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不知古代圣贤哲人们有没有想过，君权神授、贵贱有位、男尊女卑这些思想其实违背了他们自己所认识到的朴素的辩证法。因为按照这一辩证法，世界上的人和事以及宇宙万物都离不开阴与阳这样对立的两个方面，而阴与阳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依赖对方而存在的，阴中永远包含着阳，阳中也永远包含着阴；而且这种包含的程度总是不断变化的，当阴极的时候，变化就开始朝着阳方面发展，当阳极的时候，变化又开始朝着阴方面发展。这种变化是绝对的、永恒的，所以，事物不可能有绝对的永恒，不管是天与地还是男与女这些自然界的事物状态，都应该脱离不了宇宙间的这个大道，更不要说君与臣、贵与贱、尊与卑这些人间的伦理了。那么，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们总是抱住君权神授、臣有上下、贵贱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死死的不放呢？除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包括男人们为了维护对妇女的统治所坚持的夫权）而有意为之的因素，另一个因素也确实基于远古创立《易经》的圣贤哲人对宇宙认识的局限。在伏羲氏和周文王时代，他们怎么也想不透天与地、男与女之间也会存在转换：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男就是男，女就是女，这是自然界恒古不变的事物。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思维特点就是：对于想不透的东西，只会简单地、设身处地的由己及人，而不会根据自己归纳出来的大道理、大规律去使用推演法进行逻辑推理得出没有认识过的事物。所以，不要说远古的人们了，就是几十年前的现代中国人也一样想不透。只有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了现代，当宇航员踏上了月球地面的时候，人们才真切地明白了：站在月球上，原来的天就变成了地，原来的地就变成了天。当变性手术成功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原来男也可以变成女，女也可以变成男啊。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可以通过对《易经》的批判，把它的第一句话改为我们现代人对宇宙的认识：“天无尊地无卑，乾坤无恒定，变化使然。卑高可陈，贵贱可位，一切在人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天没有崇高尊贵，地也没有卑下低微，因为宇宙的法则决定了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尽管人世间确实还存在着崇高尊贵与卑下低微的等级地位与贫富差距，但我们始终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人为的而决不是什么天注定的，更不是什么生来就有种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决定哪些该批判和抛弃、哪些该继承和发扬了。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精神，我们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就能够不迷信任何管理教条而对任何管理经验和理论采取批判与继承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因地制宜地实践自己的管理，并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独特的管理经验和理论。
★ 我有一个多年郁积于心的感想：为什么几千年来，我国的人生智慧总是教导人们要“委曲求全”、“功成身退”、“激流勇退”以此来明哲保身呢？人毕竟不是良弓、不是走狗啊，为什么谋臣就一定要永远是谋臣呢？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没有一种理论想过那些真正有智慧、被人民所拥戴的贤臣假如通过某种合理的人间规则能正当而又和平地取代君王的话，那么宫廷将少了多少斗争、少了多少杀戮，人民将得到多少实惠啊！就算君权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他做他的皇帝，也不应该将“臣有上下、贵贱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委曲求全”、“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训戒灌输到全民的头脑中、贯彻到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去啊。能人不能为社会做事，德高望重的人不能为人民谋福址，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大的浪费和阻碍啊。
★ 企业管理，说到底终究是人的管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东西方没有什么区
别，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西方人管理逻辑的起点是“组织”、而中国人管理
逻辑的起点却是“人”。当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从二、三个人，到小作坊、再
到家族企业，它当然还是一种“人”（熟人、家人）意义上的规模。任何事物都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等这些小的经济规模大到一定的时候，大到超过家族企业再
也不能实行家族管理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在实践中自动地学会“组织”的管理，
必然要朝着正规化、制度化、非家族化方面发展。因为不能跨越这一步的都必然
会遭到淘汰。
★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诸侯小国之间连年征战，生活动乱不已。虽然这是社会由奴隶时代转入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生活灾难与人生痛苦。
★ 当今社会一切愿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如果想真正地建立一个没有贫穷、没有争斗和混乱的、富裕而又和平的世界，那么就应当彼此相爱，互惠互利。
★ 早发的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跑马圈地、海外殖民、掠夺而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后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二十世纪先后爆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呢？庞大的资本主义帝国梦不但没有实现，而且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万物皆有度。这就说明，国家的兼并与扩张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了，强大的民族意识已经可以挡住它的脚步了。到今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恐怖的核子武器，使得任何妄想通过野蛮的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国家都面临着同归于尽、甚至整个人类毁灭的巨大风险。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种人类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得不更多地在条约的框架内寻求和平的道路。
★ 传统企业主的观点总是认为只有尽量压缩和节减员工的工资与福利才能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观点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了。
★ 竞争非常激烈，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拼的就是服务了。而要说服务，在这个行业，服务最好最及时的就算个人了，这是任何公司也无可比拟的。因为人都是这样，为公司打工的时候，他会强调正常的休息天，他会不愿意加班；但是一旦变成了他自己的事业，他立马就在名片上标上了“二十四小时服务”的字样。
★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企业不也相当于这样一片森林么。你完全可以不必依靠消灭别人来成长，也不必担忧会被别人所消灭。因为现代经济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理念的游戏规则，如反垄断法、防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你完全可以合理地从社会中获得你的利润而发展壮大，成与不成，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别人消灭了你。除了你自己，没人能消灭得了你。
★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是有着良好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不仅指物质方面的环境，更指人文精神方面的环境。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充满着一种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氛围，大家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结果便是创造出良好的企业与个人效益。
★ 人就是这样，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就不会尊重你；你高高在上，别人也就离你而远之。到了这种地步，你就是再有能力，再有本事，你的主张也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因为别人从内心里对你和你的一切就有了抵触心理。
★ 中国人的文化深处有着一种群体意识，喜欢生活在一起，能够替他人着想，能够关心和帮助别人。这是一种美德，是“兼爱”的表现。也正因为生活在一起，为了不枯燥寂寞，就难免说说闲话。所以中国人也是很喜欢说闲话的。但是在闲话中却没有继承墨子的“非攻”思想，常常体现出对他人负面的一种兴趣，如小毛病、秘闻、风流轶事、小道消息啦等等。别看这种背后闲话，说小一点是扯闲，说大一点则是人身攻击。它自然会伤害到感情，影响到关系，影响到团结。
★ 在一人与天下二者必去其一的选择中，由他人来选择杀一人而留天下，这个人的被杀并不是真的利益于天下，而是选择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如果是有人杀身以成仁，以牺牲自己来救天下，那么，他是以牺牲自己来利益于天下。在像这一类事情的选择中，权衡轻重利害是一种思考，而一旦作出了选择想为利，它就不是利了。所以，害之中取小，目的是为义，但它已经不是为义了。
★ 在老板看来，当初把亲戚朋友招来，解决了他们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照顾了。可是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几年过去之后，这些员工的技能得到提高了，眼光变得开阔了，再看看周围其它同行的水平，想想生活环境的压力，于是也不满足了。这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互相体谅、互作让步，力求双赢。
★ 把感情投资看作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缺乏发展变化的观点。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可是世界上最划得来的投资了。
★ 我的人生观告诉我，人只有永远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 人都是有缺点的，不要太在意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之分了；搞企业重要的还是在于制度，只有制度才可以把所谓的好人与坏人都团结起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齐心协力地搞好企业。
★ 要尊重人的本性，要正视利益对人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不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忠诚。现代经济社会充满了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 绝对的忠诚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靠的。山盟海誓的夫妻还会“大难临头各自飞”，马克思也说过“人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呢。所以老板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相互之间尽管因为感情或者友谊的关系走到了一起，但实质都离不开对个人的物资利益或精神利益的追求。这也就是人们在根本利益发表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感情、友情就会被冲淡的原因。
★ 不要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大道，其实现代经济社会特别强调讲信用、守合同，这就是大道。守道的人长久，不守道的人短暂。因为只有重信用的人,才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信任和合作，才能够使事业稳健地发展。
★ 这个世界，美好、善良的事物总是能够互相感动而形成良性循环。
★ 讲诚信就是这样，能净化人们的心灵，简化人际关系，营造美好的社会环境。
★ 一个企业能够讲诚信，恪守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员工的承诺，就能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员工，得到社会的回报，得到员工为企业作贡献的积极性。一个人能够讲诚信，就能取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就能其乐融融地立于天地之间、立足于社会。
