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个人写道：看了30年代肃反，毛骨悚然。不知道是不是位右派朋友，如果是，直到今天才知道这把令共产党非常难堪的利刃，实属渎职。有靠左的朋友转发批评，或曰有汪蒋的宁可错杀一千政策在前，是为比烂；或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云云，是为伟人气魄，历史大视角看问题。然对于右派来说，恐难服人，尤其是后者，他们历来主张先有个人后有集体，牺牲个体的集体是无意义的。因此，这样的对轰恐怕还是最终归于无用，右者自右，左左者自左。
我想的却是，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叫纯粹？
我向来以为，（真）党员、（真）马列主义者、（真）毛主义者应该比右派更加翔实、真切地了解这些不光彩的历史，譬如苏区肃反、延安整风里的部分错杀、3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死人惨剧、文革时期的冤案和武斗等，而绝不应该等着右派来给我们上课。不了解，去辩解，只能是张口胡说，或是空喊口号，被钓鱼贬损智商事小，为辩解而辩解，乃至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基本原则才最要命。譬如，一味辩护3年时期没死人，岂不是在为主政的XX、吴芝圃、李井泉之流辩护；文革时期，群众没有表达自我表达的经验，有过激的行动，有过一些无意义的武斗，持人民史观的人自然不能因此而动摇，相信精英那套“开民智”、“法治代替人治”、“权力制衡”、“反对民粹”、“多数人的暴政”说辞，要体谅自己身为其一员的人民群众。但如果见文革二字必辩护，岂不是说，连造反派被当局镇压、武汉军队镇压群众也要在含混中被忽略掉？……
但凡信仰，书本上读来，理论上想来，大概都是无比纯粹的。佛教曰：众生平等，这简直是共产主义境界了；右派自由主义理想，所有人都个体自由，加合起来形成一个美好社会，这简直又是和谐社会了。共产党人，崇高理想是共产主义，现实理想，上层不断徘徊，但始终还是集体主义信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但合上书本、到社会里呼吸空气时书生总会郁闷地发现，世上并不那么纯粹。此处并非是说世界的肮脏不如意，令人不满于现状。理想本就是个与现实相对立的概念，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用它去打量世界，谁会完全满足？某些右派自以为天下唯我求真，唯我爱美，唯我反政府反现状，就总觉得左边的必是朝廷鹰犬，人格低劣，只好让他们自我沉醉去，而真正的左翼分子，只好另找渠道去抒发不满。现状不如意，便是书生也应该有所心理准备，但另一个不如意，恐怕就是斗争之路的泥泞不如意，而这不如意，首要就是自身队伍的内斗，一句话，队伍不纯粹。
一句话问题，一句话回答：共产党有没有投机分子？国民党有没有事实上、思想上的共党同路人？答案必然是有。追问：既然有误杀，既然你中有我，何必苦斗不休？答曰：要看主流，哲学语言，看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席28年与贺子珍结婚，杨开慧烈士31年才牺牲，这真是主席自己所说的：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当初的不朽诗句“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此刻也只能化作“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且傲且悔。但，毛蒋之争绝对不是由这些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什么才华和胸怀决定的，决定胜负的，是人民心中的一杆秤，是老乡用推送军粮的脚底板投票把代表绅士、代表四大家族的老蒋投走的。主席的才华和胸怀也是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锻炼搏击出来的，老蒋却不会懂得这个道理。两条路线，不容混淆。
回到沉重的话题，马列主义者如何看待自己政党里曾发生过的难堪错误。譬如，30年代的苏区肃反。张国焘命人把许继慎捆在马后面拖行，逼问口供，最终处决；徐向前的第一任妻子程训宣也被张亲自下令处死，徐大元帅愣是一声不吭，躲过一劫；不要以为许世友是个大老粗，据其回忆，那时他只管打仗，不问政治，所以政委换了好几拨，他却没事，市侩眼里，这大概就是聪明吧。即便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旧敢于置中央命令于不顾，在小树林里勒死曾中立同志。此外还有贺龙的副手段德昌，当然还有“我失骄杨君失柳”里面的柳直荀烈士。
这些人，我们不去同情，谁去同情，指望自由主义者吗？人死了，只剩下个抽象的人字，他们自然愿意四处搜刮，佐证自己抽象的人性观，试想没死呢？他们所着意者，离间攻击，动摇信念而已。
如何同情，削弱上层权力，搞军阀式的割据山头？蒋介石很头痛某些军阀却又无可奈何，往往在攻灭之前要忍耐一番，例如，很烦贵州小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却还要等到红军长征才能借机拔掉，是不是有了这套红军就能彼此制约，上层不经意出现左倾狂徒时不至于随意杀人？笑话，红军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么？那么，搞清党，纯粹共产党人的队伍？这是个貌似很彻底，实则很小资的想法，因为搞肃反的那帮人就是这么想的，所谓“纯粹”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就是自以为最纯粹，脱离实际，对意见不同者，不是认为军阀山头主义，就是认为属于阶级异己。可笑的是，他们采取的，反而是最军阀的割脑袋肉体消灭策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满脑子小资思想的文采被批不够群众化时，反应却是“拿起来一本《北方文化》，冷静的说道：农民么，农民本来就落后，他们除了一点眼前的利益以外，就不会感到什么兴趣。这得慢慢的来，先搞通思想；想一下子就轰轰烈烈，那是不能的，那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只要小资被公认为缺点，小资就是绝不会自己主动承认的，替换别的名词亦然。
