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中国政治经济制度问题分析
中国经过30多年的私有化原先的领导阶级工人劳动者，已沦落为弱势群体。中国社会基本上完成了倒退“补课”阶段，再走下去，前途凶险。这一点，执政党内有识之士大概都看出来了，所以才有“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之说。因而，如今应该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提上议事日程了。老粗不揣冒昧，在政治经济学界率先探索，以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在讨论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提出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都不能脱离现在中国的具体国情。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经典教条，我们现在能采用吗？可能，某些激进“左派”欲这么做，那就刚好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为美帝国主义利益效犬马之劳的极端右派殊途同归，带路党们正处心积虑欲在中国街头挑起“颜色革命”呢。
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前身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制度，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逐步实现的。难道我们不能也想出自己的方法，再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吗？
如欲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即在中国现时期历史范围之内的具体国情下，是否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使其演变成功的可能性，下一步才是为使演变成功如何具体地实行的问题。人们可能质疑，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成功的先例，并无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国家，如何实行，能成功吗？我认为即使前面没有现成的路，也要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地去开辟，走的人多了，路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既然，中国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现在正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吹捧，沉醉于“盛世”的自我欣赏幻觉中。也就是说，要他们回到马克思指引的正确道路上来，难度很大。现在还看不到他们有迷途知返的迹象，虽然声称不搞私有化，但并未表现和落实在政策上。
因而，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中遭到损害的劳动阶级中的许多人，特别是为他们代言的某些左派学者，绝望之余，对党内走资派产生了痛恨之情，恨不得“千刀当剐唐僧肉”。我认为这种情绪即使可以理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事业非常有害。
我们应当认识到，走资派并非铁板一块。在这个群体中，他们在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中担任的角色虽然一样，但各人的主观动机与发展趋势则不相同，甚至可谓存在很大差异。只要共产党组织还没有改旗易帜，社会主义仍然是亿万民众向往的道路，我们就不应当绝望。“僧是愚氓犹可训”，晓以利害，走资派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训”得过来，成为走社派的。
今天，私有化改革带来的无法遏制越来越严重的大规模贪腐现象，使共产党形象被其党内贪官们糟蹋得惨不忍睹。走资派官僚现在犹如驼子仰面跌倒，两头不落实：被他们大力扶持起来的资产阶级及为其利益服务的知识界右派精英学者，已经尾大不掉，开始对共产党不买账了，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企图通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如中国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取而代之；另外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也因政治地位日渐低下和经济利益遭到损害而对统治者不满。党内走资派以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过二次分配，修修补补，解决民众不满问题，无疑于缘木求鱼。
对于中国的走资派官僚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像前苏联式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资产按照权力大小瓜分，造成既成事实后却能平安无事。但在今后新的世界形势下，这一点已经不可能再做到了。不但不可能做到，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前途命运将非常不妙，因为国内外敌人将利用人民的不满，煽动街头暴力，主要斗争矛头必然将引向他们。从而搞乱中国，分裂中国，彻底消除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霸权构成最大潜在威胁的隐患。到了动乱的那一天，像今天的中东北非某些国家一样，国人都要遭殃，包括走资派官僚在内，而且，他们的命运和下场可能更为悲惨。
中国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走资派官僚还心存侥幸。中国今天贪腐严重，贫富悬殊，之所以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失业率较低，还在闹“民工荒”呢，但这种好景不可能长久。中国经济现在依靠两大支柱撑着，一是房地产业，二是外贸出口。房地产业问题已有许多人论述过了，简言之，房价与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相比，高得离谱，泡沫即使暂时勉强维持不破，停止继续吹大，对这个产业也是灾难性的，因为投机资本就会退出，为财富保值的人们更将停止进入楼市，这两大购房主力不玩了，则意味着房地产业寒冬的来临，那将使多少人失去饭碗？
外贸出口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虽然，后全球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依然强劲，还能吸纳很多劳动力。但在我看来，这是帝国主义设置的一个陷阱，国民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越深，经济发展方式越难转变，内需消费也越难替代。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就是资源、市场和技术受制于人，帝国主义可以方便地用来扼制中国的脖子。人家会下手吗？其可能性随着国民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而相应地越来越大了。
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在此之前，有得有失。得不偿失，还是得大于失？人们的看法是不同的，官方主流则认为是有得无失，而且，还认为获得的好处无论怎样吹嘘都不过份。好吧，之前就算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以后还会如此吗？恐怕要相反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同舟共济，当然也兴衰与共。他们之前经济兴旺，顺利发展，中国也能利益均沾；但若他们经济衰落，发展遇阻，中国也准备陪葬吗？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闹经济危机，本质根源是他们现在的生产力，维持不了其现有的生活水平。西方列强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来源何在？最初是依靠对外侵略掠夺，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影响，这一来源因遇阻力后来逐渐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以前掠夺来的财富而拥有的先发优势，生产高端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产品交换，赚取的差价使他们能够继续维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对于富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问题是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交换的价差，由于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的竞争而越来越小。例如石油价格，三四十年前，每桶只有二三美元，现已百元左右，而同期内，西方国家的高端产品却未能按此比例提高。也就是说，不等价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难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生活水平，遑论提高了。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彼伏此起，恐怕永无平息之日。拆东墙补西墙的所谓救助，可能缓解危机于一时，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他们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法英等国因何要干预利比亚局势？为了“自由、民主、人权”吗？扯淡！老殖民主义者以为现在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约因素，又可以为所欲为了，企图重温侵略掠夺的旧梦。
西方发达国家高生活水平方式的来源，如上所述，第一种是依靠对外侵略掠夺，谓之“硬实力”；第二种是高低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可称“软实力”；第三种是透支消费，发展虚拟经济，创设五花八门各种金融衍生品，从国内民众和别的国家借来或骗来财富，供己挥霍，则为“巧实力”了。有史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靠这三板斧维持其生存与发展。
