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十五论之八：搞历史虚无主义是自掘坟墓

搞历史虚无主义是自掘坟墓　　

——八论苏联亡党亡国

萧湘延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有内因、有外因，有近因，有远因，有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因。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国内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全盘否定苏共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釜底抽薪，对酿成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纵观苏联历史，曾经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1956年10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所有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世界各国共产党没有丝毫讨论的情况下，抛出了《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以轻率、武断、野蛮的口气咒骂斯大林是“混蛋”、“恶棍”、“强盗”、“俄国最大的独裁者”。同时编造大量谎言，诬蔑攻击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赫鲁晓夫根本抹杀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家建设伟大成就的历史功绩。他不是从历史、文化和体制上来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而是极为简单草率、荒谬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报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波澜，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苏反共狂风恶浪，再加上波匈事件，西方国家共产党有1/3的党员退党。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苏联国内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使许多青年一代丧失了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这些年轻人执掌了国家政权，在他们手里酿造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比如戈尔巴乔夫、雅克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代表。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正是在这帮“二十大的孩子”手里，毁掉了苏联。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尽管赫鲁晓夫在被“宫廷政变”赶下台，但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论以及他所宣扬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进行深刻批判，当然对斯大林没有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以及对苏联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更是缺乏深刻认识。相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不断蔓延，逐步成为党内占主导的看法。“对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采取嗤之以鼻甚至鄙视的态度，成为苏联人、甚至党的领导人的一种时髦。”这就为以后掀起更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是高举着改革的旗帜走上历史舞台的。为了显示改革的急迫和重要，就选择历史作为突破口。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戈尔巴乔夫提出 “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一个月后，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更加具体明确地指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公开号召对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透露，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有3/4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1987年7月21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表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现在，接连不断的文章、信件、回忆录对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行动提出了疑问”。　　

   在戈尔巴乔夫亲自发动下，一场轰轰烈烈、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革命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开始了。打头阵和首先跟进的文学界和政论界。从1986年起，自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以后，一批过去被禁的和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作品先后公开发表和放映。其中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格鲁吉亚导演田·阿布拉泽的电影《悔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前者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内斗争，主要写斯大林与基洛夫的矛盾，并含沙射影地说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后者以寓言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专制制度”，是在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下摄制完成。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与放映都经过了他本人的同意。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长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集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他们是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的急先锋。　　

戈尔巴乔夫等人明白，文艺作品只是给人以感性认识，要让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还必须依靠史学著作，还必须“重新审视历史”乃至改写全部历史。由于苏联史学界“反应迟钝”没有跟上形势，戈尔巴乔夫对史学界的工作非常不满。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对此提出要求说：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历史上的“痛苦”和“灾难”情况时“应该表现充分的明确性和彻底性”。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强调，那种认为重新审视历史“是取消社会主义原则和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完全错误的”。同月，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公开发表文章对苏联中学历史教材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它们充满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并要求编写一本“诚实的”教材。当时，苏联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已无法进行，以致苏联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当年历史课程的考试。　　

    史学界的工作使戈尔巴乔夫等人感到着急。在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历史学部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激进”的改革分子甚至要求历史学家们应公开向社会认错承认没有向国家和人民提供真实的历史，从而使人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损害。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马尔楚克甚至说：“生物学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他们摆脱了过去的污垢，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科，历史学家也应该这么做。”但与会者没有积极响应这一建议。苏共中央起先准备编写一部新的多卷本苏共党史，后来觉得任务太重，决定写一本简明的《苏共史纲》。为此，于1988年7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任主席，具体的编写任务落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学者们身上。在斯米尔诺夫院长的敦促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学者，主要是苏共党史研究室的成员们终于找出了苏共党史上的100多个“空白点”，但对如何填补它们却感到茫然。对于党中央交付的编写一部新的苏共党史的任务，他们也没有能完成。　　

面对着这场声势浩大的重新审视历史的虚无主义运动，和出尽风头的文学界、政论界不一样，史学界经过一段沉默才行动起来。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黯然下台，历史学界的工作都没有让戈尔巴乔夫满意过。倒是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界一些学者写出了许多有深度、有价值的反思著作。　　

    面对社会上汹涌澎湃的虚无主义思潮，引起了许多正直之士的担心和焦虑。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们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前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过分了，是给社会主义苏联抹黑。信中还明确反对“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心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批判尼·安德列耶娃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一起对尼·安德列耶娃进行围攻。它们按照编辑部文章的调子，把反对丑化苏联历史、反对诋毁苏共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改革的敌人”和“保守势力的代表”。正如利加乔夫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将遭到来自上面（苏共中央）和下面（大众传媒）的双重打击”。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批判斯大林、诋毁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恶浪便进一步高涨。　　

    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虚无主义发展，戈尔巴乔夫对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进行了换血，把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撤下来，换上自由主义的死硬分子。比如，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刚愎自用的哲学家”的理·科索拉波夫被撤去了《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调到莫斯科大学任教，由自由派哲学家弗罗洛夫取而代之；任命自由派分子维·科罗季奇担任著名的社会政治刊物《星火》周刊的主编等。从此，这些报刊便成为积极批判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　　

