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幸福？
我的童年，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月，勤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应有的本色。勤劳中洋溢着充实，奋斗中孕育着希望。
可以说，在70年代，人们生活虽然还很清苦，但已经明显感到了希望。有的“双职工”（就是夫妻都有工作）的家庭已经过的很好了，特别是家里有一个孩子参加工作的，日子就相当美满。我时常想，那个时候，每个家庭基本都是五六口之家，还有的是七八口的大家庭。单职工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不仅要养活一家人，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是怎样过来的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时候，我们家里六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最小。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也是六口人，男人是木匠，工余时间给邻居做点木匠活，老婆是家属，会裁缝，白天去家属队干活，晚上揽点针线活，两个大孩子已经毕业工作了，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羡慕极了。时常对母亲说：“唉，什么时候能叫我天天吃煎饼就好了。”惹得母亲大笑，说：“吃煎饼算啥好生活呀，等你姐姐、哥哥毕业就好了，我们家就算熬出头了。”母亲说的是真话，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是这个想法，都在艰苦生活中期待着，而且这个目标真的并不遥远。母亲在期待着，也在勤奋中煎熬着，她的勤劳令我没齿难忘。
母亲个子不高，身体很虚弱，可在家属队里干活是人人公认的好手。为了多挣钱，她专门挑重活、累活干。那时的家属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补充，她们种地、建砖厂、办粉条厂、修路，为支援当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活母亲都干过，特别是砖厂，活更累、更辛苦，起早贪黑两班倒，母亲干的是妇女岗位上最累的活脱坯，手脚麻利，质量又好，舍不得歇班。到了年底，总是在家属队里拿最高的公分，有最多的收入。去了一些开销，能净剩下四五百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吧。我清楚的记得，在80年代中期，饭店里的锅包肉（一种东北人喜欢的菜肴名称）不到一元一盘，现在是近30元一盘。1985年，我拿了二百元钱，从家乡出发，大连、青岛玩了一圈，现在呢？恐怕连门都不敢出。
那时候，邻里关系很和睦，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主动去帮忙。我们那栋房里有一户寡妇领着一个孩子，生活困难，都是靠着邻居们帮忙维持着，过年过节的这家给送米送面，那家给送肉，也支撑下来了。特别是每到年底，家家户户要杀猪，那才是最热闹的。先是请来邻居会杀猪的，再请来好邻居大吃一顿猪肉炖酸菜粉条，临走还要每家分点，没吃到的也送点，最后辛辛苦苦养的大肥猪也就能剩下一半了，冷冻起来，装进木箱子用雪培起来，能吃到春节以后呢。那时，我们每家年底吃的蔬菜，有的是母亲家属队里分的，不要钱；大部分是父亲单位挨家挨户送的，只收取成本。
我们还有一户特殊的邻居，五六个上海的女知情，个个穿着瘦腿短裤，留着短发，很洋气，很白净，很漂亮，说话也好听，邻居都很喜欢，经常给她们送好吃的。她们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人们也很关照她们，不让干累活。后来陆陆续续的走了，只有一位结婚的没走，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不知过了多少年也回去了。
母亲是家属委员，相当于一个小片长。我记得，我们这片有一户老地主，好像有六十多岁，是个戴帽的“四类分子”，母亲负责他的改造工作。母亲经常去他家里了解他的思想情况，过年过节也去看看，慰问一下。母亲积极的为他奔走、游说，最后帮他“摘帽儿”了。可是，改开后，一次我和老地主的孙子喝酒，他还提起这件事，言外之意是我母亲整了他们家。我笑着说：“是我妈帮你们家摘了帽儿”他点点头认账了。1990年，这个老地主孙子的妹夫当了厂长，就是我和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刚开始干的不错，工人们都长了工资，很欢迎他，老地主孙子也因此抖起来了，当了锅炉班长，很活跃，很好使，不少人都围着他转。再后来，听说那个厂长抓起来了，跟大连的一家公司合作，不给定金就发货，留下两千多万的大窟窿堵不上了。老地主孙子也蔫了，没人理他了。那个厂长出来后，又去朝鲜做生意，据说也是跟大连的人干，还回来带走了不少原单位的生产骨干，干了几年又故伎重演，没影了，工人们又跑回来了。看看吧，这就是精英们的嘴脸。国企咋跨的？大概人人心知肚明吧？
我对那时候的“工作组”也有一些粗浅的印象。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近，有一个林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林场的干部有反映，局里派了一个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父亲是专案小组的成员。我那时候上小学，有一年放暑假我随着父亲去过一次那里。记得，工作组的人每天都找当地的群众了解情况，和老百姓关系搞的很好。有一个姓修的人，好像是知识分子，是被整的对象之一，父亲很早就认识他。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这个姓修的没啥大问题，就是嘴没有把门的，有人要整他。父亲办他的案子，就在文字上为他帮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来就没啥问题整人干嘛？