现在，对他们来说的问题是，这三板斧的功能已经先后失灵了。即以美国而论，他的霸权，特别是其最重要的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的复兴，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担任总统时期。里根改变了其前任的作法，对前苏联采取攻势，大肆扩军备战，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的繁荣。从一定历史上产生的效果看，他取得了成功，因而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此后的美国总统都继承了里根的这一政策。可是，对他赞美有加的人们却忽视了他付出的长期代价：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借债国。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取得这一成就所赖以依靠的经济发展方式，付出的是资源恶耗，环境重污，劳工低薪的长期代价，是不可持续的。截止2010年，美国国债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同其年GDP基本相等。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国债上限今后将不可逆转加速度地提高，否则，到期的债务就无法偿还，经济将停滞，生活将下降，社会将动乱。就像中国的房价不可能远离人民收入水平而无止境地上涨一样，美国的国债上限也不能无节制地提高，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日薄西山，在走下坡路了。世界银行一项统计披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实体经济每产生一美元利润，就有14多美元的虚拟经济等待着分红。轻“实”重“虚”的根源，则在于企图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化和生产力社会化不相适应，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而爆发经济危机的痼疾，使其延迟发作。但虚拟经济泡沫再要吹大已经很难了，如果说还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曾经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的美国，经过30多年充当世界宪兵的花费和以透支消费为其特征的经济发展，已变成最大借债国了。里根之后，历经多任的美国总统都是寅支卯粮，到了奥巴马任内，他不久前也不得不表示，今后过日子要“量入为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老大——美国的经济发展已是强弩之末了。欧盟更严格规定，在盟内各国国债占GDP比例指标早已大大地突破的情况下，今后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就是主权债务危机一个接一个发生，社会动乱之火一个接一个燃烧。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西方列强统治者，他们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因而不会将其困境归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矛盾带来的结果。他们必然要转嫁危机，寻找替罪羊，无事也要生非。强加给中国的罪名越来越多，其国内的高失业率，也说成是因为中国大量出口所致。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养肥大了，正好让他们宰而分之，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末日之灾。特别是美国，他不可能放过中国。这是因为，美国单极霸权终止之日，便是其金融经济崩溃之时。在今天的世界上，欲和平崛起的中国才是他的霸权既潜在又现实的主要威胁者，他会相信你的“不挑战”之说吗？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贿买安全，贪得无厌的美国人既不满足，也不领情，就像在全球化经济的世界上混，黑老大收取保护费，你流血流汗赚的钱中，大部分都要归他所有理所当然一样。肉包子打狗，国内反来对之声也越越广泛和激烈，终非长久之计。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若再继续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捆绑在一起，凶多吉少。老粗上述这些道理并不深奥，走资派们会看不出来吗？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即使不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计，仅从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考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的理由，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因先前误入歧途而使自己陷于危难，消弭于无形的好处，而无坏处。但是，“妖为鬼域必成灾”，走资派中也有极少数死不悔改者，主要是买办官僚分子。他们是一群暗藏在共产党内，以损害国内民众利益而迎合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卖国贼。
中国老百姓现在最痛恨的人是谁？无疑是贪官。人们都知道贪官有大小之分，但绝无人会认为还有好坏之别。老粗是持此可能遭人拍砖怪论的天下第一人。文革初期，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理由是清官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贪官则可逼使贫苦民众起来造反，推动历史前进。我当时坚决地、激烈地反对这一观点，主要是认为该文置人民大众的痛苦于不顾。我现在看法相反，觉得某些“清官”很可能比贪官更坏。态度前后为什么不同了？彼一时此一时，国势已变也。仅举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具体说明。
几年前曾见报载，某市有位副市长因贪腐受贿而受到查处，后来被判了刑。人们莫不称快，但是，且慢高兴。这个贪官是怎样被揪出来的？原来，行贿者是外国人，他们的钱不是白送给你的，当然要有回报。这位副市长利用自己的权力寻租，也给了外国人一些回报，有来有往，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后来可能是外国行贿者贪得无厌，要求越来越大，也可能是这位贪腐受贿者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事可以办，有些事不能办，不能办的事就坚持不给行贿者办。外国行贿者一怒之下便提供副市长受贿的证据材料给中国有关部门，这一贪腐事件就公开暴露了。这位贪官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要守住自己做官的底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他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像他某些不守底线的同僚那样，外国行贿者就不会抖出证据材料了，他仍然可在台上当他的“清官”。列位看官，你现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某些“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危险？
不要以为见不得国人的阴暗勾当只有“天知，地知，我知，外国主子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照毛泽东教导过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去观察，不难看出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些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悖于常理匪夷所思的事件，这里只举一个，就是某些部门的官僚顽固地推广转基因作物。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其国内民众遭受饥饿折磨的国家都拒绝种植和进口供人食用的转基因主粮。也没有一位科学家(中国可能除外)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排除了人们广泛存疑的转基因粮食可能有的潜在的和巨大的危险性。俄罗斯科学院更已宣布，根据他们的实验结果，动物食用转基因粮食，三代后便会绝种。农业部官员比谁都清楚转基因食物的危害，所以才在他们单位的幼儿园里，明文规定不许购买转基因食用油，以防止其子女受害。科技部也深知转基因食物在世界上名声恶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因而发文警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禁止中国的转基因食物混入，以消除外人之担心。还发生了一件稀奇事：美国派驻中国推广转基因粮食的特使，不明国籍的流民——方舟子先生被袭，皮肉轻微受伤，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社会治安事件，竟然动用了上千警力限期破案。
什么人被美国人捏住了不可告人龌龊交易的把柄，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突破了作为一个正常中国人的底线，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中华民族可能亡国灭种的潜在风险，执意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食物？如果说这一极端反常现象不是在捏住了他的把柄的美国人教唆与逼迫下出现的，还另有原因的话，不妨也说出来，以释众疑。
假使现时期中国发生了社会动乱，可以想像得到，美国人的“维基解密”之类无所不晓的情报机构，或是官方，或是民间，将会给中国人送来“弹药”，准确地说是“导弹”，专门定向对准那些还没有突破底线的中国犯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而突破了底线的买办官僚反会安然无恙，因为中国老百姓掌握不了他们的贪腐证据。君不见，现在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是“出口转内销”，美国人披露了以后，中国人才知道的。例如有一段时期，遭到大多数中国人反对的购买美国国债，从中国官方统计上看，似乎有所减持，后来美国人说了，中国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在英国伦敦以别的名义增持了几千亿美元呢。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切忌感情用事，必须理性对待。对于我们政治经济制度原来存在的弊端，也不要讳疾忌医，需要认真修正。现在，我也来谈谈所谓的“斯大林模式”问题。前苏联分崩离析之后，国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致欢呼，“斯大林模式”在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终结了。我对这个“模式”的看法是矛盾的：既肯定又否定，决定于不同的着眼点。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右派们指的是高度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制度。这个“模式”曾经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场噩梦，现在在那个国家终结了，他们如释重负，当然要欢呼了。
极端仇视苏联，曾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扼死在摇篮里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斯大林逝世时，曾评价他的敌手说：“他(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扶木犁的国家，逝世前已成为核强国了。(大意)”其间也就30年左右，而且这一惊世成就是在长期遭到帝国主义严密围困和战争严重破坏情况下而取得的。斯大林依靠的是什么？就是高度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制度，即以他名字命名的“模式”。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上世纪30年代首先出自斯大林之口。在一个弱肉强食，实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为了生存，因而打破经济发展常规，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民生活；实行政治专政(制)制度，不允许与掌权的中央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甚至即使是同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党内其他派别人士也不允许，否则严厉镇压！
事后，等到苏联站稳脚跟，解决了生存问题，并且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大强国之后，就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开始指指点点，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地挑毛病了，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什么斯大林独裁啦，破坏民主啦，冷酷无情啦，在他的领导下人民生活贫困啦，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斯大林当年照赫鲁晓夫的一套行事，苏联还可能存在吗？恐怕早已灭亡了。“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制度，对于早期建立时遭到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其存在与促使强大而必然要经历这一模式的政治经济根本制度。不论苏联，还是中国，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直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令世界惊羡称赞的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和近年来，发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使高速铁路系统工程科技领先于世界，依靠的也是高度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如果有人讳言和否认这是“斯大林模式”，那又叫什么？难道是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员运作模式？除了害怕中国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带路党汉奸，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有谁希望废除这种发挥积极建设作用的“斯大林模式”吗？
