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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滴水折射阳光——从点滴小事看毛泽东时代

鹤龄333 · 2011-06-1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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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滴水折射阳光--从点滴小事看毛泽东时代  

(共八篇,10年7月已发前四篇)  

一、从本山老哥的手电筒家当说开去    

二、从一个屋场名叫“黑瓦屋”说起  

三、从赤脚草鞋到凉鞋套靴  

四、从碓到“推子”到打米机  

五、从羊肠小道到阳关大道  

六、从土车子到拖拉机到汽车  

七、从戽水、车水到农田灌溉自流化  

八、牙灰的记  

   

   

一些看似很小很小的事情,不知不觉地从我们的身边过去了,消失了。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它们过去了就过去了,它们消失了就消失了,好像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它们存在过一样!不过,当我今天重新忆起它们的时候,忽然发觉:原来它们很值得我们回味记忆,甚至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  

有一句话叫做:“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看起来很有道理!  

   

一、从本山老哥的手电筒家当说开去      

   

李悔之在他的“七一”献礼文章中用一句“斗得赵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钱的‘家电’就是手电筒”的“笑话”对前三十年的贫穷落后进行了十分刻薄的讥讽与戏耍。并以此为依据推定“前三十年尽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将神州大地斗得一穷二白。”      

年轻的朋友不知就里,可能信以为真以至于会随着李悔之的嘲弄而忍俊不禁的。不过,我却要告诉大家,这个李悔之,千万别信他。      

虽然,就电器来说,无须讳言,前三十年平常百姓家里确实没有冰箱电视机,最值钱的电器很可能也都是像本山老哥那样,只有手电筒!      

但是,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钱的“家电”就是手电筒,是不是就可以推定出本山老哥家除了一只手电筒外就一无所有了?就可以推定那一代人除了手电筒外就一无所有了?我想,除了傻瓜以外,谁也不会质疑这样一个不用思考便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      

因为,手电筒并不是人的生存必需品,人的生活需要,还有比手电筒更重要百倍千倍的东西,譬如食物住房衣服之类。也就是说虽然本山老哥最值钱的家电只有手电筒,但是,本山老哥肯定还有比手电筒更值钱的东西,手电筒仅仅是一个照明器具而已。      

现在,我们就从手电筒这个照明器具说开去,看看手电筒是经历了多少年才进入千家万户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化到1949年的时候,在我的家乡,通常的照明器具叫亮片子,家乡口语读音叫亮皮子。      

各位一定要问这“亮皮子”是个什么玩意吧。那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就像今天的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亮皮子”一样,那时候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手电筒呢!      

当时的我们,只知道亮皮子,火把、蜡烛、清油灯。      

蜡烛,今天还有它的影子,作为一种辅助照明用物。但那时候不是照明用的,因为大家都照不起。那时都是红蜡烛,主要是逢年过节敬神用一用。      

清油灯是在装着茶油(也可以用菜油)的铁器皿(灯盏)里放一根灯芯(灯芯草或棉线做的),灯芯的一端露出一小截在灯盏外,点燃灯芯后,灯芯就吸着灯盏里的油汁生火发光照亮。清油灯一般人家都用不起,即使像我家那样的自耕中农也用不起,所以,我们家的照明主要也是用亮皮子。      

亮皮子是什么?其实就是竹篾片。竹子剥去外层青篾用作竹器原料后剩下的黄篾片在水里面经过长时间浸泡再晒干以后,就具有了单片燃烧发光而不熄灭的能力。可以捏在手上走动,固定用时,就插在砖墙的壁眼里。      

亮皮子只能在室内照明,到了外面就很容易被风吹熄的。而且一根竹片照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夜间外出就只能用火把。      

火把的制作材料是杉树皮。将一小捆杉树皮,用稻草一道一道扎紧,点燃后不会产生大的明火,摇一下,亮一下,这样就增加了照明时间,两尺来长的火把走两三里路没有问题。      

引火靠什么东西?靠“纸媒”,纸媒是用黄草纸搓成的纸条条。在火种上点燃后,用嘴轻轻的吹气就会生出火来。我外婆家还有一种更省钱的办法,把红薯藤放在水里浸包后晒干,然后搓成三股的小绳,点燃后,用嘴吹气也可以吹出火来引火。和纸媒的功用相当,但我们家没有用过。      

火种又是哪来的呢?火种是“沤”来的,家乡土话叫“沤火种”。就是把灶膛里木柴烧完后的“火屎”(即木炭),用厚厚的冷灰盖严盖实,避免火屎与空气接触迅速灰烬化。点火时再把火屎翻出来。因为火对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那时候,沤火种也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件要事。      

