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为什么说大于老师批判小岗村批得好呢？
俺很爱看大于老师批判小岗村的有理有据的好文章，也爱看“农民经济学家”郭小岗垂死挣扎的帖子，可能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农村、对人民公社很有感情吧。不过俺跟帖多，主帖少，所以就写个主帖。
本来俺上强坛为强国应多写主帖，但有些版主老刁难，不得已才只好拿右右搞些娱乐，骑骑右驴什么的。俺骑右驴，疯疯也来学，搞个“镜面反射”。但两者水平不同。俺骑右驴，是把右右跟帖的意思改了，以鲜明地揭露了右右的荒谬。疯疯没这个理论水平。不过它的敬业精神还是可以的。俺喜欢在自己主帖下回答网友的跟帖，以便交流探讨问题。这当然有个容易进热帖榜的副作用。疯疯发现了副作用，于是自己跟自己的主帖有时竟达几十帖，显得格外傻。俺怀疑疯疯的脑袋是不是被云淡水暖大侠整坏啦？怪可怜见的。
言归正传。
俺为什么说大于老师批判小岗村批得好呢？因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制度直接妨碍了全国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造成了全国大规模地滥伐集体山林以致间接地导致了全国到处洪灾泥石流涝灾与旱灾轮番发生。它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阻碍了一首歌的唱红。哪一首歌呢？《在希望的田野上》。农村的青壮年大多离开了农村进城给老板打工了，留下了留守妇孺老人与抛荒的田地，人祸啊。
但是对小岗村分田单干，俺倒不同意有些网友要推倒了再来搞集体经济的办法。俺认为小岗村是个不可多得的社会实验好典型，不应该用另一个“土地流转”实验来干扰它，而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把小岗村实验继续做下去。
科学实验是很重要的。毛主席概括的三大社会运动里就包含了科学实验。一个社会实验要准确客观地反映出社会发展规律，就需要适当地与外界的干扰隔离开来。如果不隔离外界的干扰，得出的结果就不真实，不客观，没有说服力。
右右一般没有科学的头脑。它们不懂科学实验所必需的条件约束，常常说出一些很没有水平的名言。如这句“没有改革开放可能到今天我们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常见的一句。俺就不驳它了，搞个附录有兴趣的网友看看就是。还有这句“开放党禁报禁的国民党到大陆的话，中共根本吃不消，肯定完蛋”。好像台湾已经允许我党去建立支部、发行《人民日报》似的。还有的说“毛泽东思想是遵义会议后形成的”。那么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思想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啦？这种说法就不符合实际，不实事求是嘛，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嘛。
又扯远了。所以俺认为，既然小岗村这典型对全国农村造成了那么巨大的影响，那么尽管现在全国农村与时俱进搞【土地流转】，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实验还是应该单独地科学地进行下去。
怎样的实验才是科学的呢？一是小岗村要恢复到按血手印时的大小。当年按血手印时小岗村是十八户嘛，要实事求是地留下这最不愿意搞集体的十八户人家做实验。不是的那些户农民不能冒充沾光，要剥离掉。留下这纯的十八户真正的小岗村继续做分田单干社会实验。
这里要说明，俺是拥护全世界唯一的“农民经济学家”郭小岗的，但是俺还不大相信“小岗村道路很正确”的观点。所以俺建议小岗村实验继续下去，应该至少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决不能动摇。动摇了，改变了，就说明原来搞“分田单干”是犯了错误了，甚至可能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了。所以不能动摇，应该坚持实验下去。只要在实验中，那么就可以把做政治结论的时间往后推。
怎样的实验才是科学的呢？二是要严格杜绝外界对小岗村实验的干扰。具体地说，就是不能给小岗村以资金物资人力信息方面的无偿支持。给东西必须给钱。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这里要说明，俺是相信郭小岗说的分田单干很有生命力的。现在到处给小岗村送钱送物资送人力，修大路，送大面积的葡萄园，送彩电和电话，送钱造房子，等等，就掩盖了小岗村改革固有的生命力，大大削弱了小岗村实验的感召力。从科学性出发，小岗村实验今后也必须与外界的干扰分开。
看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俺是拥护小岗村实验的，可能比郭小岗还多拥护一百年。希望大家支持俺，支持俺的圈养十八户小岗村继续搞分田单干社会实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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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有一篇关于改开初期日本骗取咱巨型计算机秘密的文章没找到，可惜）
科学的春天——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
１９５６年，夏培肃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
１９５７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
１９５８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１０３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每秒１５００次。
１９５９年，中国研制成功１０４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１万次。
１９６０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１０７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９６３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１０９机研制成功。
１９６４年，４４１Ｂ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９６５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ＤＪＳ－Ⅱ”型操作系统编制完成。
１９６７年，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
１９６９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１５０机。
