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文章看梁衡的反马列倾向

从一篇文章看梁衡的反马列倾向

《中国剪报》2011年第47、48、49三期连载了梁衡在《北京文学》2011年第5期发表的《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一文。我从网上搜得原文附后。梁衡其人，我过去不了解，只知道我订的《中国剪报》几次整版转载其文章。在该报眼中，好像没有其他人超过梁。从网上搜得：他是当代作家，官至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共产党喉舌担任主要职务，照理讲是应当懂点马列，有着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完全不是这回事。该文通篇是他主观判断的堆砌，毫无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和事实分析，在为张闻天的辩护中对毛泽东的政治经济路线作了很多反马列主义的批评。该文通篇贯穿了对毛泽东政治作风的错误否定，还概括了毛、张分歧的三大要害，我也就这几个方面做的评析。开始我采用逐文附评办法，评点过细、文字过多，拖得时日过久，以致材料淡忘，最后还是采用只评要点，单独成文，尽量从简的写法。

一、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斗争到底是出于思想路线斗争的原则，还是出于个人恩怨。

梁衡在文首表面上也把毛泽东称为“伟人”，文中却有很多笔墨把正确坚持了团结和斗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比作只图个人霸业，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封建皇帝，和处事只凭个人恩怨的资产阶级政客。
1、关于江青的评价，毛泽东肯定与很多人有分歧，当时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大概并无政治上的原则根据，而是顾忌江青多变的婚姻或同居关系，用旧观念看来不雅的名声给毛泽东带来不利影响。而毛泽东可能很看好江青革命性、阶级斗争敏锐性的超乎其他人的某些长处。从杨开慧、贺子珍到江青，按毛泽东本人的人才，同其他领袖人物的夫人比，在某些人看来，毛泽东一定还可以找到比江青等更完美的女性。在婚姻关系的处理上毛泽东恐怕也是重在政治表现。所以，还没有什么反对派说毛泽东爱色而影响了路线斗争的。当然事后江青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很多弱点，毛泽东也给了尖锐批评。但结婚当初并未暴露出这些问题，暴露了也是思想教育问题。从井冈山、延安到北京，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正是毛泽东在全党领袖人物中，无论在用人，培养接班人等等方面，都最全面地反对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恩怨，才保证了革命队伍的最广泛、最坚强的团结，才保证了斗争的胜利。他力排众议解救了要雷劈他的延安农民，长期重用了曾在张国焘问题上似有敌意而荷枪赴请的许世友，他也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大树特树”自己，就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在路线是非之争中有必要迁怒于反对过他与江青结合的人。这些也证明坚持了革命原则斗争的毛泽东与那些只图个人霸业，任意宰割臣下的封建皇帝，有着天壤之别。梁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2、与张闻天的团结和斗争体现了马列主义原则还只是毛泽东的好斗所致。毛泽东革命的一生的确充满斗争.他的斗争性的确很有特点:
不管自己处在台上、台下,少数、多数地位,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标准。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有先天生理条件的差别,也有后天改造的积累.由于这两方面的优势,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路线上即显示出很多强项。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先后方面,由于年龄、环境的限制,稍后于陈独秀、李大钊。但后来者居上，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在建党初期,在各种斗争策略上,他即处于正确意见方面。在农民运动、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中,他的大多数正确意见受到压制。这时候有留洋学历的人们讥笑他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因为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对比，直到遵义会议才不得不请他出来指导军事工作。直到斗争的屡次实践证明毛泽东意见的真理性,在大多数人的拥戴下,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并不是靠霸道,靠好斗上台的。他是靠实践,靠真理,靠民主上台的。居于领导地位以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军事斗争路线和策略方面,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实践证明,他提出的,或者由他集中形成的意见,多数都是正确的.一个革命领袖，要正确实施领导，不能事事亲知，大多数必须靠从群众获得认识来源，这就靠领袖自身的综合判断能力，即思想路线，逻辑分析水平。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我党最能正确集中群众智慧的领袖。于是出现了一种局面,反对者不再敢轻言反对.更加坏事的是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看到毛泽东的稳定领袖地位,虽然心里反对,嘴里却唱着拥护的高调,以图自己的升迁.毛主席健在时,某些人拥护,亲自组织领导过一些斗争,但在毛主席身后,他们却完全变了脸.如有的人当年拥护并亲自领导负责过中苏论战的某些活动,毛主席身后,却说那是”说了一些空话”.这里应当肯定的是，张闻天虽有很多错误，但他比前面说的这些人要好得多，他是光明正大的，他的出发点是对党负责的，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或不一定正确，光明正大地与党内同志交流，这比那些因私利隐瞒自己意见的人好得多。亮明观点，正确的对党有益，错误的，可能得到纠正，于党也有益，隐瞒错误观点，多半是两面派。他们一方面当时伪装紧跟，窃取权位，事后翻案，危害革命。毛主席文化革命中所指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就是这些人吗？虽然有些人说毛主席对当时的阶级状况作了错误判断，但当时，特别是事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判断的正确性。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与不同意见辩论是否就是不民主？他只能无条件采纳别人的意见，才是民主？面对这种抵制马列主义批评，保护错误的观念，毛主席不得不提示某些人：“我也有发言权！”那些一贯以反马列主义为正确的人，当然要屡遭毛泽东的批评，如是这些人就说毛泽东霸道。打开《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选五卷》，点名道姓的，批判、论战性的著作，马、恩、列比毛不是更多吗？梁红等反马列主义者，如果生活在马、 恩、列时期，不会说马、恩、列更是霸道吗？马列主义就是在批判旧事物、旧理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将此概括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何其为错。马、恩、列对党内错误，批判是极其严厉的，点名道姓是常事，言辞激烈，讽刺挖苦不乏其例。毛泽东照顾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党内斗争先是或多是和风细雨，点名道姓，公开批判者极少，他既坚持了马＼恩＼列的原则，又力图避免了斯大林扩大化的错误。要是像梁红这种形而上学，信口雌黄的人当了权，情况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