那时,家乡还有一句土话叫“弄火种”,“弄”是向人要的意思。在自家火种熄了的时候,只好到邻居家寻求帮助,说一声“某婶婶,跟你弄个火种了。”      

这种纸媒亮皮子时代,大概在解放两三年后就开始结束,我们那里开始有洋火洋油灯了。至于家乡的电灯兴起于何时,由于自己一直在外工作,具体时间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在我们家乡,1979年以前早就有电有电灯了。我家是1979年起新房的,当时大队就有了变电房,并有专门的电工管理送电,所以,新房建起不久后就安装电灯了。      

顺便说明一下,我家的老房子所在原是一个小湾,住有八户人家,因为地势平坦,生产队计划拆迁开田。拆迁的方式:由生产队出砖块(泥砖)出小工,自家备材料,请大工,办生活。大家也都乐意搬迁,过那种单门独户一个小山洼,前面一块坪,后面一片林,喂猪养鸡都省心的生活。我家是最后一个搬迁的。      

这就是说,我们生产队的这几户人家,在1979年以前,都有自己的新房了。其余的十四户,虽没有起新房子,但住房都是有的,并不像李悔之说的那样,除了手电筒,就一穷二白了。      

真正的一穷二白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这一点大家应该从我前面的叙述中看得非常清楚了。可是,李悔之却无视解放初期的那种真正一穷二白的状况,闭着眼晴说瞎话,否认前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明显的进步,拿今天的彩电冰箱时代嘲弄那个只有手电筒的时代,其用心之歹毒,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只要不是傻瓜智障,谁都会明白这样的道理: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电力生产和输送的基础设施,哪有接踵而来的电器化?      

再说,没有改革开放,是不是中国百姓就永远用不上电器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前三十年发展电力工业又是为了啥?      

李悔之们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和袁腾飞一样,他们都是把历史、把客观事实当作一个玩意儿,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戏弄玩耍。他们的脸上还露着得意的狞笑,只以为听众都是傻瓜。殊不知他们的这套鬼把戏,大家早已将其戳穿了。大家也都听烦看腻了。      

如果我们也学李悔之一样耍油腔,更精彩的“笑料”多的是。岂独他们几个人会说呀。譬如本山老哥的手电筒故事,就可以写出另一个版本来:      

那时的本山老哥早就富可敌国了。他不是有手电筒嘛。你看人家慈禧太后,当了一辈子老佛爷,还没有咱本山老哥这小僧儿的神通大!      

请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本山老哥,凭着他的这支手电筒,在老佛爷的面前,难道就不可以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吗!      

   

二、从一个屋场名叫“黑瓦屋”说起  

   

我的家乡民居大都是依山而建,没有大的村落,三五户人家聚居就是比较大的屋场了,超过十来户的屋场很少。不过,屋场再小,哪怕是一户人家的小院,为了便于交往,大家也都会给它取一个名字的。屋场的冠名大致分两类:一是姓氏,如肖家屋场,马家台子,陈家湾等,不过,屋场的名字虽然冠了姓,但并不表示住户就是与屋场同姓的。譬如我家所在的屋场叫单家湾,实际上单姓人家早已不知迁徙到哪里去了,在我们当地已经绝了迹。还有一类屋场名则是随地名叫的。如柴洼、萤火圹、炭山冲、水口山等,都是一些当地人才能听得懂的小地名,同时也标示着座落在这些地方的屋场名字。  

不过,也有个别的屋场名比较特殊,像题目中提到的“黑瓦屋”就是一例。我们大队就有两个屋场叫“黑瓦屋”,位置在上方的叫“上黑瓦屋”,在下方的叫“下黑瓦屋”。  

它们的名字为什么与众不同?由于它们渺小,没有人对它们考究过,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考究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反正大家都这样的称呼,一提黑瓦屋就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一提上黑瓦屋就知道是上面那栋黑瓦屋。  

我这个人有点爱操空心,没事时就把这个问题放到心上了。经过我的苦苦思索,当然不能算是考证。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它们是我家乡最早出现的两栋黑瓦屋!在家家户户都是茅草房的时候,第一个以全新面貌出现的黑瓦屋,与众不同的形貌就成了它区别于其他屋场的标志了。接着出现了第二栋与它争锋,没办法,人们便用一个“上、下”将它们区分开来,让它俩分享了这个“黑瓦屋”。  