毛泽东当年在其主持撰写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斯大林的悲剧，他认为(某些错误行为)这是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所必须的。”而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之前和以后，就较好地避免了斯大林犯过的错误。例如，红军长征时，张国焘分裂中央，有同志主张下手除掉他，毛泽东则认为党内斗争不能采用这种非正常极端手段。建国后，更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对待敌对分子，只要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也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同志更应“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给出路”等等。但是，他在某些时候，例如文革期间，也像斯大林一样“专制独裁”，“破坏党内民主”，因为他深切地知道，这才是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所必须的。
但是，“斯大林模式”也有其可能坏事的另一面。在世界范围内，坚定地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士中，第一个质疑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另一面的人，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的否定是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考虑出发，所站立场与资产阶级右派完全不同，而是相反。例如，“斯大林模式”中的经济部分，20世纪中叶，苏联推出了一个管理国有企业的“马钢宪法”，主要内容是搞“一长制”，实行官僚精英管理。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倡导“鞍钢宪法”，要求政治挂帅，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大众民主管理。
但这“鞍钢宪法”，中国当年除了个别企业可能一阵风式地实行过，没有哪一家厂长期坚持，因为屈从于“党内民主”决策，全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负责制”同苏联的“一长制”，其实本质相同，都是以上驭下方式，实行官僚精英管理。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那时起，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不是什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是一直实行“鞍钢宪法”，职工群众当家作主，那么，后来的国企改革，可能搞“经理人收购”(MBO)，企业领导层空手套白狼，侵吞国有资产，而工人群众则沦落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吗？
前苏联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左派学者几乎都认为是出于个人因素的偶然性，没有一人谈到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的根源就是“斯大林模式”。毛泽东的伟人眼光真是远大啊！
官僚精英治理下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欲长期坚持，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其领导者不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要是一位雄才大略，压得住邪，使某些人不敢有复辟之想的伟人，否则，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时间迟早而已。原因很简单，社会主义不能满足掌权的官僚们利益最大化要求。代表这个官僚集团利益的人，哪怕是一个不入流的弱智政客，都可能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而成为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面旗帜。
因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公有制经济制度恢复之后，企业管理方面不能再搞文革前的那种“斯大林模式”，而要搞“毛泽东模式”，或者叫做“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模式”，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再度复辟的制度保证。
官僚精英运作下的“斯大林模式”，后天失调，导致效率低下，更给了资产阶级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口实。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则在于教条主义作祟，未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及其竞争问题。同计划经济一样，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目的并不具有固定的阶级性，既可能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可能服务于劳动阶级的利益，决定于这种工具和手段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怎么样运作。不要搬出革命导师列宁的话来反驳我，我信奉“离经不叛道”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其中发达国家，现在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地使用计划手段调控其经济运作，我们会认为他们已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吗？同样的道理，是否使用市场手段运作，也不是判定我们国家经济制度性质的主要标准。不要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那是两码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为什么要忌讳与拒绝使用市场手段呢？好吧，退一步讲，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不能采用。那么，我们欲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只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暴力革命，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之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劝说现任执政者改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假使他们也同意了，但在一个以私有制经济制度为主导的社会上，依靠谁去搞计划经济，怎样去搞，已经尾大不掉的资产阶级会听他们的吗？这两种途径现在根本就不可行。那么，只能因噎废食了，因不能搞市场经济而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其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长短，不可偏废。右派学者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排斥原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套方法、内容和手段，在这点上，服务于劳动阶级利益的左派学者应当向他们的右派同行学习，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取其长而避其短。
同对待市场经济的观点一样，某些左派学者对待竞争的看法也失之偏颇。似乎竞争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专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其实，竞争可分两种：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不要头发胡子一把抓，长短不分。资产阶级右派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僵化”，“没有活力”，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表象而作出的结论，但这结论并非产生于其制度本身，而是教条主义者排斥竞争的结果。
国内外长期普遍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强调社会公平，但缺乏经济效率，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只能牺牲效率。这完全是一种谬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在生产效率方面，前者将大大地超过后者。但他指的是可能性，他这一理论的实践者由于缺乏经验，导致诸多失误，因而未能实现他的预言。诸多失误中，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制定的政策不讲究策略，其中尤以排斥竞争为一个重要因素。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资产阶级右派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出现的问题，并非没有事实根据。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实践中犯了错误，而使制度的声誉受损。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不吸取教训，甚至坚持错误。在左派的网站上，几乎看不到对改革开放前30年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犯错误的反思。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没有遇到普遍的激烈的反抗，会那么轻易实现了呢？毋庸讳言，它的复辟，不仅在上层官僚集团，即使在下层民众中，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问题出在高估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觉悟水平了。这样的“中间人物”可能占民众中的90%以上：即他们并没有永恒的主义信仰，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追求。左派的政治说教，只有建立在有利于他们追求的利益与时俱进地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他们信服、拥护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一呼亿应？主要是因为当时干了许多使民心大快的实事：如一，抗美援朝，洗刷了中国百年的屈辱历史，每一个中国人生下来身上都有的黑色胎记——“东亚病夫”被彻底清除了；二，土地改革，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翻了身，不再遭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三，在毛泽东领导下，官员们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蔚然成风；四，社会风气也焕然一新，旧中国长期因袭下来的丑恶现象，如黄赌毒假骗黑腐匿迹销声；五，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旧社会长期的30多岁，仅仅10年后，一跃而为60多岁，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实现这一奇迹？六，旧中国长期无法遏制的恶性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一两年后，物价便从此稳定下来了……