回顾一下两个最著名、下手最狠的肃反执行者，张国焘和夏曦。二人都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夏曦曾和毛泽东在湖南并肩战斗，张国焘则是北大才子，五四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中共一大代表。就是这样的人，却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做出了最糟糕的内部选择，对所谓的AB团分子一律实施肉体消灭政策，贺龙所言：（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疯狂的地步，至于张国焘，不再赘述。然而，二人并不是某些人想当然中的权力狂、嗜杀分子，而是在当时，确实有特务混进红军，红军队伍里鱼龙混杂，确实有旧军队遗风在顽固坚持，甚至连农民子弟也未必都达到了觉悟要求。曾有一名异己分子簒取某县领导职位，有同志与其斗争，竟然连老母及幼子被一起活埋。真相党闻知此事，必然又是跃跃欲试。但这个异己分子与张、夏二人并不能比拟，甚至可以说，张、夏和其他一些人恰恰是为了杜绝这样的现象而走向偏执道路的。当时，曾有整编制的红军在特务和叛变军官的挟裹下投降国民党。外有白色恐怖和围剿，内有各种隐患，对实际社会缺乏了解的书生领导才选择了意气用事，大肆开杀。被冤杀的人很多，但并不是说，所有被杀的都是冤枉的。事实上，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在实力上是有所壮大的（这可能也是其树立起威信，从而使肃反政策进一步实施的悲剧原因），如若肃反全是冤杀，这是不可想象的。
几年后的延安，主要针对王明，其次也是对已经叛降的张国焘清算错误，历史再次走了点小偏差，出现了扩大化（澄清一下，那个王实味是此时被抓的，但是在1947年一次仓促转移中被秘密处决的），已经有过教训的共产党人及时清醒，把轨道扳了回来，限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我看照样有。政治课本上说：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可惜，这句话大部分时候和敲门砖被一起扔掉了。造成的现象是：书读得越多往往越和社会脱节，厌烦社会，向往纯粹的社会，而问题是，自己又不去投身于社会，嫌这个酱缸脏，宁愿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和古人对话”，“保持精神和灵魂的独立”。
1943年，在《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中，针对刘少奇所说：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主席批评道：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针对刘少奇所说：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主席批评道：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这些都深刻反映出二人在世界观上的差别，在刘少奇还在像小资一样留恋于人是有思想的这一流俗观点时，毛主席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
没有社会，人就不成其人。社会学里对于社会化的一个定义：人类学习成为社会一员的过程。阶级出身虽然对阶级立场起着很大的塑造作用，但却不能完全决定，这是因为，社会并不是纯粹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只是一种文学浪漫，并非是说当时的社会在觉悟上真得可以比肩共产主义，事实上，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停地在自我滋生的，贫民子弟落在堕落氛围里不自觉，仍然可以在思想上成为官僚的奴才、学阀的信徒，厌弃自己的出身阶级。但这并不是说，人的阶级属性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没有相应的环境影响，这种转变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社会不是纯粹的，政党、群体在形式上做到了纯粹——最起码一点，党员总是要宣誓忠于共产主义的吧？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军民团结如一人，正是其中的目标。但在实际上，政党也是社会组成的反应，并不能完全做到纯粹。早期共产党也有叛徒，向忠发、顾顺章等，也有旧军阀，贺龙元帅不就是？还有土匪：井冈山的原始主人王佐、袁文才，而在思想上，也有扛枪吃兵饷的，有投机的，有不那么进步的。鲁迅一生笔调深沉，透着悲观的人生观，原因在于战士往往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言语落于荒野，堕入寂寞。这是对于不觉悟庸众的无奈。而在参加实际斗争的红军内部，除了这种倾向之外，还有来自特务、动摇分子的直接威胁，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总有其遗憾，有些人选择的是“纯粹”。
要改造社会，总要接触、面对社会，而不是强行命令，社会自然不是头牛，强按也按不下去的。当初如果不肃反，或者准确地说，不像那样去搞，应该怎么办？这样想下去，历史再次虚无了，事实上，肃反恐怕不能不搞，否则红军恐怕都难以继续存在。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红军大部是好的还是坏的，内部的各种思想倾向是否危及了整体的存在。叛降者、破坏者恐怕不得不杀，高官危害尤大，可能更是如此；而对于表现在言语上的牢骚甚至是骂娘，是不是一种危害，这个问题就需要历史具体人物的判断了，越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者越容易把基层看做危险的来源，这是肯定的。