对于黑瓦屋身世的这个论证结果,我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的。隔我家两里来路还有一个屋场名字也非常特殊,叫做粉壁屋场(不在我们大队)。这个屋场也是以它独一无二的形貌命名的。在我家通往花石镇(区镇)的这一截20里径上,小时候我挑柴到花石卖不知走过了多少来回,没有看到沿途有第二个外墙刷有白粉的屋场。而只有这个粉壁屋场才有刷了白粉的外墙。所以成就了它在当地这个十分“显赫”的名字。譬如我家吧,虽然盖了瓦房,但也没有奢侈到在外墙刷粉。内墙也只有我父母住的一间刷了白粉,这是他们结婚时装修的,祖父母就没有这种享受了。  

至于瓦房,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解放初期),虽然“黑瓦屋”的专利已不复存在。上上下下已经有好几栋黑瓦屋,像我家所在的单家湾也全是瓦房了(两户地主,两户中农)。但是,占百分之八九十的民居还是茅草房!  

由于有大量的茅房存在,盖匠也成了人们谋生的一种职业。盖匠是专替人盖房子的。茅房每年冬天要翻盖一次。以抵御第二年夏天的雨季。翻盖茅房的材料就是稻草。  

住茅房是什么滋味?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得十分清楚,我们读书那阵有这篇课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诗人在诗中大声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千多年过去了,权力者们谁也没有把他的喊声当作一回事。只有那些身处茅房中的百姓像接力赛似的,一代一代地唱着他们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直唱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毛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家乡已经结束了茅草房的时代,虽然大家并没有住上广厦高楼,但是茅草顶都已换上黑瓦顶,这已成了事实。虽然“上、下黑瓦屋”这两个屋场还在我们大队存在。但是当年它的“特殊性”已经成了家乡所有民居的“普遍性”!  

因此,盖匠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消失,盖匠这个名词也在我们那里的口语中消失了。  

   

三、从赤脚草鞋到凉鞋套靴  

   

草鞋,这种几十年前无处不在的东西,今天已成濒临灭绝的一个“物种”,除了拍摄红军长征用作道具以外,恐怕很难见到它的身影了。虽然没有人考证过它兴起于何时,但是,我们却可以断言,它一定具有一段十分悠久的历史。它的“繁荣昌盛”结束于何时?回答是毛泽东时代!  

解放初期,在我的家乡,人们下地(水田),无论早春天气多冷,一律都是赤脚。不用下水的劳作,譬如砍柴,挑柴赶集,穿的都是草鞋。  

草鞋大都是自己制作,也有制作出售的。小时候我学到的第一门技术就是打草鞋。下雨天不能做别的事就在家里干这个。  

打草鞋的技术虽不复杂,但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学问”。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全靠自己手上功夫。虽说最后都可以成为一双草鞋,但技术的优劣成就的俊丑却会大不一样。我们队有个姓彭的大叔,还会编一种“封闭式”的草鞋,那是冬天当作“棉鞋”用的,样式就和棉鞋差不多。  

打草鞋的工具叫草鞋耙钩。它的形状呈丁字形,不过“丁字”的一钩不是朝向左方而是朝着下面。草鞋耙钩就是凭着这个钩子将自己挂靠在一条长板凳的一端。“丁字的一横”上面钉着九个小齿(记得好像是九个,中间一个稍大),像耙一样,这大概是它叫耙钩的缘由吧。  

打草鞋的第一道工序是用稻草搓一根长绳,制成草鞋的“经”,“经”的一端也就是“主经”(像渔网的纲)系在腰上,“主经”的分枝(好像是四根经)则挂在“耙钩”的齿上,排好了这个“阵势”后,就用稻草作“纬”编织草鞋底了……  

打草鞋的工艺虽说非常简单,真要把他说全还不那么简单呢。实际上我也记不全了。就说这些算了吧  

总而言之,和要告诉太家的是,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我们家乡,赤脚草鞋还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流行“时尚”。与草鞋配套流行就是布鞋。雨鞋则是木屐、油鞋两种,人们不知道什么叫胶鞋。木屐的样式是木底上面钉上一个前面封闭后跟敞开的皮面,下面钉上四颗特制的鞋钉。使用时连脚上的布鞋一起套进木屐里。我读小学时,离学校有四里来路,下雨天就是穿着木屐上学的。  