１９７０年，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４４１Ｂ－Ⅲ型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９７２年，每秒运算１１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９７３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９７４年，ＤＪＳ－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１４０、１５２、１５３等１３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
１９７６年，ＤＪＳ－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０４机研制成功。
１９７７年，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ＤＪＳ－０５０机研制成功。（注：该机由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等组成的联合设计组于１９７４年开始研制）
[附1]
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周蕾
●1956年
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引下，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8月，成立了由华罗庚教授为主任的科学院计算所筹建委员会，并组织了计算机设计、程序设计和计算机方法专业训练班，并首次派出一批科技人员赴苏联实习和考察。
同年，夏培肃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
●1957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
●1958年
6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与北京有线电厂共同研制成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字长31位，内存容量为1024字节。
9月，数字指挥仪901样机问世，是中国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
●1959年
10月，我国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内存容量为2048字节，字长39位，运算速度为每秒1万次。103机共生产了36台，104机生产了7台，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
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字长32位，内存容量为1024字节，有加减乘除等16条指令，主要用于弹道计算。
●1961年
由南京大学徐家福、北京大学杨芙清等人撰写的《程序设计》一书问世，这是一本我国早期有代表性的计算机高级语言通用教材。
●1963年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推出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代号为109机，这标志中国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入第二代。
●1964年
由慈云桂支持研制的441B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字长40位。
●1965年
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II”型的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08乙型计算机由华北计算所设计成功，北京有线电厂共生产156台。
●1967年
开始筹建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研究所，集中了一大批技术力量，同时开展外部设备中最薄弱的磁盘机、磁带机、打印机的研制工作。
10月，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诞生。
●1969年
为了支持石油勘探事业，北京大学承接了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任务，称为150机。
●1970年
最新型441B－III型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
●1972年
11月，每秒运算11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由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
●1973年
年初，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有关单位共同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字长48位，存储容量13KB。
1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确定把发展系列机作为当前发展方向。
5月，借鉴美国通用数据机器公司的16位小型机的技术，硬件自行设计，软件兼容，DJS100计算机研制成功。
到1973年止，我国原四机部系统共生产了数字计算机250台，模拟计算机323台，机床控制设备133台，台式计算机1520台，在30多个行业得到应用。
●1974年
8月，第一台DJS－130机在北京无线电三厂试制成功。之后，131、132、135、140、152、153等共13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近31个厂点生产，产量近千台。
8月，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提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工程”，命名为“748工程”，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1976年
12月，由华北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联合设计，南丰机械厂试制出第一台DJS－183机，又先后研制出184、185、186和1804共5个机型。
●1977年
4月，安徽无线电厂、清华大学和四机部六所联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机。
4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召开了全国微型计算机专业会议，会议决定以Intel8080、Motorola6800两大芯片研制我国DJS－050和DJS－060两大系列微机产品。
慈云桂研制的151－III型机投入运行，达到每秒200万次运算速度。
“银河”巨型计算机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投入研制工作。
[附2]
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的诞生