但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是不断变化的，后来越来越希望在物质生活上能得到更多的改善，正是在这一点上，当时执政者做得较差。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没有十分正确地处理好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即重视长期利益，相对地忽视了短期利益。在当时，这么安排也可能是无奈之举，不得不然。例如，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面对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威胁，必须采取这一政策，以尽快加强国防物质力量，摆脱落后挨打的危境。又如文革，毛泽东是为了防止未来资本主义复辟的长期考虑而发动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失败了而否定它的必要性，但长达10年的动乱，也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三线”建设，工厂靠山，分散，进洞，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损害效率，但当时不那样干行吗？民众不理解为了他们的根本性长期利益，而不得不在一定的时期内牺牲短期利益，当时的抱怨和不满并不少见。恕我妄评，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结果，他当初为了人民群众的长期利益而作出的努力，现在都成了给右派执政者作的嫁衣裳，右派则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饮水诅咒掘井人，反将为他们打好了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贬得一无是处。
尽管当年为了人民群众根本性长期利益而不得不牺牲短期利益，但我仍然认为，如果能预见到今天的后果，还是有可能给民众的短期利益予以更多的重视。在这方面，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应当吸取此一深刻教训。
右派政客就聪明多了，他们执政后就专门干立竿见影，在短期内便可能产生效果的赚钱买卖，只要眼前能取悦老百姓，笼络人心，哪怕那么干留下严重后患也毫无顾忌。这些政客中，以胡耀邦最为突出，他的“有水快流”号召，堪称发挥短期利益的巅峰之作。以前，人们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他号召后，全国立即冒出了数以十万计的小矿山，一镐头挖下去，矿产立即变成现钱，地方财政收入马上直线上升，许多人也顷刻先富起来了。至于极低的开采率，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山河破碎，矿难频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掩盖下，曾长期略而不提。现在虽然开始提了，也是因为危害程度掩盖不下去了。
旧中国蒋记国民党政府不敢干的事，例如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他们也迫不及待干了，这么干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能在最短期内促进GDP增长。凡是长期才能见效的科研项目，即使这些项目事关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几乎全部下马，以将节约下来的经费，转用于改善即期民生，那才是老百姓现在就能看得见的政绩……
如今，右派政客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初为追求短期效应而留下的长期潜在隐患开始发作了。改革私有化，经济殖民化，资源消耗难以为继，环境污染再难容纳；产业结构调整步履维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了；天量投资引发恶性通胀，“凯恩斯依赖症”前景凶恶，不敢再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的房地产业，因楼市价格畸形，随时可能撑不下去了；各级政府巨额债务一旦因而失去“土地财政”支持，银行坏账必然猛增，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私有化改革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民怨日增；内需消费替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主力的设想，永无实现之日……概而言之，“盛世”之国好景不长了。现在，当年以为执政者排忧解难面貌出现，蛊惑搞私有化的资产阶级右派精英学者，似乎对原主子失去了信心，另寻新的靠山，越来越肆无忌惮要求改旗易帜了，搞“五搞”了。
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都要表现和落实在各阶级的权利(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之争上。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人则处于“待富”状况。现在的问题是这绝大多数人将永远不可能随先富阶层之后而共同富裕。对这一点，资产阶级右派学者大概也不得不承认，至少他们提不出可能共富的使人信服的理由。更糟糕的是广大“待富”群体的境遇，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无法转变的现实情况下，今后不仅再难以改善，而且很可能将恶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社会制度下，按资分配使然；其二，外向型经济受制于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笼罩于经济危机的阴影，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不可能长期地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枝独秀，因为这关系到“自由世界”价值观的破产，岂能容忍？他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下手，搞乱、分裂与灭亡中国。中国老百姓将像60多年前一样，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我也无意理论。但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动乱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国内外有关高层人士大概已有共识，这一点否认不了。不然，怎样去解释中国官方异乎寻常高昂的“维稳成本”？据财政部2011年在全国“两会”的报告，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事预算。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帝国主义者也早已看出来了。所以才有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到北京长安街街头“散步”，国务卿希拉里不顾外交礼仪，公然发表煽动性指责中国的言论，唯恐中国版的颜色革命“拖一天，算一天”，“痴心妄想”拖过她的任期以后再发生，使她错失为美国霸权建功立业，载入世界史册之良机，急迫之情，溢于言表。等等迹象，可见端倪。
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未雨绸缪。消除中国社会动乱的釜底抽薪之计，是搞社会主义和平演变，重新恢复公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当务之急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危险局面，不给帝国主义可乘之机。但是，消费欲成为拉动主力，必先大幅度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的报酬，方有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私有制企业已占绝大部分，政府即使多印钞票，也到不了他们手中，指望资本家发善心增加工资更靠不住，况且在未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加薪，可能加重通货膨胀，抵消收入的增加。劳动者只能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请看一段统计资料：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的比重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在资本报酬上升了20个百分点中，外资可能占了更大的比重。
中国内需消费不足的根源即在于此：劳动报酬的GDP占比不断下降，大多数民众因而少有消费能力。这就是私有化改革随之产生的结果。解决之道就是拨乱反正，再搞公有化改革，使公有制企业重新在经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劳动群众免除了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从而提高薪酬收入，增大消费能力。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所要争取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
下 “新工合”——实行“社演”的载体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动。我们应当明白，仅仅只有“破”是不行的，哪怕你将私有化经济改革批得体无完肤，声名狼藉，但若没有“立”，没有具体可行的新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替代方案，仍将无济于事，因为上世纪中叶实行的依靠号召和行政命令搞的私有制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那种方式，如今行不通了。我们要另辟蹊径，改变亿万劳动群众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命运。
现在就让我们设法开始“立”，寻求自强之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并非始于今日，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或变通后使用。我回忆了一下中国经济史，认为有三件事物揉合在一起，可以运用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的经济实践中。
你知道中国现代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萌芽最先出现在什么时候吗？是在面临亡国危机的抗日战争期间。当年，宋庆龄和国际友人新西兰人士路易·艾黎等人，领导与组织开展了名曰“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运动。那个时期，一方面许多逃离沦陷区有劳动能力和一技之长的难民，因失业而生话无着，另一方面，市场上由于战乱，日用工业品奇缺。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将失业者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既安顿了他们的生活，又生产了日用品供应市场，可谓两全其美之善举。当年的“工合”运动，曾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后来抗战胜利，“工合”无疾而终。我对这一组织没有更多了解，不知其详。但我分析，这一合乎当时人群与社会需要的组织之所以解散，可能与领导力量薄弱有关。宋庆龄虽然德高望重，但她毕竟不是搞经济的内行，也非其革命工作之主业，加上势孤力单，在当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限制下，未能扶持她组建的“工业合作社”这一社会主义萌芽继续成长，虽然可惜，但能理解。
