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看看彼岸的表现，尤其是上层与沿海一带，才不过开放了几十年，其崇美的劲儿，比台湾还肉麻。举例而言，台湾搞军售是为了仰仗美国保护，因此还说得过去。大陆靠加工出口赚了点钱，却会按一定的出超比例，借给美国，以便让他们购买国货，收购民企，控制中国市场，甚至发动侵略战争。
没经Fang兄的许可，好像不该将此文提供给保钓同志。不过，我觉得有个大问题也同样值得本坛讨论，更何况放兄的“悄悄话”无啥隐私可言，都是些发表过的Pee话（一笑）。若有僭越之处，请多包涵。
文中提及“易服易叛的台湾土著”。我即刻联想的问题是，台湾人比外省人除了多了个殖民地服、叛对象（日本）之外，“易服易叛”是否华夏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的共性？
朝鲜也受过日本殖民统治，而每当我与韩国朋友谈及台湾的媚日问题，他们均瞠目结舌，口里虽然不说，却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你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确，“台湾土著”不也是“中国土著”？因此这不是个“台湾土著”的专美现象！
许多民族攻打中国之前都了解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历史上却一再为周边数百万的小民族统治和奴役，因此丝毫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许久以前读到元朝时期二度攻打日本失败的历史。当时攻击方弃甲曳兵不说，还让日本俘虏了数万降兵。经日方筛选后，蒙人与朝鲜兵立即杀头，唯汉俘留着分发各个封建主充当奴隶。不论怎么说，他们因为“易服”而赖活下来了。这或许是华夏民族随遇而安“乐感”文化的优势。当然，换个角度，换个时代的政治需要，也可说他们/我们缺少点骨气或气节。
我的解读是，台湾人，外省人，流着同样的血。只不过台湾人多了殖民统治的背景，因此多绕了一两个服、叛的弯。就民族统一问题而言，台湾人、外省人褪去了“统、独”的伪装，其实一道在唱“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戏。这对大陆同胞而言，似乎是个无以容忍、人人喊打的事。
不过，看看彼岸的表现，尤其是上层与沿海一带，才不过开放了几十年，其崇美的劲儿，比台湾还肉麻。举例而言，台湾搞军售是为了仰仗美国保护，因此还说得过去。大陆靠加工出口赚了点钱，却会按一定的出超比例，借给美国，以便让他们购买国货，收购民企，控制中国市场，甚至发动侵略战争。
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会打仗，会保家卫国。我看未必，有朝一日突然决定与美国结为联盟、四下充当马前卒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时候背叛的不止是自家老百姓，甚至是世界人民。易服易叛的“中国土著”不也照样觉得如此跟着老美“还…可以混”？ 俞
Fang Pee , 31. Mai 2011 07:45
「啼血」全文，请卓阅──FP
啼痕血迹认斑斑──谁要宽恕？（民国九十七年文）
二月二十八日，联合报登了陈芳明之文「宽恕」。我要问，是「宽恕」谁啊？228中多少本省人殴杀外省人，以致于外省人要被本省人保护，事后追究惩凶已尽量宽大，蒋介石也说不要报复，那是外省人「宽恕」本省人啊！怎么到今天反是暴徒要宽恕受害者呢？
慈济说；「帮助朋友不稀奇，帮助敌人才难得。」那是谁难得？
陈文说：「从泛黄史料堆中仰首望向阳光，才觉悟到父亲世代的面容为何拘谨畏怯；他们遇到不快或不满，总是谦恭退让。那是精神心灵受到创害的征兆，许多被压抑的语言都化成行礼如仪的举止。看不见的伤痛侵蚀他们的一生，我不禁追问，这种命运还要延续下去吗？」