另一种纯粹：
自由主义者可能要问一句话：别那么多废话，到底能不能杜绝冤杀，甚至是能不能不杀。首先，不杀是绝对不可能的，自由主义者可以自己意淫，但以阶级斗争立本的共产党如果不杀军阀、土豪、混入内部的异己分子，那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号称珍惜每一个生命的人大可以向古往今来每一个死去的灵魂去拜祭，不过几十亿人而已，不过有的爱你有的恨不得杀你而已。
那么，能不能完全避免冤杀？恐怕还是不能。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子，国民党处死的人里面没有死忠果粉、死忠三民主义者吗？我想肯定是有的，甚至极端些说，恐怕还有中共卧底杀了国民党忠臣呢，就像《潜伏》里面余则成险些通过官方途径干掉李涯一样。共产党不是个抽象的名词，不仅仅是几句白纸黑字的纲领，它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有的信马列主义，有的不信，有的这样理解，有的那样理解，它只能说尽力警惕左倾冒进，但不可能完全杜绝。而这个过程中，也许右倾投降又会冒头，同样断送革命，如果，隐藏分子此时发力，人头还是要掉不少。希望制定一个明文党章，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能做出一致的理解，不分歧，不左不右，没有冲突，更没有彼此间的激烈冲突，从而——达到自由主义者憧憬的梦境——个体没有一个牺牲，没有一个冤死，这是另一种纯粹，一种更加飘渺的纯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尖锐的时候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此时生存的方式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己所不欲，必施于敌。指望所谓的纲领得到一致性解释（颇有些社会契约的味道），从而消灭矛盾，这是无稽之谈。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矛盾一定会发展成为敌我矛盾，事实上，肃反冤杀中很多并不是敌我矛盾，但这并不代表说，根本没有敌我矛盾。而有敌我矛盾，它又绝不可能把字写在脸上给人看，一定是要伪装的，这就是有人幻想“纯粹”的现实基础，因为他真得认为周围环境是纯粹的——虽然那只是表象。
回到文革话题，右派推崇的一个人物是遇罗克，有人认为他是由于撰文批评血统论而遇害的，但也有说法认为是因为他携带手榴弹不能解释用途，被认定是试图谋杀毛主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臭名昭著的“联动”等高干红卫兵组织提出的口号，很早就遭到了批判，“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血统论遭批判，红卫兵最终也失去了信任，宋任穷的那个女儿不是跑到国外倒苦水去了吗？可笑的是，某些人提起红卫兵咬牙切齿，对于这些当年的头头却格外开恩。如果遇罗克真是因为批判血统论而被枪毙，毫无疑问，是冤杀（我看过那篇文章，不错）。但是否这就意味着文革不应该发动呢？恰恰相反，建国已经17年了，社会的官僚意识、贵族意识仍然这么强烈，不但喊出那样反动的口号，甚至倒打一耙，杀害正确意见者，不正说明社会蕴含着风险，共产党有步国民党后尘的危险，人民群众仍旧习惯不发一声吗？这场运动是应该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纯粹的，因为它说的很清楚，要打倒的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是容易被打到的吗？新上来的造反派就一定靠得住吗？不一定，但是并不是说造反派失败了就证明了当权派的正确，事实是，某位老干部对文革的评价：救了共产党，毁了老干部。老干部不像后来粉饰地那么高明，甚至还浑水摸鱼。各种势力的角逐，造成十年间局势是有些混乱的，走资派大概误伤过同党，造反派又分伪装和真实，同样也胡乱造过反，也有善良的群众不懂不明白，误伤了别人，或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如果那场运动没有把社会搅浑，人民群众会像沉淀的泥沙一样，更早地沉到社会底部。
前几日，看见萧瀚和吴法天微博吵架，吴法天被某些人认为是左，颇有喜感。二人哪里是什么左右的区别，明明都是右，无非一个主张“理性”、“客观”，一个主张“恶法”尽可怀疑，对恶人必须斗争。或许可以说，萧瀚更右，似乎更极端，但他主张不妥协、对丑恶进行斗争的说法倒是值得欣赏的，虽然这只是个手段。世上没有纯粹，理性、客观只在相对纯粹的同道人中或可尝试一二，在大鸣大放中，根本不可能。人们所能做的，是保持一颗谦逊的心，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在没有发觉自己错误的时候，勇于坚持到底。所谓斗争中达到统一，就是这个道理吧。这个过程中，人人皆可能受伤害，被敌人、对手，甚至是被同志。
怕杀头，就不要革命——也许还有被自己人杀头的可能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听说上海是个染缸，谁跌进去谁就会被染黑，我倒想看看，是它把我陈毅染黑，还是我陈毅把上海染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希望邓做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此时的邓可能猜到了底线，做了巧妙的推辞——他真的这么纯粹，没有自己的意见？
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们亲亲热热，拍拍握握，拍拍握握，亲亲热热……我们是同胞兄弟——子曰乐队《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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