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某区某村74人加入山西人民公诉汉奸、卖国贼
茅于轼、辛子陵公诉团
解决“三农”问题要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节选）
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冯村原村委会主任 闫右斌
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城乡关系，解决好“三农”问题，首先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但我不赞称以“稳定是第一位的”这句话为由，采用压制手段来保持“稳定”，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把稳定这块大石头压在火山口上的做法，其实是很愚蠢的”！
但是，保持农村稳定这个问题绝对不容乐观！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的村子里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而造成这种不稳定因素的“罪魁祸首”，正是三年一次的“海选”和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尽管基层政府尽职尽责地组织举行各村的选举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勿庸置疑的是，选举中出现的丑恶现象，如贿赂、胁迫，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铲除异已，几乎成为普遍现象。但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有个网友在《看看农村都是些什么人在当权》的文章中说：“看看都是些什么人物能当村长呢？要么是做生意有了俩钱的，他们可以在农民中用钱和物去贿赂选票；要么就是村霸，在村里无恶不作没有人敢惹，也没有人敢不选他们的恶人；要么就是在村里的大姓中有威望的，小姓中的人再有水平在他们面前也只有望洋兴叹！每到换届选举的时候，哪个村不搞得乌烟瘴气！选得老百姓都相互生了仇，结了怨！真不知道这样的民主是好还是不好？”但这个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经过一番激烈地较量甚至是暴力的较量，新一任的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终于产生了。但是，从他们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有人盘算着“三年到期把他们赶下台，让我上或让我们的人上！”这个问题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新任班子上任那一刻起，在“我干不上，你们也别想干好！你们干不好，到时候就得下台！”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使绊子，找麻烦，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挑拔离间，拉帮结派，混水摸鱼，冷枪暗箭，有意制造矛盾，故意激化矛盾、上访、告状、写匿名信，递黑纸条，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氛围里，要想保持农村的稳定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作为当选的新一任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来说，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不得不疲于应付招架各种人为制造的麻烦，根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工作中去。同时他们也在不时掂量着“三年期满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干下去？”这个问题，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看眼前，难顾长远，不思进取，只求平安。甚至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过期捞不着”的错误思想，想歪点子，动黑念头，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贪污挪用，胡支乱花，胡吃海喝，致使群情激愤，民怨沸腾，这又怎么能保持农村的稳定和谐呢？
台上台下的双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相互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惜动用一切非正当手段，同时极力在政府部门，公、检、法部门寻找靠山，甚至不惜在黑恶势力中寻求支持，有的竟然酿成刑事案件。这又怎么能保持农村的稳定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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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三年一次的“海选”和所谓的“村民自治”,才是农村不能保持稳定和谐的罪魁祸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使前多年农村中相对风平浪静的生活节奏变河波涛汹涌起来。由此看来，这种使我们赖以自豪和骄傲的所谓“大民主”，并不是现代农村和农民们最需要的！所以，我建议立即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决果断地取消三年一次的“海选”，取消所谓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当然还有村党支部，但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不在我们现在讨论之列）用轮流坐庄式的村民代表会代之。原属于村民委员会的所有权力，统统由乡、镇政府（如果以后乡镇政府撤消则由县政府）直接接管。而对于取而代之的村民代表委员会，其职能则仅限于搜集反映群众意见，经民主科学的程序作出决定后，交由乡镇政府指派到村的吃财政饭的干部们直接实施。应该肯定的是：村民代表委员会才是村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派下去的国家干部门则只是村民事物的具体执行者！这种做法与现代社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相符合，并与现代社会中先进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理念相吻合。