油鞋是皮底皮面(浸过桐油),鞋面的敞口与布鞋差不多。鞋底钉满了特制鞋钉。  

使用时要脱掉布鞋才行,穿在脚上行走时比穿木屐平衡性好,可以大步的行走。  

后来,有人“发明创造”了夏季穿的木凉鞋。木凉鞋的制造真的很简单,在一块刨光的木板上套着自己的脚板划上两个鞋底印,用锯子锯下来再在前面钉上一块旧皮子就行。由于它的制作简单,所以木凉鞋流行很快,在我们那儿,几乎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有。  

胶鞋兴起于何时?具体时间说不清。我自己穿上第一双胶鞋,是在读高中以后,姑妈送了我一双力士鞋(布面胶底),已经进入60年代了。我自己买的第一双胶鞋也就是穿的第二双胶鞋是在1964年秋,记得大概是花了8毛钱罢。年底入伍时,换装后,就把它给了送我参军的表弟。它成了表弟穿的第一双胶鞋。  

68年四月间,我从部队回来探亲,在离家不远处,遇上了邻居一位熊姓大叔,我称他为铁满满(满满即叔叔)。因下着小雨,他穿着一双长筒套靴。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出去这几年,我们这里变化可大啦。如今草鞋没人穿了。冷天下田都穿套靴了。  

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一样,不但草鞋换成了解放鞋,木凉鞋也换成胶凉鞋了。油鞋木屐没了踪影,队上一位姓邓的(做油鞋木屐的)皮匠失了业,此后也就再没有皮匠这个行当了。  

这时候,文化大命还在进行着。也就是说,结束我们家乡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穿草鞋历史,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四、从碓到“推子”到打米机  

   

有一首古诗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说的是粮食来之不易,主要是指种植的辛苦。其实,在四十多年前,我们端在手上的盘中餐,不仅是种植的辛苦,从谷子加工成米粒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不知道人类最早将谷物加工成米粒是采用的什么方法。今天,能够从书本上看到的最早加工工具是杵臼。这个东西虽然今天在碾制药末时还可派上用场,但是作为加工谷物的工具早已被淘汰。加工谷物的另一种工具是碓。估计应该是继杵臼之后的新生代谷物加工器具(没有考究)。  

碓,实际就是一种改进了的杵臼。主要构造也分杵和臼两个部分。臼是一个石质的类似于炒菜锅一样的东西,杵的构造比旧杵复杂,已经将手工鼓捣的简单的杵改进成了脚踏的杠杆装置。杠杆的前部份是阻力臂,阻力臂前端安装着一块经过加工的十几斤重的石头。阻力臂的长度是动力臂的好几倍。舂碓的人攀着一个固定的木架横梁稳住身体,用脚猛踩动力臂,待杠杆高高翘起来以后,将脚放松。杠杆前端的石头便从高处快速落下,砸在装着谷物的石臼中间,击打着里面的谷粒。  

由于阻力臂数倍长于动力臂,要将杠杆前端的石头踩到高处很不容易,所以,舂碓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  

小时候在外婆家里还见过这种东西。但已不是用来加工谷子了。外婆家主要是用它来将加工出来的糙米去糙皮,将糙皮也就是细糠用来喂猪。我也曾好奇地想试着玩玩,但是,玩不动,没有那样大的力气。  

我记得事的时候,我们那里稻谷加工的工具叫“推子”,推子与今天偶尔还能见到的石磨相似,也是由上下两个部份合体的,上下两部的两个连接面布满了齿纹。不同的是“推子”比石磨的体积大,直径有两尺多长,高有一米多一点。推子的材质不是石头,一般都是在竹篾织的外壳里筑上较一般黄土坚实的“推土”,再将株树等硬木劈成的统一规格的木片嵌入筑得坚实的推土里作“推齿”。推子的上扇上部是空的,可以装上三十来斤稻谷。随着“推子”上扇的不停转动,稻谷经过上下两扇连接面的“推齿”的“咀嚼”后,缓缓的从“推子”里面流了出来,稻壳也就与米粒分开了。  

制造推子的工匠,我们家乡叫做“推匠”。  

大家知道,推子的上扇是不会自己转动的,这就要靠我们的双手去推它,我们把这个活计叫做“推米”。  

推米是一种非常累人的活儿,扶着“推耙勾”转不了几下,手臂就感到又酸又痛的。说句实在话,我就宁愿在外面干活,也不愿意在家里推米。但是,不推又不行。总不能附壳一块儿煮着吃吧。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推”着吃的!  

还要补充一下,推米并没有最后完成加工,接下来还得用风车车出稻壳。再用米筛筛出残留的尚未去掉外壳的谷子。  

大家看看,从稻谷到大米的这个加工过程,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费时费力的稻谷加工方式终于完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终结它的历史,恰巧又是在毛泽东时代!  