当然不要，可那是谁要延续下去？台独当政二十年了，兴高采烈很久了，怎么不快不满还没停止、真相还在追、加害者还在找呢？
「拘谨畏怯」？那是台湾人在日本高压下养成的。日本人就说「土著」（台湾人）易服易叛，这种人依附强霸则穷凶极恶，一旦失持则「谦虚退让」。请问，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二十万台湾兵「拘谨畏怯」吗？他们不也杀人如麻？陈仪来有使台湾人「拘谨畏怯」吗？果如是，怎会有228呢？228中那些杀人打人、占机关、学校、工厂，穿日本军衣、唱日本军歌的人「拘谨畏怯」吗？
举段当时的报纸投书吧，民国卅六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所出版的《观察周刊》（自由派学者储安平主编，该刊对国民党甚为敌视。章贻和的「最后贵族」就写到储，储被中共定为大右派至终。）刊出「君君」自台北投书「台湾暴动纪实」，原文如下：「上午十一时许，有手持小白旗的小贩约廿人，由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地方的地痞流氓指使，在台北市专卖分局门首，宣布昨晚枪击小贩真象，围观的群众甚多，因无军警干涉，流氓地痞以及一般群众乘机攻入专卖分局，焚毁公物，焚毁汽车，焚毁房屋，当场殴毙职员三名，重伤两名。遂浩浩荡荡结队前进，抢劫台湾银行、郑华旅社、正中书局、新台百货公司、外省人的职员宿舍及外省人的商店。并围攻美国领事馆、台北女子师范学校、台北女子中学、中国航空公司、日产接收委员会、无线电台、气象局、专卖局、贸易局、警察局，外省人被殴伤者达二千余人以上。当日路过之汽车，即被焚毁，路过之外省人，即被殴打。当时之日语是『打支那猪』、『打阿山』、『打豚军』（均外省人之别名），并于国旗上大书『台湾独立』四字，记者亲眼看到在邮政局马路，打倒三个外省人；在台湾银行马路，打倒两个外省人；在公园马路，打倒四个外省人；在正中书局马路，打倒三个外省人；无不足拳交加，倒之于地，待其起立前进时，又再饱以大拳。尤无人道者，记者在台湾总督府广场前，看到一位七岁之外省女孩，其颈部被暴民用手折断，当即毙命，抛掷于树林间。又看到一位十岁之外省男孩，其两腿被暴民折断，倒悬于空中玩弄。又看到一位外省少妇，被暴民脱裤后，倒悬于树枝上。记者并在萤桥车站前，看到三十余位外省太太，被暴民勒令跪于马路旁，各吃一口阴沟水再放其回家，但其家庭用具，业已抢劫一空。记者路过太平町时，看到一位外省少妇，被暴民围住，用双脚踢阴户，当即毙命。在记者作台北全市之巡视时，马路上、铁路上，无不死尸横陈，血流满地，尤以受伤后，回家毙命者居多数，总计是日死伤者在三千余人以上。记者以粗通台语及日语，得以幸免于难，且得完成采访的任务。」
后来的「拘谨畏怯」，是做错了事，又「易服」了。三十八后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外省人心情很坏，台湾人更「拘谨畏怯」。后来局势稳了，经济好了，有饱饭吃了，台湾人「拘谨畏怯」了吗？过去20年「拘谨畏怯」吗？每年操弄228，敲锣打鼓，什么「众神护台湾」，什么「逆风行脚」，有如当年228攻打长官公署一样，是「拘谨畏怯」吗？再请问，现在「谦恭退让」的，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
台湾人「拘谨畏怯」，那日本人一定「凶横暴虐」、「财大气粗」吧？确实，当时台人称警察为大人，日人吃香喝辣，但后来外省人来了有取代日本人地位，凶横多金吗？如果有，为什么到现在是本省人有钱，外省人却多属中产阶级，少见大富呢？
台湾人不是自豪「硬骨慓悍」，怎么又「拘谨畏怯」？这也好像矛盾吧？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见证了威权体制在世纪之交瓦解，也见证了历史事件在社会内部引起普遍关怀，为什么受到囚禁的心至今还未获得释放？」
