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担忧谁会成“汉献帝”？

1957年9月，毛主席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与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价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稚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嘛？这使得我很担心啊！毛主席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主席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主席的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杞人忧天。高干子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不是党的干部，不处于执政地位，但是由于所处的特定的高干家庭生活地位，即被赋予特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一切非干部家庭的子女所不拥有的。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对社会和党的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给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损坏干部的形象和党的地位。　　

毛主席很早就警觉到这个问题，并屡屡向全党发出警告。他多次指出：“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的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人家劳动，做官的不劳动怎么行？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　　

为了不使自己的子女成为“汉献帝”，毛主席虽然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但他对孩子的要求，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完全可以用“苛刻”这两个字来概括。　　

毛岸英，5岁离开毛主席，一别就是19年。他随着母亲杨开慧入狱，看见自己的母亲牺牲。在上海的街头，与弟弟岸青捡过破烂，讨过饭，拉过板车，做过苦力，过着“三毛流浪记”一样的生活。之后又远走他乡，去了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掌握了俄、英、德三国外语，并任苏联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过二战大反攻。19年后父子重逢，毛泽东只允许他在自己身边吃了两天饭，之后就把儿子赶到食堂去吃大灶。不久，毛泽东又把岸英介绍给延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几个月与陕北乡亲们同吃同睡同劳动。解放初期，毛主席不同意安排毛岸英进政务院，而是让他直接去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委副书记。这个所谓的党委副书记，可不是我们今日看到的那些国企老爷们。他在车间给机器浇冷却油，帮铸工抬砂箱、装砂子，粗活重活，他都抢着干。工人们只知道这位身穿军装、腰扎大皮带的“进城干部”姓毛，没有人知道他是最高领袖的儿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送他去朝鲜参战。面对许多同志的劝阻，他回绝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毛主席得知此噩耗时，只说了一句话：“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李敏和李讷，是毛主席的两个爱女，他同样给予二人一丝一毫的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很少回家。一次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小尹看李讷脸色不好，便关切地问是否病了？李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卫士长听了小尹的汇报后，心中很难过，他搞了一包饼干送给李讷。李讷怕让别人看见，匆匆填了两块在嘴里，把其余的包好，准备慢慢享用。卫士长看着不忍，说：“吃吧，我还给你送。”毛泽东知道后，又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的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卫士长小声解释。“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1969年知识分子下放，李敏与普通年轻人一样，接受上山下乡再教育，只是接受教育的地点似乎比常人更加残酷，毛主席特别挑选了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作为李敏受教育的地方，在那里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70年，毛主席将李讷打发到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在这里干了3年农活，包括挑粪、养猪、种菜等众所周知的劳动。身为毛主席的女儿，用李讷的话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本色。”李敏也曾经说到：“毛泽东的儿女们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特权。”事实上现在的李讷，就是一个靠着一份退休工资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　　　

毛主席就是这样对待和要求自己子女的。难怪人民会如此热烈地歌颂毛主席，如此长久地怀念毛主席！仅凭这一点，毛主席的品行就足以感天动地，鬼哭神泣！　　

毛主席逝世后，他的担忧不幸成为残酷的社会现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年代。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子陈小蒙、胡晓阳和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等纨绔子弟，倚仗着父亲是老革命，又是在位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目无法纪，目中无人，行为放荡，生活糜烂。他们经常聚到一起，花天酒地，利用在闹市区深幽处的住所，以组织舞会为名，将一个个稍有点姿色的女人连哄带骗，拉到住所，上演了一出出极为无耻的现代春宫图，一个个年轻妇女被他们摧残，其中，有位女青年竟被这伙公子哥儿们残无人道地轮奸了。多行不义必自毙。高干子弟如此的有恃无恐，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怒不可遏，大笔一绘：“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这样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汉献帝”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越发严重。我们且不说有多少高官子弟利用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率先走进富豪行列，也不说有多少官员子弟以“符合程序”的名义走向官场，更不说什么“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仅以时下屡屡曝出“官二代”的骄横跋扈来说，就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爸是李刚”，就是“官二代”现象的充分演绎；“药家鑫杀人案”，更是将“官二代”语境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官二代”，难道不是典型的“汉献帝”吗？　　

“汉献帝”之屡屡出现，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正在成为这个社会快速走向它的反面的助推器。这难道还不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反省和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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