★ 今天那些治理国家的王公贵族，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兴旺，法治昌明。然而却没有富强反而贫弱，没有兴旺反而萧条，没有昌明反而混乱，也就是说，适得其反。这是为什么呢？墨子认为：是因为那些治理国家的王公贵族，没有起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国家。所以，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众多，那是国家的财富；贤良之士贫乏，则是国家的贫瘠。
★ 一般来说，在选择每个组织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要偏重德一些。因为德是关系到一个领导者能不能深孚众望的问题。什么是深孚众望？深孚众望就是信用、诚实在众人之上。而信用、诚实则又是一种优秀的人身素质。位高权重能孚众望吗？不能！财雄势大能孚众望吗？也不能！因为深孚众望乃是普通百姓出自内心的敬仰，不是金钱和权势就可换来的。而深孚众望的人通常都是大德之人，唯有大德才没有半点虚伪，才会不知不觉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间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使得下面的人像磁铁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从而赢得人心，受人敬佩。
★ 因为国企主要领导人都是组织上任命的，而任命的组织又是由少数人控制的，所以，难免鱼目混珠，任命了一些不是德才兼备或者是才高德次的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这样的领导者几乎本能地妒贤忌能，本能地凭个人亲疏、好恶用人，本能地知人也不善任。不要说用人，就是工作的安排，也要分个三六九等。
★ 我也在特区的某个国企干过，那里最有技术的工作、最辛苦的工作都是靠招聘来的“外来工”，创造效益靠他们，可是拿报酬、享福利时，对不起，靠边站！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企业还能兴旺？一个社会还能快速发展？
★ 以老子思想为主的道家思想，是我国诸子思想中最捉摸不定、最难以把握的思想了。原因无它，就在于老子思想的玄妙之处是在事物与概念之间不停地变化和转换着。举例来说，苹果、梨子、葡萄、柑桔等都是水果，如果你执着于其中的一种，那么你永远只是认识了其中的一个具体，并没有认识到水果的共性（或本质）。只有当你掌握了水果的共性（或本质），那么你就有可能认识到每一种具体的水果了。
★ 事物的范围有大小，所以事物的规律也有大小。我们常说，人间有大道，其实就是说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规律；但人类社会也从属于自然，所以人间大道也从属于自然之道。
★ 有这样一个企业主，勤劳又智慧，这本来是他的一个优点，但他将这个优点不加选择地带到企业管理上来，就反而变成了缺点。因为他勤劳，所以，他事无巨细地指点下属；因为他聪明智慧，所以他喜欢下属唯唯诺诺，一听到下属的不同意见就不高兴，甚至发怒。久而久之，下属们都对他唯命是从，一点也没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搞得企业一点活力都没有。这位企业主就是因为不懂得“无为”的玄妙，不懂得只有领导者某些方面的无所为，才能有其他被领导者在这些方面的有所为的道理。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代替整个的企业。
★ 要强调政府职能部门的无为。可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无为只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只是在某些方面的无为，却反而认为是什么都不为，结果搞得市场秩序有些混乱。
★ 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而去求美的时候，那么假美（也即是丑）就产生了；都知道什么是善良而去求善良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善良（也即是恶）的开始。所以，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低、音和声等都是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自然法则的再现，是永恒的真理体现。
★ 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告诉人们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一切事物都在相反的关系中产生，相生相成，彼此互补。相反的关系是经常变动着的，因而一切事物及其价值判断，也不断地在变动中。
★ 根据老子有无相生的原理，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失败就不是真的失败，它代表着吸取经验教训换一种方式重新来过，代表着在成功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代表着新生的希望。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就是这么奇妙：有无相生，当你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你就在冥冥之中开始有了。
★ 这真是：“道”欲让人无，先让人大有。“道”欲让人有，先让人大无。这就是老子的有无相生。所以，深刻领悟了这一点的人，就会在事业红火的时候拥有一些风险防范意识，保持一颗谦逊而又宽厚的心；同时也能在事业停滞不前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一些“有”的生机。
★ 圣人，人格完美能担当社会风气的表率、对社会进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或对社会改革有大作为而为人类社会带来幸福的人，必大公无私地造就社会和人类，才能成就自己；反之，必天人共愤，人人得而诛之。个人是这样，企业和组织也是这样。
★ 人在社会中，离不开的两个根本就是生存与发展，而企业，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两个根本而组织起来的力量。生存与发展并没有错，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同样在求生存和发展，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长久有的短暂呢？这就是一个求生存和发展的方法与艺术问题了，而方法与艺术首先又决定于认识。
★ 企业行为能产生什么首先就是基于人的劳动能产生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的劳动能产生社会财富；那么聚集了众多人的企业也就能产生众多的社会财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就会为了只有减少的财富而争夺得你死我活，老子的观点也就会失去了正确性。正是企业能够创造财富，正是大家同样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以，就有了通过自己的行为而利于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性。而人们对于那些无私地利他、利大众的人和组织总是持赞美、欢迎、拥护和支持态度的，这就是人间大道。
★ 松下幸之助，他当初创立松下电器时，就把目标订在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提供价廉物美的现代化电器产品上，并为此提出了他的“自来水哲学”：要让百姓像使用廉价的自来水一样地使用廉价的现代化电器产品。所以，松下的电器产品不但价格低廉，而且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这样的状态下，松下电器只在乎考虑怎样开发新产品怎样为大众更好地服务而完全不用考虑市场竞争的事。松下电器为社会带来了幸福和实惠，社会也回报给松下电器巨大的实惠，使之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而长盛不衰。这再次证明企业的长存之道就在于企业脚踏实地的、不断的为社会、为公众谋求福址。也证明了那些“空壳公司”、“皮包公司”，那些一味圈股民的钱而不脚踏实地的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企业必定是寿命不长久、必定要被社会唾弃的。
★ 市场这个巨大的经济海洋的狂风巨浪，就是要淘尽那些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奉献的企业而留下那些向社会提供了真正有用的、人们急需的产品 或向社会提供了优质可靠的各类服务的企业，因为它们的行为是“不自生”的，即它们存在的目的和经营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为公众。它们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是“生”的关系，是“贡献”关系，是“给予”而不是“夺取”。
★ 困难的企业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产品背离了供求规律呢？我们虽然有为社会、为公众作贡献的良好愿望，但是背离供求规律的实质就是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需求。也就是说没有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愿望很好地贯彻落实到实处。为什么会没有贯彻落实到实处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为社会、为公众作贡献的良好愿望还不够彻底，他们还是离不开考虑自身的利益，甚至有时还把自身的利益自觉不自觉地摆到了社会、公众利益的前边；这样一来就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眼光和判断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掌握好贯彻落实良好愿望的科学手段。
★ 论起自然来，狂风难刮一个早晨，暴雨也很少下一整天。是谁决定这样的？天地。 天地间的自然现象尚且不能持久，何况是人类呢？所以，重视自然规律的人行事就顺应自然，重德的人就效仿自然之德，失败者当然也就是重叠了自然之失了。总之，你是如何对待自然的，自然就是如何对待你的。对这些道理，有人不太相信。其实是由不得你不信的。
★ 深入研究下去，也就弄明白了：老子的“道”原来是包含了两个概念的，它既是一个世界本原的概念，又是一个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按我的理解，通俗地来说，老子的“道”是指概括某一类事物的抽象概念（或规律）的，但是某一类抽象概念（或规律）又组成另一个更大范围的抽象概念（或规律）。老子的思想就在这些事物之间变换跳跃，因而难以为人们所把握，所以才感到飘忽不定、迷惑不解。譬如在老子这句话“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中的“天地”就不是他说的“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的“天地”，而是“天地”中的具体现象：“飘风”与“骤雨”了。搞清了这一点，看老子的思想、看天下的事物也就简单了。老子说“无为”，并不是真的“无为”，而是说通过某一级或某一方面的“无为”而换来另一级或另一方面的“无不为”来。所以，国家在市场的计划和调节方面无为而换来众多企业在自我的计划和调节方面无不为，而且国家在市场的计划和调节这方面的无为并不是代表国家在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维护方面也无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者要无为，而下面的管理者则要有为。企业的长久之道要效法自然的无私无为、不自生，但企业终究是天地间的一个具体事物，难免像“飘风”一样“不终朝”、“骤雨”一样“不终日”。因为成功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将会为失败埋下祸根。所以，建立在为社会、为公众服务宗旨上的企业，仍然需要企业的管理者们做出大量的有为来 “委曲求全”、“防微杜渐”、“持之以恒”、“持盈保泰”，保证企业生命之树常青、企业活力长盛不衰。
★ 这虽然讲的是人生和美德修养，但是对于企业管理也非常适用。 因为老子的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治国和养生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他所探求的“道”：天地之道、社会之道、人生之道，当然也包括企业之道，只不过那时还只有商人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罢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道”的思想也就在人世间的在各个领域这样普遍地运用开来。
★ 许多百年老店为何能够历经百年而继续存在，就是因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像水一样给人们带去实在的利益而被人们长久地关爱。所以经营企业，首先需要的就是确立企业的立足点：考虑社会和人类的普遍需要是什么？我们应该选择怎样做才能使企业成为满足人们某些利益需求的经济组织。我想，松下幸之助正是根据水的这一利他品质而悟到了“自来水哲学”的吧。
★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维模式几乎都受《易经》的影响，喜欢通过“象自然界之万物而状人间社会之事”。
★ 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在社会上立足，就是要甘于从低处、从人们看不上眼更不愿着手的卑微处也即“众人之所恶”之处着眼。这样才容易找到利益万众而后自己也被万众所利的最佳途径。
★ 什么是水的忍让品质？随便朝地面倒一瓢水看它的流动就知道：它遇到阻力流不过去时，就停下来积蓄自己，再从正面或其它总之是低的地方流过去。河流就是这样千百万年来的流动所形成的。站在高山上看河流，它总是九曲十八弯，逢阻便让，遇高就避，弯来拐去。但目标只有一个：向东去；态度总是一副：正视现实，顺应自然，在顺应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就是水的忍让特点，它从来不强求客观现实来迎合自己，而只是调整自己去适合于现实。