我国的计算机科学起步于50年代。1955年北京大学在数力系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着手培养计算机科学人才。1956年国家在12年规划中把计算机科学技术定为重点发展方向。1958年研制出103型电子计算机。1959年10月，又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主要技术指标都超过了当时日本的计算机，同英国已投人运行的最快的计算机相比，也毫不逊色。
60年代，石油地质部门为加快能源勘探步伐，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基本需求，急需装备先进的计算机，及时处理大量地层数据，实现在石油勘探领域的数字化革命。但是，国际上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花钱买不来技术和实用的计算机，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国内自己研制。
1969年，为支持石油勘探事业，北京大学承接了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任务。这台计算机在电子部备案时编号为150，简称150机。当时，来自数力系、物理系、地球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等一批年轻人和来自原四机部738厂、原石油部等单位的同志一起奔赴北大200号科研基地，走上了校办工厂、厂办专业，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道路。
面对严重的技术封锁，我们研制组手中连一本起码的参考资料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靠白手起家，独立设计出每秒百万次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及多道运行操作系统和编译系统，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石油勘探工作的需要，要求15O机的操作系统必须支持多任务同时工作，这种支持多任务并行工作的方式称为“多道运行”，既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计算机软硬件资源，又可以充分提高计算机的使用效率，当然设计难度比起单任务操作系统要复杂得多，加上没有大型系统软件的开发经验，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我们只能从零做起。当时操作系统研制组的成员除了我是30多岁，使用过计算机之外，其余的只有20多岁，对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年轻人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们凭借着“一定要为祖国争气，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尽一份力”的信念，开始向世界先进技术挑战。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是：把有关概念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操作系统？什么是多道运行？又如何在一台处理器上实现多道程序的“并行”执行呢？由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设计和计算机硬件系统的设计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首先要完成的是指令文本的设计，以及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的概念设计和逻辑框图设计。经过反复分析、提炼，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一稿、二稿、三稿，…直至最后定稿，终于拿出了全部的指令文本设计方案和操作系统的逻辑设计框图。由于软件的不可见性和逻辑结构的复杂性，很难确定其正确性。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模拟审查的检测方式，将所有的逻辑框图都悬挂在墙壁四周，进行模拟运行，操作系统研制组的每个成员都扮演一个“角色”，如：内存管理、设备管理、中断处理、调度等，并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经过这样认真地检查，既确保了逻辑框图设计的准确性，而且又使每个设计者掌握了全局，加深了对自己所承担设计部分的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努力工作下，150机操作系统的设计方案终于定稿。紧接着我们又在机器条件和编程环境相当差的条件下，画出全套的程序流程图，用机器语言（手编指令）编写了全部软件。
当我们完成了操作系统的编程后，15O机硬件系统还没有组装及完成联调，如何使软件的调试和硬件的组装调试并行，以争取宝贵的时间，是我们遇到的又一难题。当时国内也没有一台计算机能调试150机这样的大型操作系统。为此，我们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即用小马拉大车的办法，用低档次的108乙机配上模拟程序形成虚拟机，来调试高档次的150 机软件系统。虽然应用这一方案，会加大我们的工作量，但它是一种新技术的尝试，既有挑战性，又可以加快150机整体的研制速度，于是我们毅然采取了这一方案。1971年夏初，我们软件组全班人马来到大庆油田，利用油田的1O8乙机作为150机的虚拟机，调试15O机的操作系统软件。经过日夜苦战，只用了2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操作系统全部分调工作，并作了模拟联调。这一成功，保证了系统软件设计与硬件制造同步，同时又以系统软件的调试推动了硬件系统的调试。
当我们在150机上把全部系统软件连通之后，150 机里传出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它向世界宣告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研制成功！ 它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有能力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版权的系统软件。
由于在15O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开发过程中，坚持了产、学、研、用相结合，坚持了技术创新，取得了首台国产百万次计算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系统软件产品的研制成功，150计算机系统的投产使用，也促使我国石油勘探首次实现了勘探数据的数字比处理和计算机管理，被誉为“石油勘探领域数据处理的第一次数字化革命”。之后，我们又生产了多台150机，它们分别为我国的气象数据处理，国防科研等做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即150机研制成功后的第 5年，150计算机系统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总结150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的基础上撰写的《管理程序》一书，也成为高校计算机系的教材，为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
