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龙应台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为开篇的专栏文章集结出版的《野火集》在21天之内再版24次，在台湾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其“野火”几乎烧遍了整个台湾，形成了燎原之势，对80年代的台湾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龙应台自出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以来，相继出版了香港版和台湾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立刻成为华语文化圈的热点话题，此书也荣登当年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之列。
（一）《野火集》：“无心点火”
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局限、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 。
1975年留美前，出生在台湾的龙应台作为“外省人第二代”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这使得少年龙应台过着“流亡者”的生活；从1975年到1983年，青年留学生龙应台作为台湾来的亚洲人在美国是“局外人”；1983年，旅美8年后回台的龙应台又成为台湾社会中的“边缘人”。“流亡者”“局外人”“边缘者”这三种身份使得龙应台总是处于一种与所处环境若即若离的中间状态，永远不能完全适应，但这也给了她双重的文化背景和看所处社会现状的双重视角，使她从不同社会环境的生活体验对比中能够更容易地看到社会的弊端。再，1983年归台时的龙应台的教育学力也使她有能力作为一个个体知识分子揭露当时台湾社会的灰暗面以启迪大众；又，归台后龙应台作为学院派学者、“业余者”，她可以独立地、相对自由地对公众发表评判，这更有利于龙应台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发出独立的声音，完成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使命。
《野火集》于1985年出版。其“野火”虽然在当时几乎烧遍了整个台湾，以致形成了燎原之势，但它的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确是“无心之作”。它之所以可以燎原与龙应台的写作角度和立场、写作技巧以及当时台湾的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龙应台的写作角度和立场：龙应台是以生活在台湾的普通民众的视角来写作。在《野火集》中，龙应台把台湾比作“生了梅毒的母亲”，又写道“美国不是我们的家”，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她对台湾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爱。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关起门来说事”“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写作不仅具有说服力，拉近自己与普通民众读者的距离，不至于使读者产生心理排斥，更能激发广大台湾民众拯救台湾的使命感和热情。再，龙应台写作潜意识里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改革派而非激进派。这使得《野火集》虽然触及到了社会的弊端，但是不至于像党外刊物一样被查禁。
龙应台的写作技巧：《野火集》从《难局》篇开始了策略性写作，她以合适的语言、合适的话题介入，避免了所写文章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危险，使得她的批判文字得以在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行出版，这种擦边球式的做法使得《野火集》受众众多，《野火集》获得了“燎原”的机会。
台湾当时的政治局势：施行国民党集权统治，政治迫害——江南案、十信案等此起彼伏，人民被允许的言论的尺度严重不足。这种长期的高压统治，使得民怨甚多，党内外要求改革、变革的声音愈演愈烈，台湾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这时候，《野火集》的出现与其说是“放火”不如说是“熄火”，在一定程度上，龙应台写作《野火集》是“曲线”救台湾当局，对台湾当局是“小打大帮助”。因为该书虽然措辞激烈，文字充满了感染力和煽动性，但通篇却只是在体制内发声，从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环境污染、应试教育等）出发，将责任的承担方直指普通民众，提倡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温和的、改良派的批评，因为并未指出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只揭露了表层的社会现象，对普通民众有一定的迷惑性，既有利于发泄民愤，又不至于触及台湾当局的政治神经，还为台湾当局将要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解严）做了前期自下而上的舆论准备。
《野火集》对80年代台湾的民主改革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缘起于“无心之作”，以“策略性写作”维持到结尾，全书诠释了龙应台作为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敢于对权势说真话，采取主动的姿势全力以赴地投入公共空间的批评。
（二）《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蓄意放火”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后记中公开提及关于此书写作过程的种种幕后故事。这本书是龙应台“闭关”一整年的劳动成果，也是“加持”的结果。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从龙应台所在的香港大学到台湾各级党政机构的倾力帮助，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庞大的幕后团队（包括纪录片团队、写作助理等）。显然，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写作已经不可能只是简单地为履行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的责任”。
萨义德认为今天对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来自“专业态度”，就是“不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龙应台写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受到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加持”，既接受香港大学创立“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的奖赏，又依靠政治手段获得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很难让人不质疑她作为个体知识分子其声音已不再独立，她已流向权力和权威，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使得龙应台的这次写作不免有“目的性写作”之嫌，即写作观点、目的已经确定，龙应台只是在迎合这一目的。
1999年龙应台从德国回台任职至2003年，这次做官经历使龙应台自己有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归属定位：台湾人。龙应台于 2010年8月1日 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演讲中也曾多次有意无意的强调这一点，“我是台湾人，不是湖南人，不是大陆人”。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前言里，龙应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自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全书的写作立场的政治定位都是台湾人，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有失客观中立性。
龙应台为全力以赴写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而“闭关”一整年以期可以在2009年结束前出版此书，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她是为了赶上1949年到2009年这个甲子周期的末班车，从而更能掀起风波。该书最后写道“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恰印证了这一猜测的正确性。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本体内容看，此书“蓄意放火”的意图更是显露无疑。
