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贸出口的拉动，现在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和我们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遏制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这种增长模式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依靠内需消费取而代之，已经成了国內各派人士的共识。但问题是，消费內需有望担当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力量这一重任吗？我认为没有可能，其中道理已登载于《》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即《中国能避免经济危机吗》中阐述。但至少在近期，消费内需潜能却是巨大的，因为中国现在国家和民间储蓄总量却非常可观。
有鉴于此，中国一家准官方超级智库开张伊始，就献上一条令人振聋发聩的计策。他们认为，解决消费内需问题的关键在于“均贫富”。由声名卓著人士组成的这家智库果然超级，不同凡响，一语中的。我是在所住社区报拦上看到这条新闻短讯题示旳，没有此计策详细內容，所以无缘拜读。我当时看后的感觉是啼笑皆非，这到底是时代悲剧，还是黒色幽默？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社会动乱，改朝换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多就源于在这个“均贫富”上出了问题。60年前的旧中国也不例外，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后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早已消失了的古老恶魔，怎么又重新出现了？人们大概无法否认，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产生的后果。私有化改革在一定时期内解放了生产力，但它的后果，即产生的贫富不均抑制了消费內需，造成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又需要通过“均贫富”的革命手段解决。你认为这个问题带给人们的感觉会是什么，应该哭，还是笑？据说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的私有化改革，现在必须通过公有化革命否定这种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以避免发生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社会形势肯定出于资改派人士的预料。
中国超级智库这一矫枉修正之计，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自此提出之后，中国贫富差距在缩小吗？其继续扩大的趋势恐怕谁也否认不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条十分正确的计策，难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智库非常亲近的中央执政者没有采纳，还是它的內容缺乏可操作性，或者根本就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恕我胡猜，最大的可能性，似乎是放的一通无实质內容的空炮。直白地说，就是这篇文章他们做不出来，只有一个空头题目。这家由多名退休高官和著名学者组成的“豪华阵容”智库，被媒体冠以“超级”，并没有人怀疑其名不副实。对于他们来说，不论经历与学识，解决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但我不敢相信智库诸公的勇气：自我否定的勇气。因为，造成中国社会今天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而他们中的某些人正是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并为此名利双收。尽管谁都知道，悬殊的贫富差距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改革却是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名义而进行的，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是必要和正确的吗？至于形成贫富悬殊现状的其中具体经济政策因素，就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了。智库诸公更是讳莫如深，不可能公示于众。老粗班门弄斧，细说其详。
首先，我们要辩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是否有必要性和正确性。中国资改派代表人物赵ziyang有一句名言：“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类代表人物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有一大特点，用文革时的语言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尽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库中找依据。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劳动群众（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下同）基本上像我老粗一样，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并无深刻了解，只是出于阶级本能地觉得，这一理论中提倡的核心原则内容，即消灭私有制，反对剥削，按劳分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衷心拥护。资改派推销其私货时，开始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曲线救国”，以售其奸。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中国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搞早了。确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应当如何理解与对待这句话？我们如果同右派纠缠于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那就上了他们的当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为什么会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地在继承中发展。所谓发展，不仅是指言前人之所未言，还包括修正先行的科学理论中不适应现实的革命与建设的部分，即阻碍前进的部分。迄今为止，好像也是说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不敢说是独立门戶，自搞一套。修正与修正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那么，前后两者以什么为标准而加以区别呢？钱（学森）老近年有一个言简意赅的概括归纳：“离经不叛道”。这个“道”，即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有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例如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种。中国至少是直到今天，人们实行的或者声称在实行的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体标准内容又是什么呢？邓小平的权威解释是：“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主要的方面。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二是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 言必称邓小平理论的执政诸公面对经济社会现实，现已陷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这都是右派学者明显违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帮倒忙惹的禍。
中国右派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吴敬琏将公有制经济体制称为“旧体制”，而私有制经济体制则是所谓“新体制”。他这个“新体制”在今天中国现实中的具体所指，就是资本主义初期原始阶段的家族与合伙性质的私有企业，早已老掉了牙，“新”在哪里？他们喋喋不休，并且引以为豪，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私有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 全世界都认同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确实在连年大幅度增长。但要问一下，这个“生产力”指的是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如果是后者，这种“解放”与“发展”是可持续的吗？全球经济危机一来，中国私有企业一下子就倒闭了四成，实践似乎已经检验过了。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就按照吴学者的分类，颠而倒之，将公有制经济体制称做“旧体制”，私有制经济体制则是“新体制”。我与 吴老 先生身份地位迥异，他是著名学者，我则是工人老粗。但咱俩却是同辈，长时期地一同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经历过。同是中国人，对某些事物的感受也应当是一样的。先谈一下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新体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旧体制”。毋庸讳言，当时进行的“新”变“旧”的经济体制改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我在以前曾肤浅地分析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出于两种原因推动。一是主观上急于求成，希望早日进入社会主义；二是客观上为了解决长期大规模国内外战争结束，革命有功之臣退伍后，按排职位的迫切需要。这两种因素可能都有，但不是主要的。曾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应当记得，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处境非常严峻，帝国主义封锁禁运，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内战也仍在继续，虽然规模较小，但随时可能重新燃起大火。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牺牲了几千万人，终于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取得了独立自主，开始走向富强的革命成果，但仍存在失去的现实危险。过去这段历史，吴敬琏们看来已经忘记了，所以他们才那么否定“旧体制”，认为是“失败”的体制。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吗？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当时如果不搞“旧体制”，而是继续实行他们所钟爱的“新体制”，情况将会怎么样。
在那20年前，蒋介石国民党中国的“新体制”刚刚经历了“黄金十年”，GDP也是迅猛增长，养肥大了。掠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便来杀戮，制造一个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便死了30万中国人。旧中国只有挨宰的份儿。因为他的“新体制”除了“汉阳造”步枪，几乎生产不出任何一种值得一提的重工业中的军工产品，拿什么去同侵略者对抗？那么，之前为什么不趁“黄金十年”的良机，发展重工业呢？因为当时中国“新体制”中的资本家们不愿干赔本买卖。实际上在重工业初创阶段，他们也赔不起，不如干轻纺工业立竿见影，钱来得快。不论当年的“新体制”，还是今天的“新体制”，发展思路是一样的。只有“旧体制”，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从国家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与长期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才会相对而言地轻轻工重重工，优先发展重工业。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当年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相当于其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3倍。日本随即用赔款的8成资助其国内“新体制”发展军工产业，然后恃强再去侵掠，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在刼难逃。
殷鉴不远。当年，中国必须实行“旧体制”集中力量以发展重工业。稍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明白其中道理，怎么作为知识精英人物的吴敬琏们反而搞不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先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实践。抗美援朝，中国是在美国军队逼近鸭绿江，显然进一步欲置我于死地时被迫应战的。后来战胜，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力斗争。但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军工设备上大力支援，也是不可能的。就像之前抗日战争胜利，如果没有美国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车北，日本不会，至少不会在 1945年8月15日 投降一样。毛泽东高瞻远瞩，深知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靠外力是危险的。果然，后来中苏交恶，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孤立无援。试问，如果我们不是在“旧体制”下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独立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军工产品，特别是导弹核武器也问世于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了，还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