3、所谓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阶级性。毛主席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好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有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见２００６年11月11日第45期《文摘旬刊》21版《21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的起源》一文）毛主席的教导揭露了梁红之类的某些人好象反对一切个人崇拜，实际上反对一个阶级领袖人物，而崇拜另一个阶级领袖人物的阶级实质。在某些人那里不是批了对“功劳第一位”的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后，不是在推行连第几位都排不上的人的“凡是”吗？他说明：对自己阶级领袖的拥护或崇拜，是对敌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对马列主义的导师不是盲目崇拜，不是先验地唯心地崇拜，而是从长期实践检验中形成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崇拜，是因为他们代表真理，他们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因为自觉地维护、推尊、崇拜他们正确的理论和政治的权威地位，是赢得阶级的统一和团结，赢得正确方向，使自己的队伍不致分裂涣散，从而战胜敌人的条件。
那些靠人为大树特树，靠镇压、靠强制，靠欺骗形成的崇拜，是唯心的、虚假的“崇拜”，正是毛主席反对的“崇拜”。现在看得很清楚，某些人反对对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崇拜，是为了树立对他们自己错误思想的崇拜。很多文件，报刊文章无论在全面工作和具体工作中，都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只提他们自己理论、思想的领导。
崇拜的客观必然性、必要性、阶级性。“谁不希望自己说的话有人听！”这是毛主席回击某些人利用所谓“个人崇拜”发难时说的一句话。否定一个阶级的崇拜，多半会提倡另一个阶级的崇拜。马克思主义者不容否定无产阶级的崇拜，而搞剥削阶级的崇拜。
当初反对对毛泽东的崇拜，摆出一副很要民主，很要实事求是的样子。对比几件事就清楚了，说毛泽东时期不民主，常抓住76年天安门事件造舆论。毛泽东时期的天安门事件，公安部门只是劝阻，分散过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后来的天安门事件是动了枪和坦克的，是死了人的，而大量的亲帝反党分子安然出国。谁不民主，各自的民主保护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列宁早就说过，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常使用折中主义手法，“三项指示为纲”就是折中主义的代表作。当年有些人弹冠相庆实践检验真理一文的发表，庆祝他们可以口无遮拦地反对毛泽东的正确实践和理论，但事后人们质疑某些人的政策和言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时，他们却用“不争论”来我行我素，不讲实践检验，也不讲民主了。