第二件事物，今天年逾古稀的人可能还会有印象。建国初期，有一个好像是叫做“全国商业合作联社”的组织，只对入股社员开放，凭证在这个联社下属的门店购买商品。我当时年少，经常看到社店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与其它不需看“派司”购物的私商店家门可罗雀形成鲜明对照，感到好奇。我曾问过大人，为何如此？他们的回答是，联社商品比较可靠，价格也便宜。可是，这么广受欢迎的商业组织却限制发展，不久竟然还解散了。当时，即在几年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它如同上述“工业合作社”一样，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但它的散失，不可能再如同“工合”无疾而终是因为领导力量缺乏了。我认为很可能与当时某位中央领导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指导方针有关。在市场竞争中，生意都被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吸引过去了，显然不利于巩固从旧中国沿袭下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其三，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曾长期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典型产物——统购统销的经营方式了。近年来，人们在热议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制造的商品，远涉重洋后，在美国卖的零售价格竟然反而比国内便宜得多。惯于放马后炮的经济学家们分析原因，头头是道，但至今没有一人明确地指出，这是中国废除，美国采用统购统销后产生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结果。老粗不是自吹，早在20多年前便察觉和认识到其中的奥秘了。
我退休前在武汉一家印染厂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厂生产的印染布由国家商业部门统购统销，公有制经济体制下，从未发生过收不回货款事件。后来“市场化改革”，先从国营商业部门开刀，搞什么私人承包经营，此后赖账事件经常发生，因而，统购统销经营方式便终结了。企业取而代之的应对之策是新成立庞大的经销部，自产自销。面对的经销对象，从单一的国营商业部门，变为众多的私商。以前一个印染布品种机器可连续生产若干万米，现在是多品种，少批量，一个品种往往只有几千米，频繁更换，质量不易保证，次布大量产生。企业组织型式，也从据说是“落后”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投入力量设计、经销小，生产大)，向“先进”的两头大、中间小(设计、经销大，生产小)的哑铃型方向转变。如此东施效颦的改革，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提高了的成本最后当然都由消费者埋单。
而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企业经营早已走向集中、巨型的垄断阶段。例如，以销售额为标准，世界500强第一名，就是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他现在“先进”的经营方式难道不是统购统销吗？“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早就有了；而中国现在学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还是包括旧中国在内几十年或上百年前资本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时的玩意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两者的运作形式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机制内容。前者有竞争机制在运作，后者的致命缺陷，是没有竞争机制。因为，领导商业工作的官僚们错误地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使用。教条主义者拒绝更换浴盆内的污水，结果连婴儿也被人一起泼掉了。
中国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之前左派犯错误被右派利用的过程。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也可以说是一场公有制经济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现在轮到左派利用右派犯的错误了，不过，右派的错误不像左派的错误是主观上人为认识上的问题所致，改正后就行了，而是其选择的经济制度本身客观上固有的弊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法纠正解决。
对于欲实行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改革者来说，我们现在可资利用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亿万民众深受其害，深表不满的社会丑恶现象，如社会上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贪官泛滥，贫富悬殊等等。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劳动报酬微薄，市场物价高昂，特别是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出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之中，是必然的，而且，只要不回归社会主义，将来也不可能消除。换句话说，我们的和平演变事业，只要能消除上述丑恶现象，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有成功的把握。
中国社会现在存在许多问题。既有大问题，如是否“五不搞”问题，决定于搞不搞私有化，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有相对而言的小问题，我们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物价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入手，顺势而为，和平演变，逐步实现恢复公有制经济制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成立上文所述建国初期全国商业合作联社那种形式的企业，先易后难，由简入繁，从小到大。开始主要解决食品安全等“小”问题，但发展后，将逐步开展包括工、农、商各业在内，有亿万民众参与其中的合作社运动，我称之为“新工合”运动，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平演变的载体。
“新工合”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倡导的劳动者自由、自主的联合体，也是毛泽东未能实行的理想中“鞍钢宪法”，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职工群众当家作主办企业的实践载体。它的分配机制是能有效地避免资产阶级剥削的按劳分配，它的运营原则是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它的奋斗目标是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重新成为公有制经济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以社会效益第一为其经营理念和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利润挂帅”企业性质根本不同，所以，“新工合”很自然地将会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欢迎、拥护与支持。问题在于，怎样保证我们的企业在经营中，能够坚持落实这一自己独有的理念与原则，并永远不会变质？
首先，“新工合”的资本投入和利益回报方式与内容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它采用社会集资入股方式，集资人就是这家企业的股东，但股东们关心的不是利润回报，而是在“新工合”所属联社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与价格能否从中受益。这与上文所述建国初期曾存在过的全国商业合作联社的社员们购股入社的心态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入股多少不限，并对非社员也开放。每年派发不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不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股息，以此利益回报机制根除投资人可能产生的唯利是图而不择手段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工商企业制造和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包括有毒食品的最大因素。
还有一个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联社最大的不同，即引进竞争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说是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处，拿来为我所用。“新工合”所属商社职工们的收入不是固定的，与其经营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每个单位独立核算。职工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是奖金。奖金有无与多少，取决于该单位的效果大小，以此促进职工们经营积极性，努力提高销售业绩和降低经营成本。但也不一定经济效益越好，他们的收入越高。因为，“新工合”同时还将引进民主机制，定期邀集社员代表开会，听取意见，奖金分配的有无多少的决定权掌握在广大入股社员的手中。只要这个单位的职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没有发生损害顾客利益的事件和行为，经济效益越好，收入才可以相应地越高，如若不然，不但不允许发奖金，严重渎职的违反原则者，还可能被清除。以此分配与奖惩机制根除经营者可能产生的违法乱纪念头。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特性，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当然指的是良性竞争机制)和民主机制予以保证，那么，我们的“新工合”就会打造成天下第一品牌，还可能脐身于世界500强榜首，创造出天方夜谭式的奇迹。中国亿万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后，已经沦落为弱势群体了，既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无论什么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上，政治上的弱势决定于经济上的弱势。但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国际歌》唱得好：“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方法就是走组织起来的联合之路，首先在经济上联合。
有人会问，老粗设计的“新工合”，据称是一家集工、农、商各业，欲成为超巨型的企业，这可是需要天量的资本金啊，而且，并不指望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钱从何来？我的回答是依靠亿万劳动者的合作集资，发行“新工合”股票。我们并不排外，国内外资产阶级有钱人也可以购买我们的股票。但“新工合”这家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企业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私有制企业，两者的制度设计根本不同，即掌握企业发言权、参谋权和决定权的人，并非大股东，而是股民们选举产生的热心维护公众利益的代表，哪怕这些代表的入股资金微不足道。如此安排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持“新工合”社会效益第一特性的可靠性。
在今天中国世风衰败的社会上，诚信素质是无价之宝。“新工合”只要社会效益第一的经营理念与原则得到公众认可，并在工作中采用竞争机制与民主机制，更摒弃传统的公有制企业的官僚管理，那么，这家劳动者自由、自主联合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决不会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既然会有可靠的经济效益，也就形成了集资——扩大经营——集资的良性循环，为做大做强，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再往前行，就遇到了这个经济制度固有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矛盾而使产能过剩危机的拦路虎，其中一个主要的具体表现就是社会资金找不着出路，在实体经济中找不着出路就往虚拟经济中钻，现在虚拟经济也出问题了。例如楼市的价格已抵近天花板，炒作空间越来越小，再钻进去的风险则越来越大。准确地说，社会资金是找不着稳妥可靠保值增值的出路。
