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疯僧：在毛泽东时代是不会以右派罪名被捕的
这是我的经历，当然，你在台湾省呆着，没有这个经历。我反复说过我在天津当工人的时候我的领导就是一个右派，拿的钱比我多，指挥我干活。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也有一个右派，和其它老师一样，上班的时候来上班，下班了就回家。
所以，疯僧要我看的那个电影来自于一个小说叫《夹边沟纪事》这个小说我一看简介就不想看了，因为上来就说劳改农场一千多名右派。这是不可能的。
在毛泽东时代是这样的，刑事犯罪分为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分别关押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叫劳教农场，通常都是一些不是故意的犯罪，如汽车司机压死人，还积极抢救的。敌我矛盾的通常是故意的刑事犯罪，放到现在也是大案要案的人，关进劳改农场。劳教农场甚至都没有看押，是犯了法的人民自己自责，因此也不会逃跑。而劳动农场是需要看押的，但是这和右派下放农村根本不一样。
而奇怪的是，一些瞎编乱造的“三聚腈胺小说”从来就不编一个故事说一个农场里有一千多地主富农？或者有一千多美蒋特务？偏要说一千多右派？原因也是小说想要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爱掉眼泪的女知识分子。
其实，关押在监狱里的人，美蒋特务啊反革命啊国民党军官啊，后来释放了许多，也有许多都移居国外，而且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移居国外，并没有见到这些人写的自述说自己受到了什么虐待。
其实，如果政治上也象科学那样搞学术化，第一步是确认事实，第二步才是决定观点，是根据事实来选择自己的不同的政治观点，然后展开学术争论。但是我这里经常看到的是，我们总停留在第一步，连事实都是大家不清楚的，先不要说什么左派还是右派的观点了。其实我是右派，但是我对于伪造事实这件事情是看不起的，因为伪造了事实，还能够得出什么真理？那就不可能得出真理了。
我曾经和一个当年专门平反右派的老干部谈过，当时他们单位有五个右派，在改革开放后都决定平反了，也写了平反文件，策划了工资补偿政策，但是五个右派都不在他们单位了，有的早就回老家了，于是这个平反小组就全国到处跑，到处找到这些右派，然后给他们宣布平反决定和补偿措施，还和他们一起吃一顿饭。决不是到监狱里把右派接出来，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捕过。
这个老干部跟我讲，这五个右派，混得差的，是在广西山区一带当木匠，已经当了多年的木匠，找到他，请他吃了饭，宣布了平反决定，这个右派当时哭了。有混得好的，已经挣了不少钱的，是在江苏的一个镇子，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是没有发展了，于是就专攻中医，已经是那个镇子上远近闻名的中医了，家境相当不错，当找到他给他宣布平反决定的时候，他都觉得无所谓，反正他还是当他的医生。
就说那个当木匠的右派吧，其实找到他不容易，因为他是在那一带村子走村过寨地给人家做木匠活。这也说明了，这个人是自由的，自由到政府想找到他都不容易。
向疯僧及台湾青年们介绍“劳动改造”这个词是多义的
这个词在毛泽东时代有两个意思，但是后来妖魔化毛时代的人喜欢将它们搞混。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有一个对阶级敌人怎样处置的问题。这一点苏联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苏联的愿望是要创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此就将阶级敌人都枪毙了，没有枪毙的也都逃到国外了，然后苏联就宣布自己是无阶级社会了。
但是毛泽东并不主张将阶级敌人处死，甚至也不认为自己创造的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毛泽东认为将阶级敌人枪毙了，也不会导致无阶级社会，毛泽东的观点是，人是可以变的，一些共产党员有可能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在糖弹面前有可能打败仗，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就是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因此，阶级敌人有可能转化为好人，转化为阶级兄弟，而阶级兄弟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有可能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为阶级敌人。正因为如此，将阶级敌人处死，在毛泽东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处死了，新生的阶级敌人还在不断出现，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那么，对于革命之后中国境内的几千万阶级敌人，怎么处理呢？这就是个问题。有几千万之多吗？当然有的，因为，中国在大陆解放的时候有五亿人，而不到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也就有二千五百万人了。如果真要枪毙，那不是要枪毙二千五百万人？毛泽东肯定不会干这事。
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这和毛泽东历史上一贯的在战争中“优待俘虏，释放俘虏”的政策有关系的，和鼓励敌人起义投诚有关系的。在解放战争中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这些投诚起义部队的许多军官，共产党都有承诺，是要善待他们的，而且，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是确实遵守了承诺的。这些军官许多就是阶级敌人，但是共产党认为可以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同志。