★ 坚强是没有生机的表现，而柔弱则是活力与生机的特征。对人生的修养来说，老子是以此告诫世人：人生在世，不要逞强斗胜，而应像水一样，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万物一样柔顺谦虚。对今天的企业来说则是，尊重社会和其他各行各业，提倡低调、忍让、迂回、曲折，回避一切有害的竞争，用柔性来实施管理和服务，实现“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终极目标。
★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从对自然的探讨转到人的类比，理应有着它们深刻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它们对自然的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作为自然界渺小的人类又有什么理由脱离它们的认识呢？
★ 虽然法家因为重法治而不重人治，但在客观上也特别重视网罗和启用推行法制的人才，即法家的“致贤用良”思想。因为他们知道：用法者是人，人不用法，法就是废物；能忠实地贯彻法之精髓的还是贤德之士。
★ 应该说，儒、墨、法三家“重贤尚能” 的用人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进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那么，老子对此为什么会反其道而思之、别具一格地加以反对呢？这就要从了解老子的思想入手了。只要了解了老子的思想，我们就会知道：老子薄视时贤，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故意说的，而实在是他思想的必然结果。
★ 现在的企业招聘人员时很看重文凭。这本身并没有错，因为文凭是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资历证明，他为了接受教育所作的投资理应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但是，正因为现在整个社会风气都过分看重文凭，所以使得假文凭现象层出不穷，扎扎实实地印证了老子“智慧出，有大伪”这句话。我们能够据此谴责那些搞假文凭的人唯利是图不顾道德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毕竟文凭是一种资历证明，它能间接的说明一个人的才能，但并不能实际证明一个人的才能。这就为假文凭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至于道不道德就很难说了，因为真也好假也好，一个共同的实质都是为了趋利；而道德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不定在这里的这个标准就是有文凭的人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造出来约束那些没文凭的人群的。也许有人说：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就是真不真。好！那么，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而没有文凭、并且不追求文凭的人来说，道德又在哪里呢？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们都应该算是最真实的了吧。所以说，道德实在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快刀斩乱麻，老子才主张，干脆不尚贤、不尚德、不贵文凭，当然更不要贵利了。
★ 老子所言：社会道德观念沦丧了，才显得仁义的珍贵和人们对它的尊重；一旦弘扬了人类的智能，虚伪狡诈也就跟着产生；正由于存在六亲之间关系不融洽的现象，才产生了尊老爱幼的孝道，才崇尚其慈悲心；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混乱，才产生了忠贞守节之臣。这就是说，如果社会风气好，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标榜什么贤能，就算标榜了，对人们的作用也不大。如果社会风气不好，那么标榜贤能还是有些作用，说不定越标榜贤能就越是说明社会风气不好。如果标榜贤能的作用不大，那么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受标榜了；如果标榜贤能的作用很大，那么弄虚作假也就来了。
★ 到底是要“尚贤举能”还是要“薄视时贤”呢？对此，我自己也被搞糊涂了，真是俗话说的：“书越读越糊涂”。因为随着知识的增多，接触的观点也增多，才发现观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碰到矛盾总得作出取舍形成自己的认识吧，于是不得不倒回去再认真地审视一遍。结果经过一晚上的思索，我得到的结论是：原来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也都是不正确的，就看它们在实际中的运用。这不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而是客观事实。就像哺乳类动物的呼与吸一样，怎不能因为呼之后是吸就否定了呼，而吸之后是呼又否定了吸吧？“尚贤举能”和“薄视时贤”也是这样，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它们总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会有多少或强弱之分；而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则不管是哪一种措施，它实行久了的话，都必然会朝着它的反面转化。深谙宇宙间的事物这种变化之道的老子在这里恰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薄视时贤”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它的合理性。这也就是我说“尚贤举能”和“薄视时贤” 都是正确的，也都是不正确的道理所在。
★ 到底什么时候要“尚贤举能”，什么时候又要“薄视时贤”呢？这种问话逼使人们不得不首先思考“我们的企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企业处于初创或者困难状态（我称之为企业的无序状态）时，要“尚贤举能”；一般来说，世间事物的自然状态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多，而老子的无为往往能促进这种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从学说流派的数量还是从历史时间的长短来说，“尚贤举能”的主张都远远超过“薄视时贤”的原因。而当企业处于快速发展或者成熟状态（我称之为企业的有序状态）时，则要“薄视时贤”。
★ 世界上任何对立的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这是真理，但这只是广义的真理。因为任何转化都是有条件、有过程的，也就是说，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所以，在特定的环境和范围里的特定事物，只要没有转化的条件，那么，转化就不会发生；同理，只要转化的条件发生了改变，那么转化的时间、路线和形式也就会发生改变。对这种转化的条件施加影响，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它虽然不能把太阳从东边出来改为从西边出来，但却能使天空不降雨的云层降下阵雨来。正是因为有了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才有老子的委曲求全、持盈保泰、功成身退等种种的有为；不然天命不可为，一切都顺应无为了，那还要这些有什么作用呢？
★ 随着时间的推移，好人坏人都是会变的，而唯有制度可以调整和控制这种变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比较出人治和法治的优劣了。以道德标准来要求和衡量人，以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和好恶标准来管理人的行为，这叫人治；而以明确公布的法律来管理人的行为，就叫法治。两者都是管理人的方法，前者因为道德本身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领导者个人意志的随意性和权威的少数性，因而根本就不能控制事物的变化，不能很好地管理人。所以唯有法治才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 很多企业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部门领导提拔下属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人对自己恭不恭敬、听不听话，会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不是这个人适不适用这个岗位，能不能在这个岗位上把工作做好。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被提拔的人首先成了提拔他的人的附庸品，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忠于提拔他的人而不是忠于企业。所以，有的企业针对此现象又设计了一条制度：为企业推荐或招聘的人对企业作出了贡献的，企业不但要奖励贡献者本人，同时也奖励推荐或招聘他的人以“伯乐奖”；凡是为企业推荐或招聘的人对企业造成了损害的，企业不但要惩罚责任者本人，同时也要惩罚推荐或招聘他的人。这就是企业人事管理中的奖惩制度。
★ 拿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赶千里路的商人和冒着危险逆流而行的渔民倒不一定纯粹是为了利而很可能是为了生存。生存与逐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逐利是对利的纯粹追求，这种追求是利越多越好，越好越想；而生存是人为了要生活下去而不得不从事的一项劳动（或职业），尽管这项劳动（或职业）有危险或对这项劳动（或职业）不喜欢但也不得不为之，这就叫生计所迫。但是商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也不管是重利还是轻利，在正常的状态下，谁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轻易地就受了惩罚损失了利益，谁也不会有合理的奖赏而不趋向于它。这就是人的共性，正是因为人类有这种共性，所以才有依靠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趋利避害达到和谐、有序、高效的现实可行性。
★ 法律还有着另一个作用，这就是：定序止乱。请看熙熙攘攘的闹市街道，行人摩肩接踵、来来往往，免不了有人会发生一点碰撞。如果是君子还好，说声“对不起”或“不好意思”就过去了；如果是素质不好的，则一言不合便大吵大骂甚至动起手来。这还不算严重，起码不会死人吧，所以人们也不会想到要对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定出什么规定和法则。但是到了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则不得不定一些规定和法则了，例如“靠右行”、“红灯停绿灯行”等等，否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正是定出了遵守秩序的这些规定和法则，交通状态才避免了混乱而变得井然有序、效率倍增。所以，在崇尚法治精神、重视企业管理制度治厂的海尔，连员工们在海尔园区内行走，也尊奉“靠右行走”的原则。
★ 标准化管理（或称制度化管理）正因为是以前经验积累的固定化，而且是一种统一的固定，所以它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杜绝了混乱，因而提高了速度和效率。这就是我所说的“定序止乱”。当企业每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假如因为人员变动或管理者经验缺乏的原因而要重新开会讨论、研究的话，势必会降低工作效率，甚至错过市场良机。
★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认为，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标准化管理本身的精神（或者说是原理）还是没有过时。因为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挑战的核心在于过去那种产品品种规格单一，市场强制消费者接受标准产品。这也就是说，只要企业能够通过快速的市场反映、快速的新产品开发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企业就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地依靠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标准化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所以才会实行产品系列化，通过系列内的基型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化与通用化来实现制造过程的批量生产，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在基型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变型产品去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为企业带来新的生机。
★ “定序止败”，完善的秩序还能够预防企业产生巨大的失败。
★ 总之，极小的缺失可能导致极大的损失，细节能否妥善处理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成败。而完善的制度就能最大限度地杜绝漏洞，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在成功的时候于细微处预知风险，将一切有可能危害企业的事情消灭于萌芽状态，使企业长盛不衰。
★ 一个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因为董事长的想法、客户的想法、政府的决策、经济环境等等都是经常变化的，所以，企业的决策总是有着改变原先决策的需求与趋势。如果这种改变是依据一定的程序，例如搜集数据、分析讨论来进行的、有脉络可循的，那么，这种改变一般都不会是特别快的；如果这种改变是依据管理者个人的喜好与直觉来判断的话，那么，就变成朝令夕改了。任何一种制度与法规，如果朝令夕改的话，就会让人们无所适从而难以执行，也就不成其为制度与法规了