对啊，我也这么问你呢？过这么多年了，你不好还怪威权体制，怪国民党吧？
「美丽的文字写在纪念碑，柔软的抚慰吹拂着创伤的心。宽恕，原谅，尊重，已成为习以为常的语言；然而，我的世代，下个世代，为什么还深深被锁在历史的囚牢？」
对啊，是谁满口「和解共生」？做为却在是赶人下海、追究三等亲、说太平洋没加盖呢？
美国杀了近六万台湾人，怎么台湾人早宽恕这个「加害者」，走出「历史囚牢」，不谈「真相」，没什么「屠杀纪念馆」，反而对美国人「谦恭退让」，以争抱美国大腿为荣呢？
「当宽恕成为招展的旗帜，随着权力的起伏而升降，看不见的伤口并不能自然痊愈。如果不伸出和解的双手，如果没有平等、平静地坐下来对话，、、宽恕就永远得不到宽恕，和平也永远不能到达和平。」陈芳明在指涉谁？是谁「不放弃权力的考虑，斤斤计较着输赢，在意识形态做尺寸之争。」？是多数在野的国民党呢，还是少数在朝的台独党呢？是我，还是你？你打我、杀我，军警后来镇暴、护民，怎么是我要向你「拘谨畏怯」的「伸出和解的双手」，让你再打呢？
「看不见的伤口并不能自然痊愈。」这是陈进兴家属要问呢？还是白冰冰呢？
陈芳明还是台独中有点良心的，会做点反省的。他与许信良也对陈水扁操弄族群、贪污腐败痛心疾首，提出批判，他也说：「如果民主运动已经成熟，政党轮替也已经完成，在开放的年代应该都有卸下枷锁的感觉。每年临近二月的季节，伤痛的情绪却像枪声那样侵袭而来。」真如此？那又是谁反对「政党轮替」，还要为那样腐败的民进党背书，在挺谢的「伸出和解的双手」的选举文宣上签名呢？不就是陈芳明吗？
他嘴说要卸下枷锁，手却给人戴上镣铐，则他是奸巧还是愚昧？
是谁在每年二月枪声大作呢？
「冰凉的感觉又回到樱花盛开的窗口，黯淡的记忆又回到隐隐作痛的伤口。」你是伤口隐隐作痛，还是心中在隐隐暗笑呢？
林深靖在「血衣血馒头」文中说：「年复一年，民进党大张旗鼓纪念二二八，彷佛他们就是二二八苦难的继承者，是二二八冤魂的复仇者。透过二二八事件诠释权的争夺，他们取得运作族群政治的利器；透过煽情哗众的选举语言，他们从族群的割离与仇恨的延续中挖掘权力的宝库。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有一群人，他们高居权力顶峰，一方面每天在礼券、钻石、股市内线、军火交易等贿赂暗盘中打滚，另一方面，他们也常要扮演悲情苦主，将二二八事件的剩余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
日本作家宫泽繁在《台湾终战秘史》一书中谈到台湾光复后的省籍隔阂问题，他说：「分析两者间产生的感情分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日本和日本人是使两者分裂的元凶。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想到这个问题，便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宫泽繁沉痛指出的帝国殖民统治因素，民进党人的二二八诠释中，是完全刻意排除了。因为这样的诠释无益于他们选票的经营和权力的捍卫。执政后的民进党甚至刻意改写教科书，夸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
民进党剥取二二八事件历史价值的态度，让人不能不想起那些血衣、血馒头的故事。从不断消费二二八到明知其虚幻的入联公投宣传，以迄鼓噪巫法迷信的「众神护台湾」选举造势，岂能不让人感受到那从凄凉的刑场延续下来的冷血与愚昧？」
陈芳明的虚伪，在最后一句再度呈现：「我再次听到宽恕的语言从粗暴的双唇涌出。」这不是指马英九吧？这比较像扁、谢、吕、昌吧？
今天我们到处看到的倒是：「粗暴的语言从嚼红的嘴唇涌出吧。」？