过去说“万恶淫为首”，有人说“万恶钱为首”，在我看来，在农村确实有些“万恶权为首”的味道。如有些村里，集体经济早已被折腾殆尽，村干部干了三年连工资都发不上一分，却也争得你死我活。如果我们修改了《村委委员会组织法》，取消了村民委员会，取消了“海选”，农村人就没有了对权力的渴望，也就没有了争斗，没有了争斗，也就没有了那些丑恶行为，没有了那些丑恶行为，这才会有农村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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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三年一次的“海选”弄得村里连最起码的稳定都无法做到的情况下，所谓村民自治的效果可想而知，肯定难以使人满意！在这方面媒体披露的不少，相信接访部门也了解很多。我敢说，在绝大多数的村子里，都有着那种“安好心的人干不好，有二心的人胡乱干”的现象，拉帮拉派，党同伐异，贪污腐败，胡吃海喝，所谓群众监督形同虚设……。每届班子下来，都要留下一个烂摊子，留下一堆烂账目，留下一拨烂事情。问题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乱，越来越难以解决，集体的那点底摊子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散、民风越来越坏……。面对如此效果的“村民自治”，面对如此效果的“民主选举”，面对如此效果的村民委员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组织就是胜利保障！然而靠这样的基层组织形态，我们怎么能保障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健康进行？怎么能保障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大愿望的实现？仅靠政治说教，绝对无济于事，必须从组织手段上进行彻底改革！
第二，从现实的农村社会环境、农业生产模式、农民生活方式来看，村民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已经没有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土地承包到户了，农业税不缴了，工业反哺农业了，粮食有了直补了，农资即将补贴了，村办企业已改制给私人了，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空壳了，不乱摊派了，不乱集资了，不乱罚款了，用不着为收各种税费而牵耕牛、抱彩电、挖粮食，甚至拆房了。目前在农村，除了为农民们管理好水利和电，村委会已经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了。反过来说，农民们也只不过把村委会当作“豆包”一个，根本不把你当作“干粮”了。除了选举外，村里想开一个群众大会根本召集不来人，一号文件重要吧，但除了在电视上了解一些外，真正给农民们贯彻学习过吗？像这样的村委会，我们还要它作甚？在美国，乳臭未干的正在就读的高中学生可以当选市长，90多岁的老太太可以连任很多届市长，可见权力之轻，微不足道。现在的中国农村，从农民本身的“权利”而言，农村“权力”机构也已经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第三，中国的农民是最容感到满足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不是有调查机构经过调查而得出结论：农民的幸福感要高出城市人几个百分点嘛！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中国农民们感到满足呢？反过来我们再问，中国农民们最需要从那些方面来满足他们呢？我认为是如下几个方面：1、自由。农民们最渴望的是更加宽松的社会约束机制，最讨厌的是有人总是要从各个方面管着他。2、平安。没有人欺负他，没有人伤害他的利益。3、幸福。但农民们所谓的幸福也只不过指的是有吃有喝，不饿肚子，有穿有戴，衣能遮体而已。即便是孩子念不起书，家人看不起病，农民们除了抱怨学费太高，看病太贵外，也绝不会有更高的奢求。4、平等。但绝对不是平均！农民们有这个自知之明，所谓“仇富”的坏帽子不能给农民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和毛病，即不被压迫、不被剥削、不被歧视。除此之外，那种我们赖以自豪的向全世界炫耀的所谓“大民主”，绝对不是中国农民们最希望得到的!刻意地要把所谓的“民主”强加给农民的做法，贻害无穷！只会破坏农村的稳定，引起权力争斗，成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另版。说实话，在中国，最需要“民主”的地方应该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之类的地方，而不是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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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牧民”心理可以休矣！解放后，为了维护统治，巩固政权，在旧社会完全处于一盘散沙状况的中国农民被彻底动员起来，处于一个巨大的严密的网络组织之中，没有这样的组织，生产呀、学习呀、革命呀、斗争呀、批判呀，怎么进行？老百姓嘛，就是一群羊而已，而政府嘛，就是牧羊人，我得时时刻刻地管着你才行，甚至不惜“十羊九牧”。而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我们已经在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了，而不是过去的“牧民型”政府了；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政策也已变成了多予、少取、放活、反哺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利用村委会“管”着农民了。取消“农村干部”，让吃财政饭的“国家干部”们直接给农民服务，直接把国家“多予”农民的、“反哺”农民的钱财不打折扣地给了农民，不是更好吗？要知道，中间环节越多，运行成本就越高，农民们所得到的反而越少，所享受到的服务反而越差，个中奥妙，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吧！过去我们是向农民“要”，有时甚至要强行挖粮食、抱彩电、牵耕牛、拉肥猪，没了“农村干部”确实不行，总不能让身份高贵的“国家干部”们亲自去干吧？而现在我们向农民“给”，用不着再与刁民们淘气费力了，“国家干部”们完全可以“亲自”而为，况且看着农民们对自己感激涕零的样子，“救世主”般的自豪感应该是感觉不错的，就凭这点，还要村委会干啥？