★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管理者作出了很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策略，并且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然而企业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结局，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战略虽好，但缺少坚定而又严格的贯彻执行，即执行力！所以，当前执行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家都认识到，在企业的组织运作中，“战略”与“执行”一个都不能少。“执行”意味着“将事情按照组织设计原则准确的完成”，而“战略”则意味着“给组织确定正确的方向”。但是孰轻孰重呢？有人通过大量的观察，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家企业的成功，30%靠决策与策略，50％靠执行力.其它20％则靠机遇、环境等客观因素。这就是说，执行力比决策与策略更重要。这从逻辑上也可以推导出来：坚定的执行力有可能因为不同的决策与策略而成功或者失败，但是不同的决策与策略缺少了坚定的执行力却只能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失败。
★ 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力？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的管理者缺乏古代法家这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的认识与精神吧。
★ （日本三洋公司原社长井植薰说）“只有当你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企业主，除了比其他所有职工更加模范地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而别无选择，并且为此而坚持不懈的时候，你才具备了承担企业领导职务的基本条件，你的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试问，在我国的企业当中，不管国营也好、民营也好，有多少领导人和管理者能做到井植薰所说的这种境界呢？就我个人的印象而言，大多数的企业领导人和管理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企业的“权贵”，企业规章制度的“法外”人；什么规章制度，那只是定出来“对付”和“约束”普通员工的，而他们这些“权贵”就是来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至于他们自身是没有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的义务的，不仅如此，而且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还要看人来，亲近者宽，疏远、卑贱者严，从而造成“权大于法，屈服于权势而卑躬屈节、阿谀奉承，人情大于法、人情关系盛行”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人们虽然屈服于权威不会对权势者表达内心的不满甚至相反还会去曲意奉承和溜须拍马，但是，要想他们为了组织的目标和利益去全心全意的贡献可就难了。
★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一个企业的那些高层管理者之所以不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而成了企业管理制度的“法外”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领导人（或企业主）自身成了企业管理制度的“法外”人。
★ 所以说，在执行企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特权阶层”，那么，制度的权威就会丧失，企业领导人和管理者也就只拥有职务的正式权力而丧失了职务之外靠文化内涵方面的非正式权力。就会使得一些矛盾滋生和激化，甚至导致企业的危机。并且我还认为，一个社会美好理想的实现、良好文化氛围的形成、清明法治的到来，还有赖于众多大大小小企业自身的法治实践和企业文化的铸造。
★ 现在事实证明，技术优秀的人才并不一定就是管理方面的人才。
★ 到底是顾人情还是顾公司的利益？这就是考验企业执行力最关键的时候。在国有企业，因为企业的利益是全民公有的，而这个全民公有又是一个很空洞的概念，加上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就选择了人情而放弃了公司的利益。就是在民营企业，企业主也常常不得不选择人情而放弃掉自己企业的利益，因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觉得有时候人情还能带来更大的实际利益。但是谁也没有想过它对企业制度的权威和企业文化是多么大的伤害。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的人多了就会更加渴望国家社会管理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 有一点值得反思的是，在我们的企业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员工，大家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看得太重了，而把对组织决策的忠实服从与执行看得太轻了。要知道，企业行为毕竟是组织行为，企业运作永远都是团队的运作，不是哪一个人的运作，任何决策都必须忠实不移地去执行。如果不强调对组织决策的忠实服从与执行而各行其是的话，企业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就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更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了。坚定卓越的执行力就是要求企业的成员，对于企业的决策方针、规章制度要没有任何托辞与借口也就是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不找任何借口是执行力的表现，它体现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的态度。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一个不找任何借口的员工，肯定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员工。这是当代企业管理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把它融化到企业文化中去。
★ 效率和结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团队的事情。假如一个企业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与借口来不遵守规章制度，那么就说明了这个企业的执行力相当有问题。所以我说：有思想见解而又懂得执行并且拥有执行能力和经验的人才，是企业宝贵的管理人才。
★ 企业为什么能够兴旺发达、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的能力能够胜过众多对手。而企业的能力就来自于组织流程 。企业乃是透过组织流程，将企业的资原，例如人力、财务资源等转换成组织的能力。因此，组织流程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 高效的企业组织流程就好像一条先进的生产线，执行力强的人员就是生产线上熟练的员工，而企业文化则是员工主动性和工作热情的源泉。
★ 古代的人们受客观历史的局限，都把君权看成是神授的，谁也不敢怀疑其合理合法性，谁也不敢藐视其权威。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天命不可违的自然之势。唯有农民领袖陈胜才勇敢地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方社会的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于是走向了社会契约论，人民不再只是臣民,而可以藉由代议的方式组成政府，权力由下而上。也就是说，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再是自然之势而是广大人民所设之势了。
★ 许多管理者往往过度依靠正式权力形成令人畏惧的威严来强制推行和实施法制管理，殊不知，这恰恰又从另一面走上了“人主之患”，违背了法制管理的真谛。因为领导者的影响力的形成，既来自于领导者的正式权力，也来自于他的非正式权力。后者补充、加强着前者。当一个领导者只有正式权力时，那么，它的影响力（势）也就不复存在。
★ 管理就是门科学，它可以通过归纳、总结和研究把一些管理的经验和方法成文下来形成相对固定的、标准的、公开的、人人都可以看得见学得到的技术标准或制度，而不是个人随意发挥的、像法家说的那样是不公开的、隐蔽的（即暗中）控制下属的方法和手段（即领导艺术）。其实管理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因为管理科学讲的是系统科学的管理理论与知识，可管理是通过人来实施的，是一种上传下达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而人和外界市场环境一样充满着变量（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本质上是大量的人的变化）， 对变量进行控制与引导、规范和约束以发挥组织最大的效能，技术标准与规章制度（即管理科学的内容）总是相对的固定与简单的，而管理的运用和发挥（即管理艺术）则是丰富的、变化的。我们用心去体会，去融会贯通，就能发现生活中大量这方面的例子，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经验。
★ 曹操过麦田时通过“割发代首”严明了军纪。我就想：这千军万马的，怎么独独丞相自己的马受惊了呢？那么又是什么小动物受惊窜出来惊吓了走在大部队中间的丞相座骑呢？会不会是丞相自己偷偷地弄惊了座骑呢？从对曹操“大奸大雄”的历史评价中，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那只不过是平常的以身作则地尊法护法；如果是，那就是高超的尊法护法的艺术了。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吉林四平机床附件厂陷于濒临崩溃的境地。600多名员工，人心涣散，许多人上班只点个卯，签个到后就不见了人影。呆在车间里的人也是三三两两的，或者聊天，或者玩扑克象棋。而厂区内却是一片破败景象：垃圾堆成了小山一样的高，不仅埋掉了半截电线杆，连车间的大门都被封住了，人进出只能跨越窗户。一台台机器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机身上都长满了锈，可见很久都没有擦拭了。受命于危难之际前来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牛天举，看到这些情况，决定大刀阔斧地煞歪风，整班子，先从整顿厂容和纪律抓起，对公然违反新举措在上班时间擅自离厂的两名工人依照工厂规定给予罚款处分，并将处罚公告张贴于厂区宣传栏内。然而，被处理者竟然暗中对抗：总装车间的窗户玻璃，一夜间被三个工人用小滑轮砸出了十几个窟窿。一调查，这三人中还有一个是在四平市出了名的打架不要命、动不动就给人“放血”的“菜刀队长”。在工厂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企业制度的权威经受着莫大的考验。按照一般的法家理论和西方的管理理论，这没得说：必须坚决严肃地处理！因为法决不能阿贵，更不能向邪恶势力低头。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处理决定还是能得以顺利执行，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但是，极少数情况下，执行却得到了暴力抗拒甚至还危及到了执行者的人身安全。对此，一般的法家理论和西方的管理理论就会把护法的希望寄托于威势更大的国家刑法上。如果到了这种境地，那么就可以说，这是执行者的执行行为简单化导致了执行过程的复杂化。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牛天举对此的处理方法却与众不同。首先，他明确了一点：这是必须要处理的，否则企业的规章制度就难以得到良好的执行；而且这是一个典型，典型处理好了就更加能够起到示范教育作用。但是，处理的时间暂时压一压，他先要去这名职工家里进行家访，抱着与人为善的人生信条，他想了解这名职工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动机。这一天，牛天举叩开了这名“菜刀队长”的家门。牛天举环视着他破烂不堪的家，不由得一阵心酸，眼睛也变得有些湿润了。他语重心长地对这名职工说:“老陈，没想到你家的生活这么困难，这都是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呀，只怪我们没有把厂子搞好，让你们受苦了。这也就难怪你们上班时间还要到外面去抓收入了。”原先对立紧张的气氛经过这样一换位思考，立马就变缓和了，“菜刀队长”赶忙又是让座又是倒茶的。在双方愉快的交谈中，厂长向下属介绍了自己治厂的思路和打算，描绘了管理后的工厂前景，并指出：“这一切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而你又不幸带了这个违反规章制度的头，所以，为了工厂的利益，也是为了你们大家以后的生活能好起来，我会毫不客气地对你作出处理。” 牛天举临走前还执意留下200元现金，说：“来之前没想到你家还有生病的老人，这点钱你无论如何也要代我买点营养品孝敬老人家。”就这样，工厂依照规章制度如实地处理了这三个工人。他们不但没有闹，反而心悦诚服的接受了。至此，工厂便走上了秩序井然的法治轨道。