即使忘记了过去的实践，今天的实践就在眼前，难道也没有看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靠投资激素刺激，揠苗助长，没有可持续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四高”（高投资丶高污染丶高资源能源消耗丶高外贸依存度）“三低”（低端品丶低效益丶低工资）这种模式转变不了，这是复辟“新体制”的直接后果。吴敬琏却倒打一耙，归咎于“旧体制”向“新体制”复辟没有到位，真是岂有此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自主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新体制”中的私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某些中外合资企业，绝大部分生产的都是鞋子丶衬衫和玩具之类低价值产品，有几种属于高科技？近些年来，官方的外贸出口统计中，高科技产品比例似乎在连年大幅度增加，这是在忽悠人。所谓“高科技产品”，必须具备五种要素，即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二，掌握产品核心技术，三，关键部件基本自给，四，产品质量不逊于人，五，市场销售利润较高。前四种要素服务于第五种要素。“新体制”企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加工装配成的“高科技产品”，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赚小钱，除了满足某些国人的阿Q心理，不能算数。“特别是”后30年，中国也有一些基本符合上述五种要素的高科技产品问世，但几乎全是前30年毛泽东时代“旧体制”残存下来的公有制企业所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总之，在加入WTO, 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后的今天中国,“新体制”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高效益,“旧体制”才有可能, 虽然是潜在的, 需要公有制企业在改革其机制, 即引进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之后。国有垄断企业除外。其中道理我已在以前的文章中阐述了。但是, 我们今天在为促进消费内需而重行“旧体制”圴贫富时, 也要吸取新中国成立后, 对旧社会那种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公正现象矫枉过正的教训, 因为这同样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唯一正确的原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旧体制”一统天下时，在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最大的失误, 是没有注意利用和正确掌握这个原则，以充分调动劳动群众“各尽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未能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结论，我是根据自己几十年工作实践，以及所见所闻与亲身体会而得到的，在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书中有不少例证。毫无实践经验的右派书呆子们却垄断了话语权，大放厥词，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旧体制”。
“旧体制”曾实行过平圴主义分配，因为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当然应当纠正。就像浴盆污水必须清除，但不能把盆內婴儿泼掉。“旧体制”就是“婴儿”，它与平圴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而是违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改革以后“拨乱反正”，实行的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近年来似乎不再强调了，据说这个口号已经过时，甚至是产生贫富悬殊的政策根源。我倒认为这一提法基本正确。问题在于根本没有照着去做，如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官方提的，在实行吗？不但完全不顾公正，连效率也谈不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优先讲究效率非常必要，为社会公正而牺牲经济效率，那是削足适履。国内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低效率划等号，那是别有用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以便于名正言顺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记得列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原词记不全了，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它可能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前苏联和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实践上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即在宏观上，两国在一般正常年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生产能力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微观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却大多比外国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低下。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其实“社”不如“资”。实践同列宁的理论相悖。但我仍然认为他那一句话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和原理，例如按劳分配原则，也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前文已述，后一种原理的违背乃迫于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不得己而为之。先举个类似例征，解释宏观与微观相悖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数量第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众的体质，一般地说要比中国人強壮，他们基层的体育设施也比我们完善，投入产出的效率更是高出一筹。若论这些微观条件，我们获得金牌冠军实在太出乎世人意料了。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宏观上的辉煌成绩，主要应归功于举国体制。没有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一社会主义“旧体制”，可能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利润率也并非全都低下，也有少数企业，这里指的是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效率是很高的，超过了私有制企业。例如，老粗工作所在的湖北省前武汉印染厂，1958年投产，直至1980年代初期，20多年间，大多数正常年份，即计划供应的电力和原材料能够保证生产所需，一年的利润和上交的税收约为资产的一倍以上，甚至两倍。试问，现在的私有企业有几家可能实现？但据我的亲身长期观察与体会，本厂的潜能还大得很。
国有企业前武汉印染厂后来什么原因衰落与倒闭了？腐败因素作祟，倒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新观念”，即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之类沉渣泛起，开始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老鼠”“蛀虫”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猖獗。上梁不正下梁歪，工人们受到严重影响，劳动情绪空前低落，违法乱纪现象频繁发生，正常的经营与生产秩序都被破坏。一株大搖钱树突然凋零，变作“冰棍”消失了。这个结果是“旧体制”造成的吗？
“武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兴盛虽是少数个例，但也足以表明，“旧体制”实现高效率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此，我当年在工作实践中有着深切的感受。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体制与机制，犹如浴盆里的婴儿与污水。用污水擦洗婴儿，如同以旧机制操作“旧体制”，社会主义面目和体质越来越走样。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主要方面，即一是公有制为主，二是不能两极分化，但他漏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主要方面：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否则前两个主要方面就保障不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群众路线。强调群众的作用，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比比皆是。
在我的记忆中，建国初期贯彻群众路线是比较成功的，标志表现就是较好地调动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后来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就逐渐偏离此路线了，其特点是热衷于形式主义，将群众视作木偶。在表面上，劳动群众仍然被称作社会主义国家主人，但却是“阿斗”式主人，只有被摆布的份儿。从那时起，劳动阶级主人身份已经开始变得名不副实，现在干脆连名份也没有了，成了“弱势群体”。
毛泽东的伟大，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高瞻远瞩的思维能力，能根据客观现实形势的发展，预测到未来历史的走向。幸好，中国虽然多是目光短浅之辈，当时很不理解，但也不乏“亊后诸葛亮”，老粗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比我更差劲的，至今仍对当年毛泽东生前欲防患于未然的战略部署莫名其妙，人曰亦曰什么“浩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动员大规模的“换水”运动，以新水换污水，以新机制换旧机制。文革之前，中国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亊实上已经在蜕化变质，沿袭历史上封建主义一套管理方法，简而言之，其特点就是以上驭下。古代官吏称作“牧”，如“荆州牧”。将老百姓当作羊群管理，提倡顺从，对造反则深恶痛绝。现代的新提法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牧羊”者始终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倒不失为一件幸事，羊群安静地吃草，幸福指数一定很高。但怎样使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呢？刘少奇的方法是劝其加强自我修养以坚定信仰，保持正确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毛泽东认为那靠不住，只有发扬民主，用以下制上的管理新机制，领导者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真正成为人民公仆，而不是反仆为主的“公仆”，取代传统的以上驭下的管理旧机制，社会主义江山才不会变色。你认为哪种方法有效？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制度孰优孰劣，争论的焦点在于效率。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应当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把问题限定在一定的历史与地域范围之内。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自力更生，而且是在遭到帝国主义严密地长期封锁禁运条件下创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依靠侵略掠夺诈骗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栽树和歇荫两个时期的条件也不相同，也难相比。不能将公有制企业在不正常的特殊年代的恶劣表现，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作固定的比照标准。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原来要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是手段，治是目的，先破后立，乱是为了治。摧毀官僚专政的旧机制，建立群众民主的新机制，为其身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永不变色提供制度保证。但他的心愿与计划因其逝世而夭折。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的中国社会，是旧机制乱过后还未完全还原，而新机制已没可能建立的社会，也是已破未立之际，无政府主义因而填补真空大行其道的社会，总之，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更是公有制企业表现极不正常的社会。可是，中国官场与学界右派人士，特别爱将这个时期的国企表现，同私有化改革后的私企比较，那当然后者的效率优于前者了。
即使是文革前的正常年份，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并未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行亊，而是仍在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旧机制操作下，但因那个时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还是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官办企业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其实并不比过去和现在的私有制企业低下。今天的人们对过去年代大多没有亲身感受，难以比较，就拿现在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那一套机制，但已有所变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分配上拉开了差距，既有正面影响，打破了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有负面影响，管理者与工人群众差距悬殊，政治思想工作不再灵了；二是在组织结构上，卸下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轻装上阵。现在比较，公有制与私有制哪种体制效率更高？最近一段时期有两条关于高科技产品新闻：一是中国高速铁路列车系统准备出口俄罗斯；二是中国在 10月29日 宣布研制成功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这一档次计算机系统的国家。这些都是据称没有活力体制“僵化”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搞成功的。不要说这类世界顶尖级的高科技产品，即使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初级原始阶段的私有制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除个别外，一般地也没有能力拿得出手。生产不出高科技产品，怎样实现高效益？近来有报道说，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和劝说资本家们，趁现在世界市场有所回暖之机，适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可是这等好亊，私企老板们却无人敢做，因为谁若提价，就会失去外商订单。同行们都还在大打价格战，竞相降价呢。外商面对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而且如散沙般的中国私有企业，只要各个击破，择廉而购，便可迫使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出口外销产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谈何高效率？中国私有制企业低效率则有官方统计数据从一个侧面证明。据报道，国家统计局近日披露，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2008年全国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岂止是同公有制企业单位从业人员比较平均工资较低，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大得很。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金，单位有未缴的吗？如果有，大概也是少数，可是私企，不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行事者，恐怕是大多数。