[附3]
200系列机的联合设计和用高级语言书写的操作系统的研制
进人70年代之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计算机开始向系列化方向发展。
1973年，电子部根据全球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形势，提出生产国产系列计算机的计划，命名为 DJS-200系列机。研制系列机在当时是一项高难度的高科技项目。为此，国家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参加会战的有几十个单位，200多位技术人员，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电子部15所、738厂、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5个主要设计点。我参加了200系列机软件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并负责操作系统的文本设计。200系列机由 220、24O、260三个档次的计算机系统组成，系统软件包括三个档次的操作系统和10种程序设计语言编译系统。这样大型的成套软件系统的设计从技术上讲，难度更大，也更复杂。就操作系统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三挡操作系统具有统一的文本，如何使操作系统的设计在不同档次的机型中做到向上兼容；如何同时支持和管理十几种语言编译系统的运行等技术难题。
坚持技术创新，是解决软件设计难题的法宝。就北大设计点负责的240机操作系统而言，开始时，系统设计采用了模块组合结构。后来由于200系列总体计划推迟，加上世界软件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开始对系统软件设计方法、操作系统结构进行了深人的研究，经过对当时美国一些软件科学家提出的先进的“管程”概念的研究和理解后，研制组决定对 240机操作系统总体设计方案“改版”，为240机操作系统设计了“层次管程结构模式和PCM设计方法”，并首次提出将操作系统全部用高级语言编写。这两项改进意味着向当时世界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挑战，我们站到了科技竞争的最前沿。为此，由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组成了XCY语言研制组，专门设计可以支持并行工作的高级语言。而240机操作系统组全体技术人员为了此项改动，把24O机操作系统方案做了2次大的改动，把全部程序设计流程图重新设计了3遍，所有的程序用机器语言编写了l遍，又用我们自行设计的高级语言-XCY语言重新编写了1遍。所有的设计文档也随着改写了多遍，工作量之大之难可想而知。之后，我们又根据用户需求，在原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的设计基础上，增加了实施操作系统的设计，相当于完成了2套操作系统。经过几度转战上海、常州、大连、西昌等地，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 DJS200／XT2即 240机的全部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XCY语言编译系统、FORTRAN语言编译系统等）的调试工作，并很快用于国防科研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还组织了200系列机软件培训班；对所有参加200系列研制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培训，同时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参加研制工作，为我国发展软件产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1984年8月，240机操作系统通过了电子工业部鉴定。这是我国第一个用高级语言-XCY语言编写的大型操作系统，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当时在国际上也无先例。1985年，240机操作系统荣获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作为软件工程基础研究的操作系统结构设计方法及工具的研究，也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此编写的《操作系统结构设计》一书成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材。
到1983年底，200系列机所有软硬件设计项目都宣告研制成功。200系列机的研制成功，是我们坚持自主设计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是坚持技术创新的结果。如高难度的系列机总体方案设计、十几个大型系统软件统一的标准文本设计，保证向上兼容的技术、240操作系统的层次管程结构模式和PCM设计方法、可以支持并行设计的高级语言-XCY语言、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操作系统等方面都体现了技术创新，而取得的技术成果无论从设计思想上、还是从实际功能上，都可与当时世界上的同类产品相媲美，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完全有能力完成大型计算机系统和大型系统软件的开发，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软件是硬件设计的基础，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通过联合设计，不仅取得了宝贵的大型全套软件的开发经验，也造就了一支软件研发队伍，它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曾经参加过200系列机系统软件开发的年轻技术人员，现在有些已经成为我国软件界著名的科学家。
摘自杨芙清：《坚持自主创新 发展民族软件产业》，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文献7]。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文献8]，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文献9]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文献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文献7]。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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