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各种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使出了混身解数。它们有时是无中生有，有时则利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缺点和问题，对其加以歪曲、夸大，在读者中散布对革命历史和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情绪，使他们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些文章由于涉及了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敏感问题，而且体裁多样和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一些媒体除刊载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文章外，还开展各种群众活动，为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推波助澜。例如，被誉为“公开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谓的“良心周”活动，内容有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的被禁影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一些编辑部还通过与读者的联系，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资料，公开发表。很多杂志由于发表了各类解禁作品而发行量大增。例如，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因刊载了亚·特瓦尔多夫斯基为纪念他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遭流放的父亲而作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而名声大振。那一期杂志的发行量竟达到了68万份之多。关于报刊和新闻媒体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所做的一次讲话中有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虽然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在全盘否定苏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沉渣泛起，一些曾经被打倒、被推翻反动势力又纷纷跳将起来，并吸引了不少眼球。1989年4月，作家格·利亚波夫在第4期《祖国》杂志上公布了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革命战士处决的事实，同时说早在十年前他就发现了沙皇一家人的遗骸。这一消息引发了一场对这些遗骸的真伪问题的讨论。显然，这并非一般的考古活动，而是为了证明十月革命的残酷无情和违反人道。当时，还有更多的人在追忆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并要求公开这位沙皇被害的真相。当时出版了一批以前被禁的有关著述，公布了一批关于尼古拉二世和二月革命的回忆录。　1991年，《十月》杂志第1-3期连载了国内战争时期白卫军将领邓尼金的个人回忆录《一个俄国军官的道路》，第10-11期又发表了他写的《俄国内乱史》。在这些著作中，发动国内战争的沙俄将军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此外，还公开发表了已经被革命抛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大量资料。一些人便利用它们来诋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 　　

1988至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源头的掩盖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现在看来，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哲学博士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心机关工作，他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随着“反思历史热潮”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对党的历史、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为帝国主义者和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他们正是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历史的否定，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历史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宣布共产党应该像法西斯组织一样应予取缔。正是利用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本主义制度，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而共产党自的人的猖狂进攻面前，由于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而理不直、气不壮。很多人产生了对社会主义信仰和信心的动摇，一些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因而开始向往资本主义。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一开始还是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但到1990年，当她看到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来是如此地“腐朽”时，她改变了看法。她站到了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如伊·西拉耶夫原来是一名党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由于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于1991年退党。他在1990年10月说：“和70年代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历史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既然一切光荣的历史都被否定了，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是罪过，那么苏共还能得人心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苏共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给自己挖掘坟墓。　　

勿庸置疑，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已经坐大并觊觎中南海已久的新的资产阶级，日夜都在梦想使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来一场像苏联一样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是非常必要的。近30年来，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一直是在暗潮涌动，并不是地掀起风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人提出要“告别黄土文明，走向蓝色文明”，就有人无端攻击革命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就有人自命清高的指责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伪史学”、“垃圾史学”。与此同时，他们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断为被推翻、被打倒的汉奸卖国贼翻案，比宣扬这才是真正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才是人道主义。尽管他们的目的是十分卑鄙和阴暗，但是他们的表面装得真诚而善良。尽管这股思潮尚未掀起滔天黑浪，但不时有风波袭来，令人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比如，那个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来跑到美国，当了叛徒，拿了美元，炮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毛泽东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还有那个跑到英国留学、以史学家自居的张戎杜撰出来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伎俩，他们的手段，与苏共亡党亡国前，那些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证明列宁有情妇，死于梅毒的人，手段何其相似。这股时刻准备兴风作浪的暗流，他们把丑化的目标不仅对准了毛泽东，而且对准了周恩来，前几年他们不是在千方百计捏造证据，证明周恩来有情妇，有私生女吗？这股潜流还在处心积虑地丑化我们的英雄人物道，比如刘胡兰、董存瑞。与此同时，他们打着客观公正看待历史的幌子下，大搞翻案文章。不知不觉地张爱玲成为伟大的作家，汉奸胡兰成的书成为畅销书。电视上，一些汉奸卖国贼、反动统治者的形象光明伟大起来，越来越有风度，为民族大义、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矮小，甚至猥琐起来。比如电影《色戒》中，汉奸英俊伟岸，而革命志士王佳芝则成了出卖色相的女子。这部电影要不是海内外正直之士联名抗议，早就在华夏大地热播得不行了。与汉奸卖国贼的热闹繁华相比，革命烈士早就冷冷清清了。大家都在关心帝王将相、公子小姐、情妇妓女，哪有时间关心为国为民撒过热血、抛过头颅的革命烈士。建国60年都不到，在许多地方连他们的坟墓都扒掉了，盖起了贪官污吏的别墅群。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尊重历史，不仅是尊重我们的过去，更是尊重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苏联正是自己掀起的黑浪滔天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中走上绝路。但愿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要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