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沿海外销出口企业聚集地区又闹起了“民工荒”。中国缺少劳动力？失业者数以千万计。工资太低，没有保障，劳动繁重，超时工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不如在家勒紧裤带好受一些。有媒体大声呼吁，应该督促私企提高工资待遇。我要为老板们说句公道话，即使他们肯发善心，减少剥削剩余价值，大多数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今天的中国，私人资本家企图依靠正当合法经营而发展壮大，那是很艰难的，除了彼此攀比谁能更多地压榨劳动者以求生存，别无他法。因为在国际分工中，他们处于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中国资产阶级整体说来，现在已经是国际跨国公司大鳄们的附庸，可怜兮兮地从鳄口下捡些残羹吃，再企望他们口下留情而分食于劳动者，即使督促成功，又能有多少油水？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前几年，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大潮来势凶猛，连全民所有的国家资源也未能幸免。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官商勾结，许多煤矿落于私人之手，大富翁一下子就批量生产出来了。掠夺开釆，资源利用率极低，一般只有10%—15%，约为正常开采率的几分之一。更骇人听闻的是，死人的矿难事件从此频繁发生，百万吨死亡率飙升为世界之冠。长此以往，如何向子孙和历史交代？执政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兼并重组，将某些被私人攫取的矿井重新国有化。但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竟然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他们宁要煤老板带血的GDP，也坚决不要“公进私退”。历史前进的车轮会因这类禍国殃民者的阻挡而倒退吗？人们拭目以待。
吴敬琏之流贩卖的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宣告完全破产。连美国这样实行高度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得不控股某些银行和企业，违背理念而尴尬地收归国有。中国现在的“公进私退” 规模极其有限，只在局部地区和行业实行，他们就如丧考妣，竭力反对。其实，当前中外各国出现的国有化现象，都决非中央政府的政策本意。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说，乃是牺牲资产阶级的局部权益，丢卒保车，以挽救这个走向衰落的经济制度。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可行的有效方法。中国站在主流地位的某些学者利令智昏，食洋不化，即使站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也是在帮倒忙，因为后果必然是引发社会动乱。私有制企业制度下带血的GDP能长期继续下去吗？吉林通钢工人誓死坚决反对“私进公退”，其他国有企业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觉醒而跟着效法斗争，你准备怎么办，动用武警镇压，激化矛盾吗？
美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投巨资救市搞个别企业国有化，世界上包括弱智者在内，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那不过是特殊时期一种不得己的权宜之计，以便度过难关，而企图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重现生机。实为以退为进。同美国一样，中国今天的“公进私退” 也是一种暂时现象。资改派过去实行的私有化改革，由于缺乏经验，而又急于求成，副作用实在太大，引起全社会绝大多数国民的震撼、不满与愤懑。因而需要改变一下策略，并暂时让步。其实，官方早已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内有序地退出。现在执政的权势者代表中国社会上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一条道走到黑，怎么可能迷途知返？况且他们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正在兴头上。吴敬琏们担心“公进私退”，中央政策变化，纯属杞人之忧。他们近日对此作出警示表态，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左派和右派都可能犯错误。两派虽然错误性质截然不同，但有时候犯错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缺乏经验。例如，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派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搞，而主席又不愿意将群众当作“阿斗”，因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他的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于是，造反派们由于缺乏经验，像野牛进了瓷器店，乱闯一气，结果造成很大损失，从而给了维护以上驭下传统秩序者以否定与攻讦的口实。此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的典型之例也。右派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欲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也因缺乏经验，搞得民怨沸腾，广受质疑。右派犯错误也被左派利用，不顾官方“不争论”禁令，群起而攻之。老右输了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遇到挫折，不得不作出暂时让步。“公进私退” 即是一例。国庆游行突然加入“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也是为了安抚与稳定人心。人们不要被这些局部表象迷惑，公化私的演变仍将继续。“改革”还会“深入”，不过“需要总结经验，需要改善方法”。
在过去的年代，左右两派都难免犯过错误。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谁胜谁负，尚未最后决定。现在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演变与反演变，而决非什么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已经开始。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范畴内自我完善的改革，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制。右派偷换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欺骗世人，道义上先输了一局。如今，至少在学术理论界，两派营垒基本分明了，这是好事。不像几十年前，左右谁分得明白？毛泽东当年说：“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时谁理解了？几亿人中，可能一个都没有！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只有他老人家预测到一种以上驭下的传统社会专制机制，必然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欲破之而防患于未然，遗憾的是在以下制上新机制建立之前以失败告终。
现在，右派吸取教训，为最终实现其战略目的而釆取的策略手段，逐渐清晰与明确；相比之下，左派至今仍处于迷惘之中，缺乏应对之策。表面上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声音在社会上似乎占了上风，实则处于劣势，因为右派正利用其掌控的权势，不断造成既成事实，一步步有序地走向目的地，正暗自得意着呢。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未来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中国到底何去何从，尚待左右两派博弈的结果。
革命导师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原理，并非绝对地不可修正，有时根据客观形势的现实迫切需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还不得不那样做。例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进行了修正。历史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修正。但我们现在试图修正的某个重大原理，我认为是错误的，这里指的是效率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主要标准和根据是什么？列宁的论述就是效率。他认为社会主义终必战胜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前者将比后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左派人士鉴于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现在强调公平是正确的，但若因此忽视了效率的重要性，那就本末倒置了。右派攻击我们过去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共同贫困”，尽管原因复杂，也并非毫无根据，因而颇能迷惑一些只注重表象而无分析能力的人。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过去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严重忽视效率问题而付出惨重代价。资改派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了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站住了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你能指望掌权的资改派解决“均贫富”问题吗？
古今中外，有三种不同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即走官僚路线封建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走精英路线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和走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这三种不同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效率是高低不同的。你可以根据实践肯定前两者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效率不如私有企业，但在毛泽东时代，后一种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虽然是少数，但效率之高，难道不也是有目共睹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三种国有企业混为一谈，目的是贬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
一般人也头发胡子一把抓，分辨不清，往往搞错了对象。最近有一例“公进私退”：山东钢铁业某家亏损的国企兼并了另一家盈利的私企，被右派利用来否定这一恢复公有制行为。生产力先进与否是相对的。就此个例而言，如果以经济效率为评量生产力的主要标准，应当承认是落后生产力兼并了先进生产力。但可以肯定那家亏损的国企不会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性质企业，要么是官办企业，或者走精英路线，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为什么经济效率表现不佳？果真是其体制决定的吗？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包括官学商各界右派人士组成的资改派，为摧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而使尽了阳谋与阴谋。殷鉴不远，今天的中老年人应该还可能记得。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逐步被摧毁，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或曰“摸石过河”阶段。文革夭折之后，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新机制未能建立起来。公有制国有企业也是旧机制已破，新机制未立，处于不正常状态。应当说在这一阶段，后来成为资改派中的某些人，虽然骨子里蔑视公有制经济制度，但还不敢放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也可能有搞好“旧体制”的愿望。“旧体制”只是在文革结朿不久之后那段处于不正常状态时期，效率才空前低下。在此之前，它的表现除个别例外，一点也不比1950年代初期和旧中国的私有企业差。特别是对于劳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来说，有人会觉得社会主义“旧体制”比资本主义“新体制”差吗？“铁饭碗”，八小时工作制，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等，“旧体制”与“新体制”有天壤之别。所以，当这个阶段提出“拨乱反正”口号，欲恢复文革前的“正常状态”，少有阻力。“旧体制”中的大多数人也久乱思治，除了恢复旧机制秩序，别无选择。但经过这次动乱后，人们的心态和情势却不同以往了，以上驭下的一套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监管方法失灵。有人自以为自己的理论高明，提出新的口号：“解放思想”，居然认为毛泽东思想不适应新时期了。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它也有两面性，实行结果可能正面，也可能反面，决定于社会机制是以下制上，还是以上驭下。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以下制上的群众民主机制。而以上驭下的官僚专政机制，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自上而下加速度走向反面。这个官僚专政机制乃万恶之源。它就像一部变质处理器，即使原本正确的东西，一经它的处理，就变质了。其事例多得很，最典型如“企业自主权”，完全悖离了它的初衷，不是搞活，而是搞乱，为企业中有权势的腐败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摸着石头过河”，不问方向和路线，乱摸一气，公有制经济制度从此走上衰落之邪路。