★ 在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时代特点也影响到十分推崇尧、舜德行的孔子不能不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图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这就跟十九世纪末以来当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情形都多少有点相似了。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局面，于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种思潮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中达到高峰，从而导致儒家思想的逐渐衰落。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儒家的思想学说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特别是韩国致力保存儒教及其传统文化，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局面。这是不是有点讽刺意味呢？因为韩国的经济照样是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呀！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人们怎样生活才能变得更幸福？这些人类举世关注的大问题，不可能不在人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来。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20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人们怎样生活才能变得更幸福？”这些同样的问题以及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又该如何取舍呢？
这就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了。我的看法是，儒家文化毕竟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并且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肯定既有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也有着封建落后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都会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理所当然的能从其中借鉴到许多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用的管理思想。
★ 其实心灵和行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心灵决定和导致行为，行为又反过来影响心灵。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对这两个方面既要兼顾又要有所偏重，一般是：高层管理人员应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基层人员则可以偏重于行为。
★ 因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相互的关系本身就是多元与复杂的，必然存在诸多认识与利益上的差别，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这就是混乱，混乱就会导致低效率，导致贫穷和苦难。所以要和谐。
★ 我认为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最巨大的贡献是其“中道”的思想方法。“中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个思想既体现了法家关于法的“中正，不偏不倚”的基本属性，又体现了以“中和”作为防止道家所顺应的客观事物的对立转化的“人为”方法达到衡平、整合、稳定、持盈保泰、持中保长久的局面。“中道”思想认为：任何对立的事物都是转化的，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包容和贯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任何极端都容易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因而是危险的，看问题做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度”；不能只看到对立中的一极，而应该看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时积极地追求中间 “中和” 状态。这不也正是道家极力所追求的长久之道吗？ 所以说，儒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法家、道家等其它思想统一起来了，其实质也是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在辩证法这一点上是统一贯通的。而且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道”即中庸之道。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易中天语），但精髓是中庸之道。所以，“中道”所代表的“正道”、“中正”、“中和”、“中行”等状态和行为，是人类一切状态和行为的高层次状态和行为。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极力追求的境界。
★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位17岁的姑娘经过苦苦的寻找和等待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份珠宝店营业员的工作。一天，她为了接电话，不小心把装有六枚贵重戒指的碟子碰翻了。她慌忙去捡，却只捡到了五枚，另有一枚怎么也找不到。这时，刚才在旁边的一位看上去衣衫褴褛、悲哀的神情中透着一丝愤怒的中年顾客开始向门口走去。
她急忙追上去柔声叫道：“对不起，先生，请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姑娘。”那男子转过身来看着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
姑娘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他。两人相视无言，足足有一分钟。
“什么事？”中年男子再次问道。脸上已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
“先生，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的。我……”姑娘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中的泪水充满了哀伤。
男子很久都没有说话，最后，一丝柔和的微笑终于浮现在他的脸上。
“是的，确实是这样。”他附和道。“但是我敢肯定，你会在这里干得不错的。”
他趋前一步，把手伸给姑娘：“来，让我为你祝福一下。”
……
姑娘目送他的身影远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台，将手中握着的第六枚戒指放回了原处。
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没有责问、没有难堪、没有愤怒，更没有争吵和暴力，姑娘却成功地要回了被中年男子偷捡的第六枚戒指。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感情的力量。正应了黄宗羲的一句话“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南雷文案》卷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能以情动人，那么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既简单、愉快而又事半功倍。法家对此也有深刻的认同，韩非在《韩非子·八经》里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强调了情感在法治过程中的简化和润滑作用。
那么，打动人的真情实感与谋略计策、特别是奸术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上面这个要回戒指的故事里，注意最后那句描写：“姑娘目送他的身影远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台，将手中握着的第六枚戒指放回了原处。”假如姑娘不是“目送他的身影远去，然后默默地回到柜台”，而是“待那男子一转身，姑娘立即高兴得攥紧拳头大叫了一声‘耶！’”，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极有心计而且极有表演天才的姑娘。但她是“目送”，而且“默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个自身“经过苦苦的寻找和等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而极懂人间辛伤与苦难并且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从那中年男子“衣衫褴褛”的穿着打扮及“悲哀的神情中透着一丝愤怒”的表情，深知这一枚戒指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她还在担忧着：在这大萧条时期，他的生活会过得好一些吗？这种既感动又担忧的心理，使得她心情沉重，“默默地回到柜台”。
为什么真情实感要远远高于谋略计策、特别是奸术呢？这是因为：缺少儒家思想极力推崇的“仁德”修养的谋略计策、特别是奸术很难做到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更难长久地在众多事情上表现出一贯性。
★ 很多管理者看了一些管理艺术方面的书就认为掌握了管理的真谛，一点也不注重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自身“仁德”的修养而大施所谓的谋略计策，结果适得其反，久而久之就被人认为是奸术而从此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因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社会结构由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因而充满了阶级斗争、特别是不断的奴隶起义。荀子这时产生的人定胜天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蔑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要求彻底推翻奴隶制度，变革社会，提高生产，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的愿望，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向自然作斗争的认识。
荀子认为：天的运行变化是有它的规律的（“天行有常。”所以，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而驾驭自然，改变自然；更不要说人类自身的命运了。天这个自然是这样，那么人类社会、市场和企业的运行呢？那当然也是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了，人们也就能够通过对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积极地影响和改造社会与市场，从而控制企业自身的命运了。
★ 命运，这冥冥之中的力量，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变幻，谁也无法弄清楚它的存在，于是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他便常常相信命运；而身处顺境时，则又往往忘记命运。可见得命运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力差的借口，放弃努力的安慰剂。
★ 在企业家所有素质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往往是决定最后命运的胜算之项。要知道，人在很多时候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输给了自己。
★ 什么是理呢？我的理解就是：理既是道理也是规律，它可以固化成条文制度、规章法律。当人们不理解它的时候，它就是没有人情味的、僵死的框框；当人们理解了它的时候，它就是富于人情味的理了。所以，讲解法律规章制度的时候往往也就变成了讲理。那么，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坚持以规章制度来公平、公正地待人，就往往变成有德之人。能够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真正的服。可见德是离不开理并比理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懂得在管理中切忌以权压人，而要充分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或者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出现和规则冲突的情况的时候，也要牢记这一点。在这种时候，许多管理者通常犯的错误是轻轻松松地说：“这个事情就这样处理吧，大家没什么意见吧？”然后就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忘记了。但是这些管理者有没有想过：在大家默不做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屈服于你的权威呢？依我们的经验来说，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作为管理者，我们还应该明白：就算是大家当时都没有意见，而且也都是真心的认同你的意见，但是这种看起来轻微的不是那么严格的按照规则的处理，却会或多或少的在大家的心的底层即在潜意识里的深处留下那么一点点不起眼的小的瑕疵，这些东西慢慢的积累多了，到时候就会产生质变。所以，在我们的管理工作中，不但要充分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且也要注意到，对理和德轻微背离的积累有可能造成对事业的巨大损害。
★ 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文化二千多年深刻影响的社会，奉行仁德，多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礼待人、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只会为企业和个人带来极大的好处！