钱存银行倒是稳妥可靠，但会不断缩水。因为国家今后为了促进国内消费和防止境外投机热钱进入，银行将长期实行低于通胀率的低利率，也即负利率。
股市则有个“721定律”，即一般股民7成亏本，2成扯平，1成可能侥幸盈利。简而言之，亏多赚少。大多数上市公司只想圈钱，每年从不发股息，股民指望的是从买卖价差中获利，无疑于赌博。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股民，有一人认为参与股市是一条使自己的财富稳妥可靠地保值增值的理想出路吗？不过，股市虽然做的是劫贫济富的勾当，好在迄今为止，肉都是烂在了锅里，赔本与赚钱的都是中国人，但是，以后可能是向外国资产阶级进贡的工具了。
中国证监会人士不久前表态，国际版条件快要成熟，可能即将面世。也就是说，到中国A股市场圈钱的上市公司，将出现跨国公司的身影。中国股市有两大特点：一是数倍于美欧成熟市场的高市盈率；二是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股息。老粗门外汉请教业内人士，高市盈率与不派发股息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为股息数难以相应于高市盈率的股值，为了避免股值泡沫穿帮，干脆不派发了。不论有否，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跨国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将是旧“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放大化。老冒险家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其后辈在中国无偿捞钱更肆无忌惮，方便快捷。而且，老冒险家捞钱主要利用当年中国人崇洋媚外心理，新冒险家除此以外，还要多亏执政的买办官僚们的积极赞助，有意为之。至此，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开放的路线图清晰可见了：先是付出疯狂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和拚命压榨劳工的代价，积累了巨额财富，这财富的大部分则进了少数人的口袋，现在先富起来的富人们的财富又要向外输出了。A股市场国际版便是主要的输出渠道之一。
这些年来，外资银行的狩猎目标瞄准了中国的富豪们。如几年前，荣智健炒作与对赌不知什么金融衍生品玩意儿，一次就巨亏上百亿元。更多的人则是委托外资银行理财，结果钱被理得越来越少。但这类骗术大多是一锤子买卖，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前仆后继去冒险。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富人，以视有资格与外资银行打交道为荣，甘愿送肉上砧板，作为换取自己身份地位高贵的象征，过一下“高等华人”瘾的洋奴，但这种中国“特产”毕竞是极少数。
总而言之，“新工合”上市，可为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提供一条较好的出路，在现时期，不妨参照CPI指数派发股息，以稳妥保值。这家劳动者自由自主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企业，它与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根本不同点是按劳分配，而非按资分配。所以，它的每个独立核算经营与生产单位获得的利润，除照章纳税，再扣下使资本保值的股息和上交占利润小部分给有关协作单位作为运转费用外，大部分由这个独立单位职工协商分配。扩大经营与生产规模，也不是像私有制企业那样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而是向总部申请需要付息的资金。从资本运作的形式看，“新工合”总部更像是一家上市银行，但它与其它银行也有三点不同之处：一，吸纳存款(出售股票)是根据“新工合”所属企业发展的需要，在认为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予以收储；二，“新工合”经营中若发生意外，也可能延迟派发股息；三，股票单价基本上与人民币现金等值，可以自由过户转让，但若退存是否允许则视当时有关情况而定，不像银行那样随便。
上文所述，是我对“新工合”在资本金运作方面的初步设想和设计。当然，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细节还可以集思广益不断修改、增补与完善。但基本原则，即企业权属和分配原则不能更改，也决不允许更改，否则，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就变质了。
让我将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设想继续下去。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起始于农村，即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经过30年的实践，恶果已经显现。但重新恢复集体合作的经济组织，却非易事，主要是因为单干的个体农民们重走合作之路，现在还缺乏一种基于利益吸引的外部推进动力。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这种不仅眼前看得见，更重要的是能够亲身感觉得到的现实利益的动力，即使吃尽单干的苦，但若尝不到集体化的即期甜果，他们也懒得立即组织起来。
例如，河南南街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化之路，已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先进样版，据说每年都有许多人慕名前去参观取经，但为什么还是少有效仿者，就是因为缺乏上述那种动力。
“新工合”就能为全国信仰现实主义的农民兄弟们提供这种动力。因为它属下的商业合作联社，为了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做到所销商品质量可靠，价格比较便宜，以惠及自己的顾客。怎样做到质量可靠，价格便宜？其中关键一环，就是把好进货关，而要把好此关，则非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不可。
多年以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各种假冒伪劣甚至有毒有害商品充斥于市。人们大多归咎于监管不力。其实，即使监管者非常认真负责，也追究不易，因为散落于各地今存明亡的私人个体经营与生产的产品无法监管到位，即使再扩充10倍监管力量，也办不到。所以，“新工合”只能同像南街村这样有良好信誉的合作化经济实体打交道，而不会与单干农民和私营厂商发生买卖关系。
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体，从田头到零售市场，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每经过一道环节，就增加一道费用，使整体流动费用高昂。据说，我国目前生鲜产品的流动费用占产品成本70%左右，钱都被中间商赚走了。如果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为单位，“新工合”直接统购，然后在其属下商社分销，中间环节便都免了，这降低了的成本，大部分可使合作社农民提高收益，也就是说，农民们只要组织起来，便能立竿见影地得到好处。
立即得到好处的还有，现在个体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如种子、农药、化肥等，在私商处常常遇到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而且零购价格也贵。组织起来以后，由“新工合”批量供货，既比较便宜，质量也可靠。
曾见报载，某地土壤气候适宜猕猴桃生长，是这种水果的大产区。产地政府为了打造这一水果品牌，下令辖区种植户不许使用膨大剂之类激素助长，但还是有少数农民偷偷使用。当年收获季节，私商前来收购，按“质”论价，外表壮大卖相好的猕猴桃能卖个好价钱，老实听从政府法令者则吃了亏。以后大家都学聪明了，膨大剂“先进经验”从此推广开来。但好景不长，消费者觉得猕猴桃口感大不如前，特别是知道其种植生长过程中的真相后，这种水果的销量便一落千丈。中国还有多种农产品发生过类似事件，曾给有关农民造成很大损失。欲将当地特产发展成为持久可靠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听着，出事以后再亡羊补牢，恢复信誉恐怕要花费很长时间，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单干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利害与共的统一联合体，让“新工合”利用其信誉，尽快地为你们的产品打开销路。
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是要做广告，以利于推销商品，获取利益。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做广告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简略地说，前者是言传，后者是身教。前者要花大价钱，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例如某些日用化妆品，广告费就占了成本的一半：后者则一毛不拔，效果却反而可能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企业“新工合”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它销售的商品不是靠自吹自擂的广告吸引顾客，而是以其社会效益第一的经营理念与原则，并有可靠的机制予以保证，而使消费者信服。概而言之，就是发扬建国初期全国商业合作联社早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两招鲜，吃遍天，一是质优，二是价廉。
所谓质优，包括保证经销商品，特别是食品的安全性。因为“新工合”是一个超巨大型的的全民参与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统购统销的每一种商品，金额很大，所以它有条件和能力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商品监测、甄别和筛选机制，确保经销的每一种商品的质量。例如，现在消费者大众很关心的许多转基因食品，如甜椒、西红柿、木瓜等，由于买办官僚故意不作为，早已非法潜行入市，但人们却浑然不觉，因为市场上没有标识。“新工合”就可以为消费者把关，将这类对人体风险不确定的食品拒之门外。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权力部门纷纷设立自己的基地，雇用农民工生产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的蔬菜，和鸡、猪、鱼饲料中不放任何添加剂的绿色安全食品，专供本部门机关大大小小官僚及其家人食用。这类“特供”中心正随着中国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而加速度扩展开来。显然，不能指望只顾自己的执政官僚解决中国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只能继续受害，长期忍受食用有害食品慢性自杀的折磨了？也不是的，我们也可以成立自己特大型的“特供”中心，即“新工合”，为民解忧。只是希望和要求官僚们自己活也让老百姓活，绿灯放行“新工合”这一将惠及亿万民众的公益事业。如果一方面放纵转基因食品泛滥，另一方面又堵塞弱势群体劳动者的自救之道，假使如此倒行逆施，恐怕真的可能官逼民反了。
在旧中国，粮店销售的大米一般分为三等，即一道机米、二道机米和三道机米。三道机米碾制的次数最多，稻谷出米率最低，口感最好，因而价格也最高。肉眼怎样分辨呢？米色越白，表明碾制次数最多，高度白米即三道机米。米商便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错觉，普遍地在稻米加工中掺入白石粉，以提高白度，既能增重，卖相又好，售价也高。米业这种陋习可能已有超百年历史。解放后不久，国家实行粮食专营，开了一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一纸决议禁令，从此大米加工中就根绝掺入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白石粉了。