第二个阶段，或曰浑水摸鱼阶段。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自近代洋务运动以来旧中国的“国有企业”，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政治挂帅，二，群众路线，三，平均分配（同其他性质国企比较，相对而言）。整体说来，那个时代中国公有制企业制度的表现，并不像今天某些人说的什么“僵化”，而是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从无到有，层出不穷地涌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堪称世界特大奇迹。“旧体制”的弊病也不少，如上所述，主要是对经济效率严重忽视，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缓慢。我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深有体会。所以，像许多人一样，听说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竭诚拥护。岂料后来改革被居心叵测之徒引向了邪路。
引向邪路先要否定“旧体制”。怎样否定？从攻击与废弃上述三大特点开始。政治挂帅被换成政企分离，群众路线由精英路线取而代之，平均分配一下子变成收入差距悬殊。这时，毛泽东逝世后，“旧体制”中以上驭下的旧机制，便无所顾忌地发生作用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即利益决定态度。如此改革，上层人士，其中当然包括企业领导者，无不欣喜，而下层劳动群众，则几乎普遍不满，怨声载道，但由于以下制上的新机制未能建立起来，徒唤奈何。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则发端于不正之风，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报销私人用途费用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甚至认为各种交易中的回扣也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手段，有一段时期被各地官方认可而合法化。商品价格“双轨制”又使“官倒”盛行。人们思想和经济秩序都被搞乱了。受到乱象恶劣影响最大的则是公有制国有企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越来越多的国企从此转盈为亏，包括敝厂这棵几十年盛长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搖钱树也未能幸免，突然衰落而亡。侥幸活下来的，也度日艰难，需从银行贷款维持生存，有借无还，金融坏账比例飙升。问题分明出在错误的改革政策上，文过饰非，却归罪于公有制“旧体制”，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说此前还只是认识问题，以后就变为利益腐败问题了。此时，中国公有制经济支柱搖搖欲坠，国民经济真正是濒临崩溃边缘，特别在金融方面。怎么办呢？扔掉亏损包袱，一卖了之。于是官商勾结，避开企业群众，暗箱操作。有的人空手套白狼，一夕之间暴发，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从此，某些有权势的腐败分子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搞衰国有企业使之无法生存，创造条件私有化改革，乃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浑水好摸魚，前提条件是先搞乱公有制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或曰“规范”调整阶段。
生产力先进与落后以效率表现为主要衡量标准，与时俱进，在动态中相对地不断发生变换。例如，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中出现官办企业，机械动力大型工厂能够生产一些在当时比较高级、重大产品，应当说是一大进步。可是这类企业经营不善，亏损累累，因此不可能推广。于是能够盈利的民办企业取而代之，比起前者，无疑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弱小企业，历史实践证明，它无力挑起民富国强的重担，相反，倒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对象。新中国成立，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变身为国营企业，相比过去，生产力得到解放与发展，曾是举世瞩目的事实。“特别是”以后的国有企业，因为改革掉了它上述的三大特点而被搞乱，效率状况退回到旧中国类似的官办企业了，重又代表落后生产力。私有化改了制，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同旧时代的私营企业，新瓶旧酒，内容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也难分高低。历史车轮转了一大圈之后，竟然又退回到了原点上，昔日被社会主义淘汰的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生产力，咸魚翻身，又可以冒充今天的“先进生产力”了。
从此，开辟了一条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终南捷径。在改制中，可能有数万人突然暴富，与之同时，数千万人失去饭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飙升，据说已达到非常危险的点位。随着私有化改革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相应地逐步减小,1980年为17%,2000年为12%,近年来又有所降低,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在50%左右。居民消费占GDP比例，1980年为51%，2007年为35%，下降—35·9%，而在同期，美国则上升14·3%。中国居民消费比例下降不外乎两种原因：一，低端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生产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恶性竞争打价格战，特别在出口外销方面，效率（益）越来越低下。“先进生产力”代表们即使肯发善心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官商学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越来越强，对一盘散沙般的劳动群众的剥削与压榨力度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毎一个毛孔都滴着血。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更是不断突破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旧体制”不论多么“僵化”，任何一家国有企业都不可能，也决不会允许工伤的频繁发生。但现在广东和浙江私有经济发达省份出现了“切指城”，每年工伤事故数以万计，适应市场旺盛需求，竟然成立了手伤专科医院。私人老板经营矿山，导致矿难频发，百万吨煤开釆死亡率，连年“荣膺”世界冠军。每到年终，农民工为讨要血汗钱，爬上高处准备跳下自杀，引起路人聚众围观，成为中国特有的城市一景。在粉尘飞扬，没有防护设备场所工作，无社会保障的劳动者成群地患上尘肺病，失去生存能力，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求人人不理，被迫无奈，发生了受害者自费“开胸验肺” 的世界奇闻……
这些都是“新体制先进生产力” 为追求自身高效率利益而不顾一切地伴生的现象。当初，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提出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之时，敢说这个制度竟然包含如此内容吗？那时，天真的人们还误以为，大概像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一样，工人拿高工资，还有独立于官方的工会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等到发现被忽悠上当，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私有企业的这种德性，本已成舟，悔之晚矣。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上世纪末期私有制企业迅速发展，而同期公有制企业急剧衰落，形成鲜明对照，除了资改派分别予以鼓励与摧残的政策因素之外，也确实反映了在某些方面“新体制”比仍然实行旧机制的“旧体制”相对地优越，主要表现在分配上。在平常时期，大多数劳动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状况。上文已述，“旧体制”的三大特点之一是平均分配。怎样评价这一分配模式？应当一分为二，其优与劣随时代和环境变化而异。在革命战争年代，动员广大贫苦民众推翻剥削人和压迫人旧制度的反动统治，这一模式甚至是必须实行的，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其中道理已为历史所解释，不必赘述。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旧体制”中的另两个特点，即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这里指的是当年大庆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继续保持不变，平均分配仍然可能在一部分先进分子中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平均分配的负面影响因而急剧地扩大。私有制企业利用其灵活的用人机制，以较高的工资待遇，吸引了公有制企业中的大量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跳槽，或以提前退休与停薪留职方式移情別恋。随之，公有制企业几代人花费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积累下来的成熟、高级和核心技术，无偿地转移到了私有制企业。这最初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无形而被忽视，至今甚至无人提及。
当年，私有企业一上阵，就把国有企业比下去了，凸现其相对而言的优越性。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走挖墙脚的曲线，多费一番功夫，直接将国企私有化，让私人老板经营不是更好吗？我们也要承认，当年这部分跳槽和后来加入改制为私企中工作的技术人才，比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所在国企，就个人而言，客观上确实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官商学界主流人士现在津津乐道的就是如此之类私有企业的“活力”与“高效率”。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新生事物现象”，在迅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开始转化为负面作用了，并且再也不可能变回来。
某些事物的表象如果不深入探究，往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资改派人士正是利用这一点推行其私有化路线。近二三十年来，主要由于效率的不同，相对而言，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日益衰落。于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便据此归因于前者有活力，而后者则“僵化”。怎样看待这一客观现象呢？右派学者谈抽象理论，人们因迷惑于表象而被忽悠，我用具体实践分析其中道理。让我先举一个例子。农村分田单干以后，相对于公社集体化吃平均主义大锅饭时，单家独戶的个人劳动积极性确实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举解决了市场上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的问题。人们普遍叫好。可是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之前，曾进行过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仅大中小型水库一项，就建设了8万多座。拆散农村集体制度后，20多年只建设了800多座，为之前的百分之一。高粱是低产作物，营养价值也不高，但过去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什么还要去种它？因为它耐旱涝，在坑洼不平的农田上，种植其它作物往往颗粒无收，而它虽然低产，却适应性强，比较保收。合作化时代大规模进行了土地平整，加上水库灌溉和排水渠道统一配套，高梁被其它高产作物取而代之。试问，如果没有以前只有合作集体力量才能打下的基础，还是靠天吃饭和种植低产作物，单干后哪怕你干劲冲天，能够一举实现温饱有余吗？
同样的道理，中国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先前打下的基础。也少有人问，那个基础是怎样打下的。私有制经济时代有可能打下那个技术基础吗？现在某些右派权威人士，不知患上了健忘症，还是利令智昏，睁眼说瞎话。他们一提起社会主义“旧体制”，似乎一无是处。我们今天有必要温故知新。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并且从长远着眼，开辟了一条自力更生，迅速提高全民科技水平的新途径。为此，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在经济运行中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并在法律上修改旧规定。我记得在1958年就废除了旧中国私有制社会沿袭下来的专利制度。更早之前，一马领先，万马奔腾，被广泛宣传为社会主义特有的优越性，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优越性，中国就不可能后来居上，立足于世界强手之林中。例如，1952年，山东青岛一位青年纺织女工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产品优质高产的工作法，随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向全国推广，国内数以万计的纺织同行女工很快就掌握了她创造的这项纺织技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这可能办到吗？