第五，说实话，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干部”的待遇是非常低的！与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所从事的工作、所受的气、所挨的骂、所作的难，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在“国家干部”们利用自身的权力打着“高薪养廉”的幌子，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增加的工资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干部”们最觉得悲哀的事情！同时这也是“村官”们谋求灰色收入，产生“村官腐败”的原因之一。这届选举前，就传出了减少从职人员，提高工资待遇的传言，据周天勇教授估计，全国大概有“村官”700万人左右，每个村官平均下来每年工资按5000元计算，全国下来将要有300多亿的行政成本支出。（如果按北京市目前招大学生村官月薪2000元算，那就更不得了了！不过我敢断言这种做法纯属胡闹瞎折腾，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用北京人的话来形容绝对“傻比！”）300多亿与30000多亿的财税收入再加上乱收费收入将近40000亿的财政总收入相比，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是，20多年来，我国的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增加了87倍，所占比例高达20－30%，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税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为中外世人所诟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取消“村官”，用吃国家饭，拿国家钱，却无所事事的“国家干部”们取而代之，剩下这几百亿元，把它用在农民身上，譬如用在农村水利上：目前，全国8万多座水库中有1/4的大中型水库、2/5的小型水库属病险工程。全国万亩以上的灌区工程，已报废的占10%，不同程度老化失修的占60%，基本完好的只占30%。大量的泵站、水库、涵洞、灌渠破损，功能减弱。有钱用在刀刃上，将使农村水利条件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呀！取消村官，剩下几百亿工资，既减少了行政管理成本，又为农民办了好事，算政治帐，明白清楚，算经济帐，经济合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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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国家干部”们的自身素质、工作能力、办事效率绝对优于“农村干部”！不仅如此，“国家干部”们与村民们之间没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害关系，使他们能够较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好村中事务，化解矛盾纠纷，指引村民致富。而“农村干部”就不一样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即便是他们拥有一颗公平、公正的心，也难免受到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和制约，很难把事情办好。俗话说“能率一军，不管一村”最主要的道理就在于此。明明我们知道“农村干部”们由于自身限制，很难把村事办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用“国家干部”取而代之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不再为难“农村干部”们以致于使他们不再“出了力，受了气，却不讨好”呢？取消“村官”，等于“成人之美！”
第七，“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张看半天”，“早上跟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抱着裙子转”。这是“国家干部”们的形象在人民群众眼中的幽默写照！为什么会这样？两条：吃饱了撑得！没事干闲得！吃国家饭，拿国家钱，无所事事，腐败丛生，吏治之难，可见一斑。如果取消了村官，把农村工作直接交给“国家干部”们来干，便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作风，干部形象为之大变，如此不好么？也许有人担心中国农民那么多，农村那么大，仅靠“国家干部”恐怕顾不过来，杞人忧天！我们的官民比为1：26，除去人民教师，总有1：60吧，一个国家干部“服务”60个农民,又不是让你一个人给60个人倒茶端饭。还能顾不过来？况且，与过去相比，交通发达了，通讯先进了，手段高明了，而现在的“服务”和过去的“管理”之难易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么？过去的一个县政府才多少人？一个区政府才几个人？没有车没有摩托，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没有电话，仅凭两条腿，工作干得比现在差吗？每年4000亿的公车消费，XX亿的“公话”消费，让“国家干部”们勤到农村看看走走，勤与农民说说听听，也算是尽可能的“钱有所值”吧！
第八、现在我们来说敏感话题，关于农村党支部。农村党支部、村委会靠不同的产生机制形成，各发各令，争权推事的“内耗”现象在绝大多数的村子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关于两者关系的定位，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在农村地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呈弱化趋势，党员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一般村民群众并无两样，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成员，对农村基层事务并不具备实际影响力。由他们选出的党支部，由上级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广大村民认可！村民们认为：村委会是我们选出来的，党支部是少数党员选出来的，我就不认可你，你又能怎样？加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党支部在农村群众中的神圣感已荡然无存，面对这种情形，同样身为村民的党支部成员又怎样来体现对村民的“领导”？既然我们主张村委会都可以取消，那么党支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读到这里，估计会有相当多的人来质问我了：“你这不是主张取消党的领导吗？”请息怒，往下看，其实，在这里我想严肃而郑重地声明：当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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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今年“两会”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媒体使用效率最高的词语，有关理论文章连篇累牍。但总而言之，就农言农的居多。地方政府跃跃欲试，树典型、搞试点、准备重走过去种种运动的“老路”；有关部门蠢蠢欲动，寻门子。跑项目，准备分得一杯鲜羹；农民们则在迷蒙中企盼，不知这天大的好事将以何种方式降临到自己头上。