第一，龙应台写作时所选择的受访者的局限性限制其写作内容的公正和全面。《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写作视角是经历过1949年战争的一个个幸存者（ 应美 君、龙槐生、朱甘亭、朱经武、张玉法、管管等），它以对这些个人的采访作为该书主要的史料依据。这直接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受访者的身份始终是1949年被迫逃离大陆的军民或台湾本土居民，却没有占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大陆民众，这使得这本书的视角单一，难免会片面；其次，不从国家整体的角度而从个体视角看待战争虽然具体，易于使读者感同身受，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简单地从人本的角度出发来评判战争的是与非而并未从深入研究历史逻辑的角度去了解战争的原因也不免肤浅；再次，受访者大多现在已是老年人或经历战争时仅是个小孩子，这使得他们的回忆很零散、相当主观，缺乏严谨性和可靠性，留下的记忆都是在或被忘记、或记不清、或混乱、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的简单印象，且，评主观去看待当年的战争容易陷入个人对它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怪圈；最后，整本书从个体的视角出发看战争，试图跳脱意识形态对立的束缚和国别的差异而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不免有些幼稚，因为这既与现代的历史现实大相径庭，不存在现实实现的可能性，也与中国自古以来“舍生取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违背。
第二，该书的题材定位混乱。如龙应台自己所写得是在做“爱的责任”，自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以及从她逐一去采访当事人、查阅相关的史料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应该是一部纪实的历史书，但从文章的内容看又有很多文学性的、感性的想象和臆断，这造成全书内容真实程度和可靠程度不够。
第三，龙应台所见史料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有待考证。龙应台所参考的史料很多是自传以及日记，这些材料本身存在着记述的史实失真以及受主观偏好影响而对史实做出相对客观评价的问题，另外，很多日记因为各种原因（因牵扯国家利益不便公开；保管不善，部分丢失；有意隐藏事实等）公开的只是一部分，是删节版，缺乏全面性和整体性，也缺乏真实性。这就使得龙应台的写作是剪了又剪的史料，即使该书所用的材料里没有编造的成分，也难免受龙应台本身对历史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导致其写作有明显的倾向性。
第四，龙应台写作该书所依托的价值观念自相矛盾。《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开篇写道“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这种表述很明显地表达了认为战争不管战胜还是战败，它对卷入其中的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然后整部书也确实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层面写战争带给个人的极大的伤害，但龙应台却在该书的最后写道“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要“对不起”却又是在追究战争的责任。这造成此书自相矛盾，如果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战争，那么既没有胜利与失败之说，也谈不上战争责任在于开战的哪一方，因为战争本身就是错误，参战双方当然都难逃责任，并且战争是一个共犯结构，责任不止在几个人身上，那么这里的“对不起”便成了无稽之谈。造成这样的自相矛盾并不是毫无理由的，龙应台一开始就将自己在政治意义上定位为台湾人，这使她很难克服自己写作时立场的局限。
第五，只写现象，不写原因。龙应台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开篇谈到该书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儿子“飞力普”，以期给他“半截山水”让他“感受到一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这便将读者放在历史无知者的位置上，但全书却只是直观地告诉读者简单的历史现象却并未深层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显然会使读者产生盲目的同感和同情，而对战争产生一味的反感，从而使得战争存在的历史必要性为读者忽视。
龙应台写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海峡两岸以致整个华语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公众对1949年战争历史的反思，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以偏概全、以管窥天不免使此书局限于个人领域，脱离大环境看问题。
（三）龙应台到哪里去了
从《野火集》的“无心点火”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蓄意放火”，二十年来，龙应台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更成为公共话语领域的指向标。纵观比较她的写作内容，尤其当以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例，不难看出她的写作既有价值观的坚持，也有改变。
龙应台写作价值观的坚持主要表现在她一直崇尚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从《野火集》以生活在台湾的普通市民的角度批判当时台湾的社会黑暗面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1949年被迫逃离大陆的军民或台湾本土居民的视角看战争都表现出龙应台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和推崇，总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认为集体利益应服从于个人利益。这种观念极端化便容易由西方的自由民主转变成个人的自私主义，贻害无穷。
龙应台的写作也有变化。如果说《野火集》是因有火而放火，那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则是为纵火而点火；如果说《野火集》是因怀孕而生产，那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为生产而怀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龙应台角色的改变造成的，台湾政治任职经历已将龙应台从“局外人”变为“局内人”；不仅如此，当一种写作被某种利益支持时，这种写作很难不成为利益的附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借刀杀人”，也是龙应台作为写的“借花献佛”。从“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到“专业性的恳求者”的转变使得龙应台渐失其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本色。
龙应台作为曾经将“野火”烧遍华语世界的有名的一支笔，我们还是期待那个曾经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吃了“正气散”的独立特行的龙应台能成为批评华语文化的成员，再次以“有效沟通的方式”成为社会的启蒙者，以“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非以“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对权势说真话。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
[2]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天地圆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版
[3]龙应台：《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版
[4]龙应台，[德] 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5]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 2010年8月1日 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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