★ 一个企业的管理好不好，执行力强不强，制度能不能很好地贯彻，常常就取决于管理者是否能够带头以身作则。因为下面员工的眼睛都是盯在管理者身上的，管理者的言行常常是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并且成为违反某些规章制度的“借口”：“上面的人还是这样呢，何况我们！”所以，如果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民营企业主）自己有着享乐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就不能保证下面的管理人员没有享乐的思想和行为。即使领导人自己不喝酒、不玩牌赌博，也不能杜绝下面的管理人员或花天酒地，或玩牌赌博。因为他们从领导人身上也许看到了更大的享乐行为（比如贪恋女色）。而他们又继续影响着下面的普通员工，试想，这些管理者仗着自己的薪水那么高而整天挥金如土、咨意享乐，能养成员工厉行节约、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吗？自己整天迟到早退，能让员工准时上下班吗？自己首先违反了制度，还能让员工严格地照章办事吗？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身正方能为范，术高才能为师”，领导人和管理人员只有以身作则，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不良作风才没有栖身之所，企业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林！
所以，在埋怨下属执行力不好的时候，切记先检查一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执行力的人，是不是一个不能以身作则的人。
★ 谈到企业管理中的民主，很多领导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尤其是民营企业主，更会认为企业管理完全是老板的私事，他采取什么管理方法和手段，那是他本人的自由。其实讲究一点民主作风，听听多数人的意见，就能多了解些情况，订立的规章制度也会更合情合理而易于执行。
★ 按照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道德准则，那么就是说，凡自己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事情，不要强加到别人头上，因为别人和你一样，对于强加给他的东西，同样是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如果把这一准则也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的分工上来，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成了。因为不愿干脏、累、差一类的工作是人的天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天性才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脏、累、差一类的工作就全都没有人去干了，企业（组织）还怎么运行呢？而且人们的学历本身就有高低、能力本身就有大小，所以学历低、能力小的人就只配去做那些脏、累、差一类的工作，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唯有靠制度强制执行了；再说，让管理者也去干那些脏、累、差的工作一是没有时间精力，二是也不像话，有损管理者的威严。在这里，一个人的认识和态度就非常重要了。当然，任何组织的运行都离不开分工，所以要求管理者去干管理之外的其它工作也就不成为管理了，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任何组织的运行也离不开协调与合作，为了保证分开工作的人们能够协调合作，需要借助制度的规范，但是人的热情和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却是靠文化来获得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样一种深厚的文化。一个深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精髓与内涵的人，他就会深深懂得“不愿干脏、累、差一类的工作是人的天性”，懂得“别人和你一样，对于强加给他的东西，同样是不愿干和不愿忍受的。”所以他就会努力去学习尊重和接受干脏、累、差工作的体验。这样一来，他就不会高高在上自觉高人一等而歧视那些因工作分工的需要而从事脏、累、差工作的人了；他就会制定措施让那些勤奋努力的人有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不是一辈子埋没在作用小的工作当中了；他就会一有时间和机会就亲自去参加那些所谓的脏、累、差的工作了。对这样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谁不敬佩，谁不愿意积极地为他工作呢？列宁是这样的，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生不断革命、放弃古巴最高核心领导人的职务而去到玻利维亚丛林里打游击的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更是，所以印有他头像的Ｔ恤衫和装饰品至今都为世界各地一些时尚的青年男女们所追捧。
★ 今天的现实情形却是人们不仅不愿自己朝着君子之德去修养，反而从内心里轻视和嘲笑君子，特别是轻视和嘲笑雷锋这样一类真君子式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所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杠杆调节了人们的行为追求。君子能带来钱吗？君子不能带来钱，不仅不能带来钱而且连自身都变得比较清贫，这样的君子还值得人们去向往和追求吗？但是，君子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钱，但是，君子为官可以带来一方公平公正的清明社会，可以帮助人们挣精神愉快的钱；君子为民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协调，促进群体的团结与效益。具体到一个企业中来说吧，君子工作兢兢业业，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对年轻人乐于提携举拔，看到他人的成就真心地为之高兴，看到别人的缺点过失也诚恳地感到惋惜、难过并指出来；而与之相对的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却工作偷奸耍滑，不愿道人之美、与人为善，怀着一副小肚鸡肠去挑剔人、当面满脸笑容地恭维人背后却搬弄是非的说道人、嫉妒和压制人，他恨不得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天下唯我独尊。这样的人却常常通过种种的阴术阳谋能获得重用、爬上高位。这二者之中，人们究竟喜欢哪一位呢？相信人们这时又都会选择君子而摒弃小人。因为人们知道：前者就像一块平整方正的大石头，砌在任何地方，都能使整个建筑稳固平实；而后一种人却像一把锥子，走到哪里都会危害群体。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现实情形却是人们不仅不愿自己朝着君子之德去修养，反而从内心里轻视和嘲笑君子，特别是轻视和嘲笑雷锋这样一类真君子式的人物”呢？这真是矛盾。
其实说矛盾也不矛盾。儒家文化占据中国思想统治地位二千多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庞大的中华帝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攻破，善良的人民与祖国大好的河山惨遭侵略者的蹂躏。于是无数的仁人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和变法自强的治国道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考察其成功的法治与宪政，发现在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的法家早就有类似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于是“打倒孔家店”，猛力抨击儒家思想和传统。依我看来，儒家思想是成了急功近利时代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了。在急功近利这样一个时代，资本主义就像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帮助秦国迅速强大一样是最管用、见效最快的东西了，但后来呢？资本主义的历史还只有二百多年，人类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而且我觉得儒家思想这样被当成替罪羊和牺牲品不免有些冤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说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孔子也曾经表示：有君主采用我的主张，我就推行“仁政”，没有君主采用，我就自我修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他的学生子路有一次问他：“如果有一块美玉，您是把它藏在匣里，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卖了它！卖了它！我正等人来买呢！”可见，孔子和孟子都是做好了“用与舍”、“穷与达”这两方面的准备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请问，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孔子、孟子乃至后代有志于“仁政”的士大夫们有几人能得到“兼济天下”的机会？没有！是他们不想吗？不是！是人民不欢迎他们吗？也不是！但他们却最终只能是走“独善其身”的一条路。这是为什么？原因无它，就在于儒家充满平民情结与诉求的“仁政”思想是与专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又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严重对立从而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为了得到统治者的认同，确立了君臣有别、贵贱有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克已复礼”的伦理思想，殊不知这正好为自己戴上了不能“兼济天下”而只能“独善其身”的枷锁。统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哪一家不是把君权看成神授而神圣不可侵犯并极力维护的？这也是时代的局限而无可奈何的，在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授与的时代，总不能指望孔子或者孟子一类的人物不要盼着、等着君主的赏识而自行跑到人民中去说“你们选我，我将为你们带来幸福”吧？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不能这样指望。这都是制度啊！在这样的制度里，拥挤在狭窄仕途上的众人都只顾着巴结上司和盼着上司的赏识提拔，同时打击和排挤威胁自己仕途的人，所以，韩非被李斯毒死，李斯又被赵高诬陷，腰斩于咸阳……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这样在官场里斗来斗去，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哪还顾及人民的福址，因为人民根本就不能决定他们的前途命运。这样一来，孔子、孟子一类人物除了同流合污之外不“独善其身”还有其它的路吗？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我为儒家思想申冤的理由。
尽管孔孟之道后来也认识到：当君王不顺应天意的时候，就应当推翻它。但在当时的时代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并且大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场人士，在奉行黄老之术与法家统治思想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制度面前也只能身不由己地被卷进黑暗的官场斗争中，以至被反对儒家思想的人指责为“一批满口忠诚仁义，实际却耽于功名、争权夺利的虚伪士大夫。国家就是在这些士大夫的治理下走向落后的。”他们只是看到了“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这一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在官场斗争中，历来都是重视黄老之术与法家思想，没有看到“封建统治阶级虽然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却是‘明儒暗法’，也就是在思想意识上采用儒术，在统治策略上却使用法家之术”这个实质。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民本思想的墨家和儒家思想又何曾真正被统治阶层接受过？即使一时被采纳接受，那也是出于争权夺霸的需要；一旦取得了政权，马上就被抛弃了。而且，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更有利于统治人民便不断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这个演变史就跟西方基督教的演变史有些相似，这一点务必要搞清楚。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最激烈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结果实质的东西没有触动一点，相反却将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个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造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变成了既没有精神信仰又没有文化根基的社会。其实真正的孔子儒家思想在民间、在人们的心灵，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虽然它历经风吹雨打、酷暑寒冬，却仍然放射出理想与信念的光芒；这光芒穿过重重浓雾，在漫漫长夜里给予人们安慰、启发、鼓舞和激励的无形力量。
★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企业，但是中国的忧虑也在企业。因为企业领导人或企业主在成为一方诸候以后，长期的封建思想余毒还会诱使他们像过去的封建帝王一样搞个人崇拜与专制独裁。不过我还是相信，一种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在民间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的思想，是能够不断塑造出张瑞敏、陈光威式的优秀企业家和无数海尔、联想、康佳、华为般的超强企业的。