当年，如此之类事例层出不穷。旧中国现代制造业极其落后，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的产品，都要冠以“洋”字，如“洋钉”等。无论什么机器，更几乎少有例外地姓“洋”。制造业基础可谓极其薄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没有金刚钻，做不了瓷器活。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不久，1956年，被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尖端产品——国产喷气式飞机就翱翔于蓝天了。当然，这离不开前苏联的大力援助，但如果没有相应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也不可能制造成功。两三年后，自主研制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又问世了。中国大量的科技人才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神奇般地冒出来的？你如果参与了《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过程，可能就明白其中奥秘了。
再以本人亲历亊件为例。我青少年当学徒时，所在工作部门有一套比较复杂的技术，在师傅的倾心教授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到半年就基本掌握了。师傅对我说：“如果在过去（旧社会）, 你们恐怕三年都学不会.” 我当时并不明白此话之所以然, 现在回忆分析, 主要原因是:
首先，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提倡一心为公精神，并约定俗成，形成了风尚。人们以奉献为荣，保守陋习则遭到鄙视，这种无形的动力与压力影响到每一个人。同时，也有组织和机制的保障。例如，那个时代很多企业的党组织热衷于优先发展业务技术骨干分子入党。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不言而喻，是希望不断加强企业的技术力量，以便完成生产任务。因为这些人入党之后，无形中被罩上了一条“紧箍咒”，你可是先进分子了，工作中该有所表现吧，因而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传帮带”给他人，就义不容辞了。也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愿传技于他人，那就“重点培养”。某些工人因为有杰出贡献，除了媒体大力表扬外，后来还被破格提拔，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甚至到中央当上了首长，如郝建秀、倪志福、吴桂贤等。这些先进典型人物在那个时代当官以后，依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从而在群众中更具感召力，向其学习。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良性循环，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突破。
当年师傅倾心传授技术给我们，除了政治思想因素，更重要的是那时有“铁饭碗”保障，没有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之虞。相反，如果传授得好，每月还可评上先进，领导表扬，并获得奖金，名利双收。所以许多技术高手乐此不疲，原有的教完了，又会去创新更高级的。还因那时搞平均分配，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都只能同他人一样，根据工龄长短晋升工资，不存在恃技术高超待价而沽的可能性。
有效即真理。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即是有效的真理。崇高的政治理念与低俗的经济功利，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就不应当否定。可是，真理逾越一步便走向了谬误。文革之前，突出政治的另一种版本与主张占了上风，即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何谓“思想革命化”？看不见，摸不着。这种主张不允许考虑个人利益。实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时代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错误的，其后果是长期压抑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私有企业能给从国有企业跳槽而来的技术人才以较高的薪酬，就像单干农民摆脱了实行平均主义的集体机制束缚一样，迸发了更大的个人积极性，也使私企有了较高的效率。右派学者认为私有制经济比公有制经济更有活力，其中一个主要根据即在于此。但要知道，那套突出政治落实在思想革命化的极左做法，并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而是操作公有制经济体制所选择的某一种机制错误，完全可以纠正，另换其它有效的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甚至可以借鉴使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体制赖以有效运行的某些机制。有必要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吗？倒是有必要改变条块分割，各地诸侯独立行事，充满封建主义气息的现行“新经济体制”，恢复毛泽东时代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旧经济体制”。
过去发生的事情，叫好者与反对者皆有，谁是谁非，今天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近几年内便能见分晓。现在，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赖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销受阻，而且今后即使危机过去，也绝无可能像以前那样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换到内需消费，已经迫切需要解决地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要促进内需消费，就得增加老百姓收入，特别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工资收入；增加他们的收入，则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由低端品为主向高科技产品攀登，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简略地说，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现在决定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可是，如今中国的企业大部分已经私有，他们有向高科技产业攀登的能力吗？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空喊了10多年。实践表明，与国企私有化相适应，中国企业的这种能力越来越被削弱了。道理很简单，就像上述单干农民在集体合作化时代大规模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很快实现温饱，但再向小康目标前进，则举步维艰了；私有企业吃国企的现成饭，也利用得差不多，以后升级的科技产品，主要靠自己去创新，就力不从心了。
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原始阶段新产生的私有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处于分散弱小状态，没有力量投资于高科技研发，有研发力量者可谓凤毛麟角。同行业的“凤麟”们，又因缺乏统一计划，互不知情，可能在重复同一项技术，整体上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费效比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一家成功，绝不会与他人分享此项技术。企业之内，技术高超者为待价而沽，也必然密不传技于人。中国又退回到旧社会那种技术传授极其缓慢的社会机制中。一百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功效，也远远抵不上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大协作机制。所以，按照同样一份图纸施工，中国就生产不出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同质量的产品，这是普遍现象，很少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在严重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发达国家庞大的高级技工队伍，大多产生与形成于世代相传，长期积累的企业环境中。中国私有企业哪一家有这样的环境？直到现在，甚至连打算形成这种环境的想法都没有。为降低眼前的成本，用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高级技工是实现科技人员科学创意必备的载体。中国的这种载体现在极其薄弱，而且将越来越薄弱，你今后怎样去调整与提升产业结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经济的增长模式能否实现转变，乃至能否走向民富国强的目的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社会上技术传承机制的优劣。这种机制的优劣，也是区分其经济体制生产力先进与落后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对我这一观点不以为然吗？如果有，也请阁下亮明自己的观点，让大家评论。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上述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开放政策下引进的外资企业压制。先讲一个故事。1946年，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条约规定，两国互相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国民待遇。岂料该条约在国民参政会审议时，遭到许多参议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是个穷国，没有人会去美国投资，沾不到“优惠”的光，而只有美国人来华投资，必然对中国民族产业形成挤压效应。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坚决反对。该条约因而难产。今天看来，反对者鉴于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侵略、欺骗与掠夺的惨痛教训，可能神经过敏，但能说他们的反对理由没有现实根据吗？例如，当年上海有两家食品公司，一是美资沙利文，一是中国泰康，两家的饼干都行销全国，但“泰康”就一直被“沙利文”挤压，在市场上比较处于下风。还有英美烟草公司，盈利丰厚的高端香烟市场几乎被他垄断了。不胜例举。历史早已表明，在外资企业挤压下，中国民族企业既难做大，更不可能做强。中国将相对而言永久地定位于低端品生产国，成为资本主义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除非认同买办汉奸的观点：投资于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
饮水诅咒掘井人，世界上没有比这种行为更荒唐和无耻了。现在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为什么能顺利进行，少人反对？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经过新中国前二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在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淡忘，不再敏感了。一边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基础上，尽情享受着和平与发展的红利，一边却极端蔑视地诅咒这一强大而坚实基础赖以生成的“僵化旧体制”。2010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奠基者》，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以余秋里王进喜为代表的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的事迹与功业，虽是典型，但非个例。当年，在“僵化”的“旧体制”下，动员全国力量搞大会战，五湖四海不同单位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英雄的大庆石油工人怀着国家主人翁的心态，工作中“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大无畏创业精神，今天走资派官僚钟爱的不“僵化”的“新体制”中，恐怕连影子都看不见。我们无怨无悔于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强大而经历过的艰苦，但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彪炳史册成就的时代竟加之诬蔑！
被吹捧为具有活力的“新体制”，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在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挤压下，中国私企不可能做强而实现高效率（益）。这是因为，外企在资金筹措，管理水平，科技实力，资源配置，营销经验等等方面，都比中国私企占有绝对优势。近年来的一个经济新动向，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资改派还将这一现象当作“政绩”，真是匪夷所思。当年，私企从国企挖走大量技术人才，现在，财大气粗的外企也如法泡制，来挖中国私企的人才墙脚了。所以，中国经济制度只要是以私有制企业为主，必然在全球经济高效益高科技产品方面，竞争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技术差距只会越来越拉大。中国私企的发展空间，也只能限定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淘汰转移出去，我们发挥“比较优势”而接手过来的低效益低端产业。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今生来世，命中注定与高效率（益）无缘了。更糟糕的是，即使这种生产低端品的低效率（益），也因今后外销出口受阻，难以为继了。
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开始吃的是甜头，促进了GDP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量的扩大。但是扩量饱和之后，造成产能过剩，现在要吃苦头了。因为如上文所述，这一政策从正面作用开始转向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质的提高，阻碍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也窒息了中国经济实现高效率（益）的可能性。从世界范围宏观上看，上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公司加速兼并联合，构建超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实施一种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这种战略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安排来实现。具体地怎样“分工”？他们依仗技术强势地位，牢固地成为新技术丶新产品的研制国, 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 而技术相对弱势国家, 例如中国, 则定位于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 原料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国, 市场销售国。 西方列强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分工的目的, 简略通俗地说, 就是让他们赚大钱, 我们赚小钱.。中国经济体制在同时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做大做强，反而化整为零，原本一个国家“大老板”整体所有的公有制企业体制，加速改革成万千个分散的私有制企业体制。倒行逆施，积极配合西方骗子的安排。
