体，扬了他的骨灰。斯大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就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大反斯大林，就是苏联共产党大反自己的历史，结果把自己反垮了！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十月革命的鲜血白流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领袖也有错误，领袖逝世后我们党正确的恰当的纠正了领袖的错误，维护了领袖的历史地位，从而，避免了斯大林逝世后那种严重的局面和不堪回首的后果。勇于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青春、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上一个高峰又一个高峰的法宝，勇于和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对待革命领袖的错误，维护革命领袖历史地位，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邓小平同志最大的历史功绩。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时告诉全世界：“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国际上的朋友和敌人都在观望我们，如何对待这位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晚年又犯了错误的伟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邓小平同志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一再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七次谈话、两次讲话，每一次都谈到这个中心和讲到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的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领导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捍卫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定地抵制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纠正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冲过了险滩。这说明中国革命有深厚的根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造就了一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信念，有洞察事物的唯物史观，有坚强的党性，大公无私，不计个人恩怨，有所向披靡的胆魄，头脑清醒，在危难关头有化险为夷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才没有出现斯大林逝世后的那种局面及其后果。李普对毛泽东同志攻击、污辱，告诉我们：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仍然存在，并有抬头之势，李普这篇文章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发表，就是证明。对此，不可丧失警惕。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普攻击的时间，是1942年到1957年，正是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是建国前后两个最好的时期，选择这两个时期，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不能不说李普用心是何等良苦！最好的两个时期都是“错误”的，其他时间还能“好”吗？说起这两个时期，经历过的人都十分怀念，没经过的人，只要读过这两个时期历史著作和纪录片的中青年，也都十分仰慕。　　

李普攻击毛泽东同志“歧视知识分子”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的。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写了大量著作，回答了中华民族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武装了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头脑；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使党员不但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空前提高。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在延安时期，总结发扬光大的。邓小平同志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在建国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从延安时期拓展开来的。　　

建国初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这七年的历史，《历史决议》做了精辟、生动的记述：“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地进行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邓小平同志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凡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对这段历史都深深地怀念——被革命大潮淘汰的人，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自然是另一种心态——翻身做了主人的工人，分得土地的农民，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人们互称同志，彼此间亲亲热热。革命、生产、工作互相比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广大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心花怒放，高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全国处处洋溢着革命的、欣欣向荣的气氛，真是解放后的天，是明朗的天。党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各界群众积极捐款捐物，爱国艺人常香玉捐献一架飞机，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为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各行各业群众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为建设新中国，工厂、农村、机关，生产、工作日以继夜，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孟泰、王崇伦、马永顺、时传祥、李瑞环、倪志福……都是那时的劳动模范；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杨连第就是那时的战斗英雄；钱学森等就是那时冲破种种阻力回国效力的大专家、大学者。李普说解放后扫掉了“天地君亲师”，解放后扫掉的东西多了：扫掉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扫掉了封建婚姻制度，使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的妇女，得到了解放；扫掉了会道门、巫医神棍，科学知识得到普及，给那些迷信者解开了精神枷锁；扫掉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的没有人能治理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和偷窃，割掉了社会上的毒瘤……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以大言不愧地说：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社会治安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出这种人间奇迹。　　

李普所以选择这两个历史时期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攻击、污辱，其目的就是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逝世27周年，在举国纪念之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竟遭到李普放肆地攻击和污辱！有良心的中国人决不会容忍！　　

李普说：“凡属我自己的事，就不在这里说了。”看来他在“文革”、“整风”或审干中受过伤害。在复杂、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有多少同志受到过打击、不公平的对待？关键的是，对此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党员来说，决不能因此丧失革命立场和奋斗的意志，更不能走向反面，攻击党，攻击和污辱自己的领袖！邓小平同志“三上三下”，“文革”中受到的伤害，这是我们熟知的，他没有怨言。在《邓小平文选》中他常常提到毛泽东同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敬爱之情，这正是他伟大高尚之处。他一再教导我们：“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应该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世世代代不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　　

                                                     　2003年7月15日　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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