这个林场的书记是被“整”的主要对象，到底是啥问题我至今不清楚。改开后，这个书记到了组织部工作，干的风风火火，被树为先进典型，说是工作认真，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等等。对此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组工干部有一个虚头吧脑的儿子我认识，进了法院工作，这恐怕也是他“公而忘私”的结果吧？我还记得，在工作组的办公室里见过几只半自动步枪，就立在墙角上，门也不锁，没人偷，我还没事拿着玩玩，不敢装子弹。我想，那个工作组的办法很不错，如果现在用在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上，效果应该很好，因为工作组走的是群众路线。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个时代条件那么艰苦，全国人民不仅没有趴下，而且人人精神抖擞，个个干劲冲天，为什么？从小的方面说，有一个人人平等的和睦的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没有贫富差距，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希望，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且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有较强的政治觉悟；从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说这得助于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如果没有国家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水电等方面的福利投入，那恐怕真的要回到卖儿卖女的旧社会了。试想，如果现在每个家庭不是独生子女，还是过去那种大家庭，谁能扛得起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的压迫？要想维持生存，要么就得当丐帮帮主，要么就真的得组织黑社会了。所以，我敢说，现在所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靠强制性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带来的。除去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交通发达、楼市狂飙、股市跌幅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外，相对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大降低了。所谓改开30年的巨大成果，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庞大、完备、坚实的工业基础设施，得益于“两弹一星”和强大的军工做国防的保障，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由“乒乓外交”打破的外交封锁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所谓的巨大成果哪去了呢？一方面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有能力投资高速、高铁、摩天大厦等重大拉动内需的项目，有能力购买“两房”债券，支援友邦的房产事业；一方面是被极少数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分享了，而普通民众则成了改开的巨大牺牲品。这恐怕就是目前维稳形式严峻的症结所在吧？
有人说，目前许多人有怀旧心理。是的，我们都在怀旧，因为我们无法忍受腐败分子的疯狂与肆虐，我们无法面对贫富悬殊的现实，我们不忍看到国有资产被无端贱卖、国有企业被任意践踏宰割的乱象，还有那强征强拆、暴力殴民、拘押上访民众、豆腐渣工程等等骇人听闻的事端更是令人目不忍睹、义愤填膺！是的，我们就是要怀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民主选举”的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干群平等”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贫富均衡”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没有贪官、没有妓女、没有黑社会”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这个旧。。。一句话，就是要怀毛泽东这个旧！道理很简单，谁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谁为人民大众说话，谁为人民大众撑腰，我们就坚决和谁在一起，就坚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他，这是天理之道，不容质疑！
二、什么是民主
民主，这是当下很热门、很敏感的话题。30年来，有人一直把毛泽东时代污蔑为封建专制时代，这真是居心叵测、颠倒黑白。我虽然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尾声，但是，切身感受过一个民主社会带来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良好氛围。毋庸说，那时候的劳模、先进生产者都是民主评议、选举出来的，就连小学生都有选举权，班级里的班干部是选出来的，而不是老师“点”出来的，这是任何人也涂抹不掉的。