我虽然不能肯定它的具体时间。但是却可以肯定:在我们家乡实行大包干的那一天,我们生产队早已有了打米机房和打米机。也就是在这一天,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分财产时,它们一道走进了我的家里,因为,生产队的打米机房就建在我家的旁边。  

从打米机进入我们家乡的那一刻起,沿袭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推米”变成打米!  

   

   

 五、从羊肠小道到阳关大道

    说起这个“羊肠小道”,对于我家乡的道路来说,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它的直线路段恐怕很少超过十米以上。路面少有超过一米宽的,即使是通向区镇的“官道”,也不过一米多宽而已。  

我就是踏着这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长大的,而我的祖祖辈辈则是踏着它们从小一直走到死!  

小时候走得最多的是从家里通向花石镇的这二十里路径(当时喊十五里)。而每次从它上面走过,都得尽自己最大承受力满负荷地挑上一担干柴,争取多换回一分钱或是两分钱。那时的劈柴每百斤才四角七分钱。途中要翻越三座小山,虽然坡度不高,但对于负重的人来说,却也和登天一样的艰难。第三座山叫长岭。长岭没有通常所见的峰尖。像是一条牛脊,约有一里多长的距离。我对长岭的一段终生难忘的记忆是:一次下岭的时候,柴担的后头挂着山坎的石头将我绊倒,顺坡一直滚到了山下的水沟里,当时头顶砸开一个小洞,鲜血直流。幸而同行的一位大叔会用草药封血,才没有造成大的灾难。  

我的脚步第一次跨过花石镇是在1955年,父亲带着我跟随姑父到湘潭市的姑妈家探亲。我家到湘潭将近60公里路程。花石通往湘潭的路虽然宽了一些也直了一些,但是,同样也要靠两条腿走路。顺便说一下,这个花石在西汉时期还是湘南县的县城呢。  

从花石到湘潭还必须过两条河。一条是流经花石的涓江;另一条是流经河口进入湘江的涟水。这两条河都没有桥,千百年来一直是靠船渡。  

上初中时,学校隔家里三十多里远,道路比到花石更难走了。中间要翻越一座高而陡的凳子岭,没有个多小时别想从这里上山再下山的。我们的学校县五中座落在中路铺区的荷头大队。附近山上有好几座小煤窑。窑洞的全部作业都是靠人力。我曾到井下去过一次,里面非常的阴暗,怪吓人的。井洞挖进去足有两里来路深。木头铺的梯级井道,壁陡壁陡。挑煤的工人全部都是赤着上身,一根两端向下弯曲的木扁担,挑着两个园形竹筐装的煤。一担煤挑出井,个个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呼呼的。  

这些小煤窑的存在,给家境困难的同学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当地也没有公路。小煤窑出产的煤必须通过人力搬运到五里开外的公路边,然后才可以装车运出去。每天吃过晚饭,我们便带着筐子到井上装煤,挑运到公路边。每挑一担煤可以挣到两毛来钱。这条公路过去不知道叫什么代号,如今的代号是107国道(湘潭至衡阳段)。这是当时湘潭县境内唯一的一条公路,也是我见过的第一条公路。  

1958年,花石镇到湘潭市的潭花公路正式通车。由于涓江没有架桥,所以,公路只通到花石镇的对岸。与此同时,各区镇到湘潭也都通了公路,通了客车。  

所以,到了1959年我在湘潭市二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可以不走路了,就有汽车坐了。话又得说回来,虽然票价只有一元三角三分钱,有时我还是会选择走路。那时候,一天功夫走百多里路好像也不打紧似的。  

十年后的1969年,涓水上面架起了第一座花石大桥。随着涓江的水障打通,公路也开始向纵深延伸,一直延伸到了衡山县境内,连接衡山至白果公路再接107国道直通衡阳市。  1972年,公路向我的老家延伸了十公里,通到了我们的石坝人民公社。在我们家乡的羊肠小道中,开劈出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阳关大道!  