让我引用一篇文章中所述实例，看引进的外资在怎样压制中国的产业向高效益空间发展。据《环球时报》 2009年10月29日 登载刘云的文章，题为《中国造船业别当韩日的小跟班》。原文如下：
“目前，中日韩三国造船业的竞争格局颇类似魏蜀吴的三国鼎立。今年，这一格局似乎发生了改变：英国克拉克松公司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造船业累计新接订单量首次被中国赶超，今年中国新接订单全球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韩国造船业依然是绝对的覇主。
“韩国造船业的软肋是其钢铁业规模偏小，因此韩国船舶工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船用钢板严重供不应求和价格猛涨的问题。韩国造船业也受到焊工严重短缺的困扰，任何一艘船舶都是用大量船用钢板一块块焊接出来的。造船厂中，焊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超过80%，而韩国年轻人都不愿到造船厂当又苦又累的焊工，造成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韩国船厂焊工年薪竟高达5万美元，这让韩国企业难以承受。造船还需要占用很长的海岸线，而在人多地少的韩国，找适合造船的海岸线很难，即使找得到，土地所有人的要价也太高。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韩国人想到了中国。这几年，已有多家韩企在江浙海岸和渤海湾投资建设所谓“造船厂”。这些“造船厂”并不是完成整个船舶的建造，而是利用中国廉价的海岸线土地资源，请中国的廉价焊工把中国产的廉价船用钢板，造出最廉价的“船壳”，再将这些“船壳”运回韩国完成高附加值部分的船体建造。仅韩国三星重工去年在中国完成的“船壳”产量达到30万载重吨。看着韩企因此获利丰厚，日企也开始在中国投资建“船壳”。
“在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中，船舶工业与其中97个部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同时船舶配套产品涉及到360多个学科和专业，是一个人力、资金和技术均密集的产业，在人力、资金上，中国具有优势，在技术上进步也很快，加之国内外庞大的市场需求，这就为中国船舶工业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事实上，在中国装备制造业领域，船舶工业是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我们理应加快其发展。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船舶工业作为军民结合的产业，也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只有船舶工业做大做强，将来才能为中国海军提供先进设备。
“从2003年起，国际船舶市场进入牛市，需求旺盛，沿海一些民营企业自发开始了产业升级，将原来用于技术含量低的服装、玩具、鞋等产业的投资转向投入造船业。比如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船舶工业发展规划》，到2010年，浙江造船产能将达到650万吨，其中资金主要来自民营企业。这本是好事，但韩日企业在我国沿海投资造“船壳”，只会加剧造船业技术含量最低的“船壳”部分产能盲目扩张，同时还会大幅降低韩企造船成本，削弱中国船舶的低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正如一位韩国人所说：‘在大连造‘分体式船体’ 的成本比韩国本土制造低30%以上，中国的廉价钢材和人力不用白不用’ ，这显然不利于我国船舶工业的技术升级和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
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钟情于“比较优势”，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即使是“在我国装备制造业领域，船舶工业是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各地诸侯也要争先恐后地发挥这种“优势”，心甘情愿地当“韩日的小跟班”，自断高效益财路，去造低效益的“船壳”。
针对这种不利于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众所周知，钢材是一种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国家提倡钢材以自用为主，不仅不鼓励钢材出口，相反还通过加征出口关税的方式对部分钢材品种出口加以限制，那么，韩企造“船壳”出口就有变相大量出口钢材的嫌疑。为确保我国造船业的竞争优势，抑制竞争对手造船业的发展势头，对出口船用钢板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势在必行。甚至可以为了减少韩企来华只造“船壳”的掠夺方式，对出口的“船壳”一律视作中国出口的船用钢板，征以高额出口关税。
“同时，笔者认为，应当严禁沿海地方政府在‘船壳’制造上盲目招商引资，更不能给予外企更多优惠。各级政府还可积极扶植地方船厂和配套设备厂进行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对地方船舶工业进行科学布局，珍惜我们宝贵的海岸线资源，要为我所用，而不是被竞争对手和外资利用，这样才能寓军于民，做大做强船舶工业。”
应当说，的建议切实可行。我认为很可能采纳这一建议，因为，现在资改派权势人士一定急于在提升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为私有企业找一个突破口。船舶工业既是中国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产业，也就是说，私企在技术上又可从国企那里找现成饭吃了，不妨故技重演，再去挖科技人才为己所用。但是，鉴于现实教训，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要想做大做强综合多门高科技含量的船舶工业，恐怕力不从心。况且，国企在经过一段不正常时期以后，已走上正轨，再去挖人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所以，即使采纳了的建议，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为中国私有企业施展拳脚提供充足的空间，他们也演不出精彩的好戏。
在今天的中国，产品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私有企业，许多都是国有企业的原班底子。在国企改制的风潮中，一卖了之，造就了不少空手套白狼的富翁。请问，这些暴发戶中有几个具有企业家的素质？除了仿制和抄袭，他们这些年来又拿出了多少值得一提的创新高科技产品？外资企业有高薪待遇，国有企业有前途理想，私有企业有什么吸引高科技人才？因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私企根据其素质与能力，只适合拾遗补缺，充当配角。
但是，中国官学界的走资派们，不顾经济社会的客观事实，更是逆社会主义道路而行，偏要让私有企业不自量力充当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他们将这些年来私企的发展吹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对私有化带来的社会极端不公正现象及其危险后果漠然视之，但否认不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的低效率（益），其主要表现就是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各自为了生存而恶性价格竞争，并压低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现象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因私企吸纳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提高而日益降低，有人能扭转这种反比趋势吗？现在这一比重不仅已低到与发达国家相比难望人家之项背，甚至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曾几何时，学术界资改派人士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频率非常之高，现在好像对这一语句越来越不感兴趣了。那是因为他们用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理论”，可能产生短期实践效应，但经不起长期实践检验。中国私有企业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量的迅猛增长以后，始终无力创新提高产业结构，一遇全球经济危机，出口受阻，就陷于了发展困境而无法摆脱。一些主流经济学界的大方之家，如吴敬琏，鸭子死了嘴巴硬，不愿老老实实认错，还继续在到处赶场演说和发表文章，不怕贻笑于尊重客观事实的常人。前不久，他将“经济模式难转变”，颠倒是非地归咎于私有化“体制改革不到位”。最近，他又发表高论，试图笼络人心地指出：“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扩大内需”。请看一则报道：
“《中国改革报》 11月23日 刊发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文章说，目前单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无法持久，必须通过产业提升，使普通劳动者收入持续增长才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增长。
“吴敬琏介绍, 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目前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仍然是负数; 内需对GDP贡献略有增长, 但很不明显; 真正在拉动GDP增长的是投资的扩大, 今年政府投资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0%.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只有让老百姓花钱，以消费拉动GDP持续增长才是当前最合理的。目前消费不够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不够，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士收入，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增加就业。发展模式转变的核心在于产业升级。”
他的这一建议是十足的伪善。既然实践早已表明，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大，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就相应地越低。一方面鼓吹私有化，一方面建议增加劳动者收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谁掏腰包增加劳动者收入？显然主要是吸纳了大多数劳动力的私有企业老板们。但他们在无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效率（益）低下的情况下，即使肯发善心加薪，也无此能力呀！
当初，谁也没有预料到经济改革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官方及其宠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们说，公有制“旧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定义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经分离，管理科学”。他们声称，只要做到了这四条，中国经济的效率就能大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也将相应地增加。现在看来，他们当初开的是忽悠人的空头支票。但他们的首要目标倒是实现了，即公有制“旧体制”企业经过“改革”，大部分产权已经清晰地私有化了。
今天，人们都在反思改革，右派精英人士也不例外。不过，我们与他们的反思思路完全不同。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再走下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应当迷途知返。他们的看法则相反，声称改革的方向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不该将家族与合伙性质的资本主义主义原始阶段的私有制企业，冒充“现代企业制度”，弄巧成拙。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中国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亿万劳动群众将永远处于贫困状态，所谓扩大内需消费无从谈起，但却能使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资改派利令智昏，不会改变将“产权清晰”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目标的基本路线。但“一卖了之” 那种露骨地攫取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作法，因为震动太大，影响社会稳定，除资改派中个别狂热分子外，大概不会釆用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上层官僚领导暗箱操作，企业职工浑然不知的股份制改造，逐渐地完成变国企为私企，甚至外企的既定目标。在此之前，攫取国有资产的暴发富豪中，有些可能是没有什么背景碰上机遇的幸运儿。今后，这种人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将被撇除在外，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进入了调整“规范”阶段。
调整与“规范”国有企业股份制私有化改造，终于给予了中国股市以一个新的功能。大家知道。中国股市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比较，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没有反映宏观经济形势晴雨表的功能，经常失灵，甚至与经济形势相反，涨跌完全没有规律；二，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股民像是在赌场上押注；三，最主要的是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很少有上市公司像外国企业普遍实行的那样，长期稳定地给股民派发股息。企业圈到钱后，更无还本付息压力，所以也不像銀行贷款那样，到期还有人来催还债务，因而也促进不了上市公司领导层改善经营管理。总而言之，中国股市对于经济建设毫无正面积极作用。数以千万计思想比较活跃，智商也可能较高的人群，对整个社会来说，他们是在将自己的精力与智力，浪费于一个没有财富增量功能的投资活动中。
中国股市建立的初衷, 是为当时不正常经营时期的国有企业圈钱解困, 避免国有銀行贷款坏账率飙升, 转嫁风险于社会民众.。如果说转嫁风险也算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的正面作用, 那么, 时至今日, 这个正面作用也走向了反面.