我是1973年秋天入学的。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沟里，教室紧张，六七十个同学挤在一间教室里，而且书桌也不够用，几个人用一张桌子。一年级下半学期，有教室了，分成两个班。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引起老师的重视，班级干部没有我的份。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班主任，提拔我作了劳动委员。这是我最初的记忆。后来，开始选举了，每次我都能被选上，而选上班级干部的基本都是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习成绩不好，就别想做班级干部，老师也说了不算。被选上的由老师指定担任什么职务，最后征求班委的意见，然后在班级里宣布。到了年底，评选“三好学生”同样也要举手，按照票数的多少来通过，选上的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一次选举时，我生病了，老师让我回家休息，还让我放心，说同学会选你的。回到家我不放心，又回去了，这时候已经选举结束了。老师见了我笑了，说：“你不放心吧？你已经选上了，祝贺你啊”。上初一后，小学的班主任向我的中学班主任建议，叫我做学习委员。初三又做了班长，不是选举的，老师任命的，怕那个干部家的女孩压不住同学，开始我不做，不过推脱不掉。
如果说，那时候的风气绝对好，也不尽然。“走后门”也是常有的，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了，这和现在的腐败恐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听到“腐败”这个词呢。我们班级有一个女生，是干部家的孩子，她平日寡言寡语，不喜欢帮助别人，连同学问一道难题也不愿意告诉，用现在的话说很自私。可是老师很喜欢她。我们俩个学习成绩平时难分上下，但每次期末考试我总是撵不上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里有老师的因素。去年同学聚会她还说：“那时你总是撵不上我，还嫉妒我。”呵呵，我告诉她：“我这个人从来不嫉妒人，老师偏向你，你不知道？”她脸红了，还不承认。我没好意思“揭发”她，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老师家里查过卷子，发现她的卷子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而且错了的地方老师也没扣分，我当场指了出来，弄得老师好不高兴，那位老师姓刘。还有一次，她在一次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我当时好佩服她啊。可是不久，有一位对我不错的老师借给我一本课外书，让我学习。我竟然在这本书里看见了和竞赛完全一样的题，而且她手里就有这本书，这恐怕不是巧合吧？改革开放后，她父亲做了某公司经理，家里富了起来。她老公也被提拔了，现在是林场的处级场长，牛得很，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哪来的？就是那些隐藏在干部队伍里的“走资派”和那些惯于“走后门”的坏分子搞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没有好东西，难怪毛主席坚决反对“走后门”，要发动文革整“走资派”，原来是老人家早就洞悉了他们的心机和危害，要让全国人民看清他们的面目，不是么？
说到老师，我最感激小学时三年级的班主任，她姓高，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他父亲当时是一位科长，口碑很好，不搞特殊化，上下班和工人们一起在指定的停车点做通勤车，而有一位科长非要通勤车在他家门前停车，影响很坏。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退休，高老师的父亲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不愧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高老师虽然是干部子女，但很朴实，对我们也很负责、很严厉。我记得每到期末，她每天在黑板上写的满满的成语，叫我们背词义，这对我以后的写作受益匪浅，我至今对她充满感激。她很勤苦，亲自带领我们在学校责任田里种地、秋收。每到冬天的周日，就带领我们男生去山上砍柴，以备取暖。那时，我家里离学校近，又是班级干部，基本每天早早到校生炉子。她有时不放心，有时候也起早到校，帮着点炉子，而那位干部家里的女孩还是班长，从来没见过她点过一次炉子，连打扫卫生都懒得做，对此我记忆犹新。有一次，高老师对我说：“你家菜园子的大葱长的真好啊！”我和母亲说了。母亲见到她，非要拔葱给她，她说啥也不要。我经常拿这件小事跟现在的老师相比。现在的老师有啥不敢要？学生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你家有钱，就让你当班干部，让你入团，甚至连手机费也向家长伸手。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给这些灵魂工程师带来的优越便利？
去年同学会上，我有意对那位干部家的女同学说：“高老师对你最好，其次是我”她却说：“嗯，是。我们现在没联系。现在还是亲戚呢。”接着说了高老师一堆坏话，意思是高老师作风不好。说句心理话，小时候，我对这位女同学还有那么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可现在真是看不起她，别看她有钱，有地位，呸，什么东西。结账时她很大方说：“我现在比你们过的好，比你们有钱，我老公很优秀。你们就别跟我争了。”有的同学露出了鄙视的目光。好像在问：“你家钱哪来的？”我想，你有钱也不必声张，你一个处长的太太如此大方，那么局长太太、厅长太太恐怕比你更阔绰吧？现在的官太太们都会有如此优越感吧？有人说，现在不少人仇富，呵呵，面对如此富婆，我到没感到有什么“仇”的情绪，却也实在不能为这位同学而骄傲，倒是感到有几分悲哀，甚至为她捏把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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