因此，后来在解放后被捕的一些土匪，一些反革命分子，也就是一种“俘虏”，则共产党是延续当年的“优待俘虏”的政策的，因为，你被共产党抓了，那就是一种共产党的俘虏。
而优待俘虏，就要繳枪不杀，这在后来的共产党管理中也就演变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这里要指出这个政策其实不属于当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它导致了判案的灵活。
从历史上看，共产党确实没有虐俘行为，则演变成后来的维持治安，也没有虐待犯人的行为。共产党甚至有释放俘虏的习惯，就是将抓到的人经过教育后释放，甚至发给回家路费，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从来就没有人否定过。
那么，共产党后来是怎样处理几千万阶级敌人的呢？那就是劳动改造，这里的劳动改造一词，是广义的，是指的，相信以前不劳动的人，经过劳动创造财富之后，有可能思想观念一转变，就成了阶级兄弟了，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所有的地主富农也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也都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样就不是阶级敌人了。
但是，劳动改造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那些被捕的，判刑的罪犯，要知道毛泽东时代也有许多刑事犯罪分子的，也有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等等，不可能没有刑事犯罪，刑事犯罪还是要定罪的，还是要有法院宣读判决书的，要判多少年刑的。这些判刑的执行机构，是叫“劳动改造场所”或者“劳动教养场所”的，这样一来劳动改造又有第二个意思，通常是用简称“劳改”来代表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人被警察抓了，逮捕了，判刑了的意思。这和上一段讲的劳动改造不是一个意思。但是后来的反共宣传故意把它们搞混了。
但是另一点，就是即使监狱或者劳改农场，在毛泽东的理念中，也是将阶级敌人改造成自己的阶级兄弟的场所，因此也是和医院的性质是一样的，是一个人有了阶级敌人的毛病，经过劳动改造治疗后成为阶级弟兄，然后释放成为社会主义公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毛泽东时代的监狱设施都是很好的，甚至可以称之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好的监狱，因为它的功能不是惩罚，而是改造。
其实就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共产党的这个改造阶级敌人的思路，就是由老师们反复教育我们小学生的。而且共产党对此做了大规模的宣传，在宣传中总是要拿出一些发行得不错的阶级敌人的例子。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当时认为最大的汉奸，傅仪，在经过共产党改造之后，成为一名劳动者，而且傅仪是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的。
不仅如此，共产党还开展了“摘帽”运动。就是说，地主改造成为阶级兄弟后，叫“摘帽地主”，冨农改造好后称为“摘帽富农”，右派改造好后成为“摘帽右派”。而且，当时的共产党定了各种摘帽的标准，而且，当时的地主富农右派，许多人都积极努力地争取摘帽。
但是，确实没有“摘帽反革命”一词，因为反革命不同，是要逮捕法办的，但是判了多少年刑后，刑满释放，那就认为他不是阶级敌人了，就象一个患者病治好后出院一样。
象疯僧啊新青年啊，就认为我不懂，我硬是不相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认为描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本在文革中流行的书，是美国人写的，叫《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是我当时在天津石油化纤厂当工人的时候，我的徒弟，高中毕业生，一天对我说：“哎呀我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就说哦，给我看看。我当时还看了美国人写的《战争风云》，其实也有对纳粹暴行的描述。我在文革中看的这两本书，都是在文革中出版的，却不是正式出版，而是书上印着“内部发行”。
我认为是台湾青年看了许多国外出版的妖魔化共产党的书，因此笃信不疑的。但是我就在毛泽东时代长大，从小到大的理念，和其它的当兵的当警察的在看守所工作的人都是类似的。
那么，怎样才能够知道历史真相呢？我建议的办法就是，如果一本书是当事人的自述，那通常可以相信，而如果是他述，就成问题。比如说，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里面描述的事实，我就是相信的，王蒙写的自传体小说，我同样相信。任何右派自己写的自述，我都相信，但如果不是自述，我就不大相信了。注意，我可没有认为《牛棚杂忆》说的不是事实，我只是认为《夹边沟》是胡扯。
数学部分回应
能不能找到一个具体的右派他的回忆录是被公安逮捕的？李维汉说的不是事实，因为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没有理由不逮捕地主富农却要逮捕右派。
如果你举的例子都来自于一所学校，那通常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否则的话，好象四川就一个学校有右派似的。而如果一个学校的右派被捕，其它学校和单位的右派不被捕，看上去政策也不一致。而实际上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全国一致的。
这都胡扯，当时就没有右派罪，只有反革命罪，有许多记录都是把反革命罪说成右派。正如当时没有地主罪富农罪一样。当时有可能破获一个反革命集团，那就不是右派，而是反革命集团。最后都叫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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