全球经济危机使出口受阻, 而国内消费又不振, 国民经济靠什么拉动? 当然是投资了， 于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银行超常规大量放贷, 企业因而轻易地获得了巨额资金.。可是, 实业经济因为出口和消费市场没有相应的商品接纳能力, 贷款若全部用之于发展生产, 将造成产品积压。但为了促使GDP增长而实行的低利率贷款不用太可惜了，很自然地，企业便会将一部或全部银贷投入股市，企图利用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吹起的资产泡沫从中获利。既是泡沫，终必有破灭的一天。当那天到来的时候，企业投机于股市的银贷资金的亏损风险，归根到底，难道不是要转嫁给银行，亦即国家了吗？
中国股市的负面作用，除了上述对整个社会来说，使数千万股民浪费精力与智力于没有财富增量功能的投资活动之外，另一个同样严重的负作用是拉大初次分配中已经非常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培养一个人数比例占国内人口总数尽可能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中国股市的作用与此目标背道而驰。那些股市中极少数暴发的亿万富翁盈余的钱从何而来？因为中国股市没有促使社会财富增量的功能，所以，只能来自于亏损的数量众多的股民。而在炒股的人群中，可能大多是中产阶级分子。骗取他们的钱财，实际上是在动搖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曾见一家官方媒体渲染一个炒股者的传奇经历。此人原始资本仅有7000元，10多年来，搏击股海，出死入生，多次化险为夷，现在竟然成了拥有2亿元财产的亿万富翁。这家媒体没有介绍的是，在同时期，又有多少股民财富亏损缩水，甚至倾家荡产？典型开路，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不劳而获暴富的幻想中。
从一个资本金不足万元起家，10多年间在对社会毫无贡献的情况下，就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可能还觉得这种速度太慢了。于是，进一步彻底“解放思想”，超前观念。人有多大胆，中国富豪数超英赶美的速度就能有多快，掀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大跃进“造富”运动高潮。创业板在股市中应运而生，一下子就产生了成百名亿万富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抄录《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时寒冰 2009年10月15日 发表于《环球时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内容，题目是《警惕暴富神话催生投机欺骗》，有助于人们了解创业板的运作和隐患：
“创业板刚刚揭开面纱，暴富神话就开始演绎，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据报道，神州泰岳的自然人万瀛女（80后），仅仅用22万现金便获得的88万股神州泰岳的账面价值便飙升至5104万元，‘仅仅两年投资收益超过230倍’；乐普医疗高管蒲忠杰，上市后身价将陡增至17·53亿元……在首发的创业板10家公司中，至少有6家带有家族式企业的特征，‘夫妻店’和‘父子兵’的家族式暴富成为创业板造福特征之一。
“以目前的创业版市场来看，财富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某种‘转移’，少数人的暴富是以普通投资者承担更高成本和更大风险为代价的，发行的高市盈率即为其典型特征。第一批发行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2倍，第二批达到57·51倍，其中发行市盈率最高的鼎汉技术，达到惊人的82·2倍。高市盈率在孕育出暴富神话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他们入市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创业者的成果，但原属于他们分享的利润已经通过高市盈率悄悄转移，留下的是高风险。由于绝大部分创业版上市公司高市盈率发行，发行人净资产急剧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很难同步增长。这很容易影响股价走势，一旦股价下跌，将扼杀掉普通投资者的热情。
“更严重的是，一些公司可能由于管理运营不力而退市，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失去支持创业版的积极性。别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一直都在狂热与萧条的起伏中接受洗礼，短暂的狂热熄灭之后，留下的会是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夜暴富的神话，所埋下的一个更大隐患是逆向激励。逆向激励与正向激励相对应，它是指由于制度设计的瑕疵，导致出一个与设计目的完全相反的状况。推出创业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投资者和具备优秀成长性的企业提供一个便利、疏通的投资和融资平台，这些具备优秀成长性的企业在得到宝贵的资金后，扩大研发和开拓市场的投入，更快地发展，实现投资者和企业的双赢。
“问题在于，如果企业在得到资金后，首先就完成了一夜暴富的梦想——他得到的财富甚至超过他预想中经过多年奋斗才能得到的财富，那么，他还有动力前行吗？对于创业版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隐患。暴富神话可能使创业者丧失斗志，转而以投机和欺骗，以度过套现日为主要目的，从而背离创业版设立的初衷。”……
岂止是创业版，整个中国股市的功能，可能是主要的唯一功能，是“转移”财富，而不是增量财富。而且，这种转移速度是惊人的，绝对可以名列第一于世界股票史上。据胡润富豪榜主持人胡润说：“对那些在中国拥有1000万美元资产的人士来说，他们比在西方拥有同等资产的富人更有机会将财富迅速扩大到1亿美元。” 这种“机会”从何而来？其中一个主要源泉就来自于股市。另据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新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逆势而上，仍将引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富翁的增长，百万富翁人数已经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四。同天，胡润中国富豪榜也显示，中国的超级富豪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增加。美联社的报道评论说，尽管经济下滑，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仍从去年的101位增长到了130位。在2003年，中国还没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如今中国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胡润排行榜制作人说，大约还有100位富翁保持了低调，游离于榜单之外。亿万富翁的真正数目可能是榜单的两倍。到2009年，中国最富有的1000人拥有5710亿美元的财富。更重要的是，这种“创富”还在加速度进行着。
据说，推出创业版初衷，是激励中国企业创新精神，催生出像微软、思科和英特尔那样的高科技巨人，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换代，为“调结构”服务。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笑话。完全找错了调结构的主要依靠对象，恐怕连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和可能性都没有。首先，创业板成功的起码条件，是要建立在股市主要市场成熟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股市还像个赌场，而且是规则还很不完善的赌场，有这个条件吗？其次，创业板上市公司要经得起公众的质疑，至少要使人们相信，他可能有发展前途。可是，投资的股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关上市公司企业的经营内容，而尽是些“八卦”新闻，稍微沾点边的，也不过是企业的家族背景，法人的财富排行榜上的名次之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着外资企业的严重挤压，弱小的私有企业没有一家可能在高科技方面脱颖而出，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现在的经济社会，已不是爱迪生时代，高科技企业成功有赖于建立综合系统工程，单打独斗根本成不了大事。日本1963年开始，也曾搞过创业板，但长期萎靡不振，德国1997年创立的创业板市场更是只维持了6年。中国私企在科技创新赖以成功的综合社会条件远远不如日德，不要痴人说梦了。
股市产生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归根结底，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指望投机欺骗和吹大泡沫，那是靠不住和长不了的。那么，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情况如何呢？其发展严重依赖于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可谓中国现在唯一的主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虽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并在高速发展，但在中国，它已越来越弱化了购房者的自住功能，而越来越强化了富人们投机获取暴利的功能，与虚拟经济的股市殊途同归，在拉大社会财富差距。
据有关报道分析，中国的财富创造，现在大多由城市化进程所驱动，而房地产行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在2009年胡润富豪榜前10位富豪中，有8位的主业为房地产开发或涉足房地产业。而在前100位富豪中有51位涉及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行业名副其实占据了中国财富的半壁江山。
极少数房地商产的暴富，转移走了“房奴”们也许要挣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不过，比较起来，这一危害还算轻的。请听一位专家的“盛世危言”：
“据《经济参考报》 10月27日 报道，学者羊慧明等业内人士近日表示，如果国内一线城市房价继续被哄抬抄高，将可能重蹈东京楼市“急涨长跌” 的覆辙。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很高，风险已经很大，前车之鉴不能不重视。
“事实上，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东京的1/10，而房价已比肩东京，一套 100平方米 的普通公寓（清水房）房价达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京沪人圴收入要达到东京的水平，起码还要15年。换言之，京沪房价已经把未来十五年的空间都透支了。日本的地产泡沫是一个富裕社会的泡沫，都拖垮了日本的经济，而中国还是一个整体不富裕的社会，出现超过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其灾难性后果将比日本更可怕。
“从一个国家来看，房地产沉淀的社会资金越多，对其他领域的发展越不利，没有一个国家因房地产发达而成为世界强国。从一个企业来看，沉迷在房地产就会丧失斗志，荒废主业。
“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购买不动产越多的大企业，受到的拖累就越大。当前，内地楼市正在克隆香港的模式：一旦把‘地王’抄高到世界之最的天价，拿得起地的开发商就越少，最后形成寡头垄断，他们就可以随意拔高房价，弁取惊人的暴利。
“靠非理性拉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可能使整体经济和社会受害。”
据我所知，类似有理有据的文章，海内外早有多位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发表过了，执政者岂有不知之理。而且，日本、美国、迪拜，接二连三地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殷鉴不远，难道会置若罔闻，不愿吸取教训？当然不是。但执政者很可能也有其不得不維持泡沫的考虑。因为，如果对房地产业风头正盛，推动当前经济顺利发展之时，突然煞车，不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扶持，这根主要支柱一倒，中国经济随之便会立刻陷于危机而停止增长，势必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天下大乱。因而，必须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即新的支柱取房地产业而代之。在培育新支柱增长的过程中，才能相应地“且战且退”，逐渐减小金融财政扶持房地产业的力度，以消除隐患。