改革开放以后，私营粮商重出江湖。他们在面粉加工中掺入增白剂，据说每斤只需增加一两分钱，面粉便从低等变成高等的了。曾见报载，天津有家国营大面粉厂，花了几千万元巨资从国外购置了一整套高级加工设备，生产的优质产品因为成本和售价较高而卖不出去，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有企业效益不佳，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破产倒闭了一大批，当然有多种原因，在作假行贿方面落后于“有活力”的私有企业，名牌不敌杂牌，难道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吗？
“新工合”就要为这类恪守职业道德而遭不公正对待的国有企业打抱不平，为其产品统购统销，既是对消费者负责，让他们避免上当买劣质品，商社坚持长期这样做，从而使自己的信誉越来越好，同时，也支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及此后的广州亚运会，科技部都专门发文，要求举办部门采取切实措施，严禁转基因食品混入会场，以防止外国来宾误食。发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外宾放心，不因恐惧到中国后要吃转基因食品而疑虑重重，裹足不前，影响中国举办的世界瞩目的盛会效果。几次发文起了作用，盛会都未因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外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以此为藉口而拒绝来华。但随着转基因食品在世界上的名声越来越凶险，却不可能不影响到越来越众多的外国人不敢来华旅游，因为没有办法防止他们误食。
中国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饭店餐馆，不论高级，还是低端，食用油都是择廉而购，合理合法地使用转基因的。不能说没有几家使用非转基因的传统国产天然食用油，但肯定没有使用地沟油的多。为了美味，迎合顾客胃口，使用各种有害于人体的违禁调料和添加剂，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可是该行业的潜规则。至于店家采购菜肴原料，哪是转基因，哪是非转基因，因为不是自己吃的，恐怕没有人会自找麻烦费神打听和追究其来源。外国旅游者会自带饭菜来华么？
国内外每年在外进餐者数以亿人次计，其中很多人高度关注食品安全。但在私有化后，今天以中国之大，却找不到一家能使人放心地避免风险的饮食之地了。任何一名私人资本家欲抓住这一巨大商机，都不可能成事，因为首先难以得到民众的信服与认可。“新工合”就可以当仁不让地主办一家广布全国的饮食加盟企业，方法也很简单，由有饮食行业经营与技艺的劳动者自由自主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合作制餐饮店馆，经过审核合格后加盟。粮油、调料、鱼肉、家禽和蔬菜等一切入口的东西统一配送，不允许自购和自制，辅之以经常性的监管，违犯规则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除名。
“新工合”还有一项现在就需要义不容辞担当起来的任务。中医药是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祖国瑰宝，如今却面临衰落的危险。因为，私有化后，在“猫论”影响下，包括药农药商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唯利是图而道德空前沦丧，生产经营的药材质量大不如前，因而不少中医开出的验方失灵了。长此以往，将是怎样的后果？挽救的办法，就是由“新工合”统购统销，中医开出的方子去“新工合”属下的药店购买，或中医院药材让“新工合”批发部供货。
有病吃不起药，这一老百姓普遍遇到的困难，也只有“新工合”才能缓解。发改委从1998年起，至今已下达了27次药品降价令，共涉及162个常用品种。可是越降反而越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因为降价后的药品利润低，代理商停止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似乎消失了。其实，降价药并未停止产销，而是新瓶装旧酒，经过改名变新药，再高价上市。所以，中国“研制”的“新药”数量世界第一，无疑是医药改革的伟大成果之一。例如硝酸甘油，是一种用于心脏病的急救药，曾经出现在2007年发改委颁布的第21次药品降价、限价目录里。在2007年降价后，100片装的只卖4块9，每片5分钱不到。然而，如今市场上已经找不到这种低价的硝酸甘油了，要么被救心丸一类中药代替，要么换个包装和名称成了新药品，6角8一片。发改委，求求你，行行好，可怜可怜老百姓，以后不要再下什么“降价令”行吗？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新工合”开办专门产销私商不经营的廉价药厂店，薄利多销，一样可以获取经济利益，还能得到因独家坚持社会效益而花钱也买不到的广告效应，何乐而不为？
“新工合”肩负的使命，除上述例举的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转变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式的性质与内容主要是指：一，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依靠外贸出口转变为内需消费。两者密切相关，乃是因果关系。即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中国不可能主要依靠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如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中国就只能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主要依靠受制于人的外贸出口的不可靠性和险恶性，前文已述，不用多说。简而言之，“新工合”应运而生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衰落，中国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正其时也。
中国现行经济无可置疑是低效经济。这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因为中国是选择“比较优势”而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分工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贸出口既是以低端产品为主，即使有一部分高端产品，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也大多依赖于人，产业链中参与的是获利最少的加工环节，所以赚的是小钱，大钱则拱手让人；二是劳工层面。国家层面的经济既是低效益，因而中国绝大多数劳工的工资也随之非常微薄，普遍地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10%以下，而且增薪空间也不可能很大。
就像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采用的是和平演变手段，我们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手段也是和平演变一样，买办官僚廉价出卖国有资产给予国内外资产阶级，是所谓市场行为(其实都是“公仆”违背“主人”意愿，越俎代庖的行政行为)，我们也以真正的市场行为收回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有而被流失的利权。这就是组织自由自主的联合体——工业合作社。
劳动者通过组织工业合作社，就能避免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在短期内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只要利益目标是可信、可望而又可即，他们一定会感兴趣，并且行动起来。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是按资分配，企业产生的效益，劳动者分到的是小头，其劳动剩余价值部分，即大头则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拿去了。换句话说，如果大头剩余价值不被剥削，留给自己，劳动者的收入就可能成倍地增加。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增加收入后钱的流向是不同的，前者主要用于投资，后者则是消费。中国经济今后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投资有余而消费不足。若不改变分配现状，产能过剩危机将更趋向恶化，终必酿成灾难。
假使，适应于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劳动者自由自主的联合体——工业合作社，今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则意味着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受制于人的外贸出口，转变为以内需消费为主拉动方式，将指日可待地实现。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危机隐患便能根除。
数年前有关部门就披露，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在其中21个已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也都由外资控制。而高技术产业外资控制度已达到近70%的水平。近几年由于右派学者疯狂地鼓噪“国退民进”，买办官僚也加紧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政策，外资控制中国产业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到了今天，中国经济被西方列强跨国公司殖民化的后果开始殃及老百姓了。
例如，每个人生话中都离不开的日化用品，今后将不得不忍受外资垄断企业随意涨价之苦。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稍有名气的日化品牌一个个沦落于外资之手：美国庄臣公司接管上海家化美加净，欧莱雅收购小护士，拜尔斯多夫拿下丝宝日化，强生收大宝于旗下，法国香水巨头科蒂则迎来外嫁的中国护肤品公司丁家宜……中国知名品牌相继陷落以后，外资公司就占据了国内日化市场的绝对领导地位：以营业收入计，外资日化三强中，宝华在华年销售额超200亿，联合利华和欧莱雅在100亿左右，而国内数千家公司，大部分年销售额在1亿以下。百亿级别的企业如立白和纳爱斯，主打产品都是价格低廉的洗涤用品，盈利水平远不能同外资相比。
买办官僚们“政绩”何在？改革开放后一个曾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以日化用品产业而论，市场倒是完完全全让给外商了，可是换来技术了吗？反而，许多中国民族企业以自己技术为基础创立的品牌，却被原外国竞争对手不用经过市场竞争，轻而易举地压灭了。举一反三，中国其它产业的命运也大多如此。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买办官僚们功不可没啊！
如果让出市场后，能换来外资企业对中国职工给予像对其本国同等的薪酬，我也会为之叫好，但可能吗？恐怕远在10%以下。此外，还让外商享受超国民待遇和偷漏税收的便利。对外开放的“政绩”，简而言之，就是GDP增长面子上好看，利润的大头则让外商带走！
既已如此，我们现在怎么办？有人认为，中国如今国库里美元过剩，可用来将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外商股份收归国有。这可行吗？如果中国现在还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消费，采用这一革命行政手段倒是可行，但是，如今中国已加入WTO，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受制于人的外贸出口，就不可行了。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即使将来中国经济重新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了，我也反对排斥外商，因为那将失去“鲶鱼效应”，而是主张在公平的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彼此平等竞争。我就不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竞争不过外国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