★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误会、矛盾与纠纷，往往在于人们各自坚持自己的成见而又不愿与对
方作进一步的接触与交流，所以，佛语告诫人们云：“不用求真，唯需息见。”孔子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人都是有脾气的，假如一个管理者因一时失控而暴跳如雷地对下属大发了一通脾气后，能够找个适当的机会向当事人解释一下自己脾气的来由是因为工作上其它方面不顺心的事而迁怒于了他，并诚恳、坦率地向他赔礼道歉，下属一般都会很快地就原谅了上司，同时为上司如此诚恳、坦率地向自己赔礼道歉而变得不好意思并更加敬佩起上司来。这就是人性。可是有很多管理者就是不通晓这一人性，总认为那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而不肯向下属主动认错。结果，误会、失望与不满就囤积起来，等累积到一定的时候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了的话便用脚来投票走人了。
★ 自古想有作为的领导者总是乐意保持沟通的主动性，他们大多平易近人，以事业为重，无个人之常心而以大众之心为心。当一个人连自己的常心都没有了，他哪里还会在乎自己的尊严与面子呢。有鉴于此，优秀的企业家都懂得无反对意见不能决策的原则，从而在一定的层面上允许员工有不同的意见，有耐心和兴趣倾听对方把他们的忧虑或不满表达出来。只有全体企业人员都来积极参与沟通，才能够从沟通中体现企业尊重员工的人文文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强大的团队战斗力。
★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生剧变。促使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纷纷提出自己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使得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
★ 循着孙子的思路，我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这就是：投资，是企业的大事，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不能不认真地观察和对待。投资就跟战争一样，战争离不开两大因素：武器和人；投资也离不开两大因素：资金和人。战争行为最重要的是人；投资行为最重要的是资金。为什么投资行为最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人呢？难道它能离开人的参与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吗？这也就是我的观点为什么是新观点的理由。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投资而不是企业，企业离不开投资，投资是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经营最重要的是人，但作为具体经营的一个方面，投资最重要的就只能是资金而不是人了。因为现代投资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单一指向生产了，它还有股票、债券、期货、合资、控股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抽像化了。这时，我们不妨把资金拟人化，把资金当作员工来看待，投资就是投入员工去作战，赢了就能得到大批的俘虏（别人的资金），输了就损失了大批的士兵（自己的资金）被别人俘虏了去。在这里，员工就变成武器一样的地位了。因为赢了得到大批的俘虏，军队扩大了，武器也要添加了（增招新员工）；输了损失了资金，武器也丢了（员工跑了）。在这里，一个爱惜自己员工的企业领导人，如果能将投资的资金拟人化的话，他就会相当慎重地对待企业的投资行为，生怕损失了自己的员工，就会从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制这五个方面和准备投资进去的行业或企业的七种情形去认真分析比较，来探索投资成败的可能性。能胜则投，不能胜当然就不能贸然地投了。
★ 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作用下，人们在注意事物时往往会有选择性地、比较集中地指向一事物而离开其它的事物；在状态变化中会沉缅于已习惯的状态；在思维时会根据已有的经验，循着熟悉的、固定的联系方式进行思维。这些都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常态，它的优点是：使人们在常规工作中驾轻就熟，从而节约脑力消耗。缺点是：人们容易囿于老路，在变化了的环境面前无法开拓出新的思路。而战争和市场都是一种经常急剧变化的、非常态的动态环境，所以要克服习惯的、固定的思维而提倡创新意识，要求人们多进行创造性思维，广开思路，寻找出独特、新颖而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以达到致胜的目的。
★ 对日本企业管理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很多日本企业，要求管理者能够“齐家”搞好家庭关系，否则对他的升迁将要受到影响。可是，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我们的一些官员和企业的高层领导是怎么样的？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
★ 人不可能是完人，谁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缺点，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一个人只有正视了这一客观事实，就会谦逊，就会乐于反省、听取和改正自身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就能包容他人的缺点，发现和承认他人的优点。
★ 按说在一个制度健全的企业，如果员工因为管理者对自己的批评就生气走人，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正因为该私营老板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管理制度，一切都是凭人治，那么，下面的人也就肯定很在乎上级对自己的态度了。既然大家都在乎上级对自己的态度，那么，整个企业也就必然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漠不关心、同事之间就像后宫妃子一样争相邀宠、勾心斗角之风盛行了。
所以我一再认为，企业就是小社会，没有企业的清明，何来社会的清明；没有企业的强大，何来国家的强大。所以，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企业就是施展其抱负的理想之地。同时也要注重加强自身的修养，拥有大度、包容、兼收并蓄的宽容胸怀或者精神，假如你能容纳他人的缺点而不是喜欢对人吹毛求疵，假如你能从别人认为不良的性格中都能发现它积极的一面并加以肯定，假如你能容纳常常批评你的人并虚心接受其中正确的意见，那你就能吸引很多的人簇拥在你的周围，与你共同奋斗，共同成就一番美好的事业。
★ 因为世界就是处在矛盾的对立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事物阴阳变化的规律，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才能够有机会获得成功。而战争和市场都是经常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所以 ，审时度势是军事指挥员驾驭战争和企业管理者进行经营决策的一种行为艺术。
★ 可见得，一个人只要能够看清事物的变化趋势，审时度势地适时行动，时势就能帮助他走向成功，即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 九十年代初，西方世界普遍经济滑坡，许多公司纷纷精简裁员，人们的心头笼罩一片阴云。而这时的中国大陆经过邓小平九二年春天的南巡讲话之后却出现经济起飞的良好势头。很多从中国移民出去的人和出国留学人员都经历着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到底是继续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去创业？这就看谁能否正确地审时度势。结果那些认准了这是个回国做生意的好机会的人，那些一时找不到职业的博士们便纷纷回国谋职或自己开公司的人，今天几乎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就是说“英雄也要靠时势”。
★ 英明的人看到事物的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事物才刚刚有了个开头就预知到了它的结局，这是何等的智慧啊！
★ 一个我个人关于社会发展趋势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当今，我国的民营企业主普遍感到头痛的就是如今的人似乎没有一点忠诚观，“唯利是图”的思想以及“跳槽风” 泛滥于整个社会，工薪阶层的员工在企业之间频繁地跳来跳去,使得企业都不敢对员工进行长期的投资。要看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大的原因就是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管得过死的一种“物极必反”，最早为了鼓励人们自由择业减少企业“炒员工鱿鱼”的阻力，还喊出了“合理的炒鱿鱼是提高企业生产力的保障”这样一句口号。其次就是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崇和法律意识的缺乏（已经被伤害的道德意识就不要说了）。试想，一开始大家为了快速发展或为了节约人才长期培养的成本都不惜花高薪去利诱挖取（不问来由地录用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挖取）人家的人才，怎能不助长“唯利是图”的思想以及“跳槽风”？到后来发现培养自己的人才还能降低成本并且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时，市场已形成一种越跳越不敢培养、越不敢培养越跳的恶性循环，企业家们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定思痛，何处是出路？别急！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何况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等到经济出现困难、失业问题突出的时候，谁先向日本企业那样长期坚持实行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谁就能得到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得到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而不言为不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知道了别人的过错之后，要敢于以适当的方式给予批评指正，否则就是对别人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古时侯那些冒死也要进谏的大臣，为的就是要对君主忠诚，对国家大义忠诚。可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就是不爱听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否定意见，这是人之常情。谁爱听呢？我自己也不爱听，何况那些有权有势有尊严的人，当然就更加不爱听了。不爱听应该是好事，说明人还有是非之辨，懂得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历来就不相信人们在听到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时还能无动于衷的脸不变色，甚至笑脸相迎？我只要求人们在听到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后能冷静地想到这是别人对自己忠诚的表现，就算是对自己不满的批评，那也是出于另外一种忠诚，诸如对国家、对企业或对公平正义的忠诚，然后不记恨不报复。当然如果能坦然对待或虚心接受那又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了。
★ 在人治的社会里，上面有什么喜好要求，那么下面自然就都会朝着上面的喜好要求去做了。
★ 要近君子而远离小人，这是人人都有知道的道理，特别是混乱时期想要治理好局势的领导，谁不想用君子？而且做领导的谁都会相信自己是英明的，会懂得选拔任用贤能的干部。谁都会认为自己所选拔任用的干部也必定是君子而决非小人。那为什么还是会导致小人围绕在身边而君子离去的局面呢？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领导太过于注重人的才能而忽视了人的品德。
什么是德？德是君子经过刻苦修炼而特别具有的品格、德性，一般人难以达到他们的境界。才能则是小人与君子都可以具有的，而且往往有时小人的才能要胜过君子的才能。例如：语言交谈，君子木讷、笨咀笨舌而小人口齿伶俐、应对自如，与人们耳中喜欢听到的东西相投；人际交往，君子笨拙而小人如鱼得水，与人们眼中喜欢看到的东西相投；工作方面，君子认准自己的道理默默地做事而不喜欢表功，小人则喜欢在领导面前做样子显殷勤，善于迎合领导，与领导心里所乐意的东西相投。
小人就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长来投领导所好，领导却受制于自身的偏好而不觉得。他们察领导言说入耳中听的话，观领导色行赏心悦目的事，琢磨领导意图做称心如意的人。这样一来，不需要领导邀请，小人自然亲近在身边；不需要领导驱赶，君子即自行离去。到了小人合而君子离这一步，其巨大的危险性就言不胜言了。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丰富了，但中国历史上的用人制度并不见得就很公正廉明，并且中国的历史造成了不喜欢讲真话而虚伪的假话却普遍流行的风气。于是我不由得怀疑：这一套“君子”与“小人”论是不是太含糊了？把对“小人”的评价拿到今日社会来是不是有失公平？比如，在外交关系方面，善于交际、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应付自如是一个公关人员极好的条件。而且，我发现人们通常所谓的“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君子”一般固守一些信念不轻易改变自己去迎合领导，而“小人”则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以适应领导。俗话说：变则通，通则达；不变则壅废。所以，自古“小人”总能通达权势，而“君子”只有归隐田地，空留理想在人间。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治啊，在人治的压迫下，为了生存而变通的人总是占多数，这也就是人们感叹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小人”多的原因。法不责众，总不能让众多的人因为变通适应权势而背着“小人”的罪名扭曲了自己的灵魂啊