现在有两个问题是：一，可能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是什么？二，这个新支柱产业能成大气候，持续发展吗？先谈第一个问题。2009年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重点要放在“调结构”上，而不能再是强调GDP增长。如同内需分为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一样，结构也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之分。我是个工人大老粗，经济学外行，不知这次中央会议“调”的是哪门子“结构”。我的理解，如果指的是经济结构，那就可能涉及“公进私退” 还是“公退私进” 的政治敏感争论内容。在右派经济学家的语义中，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也被认为是“优化经济结构”。但这种倒行逆施行为，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士反对。所以，估计不应当是。更可能指的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另一种是第二产业中高科技产业与一般产业的比例结构。有人倾向于调整前一种产业结构。他们认为，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同发达国家相比太低，却不明白它与第二产业的质量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达国家生产的是高端品，产生高效益，其劳动者工资占产品成本的50%左右；中国生产的是低端品，产生低效益，工资只占产品成本的10%上下，因此大多数是低收入穷人，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怎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80%以上，那是因为他能利用美元霸主地位，玩弄金融衍生品之类骗局，骗遍全世界。中国有这个条件吗？只有被骗的份。会议公报中有“自主创新”字眼，“调结构”应当指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以便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个问题，即上述目标可能实现吗？这就决定于经济结构的性质了，即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还是私有制企业为主。前者可能实现，当然指的是实行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公有制企业。其中道理，我以前曾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不再重复。权威精英学者则另有完全相反的高见，并被执政者采纳。现在就让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相吻合，在解决“调结构”问题上可能有效吗？吴敬琏们认为，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难转变，是因为体制改革不到位。好吧，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彻底私有化。国有企业改制，以前是“抓大放小”，中小国企在改制运动中几乎全数尽私。那么请问，改制后数以万计的私有企业中，这些年来有几家是在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产品，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出了贡献？如果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倒是残存的国有大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多少还搞出了一些高科技产品，为中国人挽回了一些脸面。现在有人又在打大型国企主意，准备将之出卖了。
卖国贼们卖的策略与途径也可能与时俱进。过去那种“一卖了之”，赤裸裸地攫取国有资产，天怒人怨，不能再搞了。其实，当时白送，也有不得己而为之的因素，因为资产阶级还未来得及形成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只能让他们空手套白狼。现在不同了，股市和楼市成批量地产生亿万富翁。只有转移财富功能的股市和趋向投机功能的楼市能长盛不衰吗？所以，这些富翁将会为自己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吴敬琏们的私有化“理论”，正好迎合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财富继续增值的利益需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即私人资本参股，可能避免引起社会震动，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公有制国企私有化。
资改派一口咬定，私有企业具有活力，唯一实践根据，就是在过去年代曾迅猛地实现了产品量的扩张，使中国成为肥大国家。但因此而推论，认为私企今后在产业调结构质的提高上，也可能表现不俗，就毫无根据了。
据国际权威科技排行榜披露，中国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僵化”的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年代，科技竞争力曾排在世界第13位，后来随着“具有活力”的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相应地下降到第31位。要是体制改革如吴敬琏们之所愿，彻底到了位，残存的大型国企也改性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希望，恐怕将更加渺茫。
你知道中国现在科技竞争力为什么比以前不升反降吗？从宏观上看，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参与全球化经济，强调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自力更生原则当然要被认为是“闭关锁国”而遭否定废弃。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其经济规律行事，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而不惜饮鸩止渴，便成为从上到下经济社会的时尚。造不如买的洋奴哲学从此大行其道。例如汽车工业，同外商合资，人家的现成技术拿来就用，产品立刻可能达到世界同步水平，何须自设研发机构，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不如撤掉。自主创新的社会需要大幅度减少了，科技竞争力能不相应下降吗？
宏观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影响到社会上人们的微观行为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倡劳动光荣，宣传劳动创造世界，与此观念相适应，各级人大也大多是劳动者的先进代表。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服务于其追求的目标。现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时代，目标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当然也需要随之改变。中国另一位著名的主流派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服务于当今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他在武汉《长江美联大讲坛》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 茅于轼说，他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
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已由30年前的九天之上，降至今天的九天之下。经济地位也被官方的分配政策按排在最低层次。现在，咱们连仅有一点聊以自慰创造财富的荣誉地位，也被精英学者推翻了。他们认为，这一荣誉应由擅长于“交换”的亿万富翁们享有。茅于轼惊世骇俗的新论可谓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试看今日中国社会上为自己“创造”了亿万财富的成功人士，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身份都是“交换”者，而非劳动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工人农民应当得到最少，因为根据茅于轼的“理论”，劳动者不创造财富，理所当然没有资格分配较多。但这种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上广泛地产生了一种负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谁都想把别人的财富“交换”过来，成为成功人士，而不愿自己的财富被“交换”出去，成为失败人士。广大劳动者不论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荣誉地位等方面，显然是今天社会上的失败人士。你愿意倒这个霉吗？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其社会上人们的择业观念，曾有一种倾向，即“逃离工科”，金融类文科则是热门。原因也很明白，后者比前者钱来得快。但时至今日，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国内产业的提高，甚至开始动搖了其“科技立国”的根本。日本的有识之士正在反思，呼吁吸取教训，力图纠正。中国今天的情况同日本当年非常相似。请看摘录的几例新闻报道中的标题和部分内容：
——“高科状元扎堆经管”，“纷纷涌向最有‘钱途’的专业。”
——“工科冷文科热，中职招生遭遇冰火两重天。”
——“中国成人才流失数量最大国”，“百万精英滞留海外拷问留学潮”。“据《广州日报》 7月21日 报道，有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0%。”“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曾总结了人才大战的10种武器，比如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合作办学设奖等隐形手段。据了解，2003年左右，清华大学近百种奖学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学总额400多万的奖学金中，外企占了300万元。而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统计表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将超过800个。”
人们要问，“僵化”的“旧体制”时代，那么多的海外一流科技人才不惜抛弃侨居国优裕的生活条件，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到了有活力的“新体制”时代，私企却留不住人才？
——“‘海归’中为何少见高科技人才”?“据中国科协日前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高科技人才出国深造者达70余万，学成归国者不到1/3，即使‘海归’，也有不少人归而复归，或‘人归脑不归’，仍在为海外公司的研发体系效力。”
同建国初期大量高科技人才回国效力相反，今天“海归”中大多是搞金融的。当年，那些海外归国的高科技人才为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海归”的金融经济人才会发挥积极作用吗？尚待历史检验。不过，现实检验已经开始显示了：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屡遭巨亏”。“正当业界将目光聚焦迪拜债权危机时，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 11月30日 《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披露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出现巨亏的事实，让业界一片哗然。”
“李伟透露，数据显示，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服务，主要涉及期权、结构性存款等。截止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亿元，形成了114亿元的浮动净亏损。其中境外是大头，浮动净亏损112·7亿元。”
国内央企领导层中的土包子，知道“金融衍生品”的奥妙吗？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风险产品，他们怎敢与之交易？如果没有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金融人才从中推荐、联系和操作，是不可想像的。
——“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新民晩报》 7月20日 刊登怡然的文章说，蔡祖泉，这个在四五十年前因‘做灯’出名的工人科学家，离开尘世了。
“蔡祖泉16岁就到中法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一干10年。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 周同庆 教授、 方俊鑫 先生承担了国家研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3个月后，药厂少了一个玻璃生产工，而中国的电光源事业多了一位开拓者……我把这段文字粘贴在MSN上, 发给了 周同庆 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地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
“蔡祖泉的起点是技工。而技工对于企业的生产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让人扼腕的是，这条‘起跑线’的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已然是不争的现实，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现，尤其是高级技工捉襟见肘。蔡祖泉离去之际，如果我们能深刻反思我们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就业观，从而立志打造一个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长成才的体制机制。那么，蔡祖泉也将笑慰天堂了。
根据上文所述分析，可以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低效益、低工资提高不了；初次分配劳动者收入增加不了；二次分配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但縮小不了，还将继续扩大；外销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势头持续不了；天量投资追求的短期效应长久不了；内需消费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主力的希望实现不了；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大规模失业引发社会动乱的隐患消除不了……如此诸多问题的产生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资改派官僚及其宠信的学者能解决吗？可以肯定，一个也解决不了。他们开出的药方，或南辕北辙，继续忽悠；或一笔带过，不知其详；或讳疾忌医，故作镇静。但是，这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间拖得越长，积累越深，爆发也将越重。舍本逐末，建立在房地产业沙滩上经济高楼的泡沫辉煌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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