我们县社社通公路的宏图也在此时基本实现了。   

   

   

六、从土车子到拖拉机到汽车
  
  土车子是我们那儿对独轮车的称呼。曾在电视画面上看过别处的独轮车,两根车杠笔直,造型没有一点艺术感,很难看。
  我们家乡的土车子可就大不相同了,虽然它的名字“土”,但是造型却是很美的,它的两根车杠呈曲线,刨得油光水滑的。整个车型前窄后宽,比例十分协调,前面的车头像船头一样的向上翘起,再配上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木架和一个直径约尺把长的套着铁箍的车轮,看再眼里,可以算得上一件艺术品。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土车子一直是我们家乡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它的优点就是省力。用土车子运输叫打土车子。能挑一百斤的人打两百斤绝对没有问题。土车子还有一个优点是装载方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运,整体的东西,直接搁在上面用一根绳索绑住就行了;比车身长两三倍的竹木也可以装,将它们直着绑在车的两边,只要两边的轻重差不多就行了;装碎物的话,就把车箩绑在车上当车箱,车箩是用竹篾编成的一种长方形筐子。
  我们那儿当年最累的活就是“打石灰车子”,平时要是遇上一件很累的活也会用“像打石灰车子一样”来形容。 “石”在当地口语中不读“shi”而读“sha”的四声。打石灰车子就是用土车子运石灰。为什么打石灰车子这么累?说起来话就长了。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那儿种稻子养成了一种习惯,在稻秧插下分了几片叶子以后,就要撒一次石灰来(踩)田(来田是为了踩死杂草和促使分蘖),像现在的施化肥一样。可是,我们本地又没有石灰窑,要翻山越岭跨区到我后来读初中的学校附近去运。一个往返的路程就有70多里路。虽然每天走七八十里路,对于大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推着土车子速度就要慢多了。因此,要想一天返回就必须清早摸黑上路,带着干饭在路上吃,争取在下午天黑以前赶回家里。所以,不说别的,单是这一天的连续劳作十多个小时就够受的了。
  最要命的还是要翻过一座凳子岭,这个岭又高又陡,力气再大的人也不能一个人推车爬坡。所以,打石灰这活,即使在合作化以前,附近的人都是相约结伙一起去,以便有个照应。到了上山的时候,就两个两个的协力配合,一个在后面推,一个在前面拉,才能缓缓的向上面移动,有的地方还得两个人拉才行。两个人先把一部车送上一截路以后,再回头下去推拉另一部车。然后再把一部车先送上去一截路,再回头下去推另一部车……。所以,等两个人的车子都到山坳时,实际上也就是爬了两次山了。下山虽然没上山这么困难,但是也很不好受,必须使尽浑身的力气防止车子滑坡。
  翻过了这座山后,等于完成了一半的劳动量,不过,全身的力气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但路程却还没有走完三分之一,而且后面的道路也不平坦,还有很多小坡要爬的。要是没有坚韧的毅力和耐力挺住,就很难把一车石灰运回到家里。当着这一车石灰运到家的时候,全身就像散了架似的。
  我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是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1955年。我家有两部土车子,爸爸带着我,还有十多个邻居一起去的。我只打回来80斤石灰,好多天以后骨头里面还是痛的。
  这以后,离我家约五华里远的先锋桥附近的山上,也开了石灰窑。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这边也有石灰石,所以觉得非常奇怪,既然也有石灰石,为什么以前就没人烧石灰呢?后来琢磨着估计是我们这里没有煤的缘固罢。我们这里是用柴火烧的,可能以前没有掌握用柴火烧的工艺,所以,就只能舍近求远了。
   “打石灰车子”的活虽然结束了。但是“打土车子”并没有结束。我在湘潭市读高中时。把家里较旧的这部土车子带到了湘潭市,寄放在姨祖母家里。每到星期天,便到学校后面沙子岭的861工地打红砖。当时的湘潭市正向沙子岭一带开发。现在叫开发区,那时没这个名词,只知道那里有个861工地。
  那时候的汽车比现在的飞机还要少,像861工地这种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主要材料也是依靠人力运输的。所以,像搬运红砖的事就利用外部的闲散劳动力,按数量计运费,运多少红砖就给多少钱。
  高中毕业以后,个人打土车子的历史算是结束了。土车子放在姨祖母家里也没带回家。但是,我们家乡的土车子还没有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直到1972年公社修通了公路,它的功能才被不断增多的拖拉机和汽车代替,进入80年代,就很难见到它的身影了。
    

   

七、 从戽水、车水到农田灌溉自流化

  


    和人的生存离不开水一样,植物的生成也离不开水,特别是我们南方种植的水稻更是如此,一天也离不开水。我们家乡的农田,有些没有水源,主要依赖雨季天上下的雨灌溉。这样的田叫“梢田子”,又叫“天梢田”。梢的实际读音是“扫”,所以,当地口语叫“扫田子”,又叫“天扫田”。为什么叫“扫田子”?没有人考究,反正一代一代就这样叫下来了。我琢磨着,应该表示的是它们处于地势最高处,像树木的树梢一样,“天梢”就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了。所以我选用了这个“梢”字来称呼它。  