★ 美国企业家考尔松认为：现代企业家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权力的来源和清楚地了解员工的心理。应该相信上级的权威是由下级赐与的，一个政治家拥有自己的选民，一个企业家同样拥有自己的选民，那就是员工，他们虽然无权直接“选举”总裁，但可以“选举”将工作做得好与坏。
★ “取长补短”这一成语的产生就是基于人类对世界万物都有“长短”这一客观事实的认识，当然人类自身也不例外。无论是在性别、体力、记忆、思维上还是在经验、知识、其它能力上等诸多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而不同的。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知识呈爆炸式增长而分工却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人生苦短，知识无穷，时间有限，我们要想高效率地做事并确保事情的顺利和成功，就不能不取别人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或者发挥好个人的特长补自己之短，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人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也都会有自己的短处。如果人人都能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就会一加一大于二，合作会比一个完整的人力量大得多。所以，合作是当今世界的客观需求，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
★ 中国于 2001年12月11日 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无限商机令全球商家垂青，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和世界华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外的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商业网络优势与国内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力及其广大的市场互为长短，沿海开放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中西部地区互为促进。面对机遇与挑战，人们认识到通过合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将增加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能提高合作各方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给企业创造无穷的机会，更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实在不失为一项良策。所以，国内国外、省内省外、行内行外的企业互相联合诞生了大量的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 在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流派划分中，不见《易经》的归类。这很好理解，因为《易经》本身就不是诸子百家时代的产物，它成书于西周初年，出于周公文王之手，相距春秋战国时代好几百年。但它却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 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哲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先秦时期形成的诸子学派，不论是儒、道、墨、法，还是阴阳、名、兵各家，无不深受《易经》的深刻影响。而且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从头到尾，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学派，都可见到《易经》的影子，都离不开《易经》的影响。所以，《易经》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万经之首，即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也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几千年来，《易经》所蕴含的思想就这样通过对其它各家学说流派的影响，逐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谦逊”、“中庸”、“节让”、“持恒”。
★ 远古时代的部落之王伏羲氏本着探求世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变化规律的巨大欲望，一次又一次站立于高山之巅沉思默想，时而抬头观察上天的日月星空、风雷火电，时而低首目视大地的山山水水、虫鸟兽人，无论是从身边近处的诸多生命现象，还是从远处世界万物的无机形态，都离不开阴与阳这两个方面。于是明白：宇宙的起源就是从虚无的“无极”中变化出有的实体“太极”来，而任何“太极”都包含着阴与阳；阴与阳交互又呈现出极阴、中阴、中阳、极阳这四种状态，这四种状态体现在自然界的具体事物与现象身上就表现为天与地、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这八种基本属性了；这八种基本属性再两两相合，就生成了这世界六十四种事物或者现象的典型状态，而每种状态又经历着六种最基本的变化过程，于是，整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千变万化就体现在了三百八十四种最基本的变化过程中了。
所以，《易经》是关于事物变化的学问和知识，也是化纷纭复杂为简单扼要的人生大智慧的学问和知识。因为弄懂了《易经》之理，也就弄懂了事物从无变有、从一变多，又从多变一，从有变无的规律和奥妙，就可以不管事物它如何变，你都能掌握其变化的宗旨而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佛语、禅语皆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孔子在著了那么多的书、教了那么多的学生之后，仍然回归性地悟到有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做人终生的行为标准，那就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万物的开始以容易为特征，成型的事物以简单为本能。容易的道理才容易被人们知晓，简单的规则才容易被人们执行。容易知晓才能够被人接受，容易执行才能够获得成功。被人接受可以长久，获得成功便可以成长壮大。就像以德服人是人之心服一样，可以长久被人们接受的正是贤人的品德，可以不断成长壮大也只有贤人的事业了。容易和简单，就是天下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正是有了这个道理，所以事物才能够不管其形态如何变化都始终脱离不了它这个“如来佛掌”。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做人就能本乎一心，做事则能快刀斩乱麻或者纲举目张、或者四两拔千斤，简单而又轻松多了。
《易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和事以及宇宙万物，包括时空，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感情都是会变的，不可能不变的。因为变化是永恒的，而不变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不变就是变化中的一种过程、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这种变化，存在了、出现了，就一定有它存在和出现的道理。所以黑格尔也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只是有可能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不一定找得出这个存在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在哪里。
《易经》还告诉我们：无论是从身边近处的诸多生命现象，还是从远处世界万物的无机形态，都离不开阴与阳这两个方面，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看一面，更不能看死、看绝了，而要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反面看四面，把上下左右的关联都看清楚，把上下左右的反面也看清楚。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客观和完备。才有可能见微知萌，见端知末；见于未萌，事预则立；才有可能为于未有，治于未乱；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易经》更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断地从无变有、从一变多，又从多变一，从有变无。阴极阳生，物极必反。一个人大红大紫的时候，一件事物发展到了旺盛的极点时，就要开始向它的对立面转换了，所以儒家的人生哲学，就是做人尽量保持“中庸”，凡事都留有一点余地，因为一到了极点就有危险了。所以得意到极点时要警惕，失败到极点时则要振奋不要悲观，因为转机正在悄悄地出现，黎明的曙光就要到来，就看你自己还能不能分清方向，还有没有智慧发现转机。
所以有无相生，祸福相倚，大道至简，大圣至凡；无知的婴儿或者精神病人反而往往能够直觉先知；像济公一般绝顶的生存智慧却被人们当成了糊涂与痴癫，这样高度的修为，人世实在是没有多少人能达到。
★ 老子与《易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追求长久之道，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各有优缺点：老子的观点对人的道德建设有着积极意义，但对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技术、改良社会制度造福人类却是消极的；《易经》本来重视自然规律，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如“在极盛时要谦逊谨慎以保持平安”的思想）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因为它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违背了自己辩证法的核心，形成了君权神授、臣有上下、贵贱有位、男尊女卑的思想，因而在具体社会事务与人的行为（尤其是明哲保身这一点）的指导上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
★ 詹姆斯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写进了《公正是最大的动力》一书。在书中，他将这一发现从企业引伸到整个社会，他说：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和目标。公正是对人格的尊重，可以使一个人最大地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公正则是对心灵的一种践踏，是对文明的一种挑衅，是对社会的一种罪行。所以坚持公正的管理和处世原则，是每一个人都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 我发现，这个世界一个最大因而也是第一的行为原则就是利益成本最低原则。在这个原则制约下，水总是流向低处，因为这样费力最小；而人总是往高处走，因为一旦到了高处，他们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随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经济社会里，如果通过投资“有价值的人”能比任何其它投资带来更大的回报，那么，人们必然争相投资“有价值的人”而忽略其它的投资（包括人才的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投资）。这个时候，那些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也就不一定能收获丰厚的利润。只有当投资“有价值的人”变得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利益成本最低原则”的制约下自动地去寻求利益成本最低的道路和方式方法。
★ 其实，所谓的制度，无论是企业制度还是社会制度，它们的作用就相当于温度计，同样为公正的体现与实施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在这里，我还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没有客观定性的标准而靠经验感觉的事物都不容易被重复操作因而很难被贯彻与继承。这也是我国的瑰宝中医越来越缺少名医以至落到今天被一些人喊着要取消的尴尬境地的原因，所以，中医要想彻底地发扬光大，除非在客观定性的标准方面下功夫，否则别无它法。中国的道德论理和中国的管理也同样要在客观的量化方面下功夫。
★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昼夜交替，日月轮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时间在流逝，宇宙在运行，世界在变化，生命在接力，历史在延续。
（全文完）
无相
2011年5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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