让人感到担心的是：“新农村建设”最终会不会成为农民们的免费午餐，最终会给农村农业带来什么，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体制不端，弊病丛生，腐败横行，私欲膨胀，弄不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的餐餐大宴；弄不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使农民们勒紧裤带，竭尽钱财，甚至饿得头昏眼花，才能够享用到的一顿家常便饭——只剩下了汤汤水水，稠的早已被人捞光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过去的这种教训如扶贫款被当作了“唐僧肉”的事情还少吗？搞几个典型，然后采用“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办法让领导放心高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秦晖教授指出：“即是在公益范围内，国家财政对于农民的“多予”也应当是法治状态下的公共服务，而不应当变成人治状态下的“首长恩典”，其实施对象的确定应当根据普通性的政策规定，而不应当与这是什么人的“点”，什么人的“帮扶对象”有关。运用公共权力向某领导“亲自”关心的特定“典型”提供稀缺资源，尤其在这些资源因稀缺，而已经成为激烈竞争对象的情况下，“多予”的初衷就可能被扭曲。”要知道，农民的天生特性是“宁患寡，而患不均”，这似乎是中国农民的“毛病”，但是农民们追求社会的“公开、公正、公平”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况且多少年来，政府在“锦上添花”上往往有拿手好戏出台，而在“雪中送碳”时却往往缺乏积极态度。如果把新农村建设搞成一个嫌贫爱福的面子工程，形像工程，政绩工程，农民们能满意吗？这是党和政府的初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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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我们需要坚决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解放思想。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政治教化中生活，在种种“主义”、“思想”、“理论”、“代表”的指引下前进。然而，我们的前进道路并不顺畅，我们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不该发生的错误发生了，不该出现的曲折出现了，不该遭受的损失遭受了，应该取得成功却最后失败了，教训非常深刻！按理说，就凭十几亿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完全可以看清方向，认准道路，找好办法，在阳光大道上畅快前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却重复在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里不能自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虽然GDP增长了，国力增强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卫生改革使得人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使得孩子们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使得本应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流失惨了，地区差别拉大了，城乡差别拉大了，贫富差别拉大了，开始两极分化了，内需更加不足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更加不平衡了，外贸依存度高达70%了，在内需不足——依靠出口——低价竞争——压低工资——内需不足——依靠进口的怪圈里不能自拨了！可怜的农民工们被外国资本压迫、剥削、榨干了！一个芭比娃娃在国际市场卖20美元，中国人却只能得到其中的35美分！农民工工资之低，工时之长，干活之累，条件之苦，可想而知！要知道，这是外国列强们当年用飞机大炮都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仅用几个臭钱在中国投资办厂，就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人民给压迫了！剥削了！榨干了！这是怎么惨痛的教训呀！试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几千万革命烈士们如泉下有知，将作何感想？他们还不痛心疾首，悔青了肠子？早知仍如此，何必有当初？作为先烈们用头颅和鲜血拯救出来的后人，我们又作何感想？我们对得起先烈们吗？对得起先人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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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是；；：共产党人的胆识、气魄和勇气！一个小小的村委副主任，就“三农”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倒也无可非议，不想却扯到“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么一个只有政治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们才有资格讨论的大题目上去了。足见一介村夫，土包子一个，且实、直、憨、傻、犟、狂、痴，只知地厚，不知天高，胡说八道，胡侃海扁，这叫做“赤裸身子追贼，胆大不知羞耻”吧！让大家见笑了。作为国家“主人”，我们已经把国家交给“仆人”们打理了，所谓“国家大事”原本也用不着像我这样的既不是“国家人”又不吃“国家饭”，又不领“国家钱”，不应管“国家事”的人唠叨，无奈本人就是这个德性，位卑未敢忘国忧，身贱更应记怜民！不知哪些吃着国家饭，拿着国家钱，干着国家事的“仆人”们又作何感想？！
村民签名名单：
陈小文 李青霞 田梅军 张变又 李变云 靳小林 田计村 薛月连 田志刚 程虎林 程四货
程晓飞 程福杰 李三小 李太文 田金全 郝四娃 田晓峰 田福乡 田玉川 程任虎 田秀梅
程国华 李润华 程国柱 记民栓 张变福 赵录荣 张志强 王兰荣 魏 峰 张志勇 田金所
张栓柱 田玉生 李英霞 李五娜 李廷柱 张兰萍 师爱英 李福生 刘贤平 李清保 田福胜
程海生 田福亮 田 伟 杨爱虎 杨德有 刘玉美 杨小保 柳建华 张福有 姜桃花 张虎子
王润虎 张秀梅 王爱国 李永贵 刘原生 李廷祥 李勇和 李全福 陈玉风 李军峰 张 峰
李秀花 刘四只 李永红 任卫东 陈林喜 袁五儿 宋建军 吕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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