梢田子纯粹是靠天吃饭的,天给你吃就吃,天不给你吃就别想吃。  

但是,梢田子的数量很少。绝大多数的农田都是有水源的。这些农田的每一丘(块)都在某一个水源中享有着“水份”(份额)。种植在里面的水稻就是靠这种“水份”生长的。水源有两种,一是山塘的蓄水;二是溪流的活水(用坝拦住)。塘、溪下面的农田用水大都是自流的。自流不到的地方,就得用人力引水浇灌了。干旱时,山塘和河坝里的水流不出来了,也要靠人力引出来浇灌。  

我们那儿的引水工具全是水车。  

在网上搜到淮安邮政局高国翔的一篇帖子,他的家乡洪泽湖畔赵集镇竟然比我们这里还落后,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用戽斗戽水抗旱。下面是他对戽水的一段描述:  

戽水,就是用桶把水从低处戽到高处,桶的两边对称着系两条长长的麻绳,洼塘里面水有多深,这麻绳就放多长,两人相对着在塘边站好,左右手分别抓牢桶边的两条长绳。……当你与对面的搭档双双躬下身去,两只手捏着的绳子必须控制得恰到好处,使桶的前边成一定的斜度“唰”的一声扎下水去。桶进满水的一刹那,靠桶沿边的那条绳必须不失时机地往上提,待桶凭惯性升到一定高度时,靠桶底边的那条绳再用力往回一收,桶撤回来了,一泼水,水便从低处泼到了高处。这样循环往复,两只手用力的轻重、缓急和方向几乎没有一处是相同的,略走神,左右两手的配合出现误差,或对面两人失去默契,那么水就戽不上来了,有时还会跌个踉跄。熟练的戽水人功夫就不一样了,一俯身,一后仰,一萦手,一甩肩,引云流水,一气呵成,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那姿势优美极了,令人羡慕不已,那泼剌泼剌的水声,犹如一首动听美妙的苏北民歌。  

他说的这种戽水工具叫戽斗,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引水工具,比水车费力气大,效率低。戽斗的产生应该在水车之前,可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引水工具。据《后汉书》记载,水车即龙骨车发明于东汉末年。距今已有1800来年的历史了。直到如今,这些古老的引水工具却还在为我们这一代人使用着。  

水车的构造:一是木板做的长约二丈、宽四寸到七寸不等、高约一尺的车槽,车槽中装着一层木板,将车槽隔成上下两层,水车首尾两端各装一个车轴,首轴传动。一条硬木制成的龙骨(与单车的链条极为相似)套在两个车轴上。每一截龙骨都套着一片车叶。车叶的宽窄与车槽下层宽窄基本相等。使用时,将车槽的下端装在水源中(没入水里),上端装在送水的高坎处。车轴转动时,龙骨就在车槽里面由上方到下方由车槽上层向下层移动,带动着车叶把水源里的水通过车槽引到了上面。
    水车驱动有两种方式:用手驱动的叫手车;用脚驱动的叫脚车。脚车的效率远比手车大。
    手车的传动装置与单车的传动装置基本相同。相当于在单车的踏脚处套上两个约一米来长的车拐子。人站在车的前方,面向车头一手拿一个车拐子推拉,水车各部位便开始运转。大一点的手车或是水路很陡的时候,也可以两个人分站两边共同作业。
    脚车的传动轴较长,轴的两端安装在特制的台架上。轴的两边各安装着四个拐子,作用相当于四个齿的齿轮一样,两个人坐在台架安装的木板上用脚踩踏“轮齿”带动车轴,水车便开始运转。两个人作业的脚车,我们那儿叫“两人台”,四人作业的(四个“齿轮”)叫“四人台”,我见过最大的是“六人台”。
    我们家有一大一小两条手车,还有一条脚车。由于有几口山圹蓄水,一般年岁都只用手车对付一下就行了。我记事时,印象中我家只有过一次“三递”翻水,第一级用脚车,第二级用大手车,第三级用小手车。
    集体化以后,由于兴修水利抓得紧,我们大队在泉水冲修了一个小型水库,所以灌溉比以前更方便。需要车水灌溉的耕地不多。所以车水的时间不多,60年代中,又有了抽水机,水车也就成了废物,全当柴禾烧掉了。  