我刚好看到陈文旁边刊了欧阳子写的「三叔」一文，正好印证了「拘谨畏怯」的真相。这篇文也写台湾人的悲哀，我看了是很感动。她说：「三叔有一对炯炯发光非常锐利的大眼睛。他能做出一副很凶的样子，两眼朝人一瞪，不必骂出一个字，就把美惠和我吓坏。我们真是又爱他，又怕他。一日，三叔把美惠和我叫到面前。
「美惠子，智惠子，你们是哪一国的人？」他问。
「当然是日本人啰。」我们笑答。
「不对！」他厉声说，「你们不是日本人！你们的国家，叫作『中──华──民──国』！」
美惠和我都感到莫名其妙。三叔锐利的双目瞪着我们，命令道：「美惠子！智惠子！现在就开始练习！练习说『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中华民国这四字的日语发音，十分诘屈聱牙。三叔重复念了几遍，美惠和我就是学不会。三叔怒眼圆睁，露出凶相，叱道：「去练习！一百遍！一千遍！明天要考你们，如果还说不出来，就要处罚！」
我和美惠都吓坏了。我们非常紧张，整天练习，好不容易才把「中华民国」的日语发音学会。我们真怕遭受三叔的怒骂与惩罚。
1946年三月，父亲终于取得回台湾的轮船舱位，举家回故乡。三叔和我们同行。我彷佛记得有一天，黎明时分，三叔牵着我的手，站在轮船甲板上观看海上日出。又一次，他问我是哪一国人，要我清楚地念出「中华民国」四个字。今日回想，在那个时候，三叔对于战后台湾的前程，一定是心怀无限的憧憬和梦想。」
欧阳子的三叔是洪柳升（元月1日逝，享年八十七。）他们草屯洪姓家族，是台湾中部望族。祖父洪火炼，是日治时代及台湾战后早期的大名人，创立台湾农会制度，当时被誉为「农民之神」。他把子女送到日本念大学，欧阳子的父亲念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绩优做了法官。
欧阳子的三叔对她说：「我这一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日本时代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大哥与我之间的一段恩缘！」。「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我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念书，不久就战争爆发。后来接到台湾的一通电报，我就放弃学业，加入了日本『志愿军』，当时你们爸爸在冈山地方法院当司法官，得知这消息，便远道来东京看我。他请我吃了一顿令我终生难忘的丰盛火锅晚餐，然后购买一把最上等的日本宝刀送给我。我入伍后，有四个月的密集受训，然后就上前线作战。受训期届满时，我被分派去硫磺岛。我们分批出发，前一批已去，正轮到我这一批，消息传来，琉璜岛失守，日本全军覆没。我们这批便被派往八丈岛。
「要出发前，你们爸爸赶来东京看我。那时局势已很紧张，社会大受动荡，火车票很难买到，你爸爸辛辛苦苦，长途奔波，来到东京。我们兄弟两人，同住了一夜。次日临行，你爸爸把我叫到一边，含着泪，郑重嘱咐：『柳升，你千万不可傻傻的，像别人那样去死掉。你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便与我抱别。那个时期，上战场的人，差不多全是去送死，没有回来的。你爸爸流着泪，叮咛又叮咛，我则吞着泪，因为战士是不可以落泪的。
驻八丈岛时，我写给你们爸爸的信，他大都有接到，但从后方寄到前线的信，时常收不到，因为轮船被地雷炸沉。后来就传来天皇诏令投降的消息。我们被解除武装，宝刀也不得不交械。于是我们等待船只，分批遣回本岛。」
这不就是「硫磺岛的来信」的故事吗？但洪氏兄弟不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易服易叛的台湾土著吗？日本已接纳他们为皇民，他们还有二心，日盛时志愿参军，披挂宝刀，武运长久，日末时则「不要傻傻死掉」，那不是叛国吗？日败后他们又高兴的回归祖国，念一千遍「中华民国」。这种心情在台湾更烈，张达修诗曰：「喜讯初闻泪欲潸，啼痕血迹认斑斑。」林茂生诗曰：「忽闻和议黯云收，万里江山返帝州。」台人的狂庆声摄日军，当时日军还有16万，就在这种气势下服从缴械，陈仪只带少数人就和平接收。