我这里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指的是采用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模式，走群众路线，由职工群众自由自主联合当家作主的企业——工业合作社，简称“新工合”，以区别抗日战争时期曾存在过的旧时工业合作社。它将由什么人组成呢？仍以日化用品工业为例。首先，由该工业原民族企业中的某些职工主动地另起炉灶，以收回被外商鸠占鹊巢占领的产业失地，挽回中国的利权。背叛社会主义的买办官僚出卖了他们，使他们沦落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新工合”则又可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真正的企业主人。在新成立的“新工合”所属企业中，他们负责企业管理与技术生产，资本筹措和市场营销则由“新工合”代劳。两者在经营上属于协作合同关系，每家企业加盟后在服从与遵守“新工合”制定的规则前提下，独立生存与发展。
在今天的中国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资分配的情况下，国内外私有企业产生的利润，资本家拿大头，劳动者分小头，甚至零头的分配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原私有企业职工，如果在“新工合”帮助下，自己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免被资本家剥削，如是在被外商垄断的日化高端产品企业，自立门户后，收入将至少提高2—3倍，也可能4—5倍，甚至更多。
“新工合”发展壮大的动力源自因势利导，而非政治说教，更不是行政命令。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说：“不能指望从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从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中去寻找人的行为逻辑。”只要人的主观上自私要求，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大众，我们就应当予以鼓励，并帮助其实现。那么，“新工合”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举其重要者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私有制企业和按资分配、后者则以公有制企业和按劳分配为主。今后，当中国现在还存在的国有企业与新生的“新工合”发展到占据国民经济主体地位，而国内外私有企业退居其次之时，我们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功了。这种演变的推进过程，乃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彼长此消的过程，也是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新工合”相对于私有制工业企业，必然将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率，因为它有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机制和避免资本家剥削的按劳分配机制予以保证。职工群众为搞好自己的企业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积极性，其结果则表现在职工较高的收入上，并形成良性循环。这将对现在中国的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性质的走官僚与精英混合路线的国有企业职工产生影响，他们会要求改变现在的管理机制与分配机制，走毛泽东“鞍钢宪法”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改变国企效不如人的情况，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收入。
——现在有不少私有中小企业前身原是国企，后来搞经理人收购(MBO)，被私有化改革变更了所有制性质。昔日的共产党公有制企业领导干部，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私有企业老板。但是，他们中的部分人是“被资本家”，当年被走资派上级强令式的改制，只得随波逐流，并非其之心愿。因而，我相信其中有的人处于身份尴尬、同企业劳动者感情对立的境地，心情是矛盾和痛苦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重新高涨之时。一些依靠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甚至利用和借助权力损公肥私掠夺国家资产的亿万富翁留在或拉进共产党内，这个党还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其实践的党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有富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是在为了革命信仰而放弃自己的财富之后。例如共产党早期农民革命领袖彭湃，他原是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大地主，后来把自家的田契都烧了，主动地分田地于贫苦农民。今天在私有化改革时期的“被资本家”们，也面临着他们人生的一大抉择：要么鱼目混珠、在民众眼中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留在党内，要么忠于自己当初的入党誓言，忠于社会主义，主动地退出企业产权，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的先进分子。“新工合”可能是现在这些私有企业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一个合适载体。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这个回归完全是自愿的，并且有关各方协商进行。要吸取上世纪中叶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强扭的瓜不甜”的经验教训。
——中国现在高校毕业学生就业难。“民工荒”的社会上怎有此难？原来，因为中国经济发挥的是“比较优势”，企业需要的大多是做加工装配体力话的打工仔(妹)。在今天的中国，知识改变不了命运，高校学子薪酬民工化，是不甘心低就，才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出路何在？右派学者忽悠说，学习美国先进经验，个人创业，将来成为企业家。但是，中国有风险投资家吗？资金从何而来？创业第一步你就迈不动。“新工合”业务的重点，就是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那些学有成就，掌握了高端科技知识的高校学子们，你们以后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方法是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成立工业合作社企业。在实践中摸索，详情以后再述。
——随着私有化改革的不断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关系到民生的重要产业失陷于外商，使其占据垄断地位，可以在市场上随心所欲地操纵产品价格。中国老百姓则成为受害者。买办官僚在犯下这一祸国殃民的罪行后，有时行使管控权力，像煞有介事地警告外商不得涨价，不过是为应付民情而故作姿态而己。例如，曾以联合利华散布日化用品涨价“谣言”为由，象征性地对其罚款200万元。可是罚单开出不到1月，那家日化业跨国公司就涨价了。作为参照，此前欧盟对联合利华等日化业巨头曾处以3·2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凡是被外商垄断的产业产品，如食用油等全都大幅度涨价了。在一片涨风中，老百姓不能指望私有企业发挥制约外商的作用，他们不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就不错了。今后能有效地遏制住跨国公司巨头在中国随意涨价，以攫取暴利的力量，只能是“新工合”。但是，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官僚会答应吗？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得而复失了。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中国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一场斗争中去，也即是在创建“新工合”的斗争中去。
在买办官僚和带路党看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高度统一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残存的影响与势力仍在发挥着促使中国强大的作用，成为他们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最大障碍，所以，必欲彻底清除。而我们劳动者则认为，根据历史和现实经验，这一“专制”制度，乃是中国赖以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和亿万民众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根本保障，须臾不可离弃。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能在短短3年后，灾区民众居住等生活水平恢复，甚至超过震前，就有赖于这个“专制”制度，如果中国是一个多党制和联邦制的所谓“民主”国家，30年也未必办得到。这种例子很多，毋庸赘述。但是，这一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今后若要不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政改阴谋废除，在当前的中国具体国情下，则有赖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载体——“新工合”的成功创建和发展壮大。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数以亿万计的“新工合”社员们，出于维护自己劳动者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将会誓死捍卫这个政治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但是，只要共产党执政地位没被推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宪法继续存在，人民军队也并未变质，那么，我们就仍有红色翻盘的希望。“新工合”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成功可赖以依靠的希望载体。演变成功后，今天社会上的许多负面现象也才有望使之趋向正面。因为，“新工合”是一个收入可能较高的群体组织，并将成为一条就业的主渠道，社会上许多人必然钟情于它。但要加入其中，因为彼此利害相关，必先经过相互间的择优选取录用。那些诚信缺失者，道德滑坡者，能力低下者，都将被淘汰筛出门外。社会风气因社会需求改变而改变，也将使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其中道理，不难理解。
假使社会主义公有化和平演变失败，后果也是可以预见的。若是那样，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终将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买办汉奸带路党的推波助澜下，中国如帝国主义之所愿，分崩离析，急剧衰落。就像一百几十年前的大清帝国，亿万民众从“乾隆盛世”一下子陷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和压榨，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也如前苏联改旗易帜后，其国民中许多人很快变成赤贫的穷光蛋，此前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大幅度缩水。后来是依靠出售丰富的资源，又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好价钱，才逐渐脱离困境，恢复元气。(中国可没有那个条件)到了那时，中国老百姓的怒火将会向谁发泄？
但我相信，今天中国现任和离任的高级领导人中，不乏头脑清醒，居安思危人士，更决不会缺少像宋庆龄那样德高望重，忧国忧民而又热心公益的革命左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事业也与他们的利益和命运相关，更需要他们保驾护航，积极支持，因为万事开头难，何况我们的事业很可能遭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买办官僚的刁难、阻碍和破坏。
中国的命运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全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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