我见过的“六人台”车水,是一次挑柴到花石卖经过汉城桥时看到的。汉城桥距我家有十多里路,这里的地势比我们那儿开阔平坦。没有山塘蓄水,干旱时就得从河里翻水浇灌了。  

在火一样的太阳灸烤下,这六个人都戴着草帽,全部赤着上身,却都没有穿裤子,只是系一条围裙遮着下身。我家附近也见过踩脚车的,但没见过不穿裤子的。所以见了这阵势,还是觉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担心磨破裤子,还是这样可使屁股部位散热快?反正他们的热感是老远就看得出来的,虽然我自己也挑着柴也感到很热。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搭着一条长浴巾,好在是坐在板子上用脚使劲,两只手只是扶着架子上的横木保持平衡。所以,隔一会儿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用浴巾擦拭身上的汗。浴巾湿透了,就将身子仰靠后面的横木,用两手绞干浴巾上的汗水然后再擦。  

这种辛苦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了。
     不过,他们的这种辛苦也很快就结束了。
     1959年,我们那儿修起了湘潭最大的水库——花石水库,它的堤坝就在汉城桥上方不远处。有水面3310亩,最高蓄水到了我们生产队的耕地上(但至今未蓄过这样高)
     水库灌区形成了一个衔接紧辏的配套工程,连结12座小型水库,460处水塘,修渠道共109公里,穿山隧洞24处,共长7263米,人工天河11条(我们叫渡槽),还有7处电灌站,形成了完整的“长藤结瓜”式的布局,使龙口、留田、晓南、日华、石坝、花石、排头、盐埠等乡镇农田受益。
     百度了一下花石水库管理所,赫然发现,今天的它,注册资金竟然达到8亿3千6百万元了
     1965年,家乡的不少人又投入了韶山灌区工程建设,这是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建设的一个全省最大引水工程。动员十万人用了十个月建成总干渠和北干渠并顺利通水。灌区灌溉着双峰、湘乡、湘潭、宁乡、韶山、望城、雨湖七个县(市)约25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00万亩农田,兼具工业供水,发电,航运,防洪排涝,养殖等综合利用功能,
     踩踏着脚车,推拉着手车的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农田灌溉自流化,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  

   

   

八、牙灰的记忆  

   

顾名思义,各位一定知道牙灰是与牙齿有关的东西了。一点没错,它是用来刷牙的。  

今天,人们刷牙用的是牙膏、牙刷。有的还会用各种各样的保健护齿牙膏、牙刷,住旅社的人用的则是一次性牙膏、牙刷,用一次就扔了。  

如果我说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用牙膏、牙刷,大家一定会不相信,一定会认为我在胡扯捉弄大家。一定会问:那你用什么刷牙?  

告诉大家,我小时候是用牙灰刷牙。牙灰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自制自销的“产品”。制造的工艺非常简单。原料用的是稻谷的外壳。我们那儿的土话叫糠头。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糠头是什么东西,因为如今从碾米机里碾过的稻谷,谷壳都粉碎变成细糠了,所以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糠头是什么样子。前面我已介绍过,以前是用推子推米。推子推出的米,外壳只是破成两片,它就是糠头。外壳里面的糙皮也没去掉,所以只能叫糙米。  

糠头的主要用途是做燃料。糠头烧后的黑色炭末慢慢地燃尽就化成了白色的粉末。   

这种白色的粉末就是牙灰。实际上,牙灰是我为了使大家好理解而取的名字。它在我们那儿正式的名字叫麻灰。  

这种灰是妇女绩麻的时候必用的。大概是为了增加指尖的糙感防止捏着的麻线在指尖间打滑罢,所以,小时候见妈妈在绩麻时常常要将拇指和食指在麻灰缸里醮一点麻灰。麻灰的得名可能也是缘于此。  

麻灰的烧制方法,是将成堆的糠头用明火引燃而不去拨弄,慢慢地明火就会消失。当糠头全部过火燃尽后就变成白色的麻灰了。由于麻灰比较粗糙,可能也含着碱的缘固,所以去牙污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了麻灰没有牙刷,那用什么刷牙呢?  

实在不好意思,说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笑话。只怪那时候太贫穷了,太落后了,太不开化了。  

用什么刷牙呢?右手的食指就是牙刷。口里含点点水,用食指醮点麻灰就开始“作业”了。  

什么时候开始“进化”的呢。我自己是读高小寄宿开始用牙刷的。那时候的牙刷质量可能比现在的好,都是用猪鬃毛制成的。  

我家里人什么时候开始用牙刷?这就说不清了。反正比我“进化”得更晚,估计到五十年代末了。  

各位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进化”,正是它,使我们从原始时代一样的落后一步跨进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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