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节，我想起他们
张翠容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一首由内地歌手汪峰演绎的歌曲《春天里》，由两名农民工翻唱，反而令这首歌充满血肉，照出农民工的无奈，道尽了农民工心底里的一番话。
五月一日，劳动节又快到了，我不期然想起他们，还有跑往国外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未及享受春天的媚美，夏天却不经意来临。
专门研究中国农民工的香港理工大学社工学系教授潘毅，以及她在北京大学的团队，最近终于出版了一本书《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国际先驱导报》第578期曾有报道），我早已引颈以待。
去年曾有机会跟着潘毅的团队走访北京偏西北一个大工地，亲身观察他们在工地上与农民工的工作，惊讶于有如斯一位香港学者和她的内地研究人员，可以这样深情地走进农民工的生活里，体味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却又不失研究学者的一双冷静眼睛。
究竟冷与热应该怎样拿捏呢？比记者报道更深层次的，就是学者的理论功夫，潘毅等人写来软硬兼施，让读者投入其满载情感的文字故事里之余，仍能保持批判与省思。
如果我们关心中国的命运，便不得不也关心农民工的命运，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繁荣也是用他们的一双手打拼出来的。我们只关注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新的中产阶层如何形成；可是，我们又有没有看到，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急促的发展把我们卷进一个新时代，中国被视为世界大工地，在现代化、城市化下，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工地上打工，在分包劳动制和城乡户籍制度下成了“农民工”，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受法律保障的身份，得不到作为工人的基本权利。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从封建走向共和，中产阶级高喊：自由万岁。但中国最底阶层的声音在哪里？
我们听到了吗？就在《大工地上》。
去年一个富士康的跳楼潮，我们才惊觉三十年的开放改革有哭声。可是，讨论热了一阵子，又归于沉寂。中国大工地上的沙尘依然滚滚，隆隆声音继续震耳欲聋。《大工地上》一书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农民工身上，叫人不要忘记；更何况作为香港人的潘毅，她所代表的就是香港人在中国内地大工地上的一道鹊桥，好让农民工模糊的面貌在香港得以被看见。
香港在分享中国改革三十年成果的同时，不应漠视背后默默播种耕耘的农民工。但，我们偏偏对这个阶层知道最少。
记忆所及，内地有好几位作家写过中国工人的作品，可是，香港人详细书写中国工人现况的书籍，仍是凤毛麟角。
在中国内地，农民工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甚至不太了解“农民工”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每当走过中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总会看到一群又一群密麻麻农民样子的人，或疲累地蹲在地上，或漫无目的站在车站附近，头发油滑、皮肤黝黑、衣服破旧，一双鞋子也差点儿踏破了，口中操着土话。我们下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又或心中带点恐惧、厌恶，绕道而行。
《大工地上》还了他们一个公道，首先让他们的身份以正视听。为什么他们总摆脱不了农民这个身份？正如前述！中国的户籍制度令他们永远被钉在农村的印记上，他们建设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生活，他们成为城市重重迭迭的孤影。
“南柯一梦三十年，放下左右逢源。都说你真美好，风有风的风骨，雨有雨的轻泣。轻轻的你倒下，夜夜守护家乡的星空，不带走一分工钱。”
借《大工地上》，让农民工走到香港人的面前，他们的声音如雨水打在我们的心房，特别在五月一日这个劳动节上。
201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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