二、究竟谁懂经济

1、按劳分配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梁衡以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的发明，并斥为错误。这足见今天大喊改革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家和政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之徒。按劳分配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进一步阐述，毛主席在1975年重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个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3节有详尽叙述，梁衡可以仔细看看，我不再赘述。
2、谁坚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梁衡说张闻天懂经济，意思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其实，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头目不仅说毛泽东不懂经济，还说他不懂政治、军事、外交。机会主义头目最无法否定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成就，但实际上也是表面承认。如毛泽东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们是不理解的。军事上的成果多半比较表面化的，比较好判断。经济上、军事上的失利原因评判起来可能分歧很大。经济上，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办得对不对？集体食堂，企业食堂资产阶级早就办过了，恩格斯不过讲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更有必要、更能办好而已。公有制，加正确的、社会的、计划的调节，即加上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的管理，加上总路线的指导，经济一定搞得好，一定持续发展。大跃进之所以没有搞好，不在于三面红旗错了，而是当时的管理者的世界观相当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相当多数的权力掌握在走资派手中。需要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变革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运行得以实现。毛泽东与刘、邓 分歧正在这里。饥荒，减产等等，大量现象是客观的，是共同看到的，分析背后的原因，却大相径庭。有些人否定正确、具体得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却十分看好为私有制服务的科斯定理和空洞的可持续理论。如果我们的经济有作风正派，思想路线正确的人来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计划的调节，即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路线，一定会比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得好。如今的所谓市场经济，仅从农副产品一项说，否定了社会计划和社会调节，由私人控制，以赢利为目的，不是供过于求，蔬菜烂在地里，就是供不应求，人为垄断，人们吃不起菜，供求平衡少有时日，这怎么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比“计划经济”好在哪里？斯大林时期和毛泽东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没有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接轨，也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共度危机，还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剥削，消灭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总结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市场经济必然恢复剥削，必然破坏生产力，不可持续发展。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

三、究竟谁的哲学水平高。梁衡说了一系列张闻天的功劳和毛泽东的不是，结论张闻天哲学水平高，这无疑是说毛泽东的哲学水平低。的确，评价一个人的认识能力，不但要看直接经验，更要看对经验的分析、综合、概括能力，要看人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一个达到自觉理论思维的人，要看其遵循什么哲学思维。毛泽东之高于他人之处，不仅在于他的阅历丰富（直接调查，了解古今一切间接经验），更在于他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哲学天才。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共运，在全世界得到公认。毛泽东晚年总结了一句名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看事情分不清本质与非本质，正是思想路线不正确，哲学水平不高的表现。正是毛泽东从井冈山、长征到陕北斗争的实践检验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才在艰难的历程中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才在七大当选为主席。当了五年总书记的张闻天没有继任或当选主席，是党的领导集体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党中央至今没有否定这段历史，只有梁衡等右倾分子才翻这个案。梁衡本人的哲学水平如何？从他的学历和文章看，不会涉猎很深。该文中他转述了恩格斯关于苹果的一句话。我看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没见过这句话。估计是梁衡的杜撰，因为读过马列哲学的人应当知道，那句话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附录：

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梁衡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4年还是8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决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

忍辱负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作为旁观者，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这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工农群众，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俩人惹下终身大祸。
　　1959年，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
　　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的说法，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但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为了党的团结，张闻天顾全大局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40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 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
　　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年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1970年毛泽东曾在175住了23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一个冷静、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我转身下山，一头扑入飞雪的怀抱里，也迈进了2011年的门槛。这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张闻天诞辰111年。
　　（选编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1年第5期）
（网上转载标题略有不同，这里选了较好复制的一种）