辜显荣也把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辜宽敏送到上海去读书，接受祖国教育，所以辜宽敏才与上海望族之女结婚。「统联」主席王津平本名叫昆丰，他父亲到平津做生意，打电报回来，改名津平。所以王津平小时甚得住他家隔壁的于右任的喜爱。
当然还有美国轰炸的经验，三叔说：「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天下着毛毛雨，我和你们爸爸，两人站在被弹火烧成废墟的冈山住宅区，面对着被雨水浸染而字迹微呈模糊的牌子。我流泪，你爸爸也流泪……」我们姐妹听着，也感动着落泪，许久说不出话来。
三叔说：「日本战败后，父亲面临一大抉择：或辞职回台湾，或入日本籍继续当法官。他与祖父商量后，决定回台湾，但三叔说，我父亲当时心里很舍不得离开她那些日本朋友。」「你爸爸就提到，如果那时候他选择留在日本，他的一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突然，我想起童年时候在矢原，三叔强迫我和美惠用日语念「中华民国」的往事。我不禁莞尔。
「三叔，」我问，「那时候我们回台湾，你是不是很高兴？」
「当初真的是很高兴，」三叔回答，「可是回来以后就感失望。」他沉默片刻，说道：「还发生了二二八事变那种事。」
现在都是把二二八的责任归诸到国府「窳政」，让台人失望，是官逼民反，但怎么一个人会从个愿为日本效死的人，突然又接受成为个中国人呢？他对日本也有不满，也很想做个中国人，怎么回到台湾，又很快失望了呢？甚至重拾宝刀，重披战袍，残忍殴杀支那阿山猪呢？那是中国政府真的不好，还是他自己拿不定主意，意志不坚，服叛易变呢？
这点是要怪台湾人的性格，还是历史造成的悲哀呢？我并没有贬斥台湾人的意思（或有一点），因为将心比心，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变来变去，扯来扯去，我的认同也会乱了。就比如说70年代中美国真想为脱离越战泥沼而联中弃台，大陆那时接收了台湾，但派了胡耀邦这种开明的官员来治台，我们虽接受现实，但反共鄙共的心里还在，共产党一放松，可能台湾就起乱，若在现在情况则较好了。所以「三叔」那种心里并不足奇，也非耻贱，若没有民国三十八年两岸的分裂，中国仍是个稳定的国家，在四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则「三叔」这种回归初期的不适，甚至在228中受了打击（或他也打了人），都会慢慢忘却，就像台人在日据后期忘了初期被屠戮之恨，认同日本还为她效死，又如当年恨米英炸台现又崇奉之一样。这种心情由叛到服不过三十年，而回归祖国已六十年，国民党在政绩上并不比日本自民党差多少，怎么服服叛叛，民主后还一直叛，以致要鞭蒋去中呢？所以一切省籍矛盾及由此而来的228的炒作和台独，都是国家分裂的结果，不是什么是非、必然，不是什么国民党专制、威权等欲加之罪，而是个大的中国兄弟阋墙造成的后遗问题。如果国府稳坐南京，或共产党完全解放全中国，则根本不会有二二八及台独问题。台独还主要是国府行三七五减租土改，记取大陆失败的教训而造成的，可叹的是那些受益的佃农如阿昆伯，当年喊陈诚「阿公陈」，今天却跟着那些骂「贼仔陈」的失意地主搞台独，真是恩将仇报。台湾问题的区域是很小，但它实涉及二战后中、美、日权利分配未稳时，中国又起内战的问题，故会是星星之火，成为潜在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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